《找工作》笔记


找工作: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研究 / (美)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著;张文宏等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与社译丛)
书名原文: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ISBN 978-7-5432-1454-5


笔记

  尽管经历了技术创新的重大波动,但是关系网络在人职配置中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我们的经济行动中所需要的多数信息,当然包括有关工作或潜在雇员的信息“是敏感的、微妙的和很难查证的”,所以行动者并不相信非个人来源的信息,他们反而依赖于所认识的人。
  许多评论者长期以来认为,社会网络是中国经济的一种基本的独特润滑剂,关系,由于实际目的而使用的联系,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特别的,不管经济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某种形式的社会网络将总是重要的。其他人则论辩说:随着经济趋于市场化,经济生活将更具有非个人化的色彩。
  在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时期,当工作分配主要由工作单位来控制时,在帮助人们找到所期望的工作的过程中,强关系比弱关系更有效。这个发现与我在美国情境下的原始研究结论相反:美国劳动力市场是去中心化的,使用弱关系是一种主流的趋势。人们会根据这个研究发现进一步推测:当中国经济趋向于去中心化、劳动力配置变得更加非正式化时,弱关系将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私营公司的经济机会增多,公司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从庇护制转化为更具商业色彩的形式,权力平衡的重心从官员转向官员与商人之间更平等的地位,但是在这种新的状况下,关系的维持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林益民描绘了一幅相关的更宏观的全国图景,他认为,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经济领域交换关系的扩张,伴随着公司与地方官员之间和政治部门内部交换的类似扩张。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交换在过去30年发生了新的变化,并且极大地塑造了经济后果。

  由于本书的主题跨越了几个学术和实践领域——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力分配(manpower allocation),所以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视角来阅读本书。
  杰克斯及其同事认为,通常被假定为不平等根源的因素甚至在统计上并非与之密切相关,这个观点得到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和资料的支持。了解了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智力水平、教育层次甚至职业,并不能为我们提供预测其收入水平的显著杠杆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所观察到的极大的收入差异的根源是什么。他们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你寻找工作时,运气,亦即碰到的机会驱使你进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工作轨道,碰巧你可以在一个特定的社区找到某些工作、在你的工厂中需要大量加班工作,不管恶劣的气候是否摧毁了你的草莓产量,还是新的高速公路是否在邻近你餐馆的地方正好有一个出口,存在上百个不可预测的意外事件……总之,我们认为运气对于收入发挥了比成功人士所承认的更大的影响。”(Jencks,1972:227)
  这些评论确实是一种事后的想法,而不是作为分析的一部分。这可以解释关于可能将“运气”归属于系统研究的悲观主义态度。与此相比,《找工作》的中心议题涉及阐明通常被视为求职中“运气”的一个成分: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认识合适的关系人。杰克斯团队发现,职业内部与职业之间的收入不平等一样明显。我也发现这种收入差异与是否有个人关系作为工作信息的来源密切相关——收入越高,越可能存在个人关系。

  所有蓝领工人研究都表明,职位配置的正式机制至多不超过全部配置的20%。与此相比,60%-90%的工作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找到的,主要是通过朋友、亲属和直接申请获得的。
  仅有少数研究调查了白领工人。女性文员比蓝领工人(或任何性别的工人)更经常地使用中介机构和广告方式求职,但是也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工人更加依赖非正式方法找工作(Schultz,1962)。两项关于专业人员的研究–其中一项是关于航天工程师的研究,另一项是关于大学教授的研究-在找工作的范围内并没有显示出与蓝领工人研究的差异。在工程师研究中(Shapero et al,1965:50),68%的被访者通过非正式渠道找到了工作:其中51%通过熟人关系,17%通过直接申请找到了工作。在布朗关于大学教授的大规模研究中(Brown,1965b;1967),调查对象中的84%运用了非正式方法,65%使用了个人关系,19%使用直接申请方法找到了工作。
  没有任何研究超越了“信息是从‘朋友和亲属,那里获得的’这个陈述,我将特别精确地阐明作为信息传递中介的人际关系的起源、本质和维持。这包括询问工作变动者是如何及何时第一次认识最终为其提供必要信息的那个人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弱的还是强的,这种关系是在工作场合还是在社交场合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开始建立和信息传递之间是如何维持的。我也对信息传递的环境以及这些“朋友和亲属”如何正好掌握相关的信息感兴趣。我还将探索工作变动者的这些方面是系统地依赖于工作变动者的特征,还是一般的劳动力市场条件。
  在本导论中,我已经确定了基本的主题:个人关系在将人与工作联系起来这方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好工作是通过关系找到的。最好的工作——最高的报酬和声望及提供最高满意度的工作-最适合于用这种方式来填补。除了少量的有趣例外,那些没有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他们受到“结构”因素的阻碍。本导论简要地描述了这些因素,但是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因素,必须更详细地询问人们如何”使用”个人关系。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谁是在填补最隐蔽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如此关键作用的“关系人”,他们与被访者是什么关系,将被访者与工作联系起来的是什么关系,在什么环境下关于工作的信息才能被传递,谁是发起人,这些将是本书第一篇所关注的问题。

  成人的社会化就是不断的个人关系的积累。要实现向上流动,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弱关系资源。

书评摘录

原文:https://book.douban.com/review/2281397/#comments
作者:李继宏

  在求职起点获取工作信息,由家人、好友构成的强关系在工作信息流动中起到的作用很有限,反倒是那些长久没有来往的同学、前同事,或者只有数面之缘的人能够提供有用的求职线索。内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强关系的组成者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弱关系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因此能够使信息流行起来。

  在通过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当中,通过强关系(亲朋好友)的只有31.4%,通过职场上培养的关系高达68.6%。这也再次证明了“弱关系的力量”。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求职者往往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即使实际上有很多组织的空缺岗位找不到人来填补。对于雇主而言,有两个因素促使他们采用个人关系来招聘员工:第一,可以节省招聘成本,无须支付广告费用或者中间人(职业介绍所或者猎头)服务费;第二,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应聘者的情况;当招聘的岗位很重要时,比如说是财务工作人员或者销售主管,雇主就更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

  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人,只有30%对工作表示非常满意,而通过个人关系找到的,这个数字则高达54.2%。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关系在求职过程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人的个人关系越发达,他就越可能找到工作,甚至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

  通过正式渠道找到工作的求职者比例在20%以下,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上有80%的岗位供应处于不公开的状态。对于大学生来说,就算他们能够使用强关系,他们也只能得知80%的隐秘岗位信息中的31.4%,市场上依然有55%的岗位处于他们的了解之外。
  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同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上海生源的求职者比外地生源的求职者拥有更大的在上海找到工作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本地生源可以利用父母和亲戚的社会关系,他们获知的岗位信息从理论上来讲要比外地生源多出125%。就全国范围内而言,城市生源的求职者比农村生源的求职者更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目标地往往是城市,而不是在后者拥有社会网络的农村。更糟糕的情况是,农村生源的求职者在申请仅占全部岗位20%的公开岗位时,他们和城市生源的求职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往往也不是平等的。因为城市生源的学生更有可能在申请公开岗位的同时动用他们父母或亲戚拥有的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大的被录用的机会。
  由此来看,大学生就业难将给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就整体而言,农村生源的毕业生和城市生源的毕业生将会由于路径依赖造成的分歧而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上越离越远;当前农村和城市的鸿沟也将会因为这种求职过程的马太效应而被放大和加深。

  具有全球普遍性的是现代社会对技能的界定。在古代,技能的有效期几乎是终生的,但它现在变得越来越短。据估计,电脑修理工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必须三次重新学习他们的技能;医生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法律、科研和其他行业也遇到这种情况。
  除了技能本身寿命变短之外,现代企业选聘员工的标准也对此产生了影响。像微软、宝洁等现代企业,它们最看重的往往不是应聘者已经取得的成就(比如说大学课程成绩),而是“潜力”。甚至连普华永道、毕马威这样从事专业性极高的业务的企业,它们在招聘的时候也根本不看求职者是否懂得基本的会计原理。所谓的“潜力”,就是能够及时学习新的知识、解决不同问题、和各式人等相处的能力。
  教育部门对这种情况的反应是越来越不重视培养实践技能,而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为学生提供日后灵活应变需要用到的知识基础。
在桑内特看来,这种把实践技能排除在才华的定义之外的做法是极其肤浅的,它使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现代人丧失了匠人精神。素质教育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实践的技能:中文系的学生不会写公文,新闻系的学生无法独立完成采访,社会学系的学生不懂如何编制问卷,建筑系的学生看不懂复杂的设计图纸,会计系的学生做不了财务报表,诸如此类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毫无特点、毫无专长的千人一面的毕业生;即使他们真的获得了所谓的素质,拥有了所谓的能力,一旦毕业之后,他们也必将遇到无用的幽灵。因为正如桑内特指出的,普华永道、德勤、思科、高盛等前沿组织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它们所提供的职位即使全部是公开的职位,数量也极其有限。所有专业的人都去申请那些不限专业的岗位,结果自然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掉下河的永远是多数。而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需要的依然是有一技之长的求职者。不懂制作财务报表的大学生也许有机会进入毕马威,但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一个需要专职会计的小型企业。

  现在可以来谈谈大学生如何避免被就业了。自从世袭制度在人类社会消失以来,人们一直拥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认为先天的聪明才智比后天获取的资源更重要,生理的优秀比社会的优势更值得推崇和令人尊重。在大学里,领奖学金的永远是成绩最好、拥有最多科研成果的学生,而不是参加最多社会活动、拥有最多社会关系的学生。但正如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向我们展示的,如果你不打算毕业后继续深造,社会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它发挥的作用并不比知识的才能小。
  当然,正如桑内特的《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所指出的,如果你缺乏真正的一技之长,那么即使知道了哪里在招聘,你也未必能够被录用;就算被录用,你也未必能长久保住这份工作。要甩开无用的幽灵,摆脱被就业的悲惨命运,最重要的还是拥有匠人精神,专注地、持续地掌握一门技艺(可以不必和所学的专业有关)。在提倡所谓素质教育的高等学校每年培养大批——说难听点——无用废物的今天,一技傍身(无论是精通某门计算机语言还是图书编目技巧)能让你永远不会为找工作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