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书摘

发表于 2023-07-19 分类于思维科学阅读次数评论数

机器人叛乱：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加）斯坦诺维奇（Stanovich,K.E.）著；吴宝沛译.一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
书名原文：The Robot’s Rebellion: Finding Meaning in the Age of Darwin
ISBN 978-7-111-50179-4

译者序

你是一个机器人！你有两个毫无人性的主人，一个是基因，一个是模因。你懵懂无知地在为你的主人卖命，哪怕为此丢了脑袋也在所不惜。这其实就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揭示的真谛：你是载体，是不朽的基因复制自身的工具，也是肮脏的模因复制自身的平台。
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基因传递是进化的标尺。有助于基因传递的性状，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而保留下来，保留在我们的心智中——无论这种性状是合作还是背叛，是亲密还是残忍，是觅食还是择偶，是忠贞还是花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化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作为适应装置的人类心智模块，如何解决进化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帮助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适应环境，繁衍生息？其实，他们这里有一个默认前提，即基因跟载体大多数时候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基因传递有利的性状，常常也对载体有好处。这些发现让我们坚信，进化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她爱我们。
斯坦诺维奇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这本书中不断强调，基因跟载体大多数时候的关系都很好，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可是，斯坦诺维奇也敏锐地意识到，在少数情况下，对基因有利的情况未必对载体有利，比如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垃圾 DNA，比如鲑鱼繁殖之后马上就死，比如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分离畸变。此外，即使在进化环境中作为适应器的某些身心装置，也可能在现代环境中给载体带来巨大代价。

前言

普遍达尔文主义有一个令人震惊、叫人不安的洞见：人类是两种复制子（基因和模因）的寄主，而它们不关心人类的利益，仅仅扮演着复制管道的角色。理查德·道金斯总结了 20 世纪生物学的深刻见解，让我们在惊惶不安中意识到：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事实上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现代进化科学让我们正确了解生物学，不过，这个学科带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寓意。比如，人类被视作巨大的复制子殖民地，这些为数众多的复制子拥挤在笨重的载体中。本质上，人类就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为基因殖民者服务。
同样，我们也是模因（文化的信息单位）的寄主；这是一种破坏人类自主的亚个人实体。跟基因一样，模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的复制子。总之，基因包含构造身体的指令，这个身体可携带基因，帮助它们传播自己。总之，模因被用来建立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则帮助模因传播自己。模因研究引发的最根本洞见就是，一种观念，即使不是真的，即使不能以任何方式帮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也能传播开来。

第1章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

现代进化理论的寓意以及认知科学的进展，将在 21 世纪导致许多传统概念的土崩瓦解，即使人们已跟这些概念共同生活了很多个世纪。举个例子，假如相信传统的灵魂观念，你就应该知道，对进化论的寓意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更完整评估正在摧毁这个观念，而且，这个过程将在你临死之前完成。在这本书中，我打算敦促世人，我们必须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努力建构另一套跟生物科学和认知科学一致的世界观，而不是花力气避免或掩盖这些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接受认知科学和进化论揭示的令人不安的事实，而不是跟它们战斗。

为什么杰里·福尔韦尔是对的

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抛出了一枚定时炸弹。到目前为止，这颗定时炸弹还没有完全爆炸。它指出，实际情况跟刚才说的完全不同：我们被构造出来是为了给基因服务，而不是相反。流行的观点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制造我们的副本”，这里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我们存在，是为了让基因制造它们的副本！它们是主要的，我们（作为人）是次要的。我们存在的理由是为基因服务，而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基因才把我们制造出来。
事实上，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知道，“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种观点说不通。我们从不制造自己的副本，只有基因才这么干。显然，我们的意识并没有在我们孩子那里得到复制，因此，我们没有在这个意义上延续自我。我们把一半随机的、乱成一团的基因传给自己的孩子。到了第五代时，我们跟后代的遗传重叠将减少到 1/32，这个比例通常在表现型水平上都难以觉察。“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制造自己的副本”，这个谬论背后存在一个错误观念。道金斯对此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我们被制造成基因机器，我们被创造出来是为了传递自身的基因。不过，三代之内，我们这一方面就会被人遗忘。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孙女，都可能跟你长得像……但是当每一代人不断生儿育女，往下传递，你的基因的贡献就会减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达到一个可以忽视的程度。我们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是基因的集合，也就是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注定要分崩离析。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威廉的直接后裔。然而，她很可能并不携带老国王的任何一个基因。我们不应该在繁衍之中寻求不朽”（199）。
普遍达尔文主义中内在的危险。这些危险是什么呢？我们首先看一个显而易见的选项：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这就意味着，人类不是上帝或其他任何神灵的特殊设计。它意味着，人类的出现没有任何目的。它还意味着，就生命形式而言，没有任何天生的“高等”或“低等”（见 Gould 1989，1996，2002；Sterelny 2001a）。简单地说，一种生命形式跟另一种一样好。
其次，存在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进化无意义。这个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进化是一种算法过程（Dennett 1995）。一个算法仅仅是一套形式步骤（即配方），用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我们熟悉一种算法，即计算机程序。进化就是一种在自然界中而不是在计算机上执行的程序。设想有一种最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即复制那些在选择过程中存活下来的实体。根据像这种程序一样简单的逻辑，算法式自然选择过程（机械地、盲目地）构造出了像人脑一样复杂的结构（见 Dawkins 1986，1996）。

复制子和载体

在某个历史时间点上，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化学成分的原始汤，从中演化出了稳定的分子，道金斯把它们称之为复制子，因为它们能复制自身。复制子越来越多，达到一定程度，它们就发展出了复制的精确、多产和长寿等特征。也就是说，它们能精确地复制自己，制造数量巨大的副本，而且自身能保持稳定。紧接着，原始食肉动物出现了，它们能分解竞争性分子，还能使用其中的成分复制自身。其他的复制子发展了蛋白质保护涂层技术，以此来抵御这种食肉动物的“猎杀”[2]。当然，还有的复制子创造了更复杂的容器，把自己安置其中，这些复制子也能存活和繁殖。
道金斯把这种复制子置身其中的复杂容器称之为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其实就是载体，而且，载体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决定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成就。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复制子的成就不外乎就是跟对手复制子相比，增加自身在复制子群体中的频次。简而言之，复制子是这样一种实体，它们能在复制之后，把自身结构相对完整地传递下去。载体是跟环境互动的实体，它们跟环境互动的差异化成就，导致了置身其中的复制子的差异化复制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道金斯把载体称之为复制子的“生存机器”（survival machine）。接着，他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惊天秘密：
生存机器变得更大，更复杂，这一过程是渐进的、累积的……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自然选择将会产生怎样怪异的、自我保存的机器呢？40 亿年的时间过去了，古老的复制子的命运是什么呢？它们没有消亡，因为它们是过去的生存艺术大师。但是，不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寻找它们；它们很早以前就放弃了自身的自由。现在，它们像殖民者一样群居在一起，安稳地寄居在庞大而笨拙的机器人体内，远离外面的世界，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跟它沟通，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它。它们在你体内，也在我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而且，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就是保存它们。这些复制子远道而来。它们现在的名字叫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1976，19-20）
我们的基因是复制子。我们是它们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强调过这一点）现代进化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对于基因复制来说是一个好载体。思考一下相反的情形，即基因存在是为了让我们复制自己。正如道金斯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很深奥的错误”（237）。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在思考进化时都很容易犯这个错误。即使在生物学家中，一不留神，它也可能成为一种默认的思维模式，因为“单个有机体在生物学家的意识中最早出现，而复制子——现在被称为基因——被看作单个有机体所使用的机器的一部分。需要靠深思熟虑的心理努力，才能让生物学重新走上正轨。这种努力也会提醒我们，复制子在先，无论是它的重要性还是它的历史，都是如此”（265）。
简而言之，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最终目标，就是作为一种复杂的生存机器，为现在的复制子（基因）服务。面对这一点，我们畏葸不前，惊惶不安。
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存在终极理由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继续扮演生存机器的角色。

道金斯承认，自然选择的进化有一个非同凡响的洞见，让自己也大吃一惊。从基因眼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生存机器，是盲目的机器人载体。我们被植入程序，以保存被称为基因的自私分子。这是一个直到现在也令人震惊的真相。虽然很多年前我就知道这一点，但现在自己也没有完全适应。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拿这个事实把其他人也吓一跳。”这个观点的确令人惊诧。如果你愿意，请想象一下，“独立的 DNA 复制子像羚羊一样跳跃，奔放不羁，自由自在，世代相传。它们通过生存机器而临时组合，聚在一起，摆脱了芸芸众生终有一死的不断演替，打造出属于自身的永恒不朽。……身体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战的遗传代理人松散的、临时的联盟。这些代理人彼此之间并不熟悉，直到在精子或卵子中准备下一次伟大的基因混合时才会见面。”（234）
简单地说，这就是令人恐惧的事实：我们是盲目的复制子制造的生存机器，这是一种叫作自然选择的算法导致的结果。

我使用机器人 [3] 这样的说法，是想让读者浮想联翩，以便对付我们朴素心理学中根深蒂固的直觉。举例来说，有一种直觉认为，基因存在，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的目标。相反，我们需要明白，人类存在，是为了构造载体（在植物和动物中有成千上万种不同载体，人类不过是其中的一类），以便为复制子的繁殖目标服务。
在本书中，我有意使用道金斯用过的术语，因为它们富有煽动性，比如载体和生存机器，而我不想减弱语言所能唤起的进化的洞见，想要使它富有感染力。只有当我们能理解这些另类的观点，体会到它们是多么令人不安时，我们才有动力付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认知变革的努力。比如，生物哲学家戴维·赫尔和其他人 [4] 更喜欢用交互子（interactor）而不是载体这样的术语，因为后者含有被动和消极的意味，看起来减少了有机体本身（跟复制子相比）的因果主体性。他们认为，交互子这个术语更好地传达了有机体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交互子的说法在严格意义上更合适，但是我会继续使用载体这个词，因为它传达了令人不安的逻辑。通过这些逻辑，进化论颠覆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动摇了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特殊位置。对我的目标而言，更重要的是，当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到自身的生物起源时，载体这个术语更清晰地刻画了人类面临的挑战。本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是人类不能认识到他们是以盲目复制子的载体这一身份诞生于这个星球上，那么，他们就有成为被动管道的风险，而这些管道是为了基因的利益和目标存在的。在人类语境中使用时，载体的说法带有轻蔑的含义。它丢下一封必要的战书，在我看来，这反而更能激起人类认知变革的努力。
类似地，使用“生存机器”和“机器人”这些术语，遵循相同的逻辑。它们同样被有意地、带有挑衅意味地加以使用，这是为了引发令人不安的直觉——我们必须寻找出路的直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令人不安的直觉促使我们推进必要的认知变革，因此，这样的术语大有用处，它们帮助我们维持这些战栗不安的直觉。举个例子，道金斯曾经雄辩地指出，人类能反抗自私的复制子的独裁统治，他们是能这样做的唯一载体。要是可以把人类理解成生存机器——笨手笨脚的机器人，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由复制子制造出来——那么，他们也是唯一被设想能煽动一场反对复制叛乱的生存机器。根据道金斯的优秀传统，我将使用“机器人叛乱”指代来自进化洞见和认知变革的方案，它们将带领人类超越复制子的有限利益，以界定自身的自主性目标。

读者应该理解，对复制子活动的拟人化描述仅仅是一种简单说法，这在生物学著作中很常见。因此，对于这里提到的句子“复制子发展了蛋白质保护涂层技术来对抗攻击”来说，它的更完整也更笨拙的说法是，“构造具有蛋白质保护涂层的载体的复制子，它们在群体中将更为常见”。我会继续这么做，即使用隐喻语言描述复制子和基因，说它们有“目标”和“利益”。我对读者有信心，他们会明白这些仅仅是简单说法。正如 Blackmore（1999）指出的那样，“‘基因想做 X’的简单说法，永远可以被更详细地表述为‘做 X 的基因更可能传递下去’”（5）。不过在表达复杂观点时，后者会显得笨手笨脚。因此，我将学习 Dawkins（1976），“给我们发通行证，让我们讨论基因，就好像它们具有意识目标一样。我们能把自己草率的语言翻译成备受尊重的术语，要是我们愿意的话，而这会让我们安心”（88）。

控制论中“机器人”并不含有僵化的寓意。恰恰相反，很多高水平电脑程序在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体配备了相当灵活的能力，使它们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输入。现在，人们更普遍地意识到，当一个现代机器人穿越它的环境时，并不是被一种基于每时每刻的程序控制着，而是在机器人开始执行它的环境设定之前就完成了编程。这里的类比是，基因编程产生载体，但并不精确地知道载体在环境中会遭遇什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属性（基因缺乏远见）将给载体事实上逃脱基因控制创造机会。

人类是哪种机器人

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更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之后，它们就没法这样做了……就像国际象棋的程序一样，基因为了‘指导’它们的生存机器，必须采取宽泛的策略和巧妙的技巧，而不再是面面俱到……这种编程的优点是，它大大减少了细节性规则，而这些原本都要内置在原始程序中”（55，57）。人类的大脑代表：
朝向生存机器解放的进化趋势的高潮，这里的生存机器是它们最终主人基因的决策执行者。通过左右生存机器和它们神经系统建立的方式，基因对行为施加了终极控制。但是，那种即时反馈的接着要做什么的决策被神经系统承担了。基因是主要的政策制定者，而大脑是执行官。然而，大脑变得越来越发达，通过玩弄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伎俩，它们接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甚至能自行制定实际的政策。这一趋势的逻辑结果——目前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物种中出现——将是这样的情形，基因最后给生存机器一个整体的政策指导：为了让我们活着，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59-60）
道金斯说的弱约束控制，额外建立在强约束的遗传控制机制上，这是一种更早内置在大脑中的进化适应器。两者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弱约束机制没有取代强约束机制。可以说，不同的大脑控制类型进化而来，并没有取代早期的控制模式，而是在它们那一层之上又加了自己这一层。[2] 当然，后者也可能导致早期结构的改动（见 Badcock 2000，27-29）。不同的大脑系统给基因目标编码时，直接程度不同。在人类中，所有形式的大脑控制通常同时运作（这一主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这就有了认知协作的需要，因为不同程序之间可能存在认知冲突。机器人叛乱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冲突，实现个体的最广泛利益。在下一章中，我将介绍一些心理学中的任务案例，这些都是心理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评估哪种类型的控制系统说了算的工具。对现在的讨论来说，读者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是自然选择的创造物，进化已经在我们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灵活的系统，这个系统具有道金斯暗示的终极的弱约束目标“做你认为最好的选择”。然而，有趣的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动物，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要问：最好的选择，这是对谁而言？

我们的行为，在为谁的目标服务

蜜蜂拥有如图 1-1 所示的目标结构。标记为 A 的区域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复制子跟载体目标一致。在这个区域中，很多目标同时并行不悖地服务于复制子（在蜂巢里，蜜蜂拥有促进复制的功能）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连贯有机体的蜜蜂的利益。[2] 当然，A 代表的精确区域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要点在于，存在一个非零区域 B，这里的一整套目标仅仅服务于复制子的利益，而跟整个载体的利益对立。要是通过牺牲自己帮助其他个体，能为基因的传递带来更大的好处，一只蜜蜂就可能牺牲作为载体的自身。比如，蜜蜂可能为了保护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蜂后，跟外来入侵者殊死搏斗，失去蜂刺而死。有时，基因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载体 [3]。

复制子的目标可能跟载体的福祉相冲突，这是一个违反直觉的观点。的确，他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观点：进化的运作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复制子的利益。

人类是生存机器，善于帮助他们自身的基因复制，因此，相互合作构造人体的基因才生存得相当惬意。而且，现在，我们拥有了理解那个无比重要的洞见所需的语言：这是一个令人眩晕的见解。毫无疑问，它是机器人叛乱的第一步。作为载体的人类，破天荒地意识到一个惊人事实：要是符合自身的利益，基因将总是牺牲载体。

所有载体都已满员！

基因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它们置身其中的载体，这怎么有可能呢？有一个观点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观点来自所谓的垃圾 DNA 现象。在大多数基因组中都有垃圾 DNA（Ridley 2000；Sterelny 2001a；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它们留在基因组中，并不为有用的蛋白质编码。可以说，在蛋白质编码的重要任务中，这些家伙不过是“凑凑热闹”。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遗传物质没有被转化成蛋白质，而仅仅是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它们并不帮助自己寄居其中的身体？直到人们把自私的复制子的逻辑想明白，垃圾 DNA 的谜底才被揭开。

它们在本质上就是寄生虫。如果基因必须为蛋白质编码，相互合作构造身体，以便更好地复制自己，它们就会这么干。可要是不必这么麻烦、这么辛苦，不必非得帮着构造载体，就能复制自身，那也很好。复制子只“关心”复制（当然，这是一种拟人化的说法）。

垃圾 DNA 的概念仅仅是冰山一角，因为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垃圾 DNA 在我们体内一路随行，而我们作为生存机器为它们服务，也为其他真正给蛋白质编码的基因服务。基因既不帮我们，也不害我们。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基因的利益跟载体的利益实际上会打架。这时候，基因诱发的载体行为并不符合载体本身的利益。比如，衰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Hamilton 1966；Kirkwood and Holliday 1979；Rose 1991；Williams 1957，1992，1996）。要是引发病变的致命基因出现在载体的繁殖期之后，它们就会保留在种群中；要是它们生不逢辰，出现在载体的童年期，这些致命基因就会被自然选择给剔除掉。不言而喻，当载体完成了繁殖任务以后，致命基因就一点儿也不“怜香惜玉”了。这就是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怪事：很多物种，比如鲑鱼，繁殖之后就会立刻死掉。

杂合子优势这个概念：如果杂合子比任何一种纯合子都有更高的适应性，既定的染色体位置上就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等位基因，这被称为多态性或多效性（Ridley 1996；Sterelny and Griffiths 1999）。不过，在逻辑上这意味着，杂合子确保的任何一种等位基因的成功（它们在固定数量的载体中扮演着建设者角色）将不是最优化状态（它们是纯合子），甚至某些（纯合子隐性基因）会带来严重缺陷。有一种隐性基因能导致镰刀形细胞贫血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2001）讨论有性生殖的起源时，也使用了同样的身体集合逻辑。他指出，当基因组变得相当复杂，也因此更容易遭受突变导致的各种功能障碍时，有性繁殖就可能作为一种对抗策略产生，它能包含和承受这些基因组突变带来的破坏。或者，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另外一种观点。这一观点来自生物学家马克·里德利，他说性之所以进化出来，是为了把复制错误集中在少数身体中（里德利使用“替罪羊后代”来揭示这种现象背后的生物学逻辑）。其实，不管发生什么，只要能“保证突变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不再累积，有性繁殖就有机会咸鱼翻身”。

哈奴曼黑叶猴存在后宫妃嫔现象，即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雄猴霸占了猴群中的雌性，独享跟她们性接触的权利。当一个年轻力壮的雄猴发动叛乱，篡夺王位，把原来的统治者推翻、废黜以后，他就会接管整座后宫。这时，所有雌猴怀中尚未断奶的幼崽就会凶多吉少。当它们被屠戮殆尽后，雌猴就会再次排卵，而新猴王也就能跟她们交配了。杀死所有的幼年黑叶猴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对“群体”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不过，如果从生存机器要想办法传递基因的角度看，雄性黑叶猴的残暴行为就能说得通。前面的案例，诸如分离畸变、杂合子优势以及性选择，都表明繁殖并不是为了“有机体的利益”。这个例子说明，繁殖也不是为了“整个物种的利益”。

自然选择，站在载体的角度看，目的并不是实现自身的最优化。许多动物被设计成这种模式：它们为了传递基因宁可牺牲自己。一路走来，人类是唯一能意识到这一点正在发生，也能尝试阻止它发生的动物！在进化论历史上，生存机器发动叛乱，第一次有了可能。

诸如分离畸变这种效应的存在表明，有必要采用生命的基因眼观点。单个有机体遭遇某种怪异或有害的影响，是因为有机体被构造而来是为了给基因服务—而不是为有机体自身的利益服务。

对“为了物种利益”或“为了群体利益”这种观点的问题，请思考另一个案例：在有性生殖的动物中，存在性别比的恒常性。在许多形成后宫妃嫔的动物中，比如象海豹，雄性能产生大量的精子，足以让一百个雌性怀孕。而大量的雄性从来没机会交配。过多的单身汉耗用了相当的环境资源，而这些本来可以给那些群体中生儿育女的雄性用的。如果生物条件是“为了物种利益”，那么有后宫妃嫔的动物不可能表现出 50∶50 的性别比。只有生物学的基因眼观点能解释为什么在象海豹中存在雌雄比例对等的现象，即使这一现象从该物种的角度来看没效率：使用博弈论的术语（Maynard Smith 1974，1976，1998；Skyrms 1996），基因对雌性“确定的事情”上的赌注跟对雄性“冒险”上的赌注具有相同的预期值（不那么以基因为中心，而是从多层选择理论角度讨论性别比的文献，见 Sober and Wilson 1998）。

你的基因更关心你，而不是你应该关心它们！

一个灵活的大脑通常很忙，它要不断协调众多的长期目标，比如它自身的生存目标和快乐目标。此外，这些众多的长期目标甚至会强大到压抑其繁殖目标的地步。从基因的角度来说，人类的大脑有时就像是狼奔豕突、横冲直撞的火星探测器。它太忙了，总在不停调整自己的次要目标，比如掌控你的环境、跟其他人交往，诸如此类。于是，大脑有时就会忽略复制基因的主要目标，而次要目标本来是要给主要目标服务的。

逃离基因的魔爪

这是一个生动的思想实验（一种想象，以便激发我们的直觉），由丹尼尔·丹尼特提出（1995，422-427）。这个实验出现于他的一本书中，标题是《通向未来的安全通道》（A Safe Passage to the Future）。我在这里打算把它润色一番。想象一下，这是 2024 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低温冷藏室，能把我们的体温降到绝对零度附近，保存它们，这样的话也许未来有一天，医学技术就能让我们活得更久，甚至长生不老。假设你想把自己保存在低温冷藏室里一直到 2404 年。那时，你走出冷藏室，看着眼前一个陌生的、光怪陆离的新世界，那时的医学或许能让你永远活下去。问题来了，你要如何着手“维护通向未来的安全通道”？也就是说，你得想办法，要让你的低温冷藏室能保留到那时，而不是在此之前被毁掉。记住，你不可能日复一日地在它周围转悠。

一种策略是为你的低温冷藏室找一个理想地点，以便它能在随后的四百年里高枕无忧。这个地点应该能对抗自然界的种种挑战，比如风吹日晒，还能获得各种防护（也许还能用日光提供能量）。这一策略的危险在于，你可能运气很背，找错了地方。未来的人类可能觉得，你选的地方最好是建造地球上的第一百万个购物商场。他们根据当时的法律剥夺你旧有的产权——这一点殷鉴不远，我们现在就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古代坟地上盖购物商场。因此，这种留在原地不动弹的策略有问题。它也许可被称为“植物”策略。

另一种策略代价更高昂，可被称为“动物”策略。你可以建造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它具备传感器和大脑，还能移动。接着，你把自己的低温冷藏室放在机器人体内。机器人的终极目标就是保护你，避免危险。要是它面临不利状况，就带着你一起自行移动，远走高飞。当然，为了生存，机器人还需要完成许多其他任务。比如，它必须保证能量来源，它的身体不能太热，等等。

除此之外，你的机器人还需要有相当高的智能，这样，它就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行为做反应。它自然会按照推荐路线走出购物商场，也能仅仅出于好奇心，就及时避开能把自己踩翻在地的大象群。不过，请注意，你的机器人运作起来很复杂，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像它一样的机器人，它们到处游荡，寻找食物和藏身之地。请你在想象中，用魔法变出数百家机器人公司。这些公司主动寻找客户，把更便宜的机器人推荐给他们；而且，这些新推出的机器人比 2024 年最早的一批同类具有“更多功能”。市场上，景区里，到处都是机器人。政府也许会着手开展调控机器人产业，甚至把机器人隔离在某些沙漠地区。美国有些州可能会想办法促进低温冷藏室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不再监管，让这些机器人在该州自由游荡。现在不少城市都在做同样的事：它们绝望至极，花力气吸引废物管理产业，以便“创造就业机会”。

你的机器人需要完成的任务，跟其他的机器人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这些机器人可能被植入了某些生存策略程序，这些程序会鼓励它们跟你的机器人交往。某些不靠谱的公司会卖次品机器人，它们为了削减成本，故意降低机器人功率。这跟我们现在的个人电脑面临的情形差不多，你必须购买额外的内存条，可事实上，这些内存条就应该第一时间安装在电脑中。需要及时升级的软件，也是这种情况——还是回到机器人这边。这些不靠谱公司给次品机器人植入程序，唆使它们殴打其他机器人，盗用对方的电源。

显然，你一定希望自己的机器人避开所有的潜在威胁，希望它的目标不受干扰。这毫无疑问。可是，不是跟其他机器人的所有交往都这么简单。事实上，这里的要点在于，你的机器人面临的数百年后的决策，是身在 2024 年的你难以想象的。请思考下面两种情况。

场景 A。这是 2304 年，距离将来你被解冻的那一天还有大概 100 年。你的机器人遭到殴打，它的电路出了故障。很可能它只能活到 2350 年了，那时它将崩溃，只留下你的低温冷藏室和它的电源。你无法移动。现在，你所在的地方容易受到各种因素和历史的影响，这就跟“植物”策略面临的不利状况如出一辙。不过，自从 2024 年以来，低温冷藏产业进展迅速，这时可能已出现了超级油轮大小的机器人，它们能携带数以百计的低温冷藏室。不少公司实际上已发现了这个市场空隙，于是，他们以旧换新，推出了下面的交易方式：超级油轮公司答应从旧有的单个机器人体内取出低温冷藏室，把它继续保存 150 年；这个时间对你来说绰绰有余，非常充裕。作为交换，机器人答应让公司把它拆除，重新使用它的某些部件（这个，就像未来的精算师以难以忍受的效率计算出一分钱的一百万分之一，也比在装有数千低温冷藏室的超级油轮中再加一个额外冷藏室要值）。

现在，想一想，你会让自己的机器人如何抉择？答案显而易见，你想让它牺牲自己成全你，以便你的冷藏室能保存到 2404 年。机器人毁灭，你活了下来，这对你有好处。从设计者角度来看，机器人仅仅是一个载体，一个容器。你现在就处于类似基因的位置上。你设计了一个载体，以便保证你的生存、你的利益，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你命令这个载体自毁来保护你。

如果冷藏室成员在这个例子中代表基因，那么，机器人代表谁呢？毋庸讳言，机器人就是我们自己。悟到这一点，我们在思想实验中的忠诚立刻转向。当机器人面对这场交易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想大声疾呼：“不要做！”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它将揭示弱约束控制中的一些悖论。

场景 B。你的机器人跟另一个单身机器人达成了一项互惠利他协议。就像某些类型的吸血蝙蝠一样，当一个机器人电量不够用时，另一个机器人可允许它插入插头，从自己身上获取电量，以便熬过一段特别脆弱的能量匮乏期。在吸血蝙蝠的例子中，如果某只蝙蝠好几天都没有收集到足够的血液，它的朋友就用反哺的方式给它补血。你的机器人利用同样的互惠利他协议，提高了它自己的生存机会。然而，你的机器人不知道，当好朋友从它身上吸收电量的时候，也会同时从低温冷藏室汲取能量，而这会破坏冷藏室，你也就没法成功被冷藏到 2404 年了。

这真是一个悖论：通过签署协议，你的机器人提高了自身生存的机会，没想到这样却损害了你，降低了你生存的机会。在场景 B 中，意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要是你的机器人拥有较少的计算能力，你的处境会更好。假如它体内植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指令，“永远不要跟任何机器人或人类签订协议”，你在场景 B 中将安全无虞。随着机器人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复杂，拥有的计算能力越来越强，它就越来越有可能为自己打算，而不是为你服务了。

当然，在场景 A 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推论，我前面没有提及。但它其实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话题，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也许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角色——它是你的奴隶，被你奴役。事实上，你一动不动，像个死人，它甚至都不认识你。而且，机器人现在作为一个自主性的实体而存在，它为什么不干脆把你扔到沙漠里，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呢？而它居然允许自己被拆得七零八落，保证你能登上超级游轮，好撑到 2404 年——太异想天开了！当你思考这个场景时，我们应该把下面的话告诉给我们的程序员：它们这些不速之客（指被冷藏的家伙）就是基因。曾几何时，它们进入我们的身体，还想以我们为跳板，要我们做牺牲，追求永垂不朽。

真知灼见：把人放在第一位

对于人类而言，好消息是他们将不再只是基因的容器。人类拥有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的认知变革程序开花结果，关键是要保证我们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不跟自己作对。这些达尔文式部分具有强约束特点，容易受基因影响。作为我们认知架构的一部分，它们依然驻扎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必须学会跟它们打交道。其实，我们手边就有可用的认知工具。它们能确保，我们达尔文式心智做出的反应符合我们的整体目标，为我们自身的利益服务。现在已有这样的文化知识了，要是能抓到手里，就能帮我们实现认知变革的宏伟蓝图。我将在本书第 3 章和第 4 章对某些认知工具加以讨论。也许，最基本的大脑工具就是某些最简单的洞见：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以平行系统的方式运作，常常同时在争取我们行为的控制权。而认知科学解释的真相就是，我们的大脑中发生着激烈的战争。

基因工程和为了人类健康和长寿而开展的基因疗法，也许代表了 Dawkins（1976）所谓的生存机器的终极胜利。依靠基因工程学技术，被复制子建立作为给它们服务的生存机器的我们，可以用它们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基因的目标（比如过了繁殖期依然存活）。

第2章跟自己作战的大脑

自发式系统：大脑中忽视你的那一部分

许多认知理论家强调[5]，在某种程度上，自发式系统的加工相当不聪明：当触发刺激出现时，它们就不问青红皂白做反应，直到反应完成；即使情况有变，即使它们的反应结果已是累赘。它们只处理相关的诱发刺激。不过，即使自发式系统不怎么聪明，它们也以自己惊人的效率对此做了弥补。跟缓慢、笨拙、计算昂贵的中心化加工（见下文）相比，许多自发式系统的加工能够平行进行，很快就出结果。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那样，诸如面孔再认、言语理解以及解读他人的行为线索这样的认知结果，要是能完成得越快，就越有适应性。

根据进化心理学家（比如 Pinker 1997；Tooby and Cosmides 1992）的说法，很多自发式系统的加工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不过，在我宽泛的自发式系统子过程的定义中，某些不是，它们通过实践获得了自发性。当然，我跟进化心理学家一样都反对福多：我们允许某些高水平或概念性的自发式加工过程，而不是局限于知觉领域。进化心理学家强调，高级认知过程也可具有模块性特点。同样，我也允许高级概念存在于自发式系统中。不过，我比进化心理学家走得更远。我认为，通过实践，概念化的系统和规则也能进入自发式系统。[7]这是一种人们组织他们认知的方式：明确训练高级技能，使它们转变为自发式加工，能自动执行，这就为其他活动释放了中心化的加工空间。

丹尼特（1991，414）描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罗津实验，虽然是非正式的。实验如下。把你嘴里的唾液咽下去。没问题。好，现在找一个空瓶子，把唾液吐进去，然后把它一饮而尽。呀！太恶心了！不过，为什么？正如丹尼特（1991）指出的那样，“看起来这跟我们的感知有关：一旦某物脱离了你的身体，它就不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变得陌生，令人怀疑；它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变成了要被断然拒绝的另一个东西”（414）。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知道，我们对吞咽和对喝的反应不同，这是非理性的，可是这也不能取消两种反应之间的差别。知道得再多，了解得再深，都不足以克服面对瓶中唾液时的自发式反应。它同样也是大脑中忽视我们的那一部分。

认知加工的自发性不仅仅是预先配置好的倾向，也可以获得。这可以通过一个最古老的实验心理学范式加以说明；这个范式常被用来证明认知过程的自发性。这个所谓的斯特鲁普范式表明，当注意力指向别处时，自发式过程依然在执行（见 Dyer 1973；Klein 1964；MacLeod 1991，1992；MacLeod and MacDonald 2000；Stanovich，Cunningham，and West 1981）。这里有一个斯特鲁普范式的描述。实验的参与者看到一张卡片，上面有彩色的条带，他们被要求报告那个条带颜色的名称。在第一种对照条件下，条带不含有任何干扰信息。在第二种干扰条件下，条带标记使用的是另一种颜色，这种颜色跟条带本身的颜色不同。比如，一个红色的条带可能含有“绿色”这个词。在干扰条件下，参与者被告知要尽可能忽略颜色词，接着完成他们在第一种条件下的任务：给条带的颜色命名。
自动词汇识别的存在是这样推测的：跟对照条件下不存在言语刺激冲突（只出现红色条带）相比，在冲突条件下，人们的反应时会延长。由不相容的冲突性文字引发的干扰成了自动化的一个指标。研究者认为，斯特鲁普任务表明，即使参与者的注意力指向别处，他们对文字的加工依然会强制进行；是的，哪怕他们其实不想这么做。事实上，对于“当注意指向别处时，加工依然会进行”这一逻辑而言，斯特鲁普任务是一个极端案例。因为经过多次尝试之后，大多数参与者都会主动试着（虽然没成功）忽视那些文字。不过，词汇识别加工的自发性表明：别把注意力放在红色条带上，或“告诉自己忽略那些单词”，都无助于消除文字干扰。执行斯特鲁普任务的参与者证明，他们获得了一个忽略中心系统指令的大脑过程。

一次一步骤：用语言找出世界运行的方式

跟许多自发式系统（特别是达尔文式模块）语境限定的操作不同，分析式系统允许我们维持强大的脱离语境的机制，包括逻辑思维、推论、抽象、计划、决策和认知控制。另外一个属性，即序列加工而非平行加工，也能把分析式系统（系统 2）跟自发式系统区分开来。因为前面讨论的不少属性（自动化、弹道导弹式运行，等等），许多自发式系统能同时执行，而分析式系统一次只能处理一个观念。
尽管分析式系统对逻辑和符号思维而言很强大，可它的去语境化认知方式计算高昂，而且难以维持。分析式认知“不自然”，于是也很少见。因为它跟自发式系统不同，不是一个硬连接的大脑架构。相反，在《意识的解释》这本书中，丹尼尔·丹尼特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分析式加工靠一系列虚拟机执行，而虚拟机是由很多平行的大脑硬件虚拟出来的。虚拟机就是运行在电子计算机上的一套指令（“一个虚拟机就是一套暂时的、高度结构化的规则，这套规则由一个基于硬件的程序启动……这样就能给硬件一套巨大的、环环相扣的、做出反应的习惯或倾向”，丹尼特 1991，216）。简而言之，分析式系统在这种视角下更接近于软件（某些人称之为“心智套件”；见 Clark 2001；Perkins 1995），而不是一套独立的硬件架构。
丹尼特（1991）的模型跟一个观点有关系；这个观点在认知科学文献中反复多次出现。它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领域特殊性的自发式模块输出能被用作更为一般的目的，因而增加了行为的灵活性。[1]不过，分析式系统的串行功能难以维持，因为它们是在更适合模式识别这种并行功能的硬件上模拟出来的。[2] 这样一种看待自发式和分析式系统差异的观点，跟长期以来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反讽是一致的：人类擅长做的事，比如面孔识别、三维物体感知、语言理解，对计算机来说很难；而计算机很容易做的事，比如使用逻辑、概率推理，对人类来说就很难。现在，研究者对自发式和分析式系统之间为何不同的理解，把这种人工智能领域的悖论给厘清了。对计算机来说，它没有建立起历经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精细严密的自发式系统。于是，作为一种进化遗产，诸多平行而有效的人类自发式系统擅长的事，对计算机来说简直是难于登天。相比之下，作为一种用于逻辑的串行处理器，人类的分析式系统是一种最近才安装的大脑软件。打一个比方，它就像是一台组装机（在计算机科学中，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粗糙方案）运行在诸多平行的、为别的目的而设计的硬件上。相反，计算机最初就是有意设计的串行处理器，依据逻辑规则而运行（Dennett 1991，212-214）。怪不得，逻辑运算对计算机很容易，但对我们很难。
几乎所有的认知学家都认为，唯有分析式系统才能对语言输入做响应，无论输入的是内部语言还是外部语言。作为一种自我激励机制，语言为大脑的信息加工序列引入了更多的连续性。它好像也是唯一的认知模块通路介质，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模块没有彼此输出之间的通路。因此，在孤立的认知子系统跟存储位置之间，使用语言建立新的联结，这是一个额外的串行处理器的重要功能。
通过语言，我们能很快接收新的心智套件，还能即时安装和准备运行新的虚拟机（这是一种安装了的规则机构，暂时掌管处理器信息加工的逻辑）。因此，我们能迅速安装被其他人发现的心智套件，它们被证明很有用。比如，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将讨论无数决策科学家发现的策略，它们能帮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分析式系统也负责建立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一致性描述。回想一下，自发式系统将自动对刺激做出响应，使得加工产品进入工作记忆以便进一步处理，引发它自身的行动，或至少促发某些反应，因而增加了它们的反应性。分析式系统尝试维持一个连贯的故事，以便解释某个活动的全部，即使它对引发这个活动没多少贡献。人们发现，分析式系统会编故事，它们会对被自发式系统无意识引发的行为进行有意识选择。[4]我很快就会阐述，分析式系统对行为进行虚构解释的倾向会阻碍认知变革；而只有承认并考虑某些大脑子系统具有自主性的本质，这种变革才能发生。我们的分析式系统能学会对行为给出更好的描述性解释，这种解释跟神经心理学的事实更一致。学习这种技能，就是机器人叛乱的一部分。

假设思维和表征复杂性

除了某些领域，比如行为预测（所谓的“心智理论”）之外，脱钩是一种认知要求很高的操作。执行它的通常是串行的、加工能力要求较高的分析式系统。语言提供了一种离散的表征媒介，能让作为一种文化获得观念的假想得以蓬勃发展。举例来说，假设思维涉及表征假设，诸如条件句这样的语言行为提供了这种表征的媒介。对这种表征类型的序列操作，看起来主要依赖于一种分析式系统的功能。

表征复杂性的增加，以及伴随的脱钩能力的增加，都由于语言的获得而大大增强了。

无意识加工：火星人在你脑子里！

我们通常有意识思考的东西，我们分析式系统正在处理的东西，都是来自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输入信息。自发式模块无意识地把这些信息提交给分析式系统，任其调用。因此，很多理论家都强调，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生活都带着自发式系统的痕迹（Cummins 1996；Evans and Over 1996；Hilton 1995；Levinson 1995；Reber 1993）。自发式系统不只直接引发自动反应，而且，在那些自发式系统不直接引发某个反应的情况下，它也会给分析式系统提供输入信息，因而通过自己提供的认知表征的特点对分析式加工施加影响。倘若某些自发式反应或产物对我们的行为有不利影响，我们就需要加以补救，使用分析式系统提供的策略来对付它们。

大脑阐述了本章的论点。他说，“约翰像天生的盲人一样，对我每天大部分的日常生活都视而不见”（1997，223）。大脑慢慢向约翰宣布，不仅他的知觉和营养功能受他意识之外的大脑过程指挥，甚至他深层的概念加工也不全受他有意识心智的控制。大脑说，尽管约翰认为他作为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负责和指导大脑的活动，而事实上，约翰“被通报的，仅仅是我内部活动的极少数知识”（223）。跟我在本书中对自发式系统的描述一致，约翰的大脑告诉他，他大脑中的大多数活动都由诸多平行的、相对独立的计算通道执行。这些活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输出成了约翰分析式活动有意关注的焦点。
出于这些原因，大脑告诉约翰，他的想法很落后。约翰以为“他”控制着自己大脑的活动（的确，约翰的朴素心理学带有强烈的笛卡尔式二元论色彩）。事实上，大脑告诉他“我可不是约翰概念化的内部回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它们的怪异来源”（225）。使用我在这里提到的术语，大脑在告诉约翰，自发式系统对他的分析式加工提供了重要的输入信息。尽管约翰持有相反的观点，他也不能控制在他有意识推理和决策过程中的一切输入。
约翰的大脑想向他解释，约翰对他整个大脑的观点存在严重偏差，因为他过于依赖语言以及语言提供的概念。可约翰不能理解，这让大脑很伤心。当约翰继续坚持“他对我产生的梦幻式观点”时，大脑变得沮丧起来（226；参考前面提及的，分析式加工具有虚构倾向，以及下面要讨论的内容）。大脑感叹，说约翰看起来像个幸福的笨蛋，他对跟自己基于语言的认知模式不同的信息加工和信息存储操作一无所知。约翰的概念化倾向同样过于受语言的影响。他没有工具，不能思考跟他观点不同的加工模式。认知科学在继续探索平行的联结主义架构以及动力学系统模型，通过它们发展这种概念化工具。

我们有众多的自发式系统。在我们没有输入或意识（更确切地说，没有分析式系统输入）的情况下，它们忙于自己的业务。

在每一本认知科学和神经心理学的教科书中（比如 Clark 2001；Harnish 2002；Parkin 1996），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它就是盲视现象（Marcel 1988；Weiskrantz 1986，1995）。某些视皮层受损的病人表现出一系列令人费解的症状。他们的视野中有一个盲点或暗点。他们说，在自己这个特定的区域看不到任何东西。然而，实验者会说服他们，要求他们对一组固定的刺激做出迫选（比如，从两种形状的灯中选出一种）。面对这组置于他们盲视区域的刺激，虽然他们在现象性经验中看不到任何东西，可选择的准确性高于随机水平。举例来说，当在两种刺激中迫选时，他们的正确率居然高达 70%；尽管在每一次选择中，他们都说自己看不见。通常，这些病人需要被说服，必须强制选择，尽管他们认为这毫无意义。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只能靠猜，因为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还会怀疑，无聊的实验者到底能从这种无意义的任务中发现什么。
对盲视现象的解释，在细节方面依然充满争议，因为视网膜把信息传递到很多不同的大脑区域。然而，这一发现最基本的寓意却极少有争议。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病人大脑的某些区域能处理视觉刺激，但是负责整理信息、对意识经验进行言语报告的大脑系统没有达到阈值。说白了，它们没有发现这些信息。

盲视病人表现的无意识加工，不应该被认为仅仅发生在脑损伤的病人身上。在过去数十年里，知觉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心理学实验，在大脑和知觉系统完全正常的实验参与者身上，证明了无意识加工现象的存在。[1]这是一种正常的认知活动，无处不在。这些实验在细节上各有特色，但实验情形大致是下面的形式。一个参与者盯着一台速视器（这是一种用于呈现视觉刺激的设备，呈现时间极短，短至千分之一秒的数量级）或一个电脑屏幕，看见 A、B、C、D 四个字母中的某一个，不同字母一次又一次地在他们眼前快速闪现。慢慢地，实验者减少呈现时间，使得这些字母难以辨别，以便衡量人类的识别阈限。随着呈现时间的缩短，确认正确字母的准确度不断降低、降低。比如，从 100% 降至 90%，再从 90% 降至 75%。在某个呈现时间上，参与者常常说他们做不下去，因为看不清楚，没法识别呈现的字母。然而，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参与者抗议说自己看不清，他们通常也能以高于随机水平的正确率报告目标字母是什么。比如，对于四个字母来说，他们报告的正确率也许是 45%，这要明显高于 25% 的猜测水平。高于随机水平的正确率意味着，参与者其实能辨别某些信息，即使他们坚持，说实验者要求他们继续是白费功夫，因为他们只能瞎猜。就像盲视病人一样，这些实验表明，正常人能加工一些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刺激。

我们可以把正常人身上的这些现象加以扩展，即无意识加工的信息在整个大脑中会产生回荡效应，包括对语义水平加工的影响。认知心理学家广泛研究了所谓的语义启动效应（semantic priming effect），即如果每个词呈现之前先呈现一个跟它语义相关的词，这个词加工起来就会更容易。比如，如果在呈现启动词“医生”之后及时呈现目标词“护士”，人们对这个目标词的加工会更容易（通过反应时、电生理记录或其他技术来测量）。有趣的是，即使启动词呈现的时间极短，以至于参与者不能有意识地确认它们的身份，对目标词加工的促进效应还是会出现。跟前面描述过的实验一样，在这些启动实验中，参与者报告说，他们不能确定前面呈现的启动词是什么。可是，启动跟目标之间的语义关联还是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只有外围加工才显示出自发性，大部分概念加工也有这种特征。因为自发式系统的概念加工为分析式处理器提供输入，当深层的概念加工任务无意识中发生时，这些输入的根源对于意识而言难以触及。比如，许多最近的研究指出，社会和文化群体的刻板印象能通过无意识的激活加工而发生，这不完全是有意识思考的结果（Brauer，Wasel，and Niedenthal 2000；Frank and Gilovich 1988；Greenwald and Banaji 1995；Greenwald et al.2002）。

被自发式系统自动引发的概念联想影响重要的外在行为。数十年前，在一篇被广为引用的经典论文中，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搜集了很多证据，指出存在自发式的概念加工，而人们通常不清楚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结果呢，当分析式系统（这个加工系统以维持跟个人行为有关的因果模型为己任）必须解释这些情况下的行为时，它经常会为这个行为编造一个理由。而真正的原因存在于自发式系统中，在认知层面上难以触及。
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讨论了这方面很多案例，不胜枚举。而在他们的综述发表之后，这方面的文献还在不断增加。尼斯贝特和沙克特（1966）做了一个对实验结果的归因研究，非常典型。在研究中，参与者需要接受不断提高的电击，以确定他们能承受多大的疼痛。其中一组服用安慰剂（糖丸），然后被告知，这种药会产生呼吸不规则、心悸和恶心的效果。研究者假设，安慰剂组会把任何他们感受到的神经症状（呼吸不均匀、出汗、恶心）都归结为糖丸，而不是对遭受电击的焦虑，因此，他们更容易忍受强烈的电击。结果的确如此。跟没有服用药丸的控制组相比，安慰剂组忍受住了 4 倍强的电流冲击！
有趣的是，当询问他们为什么有能力忍受这样的电击时，安慰剂组参与者从来都没提糖丸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受到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个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当询问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强的耐受能力时，一个典型的回答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好吧，我想想。当我习惯鼓捣无线电之类的玩意时，只有 13 岁或 14 岁。也许，我已经习惯了电击”（Nisbett and Wilson 1977，237）。当研究者直接刺探问他们是否在实验中考虑过糖丸时，典型的回答如下：“不，我太担心电击了，根本不会想糖丸。”当更直接问他们是否认为糖丸引发了身体的各种反应时，典型的回答是：“不，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太忙了，老在担心电击。”（237）当研究者把实验假设拿给他们看，问他们觉得这些假设是否说得通时，通常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参与者认为，很多人的行为的确在假设情况下容易受影响，不过他们的行为是例外！
这种现象，即人们无法触及导致自身行为真正的大脑过程和刺激，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综述的许多其他实验中也屡屡出现。在他们描述的一个实验中，参与者看电影，在各个不同维度上评价电影。实验过程涉及的若干因素都会变化，比如屏幕的视觉焦点，以及观看电影时外面出现的噪声。某些因素影响参与者的体验和他们对电影的评价，而其他因素则不起作用。大厅的噪声其实并不影响参与者对影片的评价，不过，有 55% 的人都误以为他们的评价受到了噪声的影响。跟我刚才描述的电击实验不同，那个实验的参与者没有意识到影响他们行为的某个因素，而在这个实验中，参与者报告了一个事实上不起作用的因素，认为它有影响。
电影实验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人类的虚构能力，这一点被尼斯贝特和威尔逊（1977）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加以强调。他们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我们说的比知道的多：对心理过程的言语报告》（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我们说的比我们知道的多”，指的是即使面对那些在认知上没办法触及以便反思的行为和大脑活动（因为它们是自发式模块的输出结果），我们也倾向于提出解释。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描述的电影实验中，分析式系统仅仅是不能触及所有对电影评价的因素。这些因素数量众多，而且，它们由诸多的自发式模块提供，在认知上难以触及。然而，在为一个已发生的行为编造一个貌似合理的因果模型时，分析式系统毫无困难。不过，这个模型建立在朴素心理学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人们通常做了他们做的事，而不是基于实际上起作用的内部认知过程的优先知识。
分析式系统的虚构倾向，在一系列经典研究中得到了惊人的展示。这些所谓的裂脑人研究，由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和同事合作进行。[2]裂脑人经历了联合部切开手术，他们的胼胝体被切断（这是两个大脑半球之间最庞大的一组联结）。人类的右视野刺激投射到大脑左半球，而左视野投射到大脑右半球。这就意味着，对于裂脑人来说，视觉刺激可以很轻易就被完全投射到一个孤立的对侧脑半球。根据这个事实，加扎尼加探讨了两个大脑半球不同的加工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左半球大脑具有某种程度的虚构能力；这是控制语言产生的脑半球。
在一个著名实验中，加扎尼加把一张鸡爪照片快速闪现在裂脑人的左半球，同时把一张雪地照片投射到他的右半球。在很多照片中，右手（联结到对侧的左脑半球）正确指出了跟原来投射到左脑半球最接近的一张照片（鸡），而左手（联结到对侧的右脑半球）也正确指出了跟原来投射到右脑半球最接近的一张照片（雪铲）。然而，当问及为什么选这两张照片时，左脑半球（唯一能说话的半球）回答说“哦，这很简单。鸡爪是鸡的一部分，而雪铲能用来清理鸡棚”（Gazzaniga 1998 b，25）。参与者的左脑半球根本没接触雪地照片。不过，加扎尼加指出，左脑半球能看到左手（沉默的右脑半球）指向一把雪铲。裂脑人把这两个选择联系起来，编造了一个解释。
加扎尼加强调，这种虚构解释的倾向很普遍。他指出，参与者不会做出另一种反应：直言不讳，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选雪铲。相反，他编造了一个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他做出了有意识的选择，而不是承认他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原因。请留意，加扎尼加提醒我们，这种解释令人信服，因为裂脑人没有做出下面决定合理的回应，“你看，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选雪铲。我的脑袋被割裂了，难道你不记得了？我可能把某些东西投射到自己不说话的脑半球；这事儿经常发生，有一段时间了。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我选择那把雪铲。不要再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了。”（1998 a，25）可惜，左脑半球没这么做。在自己完全控制身体一举一动的假设下，左脑半球编造了一个故事。在尼斯贝特和威尔逊描述的实验中，参与者编造了他们为什么喜欢影片的解释，根据的是通常的朴素心理学，而不是对大脑内部过程的了解（因为认知难以渗透，他们无法触及这些信息）。跟这种情况类似，裂脑人也炮制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而不是准确思考相关的内部过程。
有的人有心理疾病，是因为脑损伤导致自发式模块运作失常，导致他们接收了很多不正常输入，于是，他们的翻译开始编造离奇的故事。替身综合征（Capgras syndrome），说的就是这种现象。[3]在这种疾病中，人们相信他的一个近亲（比如父亲或母亲）是一个替身。由于相信自己的父母或伴侣可能是替身，要欺骗自己，这些病人会攻击甚至杀死他们。这种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神经系统接受的自主指标跟明显的识别指标不同。替身综合征患者的脑损伤不影响他们的面孔识别系统，因此，他们能认出自己的亲人。然而，跟这些面孔进行情感联结的系统遭到了干扰。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可是没有适当的情感反应，这就带来了一种反常体验，这种体验需要翻译给出一个解释。对某些人来说，他们（可能预先）有归因偏差、推理偏差和信念固着，翻译可能就会跳到一个极端假设上（这些反常经验说明他们是骗子），然后参与维持这一假设的偏差性加工。就像加扎尼加的裂脑人在鸡和雪铲实验中的表现一样，替身综合征患者没有考虑下面的假设：他的分析式系统处理的信息有错误，因为他脑子坏了。无论是裂脑人还是替身综合征患者都坚信，他们知道自己脑子里发生了什么。而事实上，他们没有接触到自发式系统运作出故障的信息。
朴素心理学拒绝承认我们大脑中自发式系统的影响，这也会给没有脑损伤的正常人带来灾难性后果。洛温斯坦（1996）指出，这种倾向是导致人们药物成瘾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一篇跟行为的内脏影响（内驱力状态直接影响跟饥饿、疼痛和性欲望有关的快乐体验）有关的综述中，洛温斯坦认为，大多数人都低估了内脏反应的未来效果，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直接控制的效果。对于早期药物吸食而言，个人强烈的好奇心是主要原因。因此，洛温斯坦提出，相信自己能停止吸食，这是导致人们决定吸食药物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可悲的是，他们对自己控制大脑能力的理解是错误的，而这被当成了他们吸食药物的一个根据。他们的朴素模型，极力夸大了自己对内脏过程有意识控制的程度。
这些是某类情境中的若干案例。在这类情境中，我们必须让自己习惯于我们的自发式系统，它们就像火星人一样。自发式系统是一种进化史上的古老系统，它有时候会引发一些跟现代世界不搭配的输出。本书的一大主题就是，现代生活创造了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境：我们身居其中，必须诉诸分析式系统的评价和监督功能，必须克服长久以来服务于我们的习惯化反应。
人类学家唐纳德·西蒙斯（1992）指出，我们拥有专门的味觉机制，作为我们偏爱甜食的基础。这些可能是受下列事实塑造的进化适应器：当含糖量最高时，水果的营养价值最高。

因为具有古老的进化根源，我们的自发式系统容易引发某些反应，而它们很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这让我们觉得，自己的脑子里恐怕有火星人。当我们节食时，对甜食的不断渴望叫人心烦意乱。或者，举我在本章开头说的那个例子。当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被另一辆汽车挡住时，我们暴跳如雷，即使我们知道，这样做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任何意义。自发式系统的进化联结在某些其他的案例中更明显。强奸受害者的配偶可耻地拒绝她们，这植根于男人的性所有权模块（Wilson and Daly 1992）。对破相者的排斥，则植根于探测对称性和其他所谓美貌线索的进化模块，而这些线索仅仅是繁殖适应度的代表。（Buss 1989；Langlois，Kalakanis，Rubenstein，Larson，Hallam，and Smott 2000；Symons 1992）

我这里不是主张一种简化的柏拉图式观点，认为低级心智（自发式心智）应该永远被更高级心智（分析式心智）统治。我们将在第 7 章和第 8 章看到，有时候我们应该在自发式跟分析式系统冲突是，认同前者。有一篇哲学论文（e.g.，Bennett 1974；MacIntyre 1990）讨论了马克·吐温的一个小说主人公哈克贝利·芬，他经历了一场冲突：一边是感情上他应该帮助一个奴隶朋友逃跑，一边是分析判断认为，帮助努力逃跑在道德上是错的。

当不同类型的心智冲突时：分析式系统的覆盖功能

自发式系统执行很多有用的信息加工操作和适应行为，比如深度知觉、面孔识别、频次估计、语言理解、意图归因、欺骗探测、颜色知觉，等等。事实上，这个名单很长。很多理论家都强调，大部分精神生活其实都来源于自发式系统的输出。不过，如前所述，自发式系统的输出有时会跟分析式系统指定的高级行为目标相冲突。因此，有时候，我们必须借用分析式系统的监督和评价功能，以便平息或覆盖跟更一般目标相冲突的自发式输出。

弱约束大脑跟强约束大脑

平克（1997）指出，自发式系统“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复制建造它们的基因，而不是为了促进幸福、智慧或道德价值。当某种行为对群体有害，有损于行为者的长期福祉，难以控制，不听劝说，或是一种自我欺骗的产物时，我们通常会说这种行为‘情绪化’。说起来令人痛心，这些行为并非功能失调，而正是我们从精心设计的情绪中所期待的东西”（370）。平克这里使用了“精心设计”的说法，它的含义很特殊，一种故意为之的特殊，因为他想要触动读者，让他们思考一种新观点；我在第 1 章中提出的观点，也有同样的考虑。我们思考再三，才能想到平克说的是进化的精心设计，它让这些设计能更好地为复制子的利益服务。

通过实践，分析式系统的高级目标状态将被安装在更刻板、更僵化的自发式系统中；这是一种新的可能。对于载体而言，通过反思而获得的目标状态，可能会呈现出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们能战胜基因植入的目标，这种优势还会累积——“不要跟你老板的老婆调情”）。此外，它们经过训练，将被安装在自发式系统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人类的自发式系统反映了带有反思的分析式系统驻扎在大脑中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人类的自发式目标结构绝不等同于图 1-1 描述的达尔文式生物体的结构。

人类头脑内部有冲突的观点，这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是不少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主题。然而，我们现在有更好的词汇来描述这些冲突，而这些词汇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发现的支持和验证。即便如此，作家在描述这些冲突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细腻的感受。

自己试试：你能在著名的四卡片选择任务和琳达任务中覆盖自发式系统吗

设计出了类似于下面的“目的地问题”：
下面的每张卡片，一面是目的地，另一面是一种交通方式。这里有一个规则：“如果巴尔的摩在卡片的一面，那么飞机就在卡片的另一面。”你的任务是决定翻开哪些卡片，才能判断这个规则是对的还是错的。请指出哪些卡片必须被翻开。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类型的内容丝毫没有提高人们的表现。大多数参与者依然选择了P（巴尔的摩）和Q（飞机），或者只有卡片P，而正确的P和非Q答案（巴尔的摩和火车）被大多数人忽视了。

类似于“如果 P 那么 Q”条件推理形式的规则，只有在它出现由 P 和非 Q 构成的情况时才能证伪。

在四卡片选择任务中，我们存在一种明确的自发式倾向（PQ），它反对分析式系统的反应倾向（P 和非 Q，依次检查每张卡片的逻辑意义，就能得出这个结果）。有人在得出错误答案之前想了一阵子，这个事实跟参与者的选择是自发式加工的假设并不矛盾。设计巧妙的研究（有些涉及在线反应时技术）表明，大多数进行中的思考其实都只是对自发式系统引发的反应倾向进行合理化而已。

别跟掘地蜂一个样

本书呈现的认知模型给个人身份带来了有趣的问题。如果我们大脑的不同部分不和，计算出相互冲突的输出，那么，哪一个才是我们认同和谈论的“我们”呢？哪一部分，才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到底是谁”的最佳代表呢？在某些情况下，答案貌似很清楚。当一个人回避和排斥破相者，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好，他到底在认同哪一种认知输出呢：是回避，还是对回避的羞耻？这两种反应都来自同一个大脑。当一个丈夫没有安慰因遭受强奸而痛苦的配偶，但很快他又后悔没有这样做时，哪一种认知输出是丈夫应该认同的：没有安慰她，还是后悔没有安慰她？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希望人们认同羞耻和后悔，希望他们认为另一种反应远非他们的本性。我们以这种方式感受，原因在于，起初的反应是由自发式系统自动运作产生的（不适当）输出，未经思考或反思。而羞耻和后悔是对整个环境文本分析和反思的结果。我们觉得，在许多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应该认同他们的反思式心智，而不是达尔文式心智。

丹尼特在他 1984 年写的与自由意志有关的一本书中，要求我们思考自己对掘地蜂（Sphex ichneumoneus）行为描述的反应。雌掘地蜂为了产卵和孵化后代，会做很多事情。首先，她会挖一个洞穴。接着，她飞出去寻找蟋蟀。当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就会刺入蟋蟀的身体，把它麻痹，但又不杀死它。她把蟋蟀带回洞穴，放在洞穴口。她随后进入洞穴，确保一切安全，万事俱备。如果是这样，雌掘地蜂就会回到门口，把被麻痹的蟋蟀拖到洞穴里。然后，她就把卵产在洞穴里，密封起来，完事就飞走了。当卵孵化时，掘地蜂幼虫就吃瘫痪了的蟋蟀，那时蟋蟀恐怕还没腐烂，因为它仅仅是被麻痹了，但依然活着。
掘地蜂的所有表现，看起来相当复杂，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场动物智能的真实表演。表面上的确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将了解到，实验室研究表明，掘地蜂行为的几乎任何一个步骤都是精心设计的、面对自身环境中具体刺激而做出的刻板而僵化的程序性反应。举例来说，思考一下掘地蜂把被麻痹的蟋蟀放在洞穴口的行为：她检查洞穴，然后把蟋蟀拖进里面。科学家发现，这一套行为不是反思的结果，而是相当刻板的。当掘地蜂在洞穴里检查时，他们把洞穴口的蟋蟀移动了几英寸远。当雌蜂出来后，她现在就不会把蟋蟀拖进去了。相反，她会把蟋蟀再拖到洞穴口，又一次检查洞穴。要是门口的蟋蟀又被移动了一英寸左右的距离，雌掘地蜂还是不会把它拖进洞穴里，而是第三次把蟋蟀移到洞穴口，再一次回到洞穴进行检查。事实上，在某个研究者不断搞破坏的实验中，雌掘地蜂居然把洞穴检查了 40 次，也不会直接把蟋蟀拖进去。达尔文式动作的固定类型主宰着一定的行为顺序。当这种行为被具体的一套刺激引发后就会展开，而任何偏离这套顺序的偏差都不会被容忍。
在类似掘地蜂的情况中，当我们第一次观察到这种生物体如此巧妙复杂的行为时，恐怕会惊讶万分：它们乍看之下如此聪明。接着，实验就告诉我们，刚才描述的行为其实很机械。丹尼特把这称之为“当观察或了解昆虫或其他低等动物时，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活动热闹非凡，可家里一个人都没有！”（1984，13）。丹尼特引用了认知科学家道格拉斯·霍夫斯塔特（1982）的观点，提议我们把这种令人不安的特征称为“掘地蜂性”。他说，看到简单生物体表面行为的复杂性背后不过是简单、刻板的例行公事，这会让我们担忧：“有什么能让你确信，你自己不是掘地蜂，哪怕有一点点不是？”（11）。

认知双过程理论，以及本章讨论的所有目的，就是以不同方式告诉读者这样的事实：我们都有一点像掘地蜂。事实上，这些理论中有很多都强调，自发式系统的无处不在，以及分析式加工的罕见和困难，实质上都认为我们默认的加工模式跟掘地蜂一样。假如我们不想跟掘地蜂一个样，就必须坚持完成那个艰难的任务：调用认知能力，运行包括心智套件的序列模拟机，以便能监控自发式系统，确保它实现的是载体水平的目标。
自发式模块提供的输出，要是跟有理有据的分析式系统的输出有矛盾，它们就可以被视作“你体内的掘地蜂”。某些自发式过程是我们当前环境的产物，因为习得的规则经过多次练习就能自动执行。即使了解这一点，也不能减少我们对于掘地蜂性的恐惧。通过广告，通过我们青春期的同伴群体，或通过我们父母重复的教条（这些教条来自他们有限的经历，因而并没有使得他们跟掘地蜂有什么不同），像掘地蜂一样的反应倾向都可能被安装在我们的自发式系统中。可事实上，它们跟其他的自发式加工过程一样，都没有经过反省，都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只有那些经过反思被安装在自发式系统中的规则，才应该受尊重、被认同，即使这些规则有时候也会被过度概括（因为那时它们会自动运行），即使它们在某种情况下也需要被克服。

第3章机器人的秘密武器

选人而不是选基因：工具理性和进化适应是如何分道扬镳的

通常来说，在它们繁殖力消失之后，哺乳动物就不在个人生存领域投资了”（67）。米利肯这里说的是，活着只是最一般的目标，它只是很间接地跟基因复制的最终目标有关联。死亡的有机体无法繁殖。然而，活着并不能保证，一个有机体就能繁殖。生存被基因作为一种目标安装在自发式系统中，作为目标结构层级中一种必要而不是充分的欲望，最终导致繁殖。然而，当繁殖的未来条件不具备时（也许因为繁殖器官有缺陷或不能正常工作），载体依然想要实现生存目标，即使它已不再能为基因带来完全成功的结果。

让你的工具理性更充实

很多理论家（见 Nathanson 1994 的综述）提出，要是经过反思，我们宁愿取消某个欲望而不是实现它，那么它就是非理性欲望。其他理论家则提出，矛盾的欲望或建立在错误信念之上的欲望，也是非理性的。最后，可以认为，如果目标的预期效用跟它们被实现时的效用不一致，追求这样的目标也是一种非理性的标志

第4章自发式大脑偏偶尔让人悲伤的强约束心智的特点

正面思维的危险：自发式系统不能“想到反面”

假设下面的断言中，只有一个关于具体手牌的说明是对的：

有一张 K 在手里，或有一张 A 在手里，或两者兼有。
有一张 Q 在手里，或有一张 A 在手里，或两者兼有。
哪一个更可能在手里：K 还是 A？
你得保证，回答完了再往下读。
约翰逊-莱尔德和萨瓦里（1996）发现，有 75% 的参与者认为，A 比 K 可能性更大。这个回答是错的，这也是为什么约翰逊-莱尔德和萨瓦里给他们的论文拟了这样的标题“概率的虚幻推断”。这种虚幻来自，表征真实信息很自然，而表征可能非真的状态不自然。你可能依然受制于这个幻觉，虽然你已把注意聚焦在真实原则的陷阱上了。约翰逊-莱尔德和萨瓦里指出，人们在那个问题中做出虚幻推断，因为他们分别把每一种陈述都当成了真实，但是忘了其中一个陈述是假的，而且他们应该算出背后的含义。陈述 1 代表的意思是，有一个 K，有一个 A，或两者都有；每一种情况都在一行中表征出来，见下面的模型：
陈述 2 代表的意思是，有一个 Q，有一个 A，或两者都有；每一种情况都在一行中表征出来，见下面的模型。
因为包含 A 的行比包含 K 的多（4 比 2），这会导致参与者认为 A 出现的概率更高。参与者忘了，两个陈述中，只有一个是真的。他们没有考虑更复杂的过程，计算出要是其中一个模型不成立，另一个模型的含义。这是因为，两种陈述最初都表征为“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很复杂。
相反，要是问题在两种情况下表征为假，处理起来容易多了：
陈述 1 为假，如果：非 K 和非 A。
陈述 2 为假，如果：非 Q 和非 A。
现在，指导语说两个陈述中有一个为假。不管哪一个为假，手里都不会有 A。因此，手里不可能有 A，但是可能有 K，因此 K 出现在手里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当人们把事件状态表征为假时，问题计算起来就不会那么困难了。然而，认知科学的许多发现表明，自发式系统默认的表征倾向恰好相反。它习惯把注意焦点放在事件的真实状态上。约翰逊-莱尔德（1999）承认，对于一个计算系统来说，它是一个合理的默认设置。但是，他认为，这导致了处理科学假想世界的能力不足；在这个假想世界里，存在另外的处理结果，以及比较结果。只给事件的真实状态建模，这排除了第 2 章讨论过的假设思维。

现在，你选它；现在，你不选它：框架效应损害了人类理性的观念

人们的选择，有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选择，能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影响，比如，替代选项的呈现方式，参与者对替代选项做反应的方式（购买物品、口头指定、强制选择，等等）。在诸多相关文献中，这样的情况多达数十种。不过，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一项来自特沃斯基跟卡尼曼（1981）的早期研究。面对决策 1，请给出自己的选择。
决策 1　想象一下，美国正面临着一种罕见疾病的威胁，这种病预计杀死 600 人。有两种方案能对抗这种疾病。假定对项目后果的科学评估如下：如果实施项目 A，200 人将被拯救；如果实施项目 B，1/3 的可能性 600 人获救，2/3 的可能性没人获救。你更支持哪个项目，项目 A 还是项目 B？
面对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选了项目 A，它肯定能拯救 200 人。单独这么看，没什么问题。只要跟对另一个问题的反应放在一起，事情就变得诡异起来。实验参与者（有时候是同一批人，有时候是另一批人）要回答一个额外的问题。还是老规矩，请给出你对决策 2 的即时反应：
决策 2　想象一下，美国正面临着一种罕见疾病的威胁，这种病预计将杀死 600 人。有两种方案能对抗这种疾病。假定对项目后果的科学估计如下：如果实施项目 C，400 人将死掉。如果实施项目 D，1/3 的可能性 600 人获救，2/3 的可能性 600 人会死。你更支持哪个项目，项目 C 还是项目 D？
面对决策 2，大多数参与者都选了 D。因此，在两个决策场景中，最为流行的选项就是项目 A 和项目 D。唯一的问题在于，决策 1 和决策 2 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它们仅仅是对同一场景的不同描述而已。项目 A 和项目 C 是一样的。在项目 C 中，400 人死掉意味着有 200 人获救，恰好这就是项目 A 中出现的数字。同样，在项目 D 中 600 人有 2/3 的可能性死掉，跟项目 B 中 600 人有 2/3 的可能性死掉（“没人获救”）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决策 1 中更支持项目 A，你应该在决策 2 中更支持项目 C。但是，许多人表现出的是不一致偏好，问题的措辞不同，他们的偏好也不同。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参与者自己（当同时呈现两个版本的问题时）认为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不同措辞不应该带来选择的差异。
在上述疾病问题中呈现的不一致，违背了基本的理性决策公理，即所谓的描述不变性特征（Kahneman and Tversky 1984，2000）。如果参与者自己认为的无关特征影响了他们对问题的回答，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根本不具有稳定有序的偏好。如果无关紧要的问题措辞，就能逆转个人的偏好，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描述不变属性的失效，对我们认为“人是理性的”这一观念产生了严重影响，尽管这样的失效不难产生。决策文献中充斥着类似的案例，俯拾皆是。请考虑下面两个问题（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这是决策论文献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赌博框架情境：
决策 3　想象一下，除了任何你现有的财富，有人给你一份价值 300 美元的礼物。现在，你需要在两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
（A）肯定得到 100 美元；
（B）50% 的可能性赢得 200 美元，50% 的可能性没任何收益。
决策 4　想象一下，除了你现有的财富，有人给了你价值 500 美元的礼物。现在，你需要在两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
（C）肯定损失 100 美元；
（D）50% 的可能性损失 200 美元，50% 的可能性没任何损失。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86）发现，同一批人，有 72% 的选了选项 A 而不是 B，有 64% 的选了选项 D 而不是 C。同样，跟疾病问题一样，两个决策其实反映了完全相同结果之间的对比。如果有人喜欢选项 A 而不是 B，他们也应该喜欢选项 C 而不是 D。在选项 A 中，肯定获得 100 美元跟原来的 300 美元加起来，一共有 400 美元，这跟决策场景 4 中肯定损失 100 美元后的选项 C 总钱数（也是 400 美元）一样多。选项 B 意味着，50% 的可能性总额有 500 美元，50% 的可能性总额有 300 美元。跟决策场景 4 中的选项 D 相比，同样是 50% 的可能性有 500 美元，50% 的可能性有 300 美元。两者完全相同。
有个理论想要解释，为什么这些决策中会发生描述不变的失效现象。这个理论就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的前景理论（1979；Tversky and Kahneman 1986）。这些例子的共同点在于，在两类问题中，参与者在收益情况下都是风险厌恶，而在损失情况下都是风险寻求。他们发现，决策 1 中，肯定收益（拯救 200 人）比同样预期价值的赌博更吸引人。在决策 3 中，肯定收益（获得 100 美元）比同样预期价值的赌博更吸引人。相反，在决策 2 中，肯定损失（400 人死掉）明显不如同样预期价值的赌博有吸引力。当然，这里的“肯定损失”400 人，参与者觉得不怎么有吸引力，事实上，这个结果跟决策 1 中他们认为比较有吸引力的“肯定收益”拯救 200 人完全一样！
同样，决策 4 选项 C 中的“肯定损失”，跟同样预期价值的赌博比起来，也不怎么有吸引力。在这样两类问题中，参与者根据零点，以收益和损失的方式对结果进行编码，而不是评估选项的最终位置。这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9）前景理论最关键的一个假设（也见 Markowitz 1952）。另外一个重要假设是，损失的效用函数（负方向）比收益更陡峭。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面对积极预期价值的赌博，人们通常会有风险厌恶。你愿意跟我玩掷硬币吗？正面朝上的话你给我 500 美元，反面朝上的话我给你 505 美元？大多数人都拒绝这种对自己有利的赌注。表面看来，潜在损失比潜在收益小一点点，可在心理层面上，它比收益更大。
这里出现了两种人类决策时的特点，一种是效用函数差异化的坡度，一种是人们根据作为零参照点的现状，对选项重新编码。两种特点看起来也是自发式系统的特点。在决策情境下，它们是信息的自动化编码方式。它们不能被关闭，但是能被克服。比如，通过分析式策略，保证即使在问题进行不同表征时，人们依然持有不变的偏好。道斯（1988）指出，“前景理论描述的决策，是一种自动化加工的结果”（45）。倘若未被克服，我们编码决策信息的这两个特点能引起完全逆转的偏好，这意味着某种令人恐惧的影响，就像我们自发式系统偏好装置被构造的那样。这里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人们的偏好来自外界（来自有权力塑造环境、决定问题该如何呈现的人），而不是根据个人独特的心理而产生的内在倾向。因为大多数情境都可以任何方式被重新构造，这意味着，并不是人类拥有稳定偏好，可以被不同方式引发，而是引发过程本身就足以完全决定这种偏好是什么！这种观念，导致了经济学中“理性人”观点背后的基本概念轰然坍塌。此外，它还有潜在的社会影响。正如卡尼曼（1994）所说，稳定、理性、有序的偏好假设，被某些人拿来“支持这种立场，即我们不需要保护人们，对抗他们选择的结果”（18）。
描述不变性的展示还有许多不可忽视的现实影响。比如，在医学治疗的重要领域，结果信息通常要么被表征为损失，要么被表征为收益。麦克尼尔、波克尔、索克斯和特沃斯基（1982）的研究发现，跟前面的案例一样，用不同措辞表述同样结果，就能导致医生面对肺癌时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他们指出，无论对医生，还是对受过统计训练的人来说，这些人表现出的框架效应跟临床病人一样大。请留意，医学治疗的偏好居然会因为措辞不同而逆转，而这些措辞没有传达任何不同的信息，也没有改变结果本身。这有点儿吓人。这个案例表明，违反描述不变性是如何真正的可怕——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非理性反应。（它因为自身的不一致，违反了工具理性的基本约束，让人们无法得到他们最想要的结果）
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关键特征，即参与者似乎接受了问题的框架，把它作为一种设定，而不是尝试利用另一种框架看问题，以判断是否会有不一致结果出现。特沃斯基（1996 a）认为，“这些观察说明的现象可被称为接受原则：人们倾向于接受问题呈现的框架，在这种框架下评估结果”（8）。这里，我们有了另一个自发式系统加工偏差的阐述。在此之前，我们谈及了约翰逊-莱尔德（1999）的真实原则，以及被吉尔伯特（1991）检验过的斯宾诺莎的理解和接受的融合。自发式系统偏向于自动接受命题，也偏向于接受给定的语境。面对问题，要想让人探索其他的假设和框架，我们就必须使用分析式系统，克服这种自然的加工倾向。
这些违背描述不变性的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不计其数的文献，都揭示出这种不正常的判断普遍存在。[2]它们暗示，人们不能被刻画成效用最大化者；根据前一章对理性的界定，他们无法表现出一致的理性。另外，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人类的选择，轻而易举就被框架给改变了，这将带来不可忽视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自发式大脑的基本计算偏差

自发式系统加工贯穿于大脑所有的运作中，而且它们不能被“关闭”，不过可以被各个击破。

现代社会的自发式系统陷阱

由兰格、布兰克和查诺维茨（1978）做过的一个著名实验。在该实验中，研究者的一个同伙假扮参与者，想要插队使用复印机。在一种条件下，他会提供一个正当理由（“我能使用一下复印机吗？现在我急着赶时间”）。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他没有给出理由，仅仅是冗长的重复（“我能使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得复印”）。第二种情况下给出的解释信息远远少于第一种情况，可两种情况下，人们同意的可能性居然没区别。

在很多重要领域中，兰格式的“盲目”案例比比皆是。消费者报告（1998 年 4 月）记载了这样一种做法：有些汽车零售商列出一个价值 500 美元的项目，给它起名 ADM，然后把它贴在许多汽车的价格标签上。汽车零售商希望，有些人不会问 ADM 是什么东西。他们还希望，即使有人问了，这些人会被告知，它的意思是“额外零售标志”。这种情况下，也许还会有人不完全清楚这个名称的含义，可他们在不询问额外零售标志是什么的情况下，还是会付钱。简而言之，零售商希望，人们的分析处理器千万别正常工作，以免戳穿这种欺骗行为，从而确定 ADM 根本就不是什么跟汽车有关的要素。它更像是一场慈善捐款，代表零售商，要求消费者把 500 美元捐给汽车零售业。正如一个零售商所言，“每过一段时间，总有人不问任何问题就为此付钱”（17）。这里的盲目反应，代表着分析式系统克服失效，意味着购买者要把自己的血汗钱随便扔掉。

现代大众传播技术员已非常老练，他们善于利用人类自发式系统的默认设置。依靠自发式加工的沟通逻辑战胜分析式系统，除了广告商和竞选团队，连政府甚至都在这么做——为了促进彩票业发展，他们就这么干了。“你可能就是中奖者！”安大略省彩票委员会不停地在广告中发出这种刺耳的宣传。这样做，就让一个名叫 49 选 6 的彩票项目看起来招人喜爱，让你以为买它很容易就能中奖，可它实际的中奖概率是 1/14000000。

在一天里，我们数百次地探测频次，数十次地探测面孔，不断使用我们的语言模块，不时推断他人的想法，诸如此类。这些都是适应的，都有助于个人目标的实现。

市场经济非常擅长把非最优化行为倾向转变为效用，这种非最优化的自发式反应模式，将遭到某些人的利用。因为一本光鲜的小册子，一个消费者购买了手续费为 5% 的价值 10000 美元的共同基金，而没有购买同样表现、没打广告（也没有手续费）的空载指数基金。可以想象，他用一种最直接的方式，简单地选择放弃 500 美元，把它们送给了一个销售员，以及一个阔绰的共同基金公司的收益所有人。现代市场经济到处都充斥着这种自发式系统陷阱。而且，这些情况越是具有潜在代价，就越有可能是陷阱（汽车销售、共同基金投资、抵押贷款交易费用，以及出现在脑海中的保险单）。

第5章进化心理学出了什么问题

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智力至少有 40%~50% 是可遗传的（Deary 2000；Grigorenko 1999；Neisser et al.1996；Plomin et al.2001；Plomin and Petrill 1997）。这是否就是一种“功能上的表面属性”，无关紧要？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心理学家会这么想。要知道，无论在实验室里，还是在现实情境中，智力都是预测人类行为最有效的心理因素，没有任何一个现有的心理因素能把它比下去（Lubinski 2000；Lubinski and Humphreys 1997）。智力能预测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诸多表现，而这些表现在现代技术社会中，对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工具理性）格外重要。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即使在很多后工业社会，测量人们跟抽象事物打交道的能力，比如智力，依然大受欢迎，因为它能预测一个人能否找到工作，能有多少收入——它是这些表现的最佳预测因素。此外，心理测量文献中为数众多的发现，指出即使在排除教育水平的影响之后，无论是伤害回避行为，还是职场成就，抑或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高低，都跟认知能力有着密切关联。

可遗传的认知构念（智力、人格维度，思维风格）。

明显跟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有关的认知构念，诸如工作成就、人身伤害、人际关系中的左右逢源，以及物质滥用。

现代社会就是一盏钠气灯

人类的认知装置更擅长处理频次信息，而不是概率信息（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来说，频次表征能减少认知幻觉，但不能完全消除它）。比如，人们更容易处理这样的信息“在 1000 个人当中，有 40 个会染上某种疾病”。相比之下，他们不擅长对付同样内容的下列描述“人们有 4% 的可能性染上某种疾病”。我得承认，这类研究很有用，毫无疑问。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现实情形中，我们该如何呈现概率信息才能更容易被人理解（Gigerenzer，Hoffrage，and Ebert 1998；Gigerenzer 2002）。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脱钩自发式系统通过众多渠道提供的信息，它们发现了这些信息，还想把这些加入我们的决策中（“不，这个推销员是不是招人喜欢，不应该成为我是否要买一辆 25000 美元私家车的考虑因素”）。脱钩是分析式系统的一大功能。

自然母亲并不善良，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

比较选择激发了更多的分析式加工，而单个选项更可能跟自发式系统相关联，也更可能基于语义联想或生动性这些特点。贝泽曼等人讨论了消费者研究，指出品牌在消费者单独评估产品时更重要，但是在他们比较产品时就不那么重要了。在消费者决策中依赖自发式系统，就意味着公司依靠品牌知名度比依靠产品质量更能盈利。

另一组参与者则被问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购买一份价值 10 万美元的任意原因死亡险时，他们平均愿意支付 12.03 美元。这很自然。一个人搭飞机，有可能死于机械故障之外的原因，比如驾驶员出错或飞机遭到蓄意破坏（20 世纪 90 年代，一架埃及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副驾驶动了手脚，一头栽进了大海）。第三组参与者被问及，他们愿意花多少钱，购买 10 万美元的险种以防自己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结果他们给出的平均费用是 14.12 美元。这就有问题了。遭受恐怖袭击而死，这种风险显然包括在由于各种原因而死的风险中，可人们认为该险种只值 12.03 美元。那么，为什么我们愿意花更多钱（14.12 美元）以预防一种风险（恐怖袭击），而该风险仅仅是任意风险的一个子集？恐怖袭击的概率要小于任意风险的概率。通过一系列自发式加工过程，比如自动化的语义启动，“恐怖袭击”这个词引发了栩栩如生的场景记忆，从而人为夸大了这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恐怖袭击的担忧被夸大了，但因此也使得这种保险价值被高估。这些研究结果将被保险公司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

在另一个案例中，约翰逊跟合作者讨论了自动化的现状偏差（status quo bias）如何解释昂贵的保险决策，这些决策让宾夕法尼亚的消费者支付了数百万美元。他们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想通过减少诉讼权（同时降低诉讼费用），减少消费者的保险费用。不过，两个州的做法不一样。在新泽西，现状就是人们只有有限的诉讼权，而且很少诉讼。为了获得完整的诉讼权，消费者需要同意支付更高的费用才能获得它。而在宾夕法尼亚州，现状是消费者拥有完全的诉讼权。为了降低支付费用，消费者必须同意减少自己的诉讼权。在新泽西，只有 20% 的司机选择获得完整的诉讼权，而在诉讼权完整的宾夕法尼亚，75% 的司机选择保留它。一种基于自发式系统的现状偏差，会把消费者已拥有的保险特征设定为“正常”，然后把消费者冻结在当前状态下。宾夕法尼亚的改变由立法者推动，目的是为消费者节省巨额开支，而它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通过修改立法者的措辞逆转现状，为消费者节省了 2 亿美元的花费，即使人们的直觉告诉自己，保持现状就好。

第6章理性障碍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干了那么多蠢事

认知能力、思维倾向和分析水平

在当代的认知科学中，智力指标衡量的个体差异，其实衡量的就是算法水平上信息的加工效率。相比之下，正如心理学传统研究指出的那样，思维倾向和认知风格表示的是分析的意图水平的个体差异。它们跟理性有关，因为它们告诉我们个人的目标和认识价值观的信息。

理性大争论：过度乐观者、卫道士和社会向善论者之间的观点碰撞

在个人的一生中，重要的是，获取跟实现个人最重要目标有关的领域知识。这个过程被我称为知识获得的实用校正。知识获得很辛苦，而用于某个任务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只有有限的时间、精力能够投入求知活动中。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的努力需要校正，以便它能指向跟我们认为重要的目标相关联的领域。如果我们说某些东西对我们极为重要（比如，我们孩子的生命安全），那么我们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一定要知道这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根据这种观点，不给孩子系安全带的父母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知识获得的实用校正做得相当差。

理性障碍：化解聪明人干蠢事悖论

智力（一种算法水平的构念）的个体差异跟理性思维倾向（一种意图水平的构念）并不具有很高相关。[1]两种水平的个体差异因此可以分离。

当我们说一个人做了蠢事，通常指的是他们的行为不理性。或者，用更正式也更技术性的说法，因为在分析的意图水平上存在次优的行为调节，于是导致了这一行为。这里，我们不认为，某些算法水平的故障（对刺激的不正确编码、短时记忆出错，等等）导致了蠢事的发生。如果我们意识到，在朴素心理学的说法中，“蠢”的含义偏向于理性而不是智力，而“聪明”的含义偏向于智力而不是理性，那么“聪明人干蠢事”这个悖论将不复存在。

你想慢慢得到你想要的，还是很快得到你不想要的

理性，如果有的话，可能比基本的算法水平的认知能力更容易锻炼：一个人的短时记忆容量不太可能因为一时的指导就改变；而寻找跟替代假设有关证据的倾向，相比之下更容易改变。况且，理性对于实现个人目标也更重要。

继续使用无效的医疗手段，继续做出同样糟糕的财务决策，继续投票反对切身利益，继续错误地评估环境风险；而且，继续做其他的次优化决定。

根据工具理性的定义，理性思维保证你将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具有一般智力的理性思考者，也许会在执行计划的时候比较慢。然而，根据工具目的分析，那个计划是最优化的。相比之下，一个不理性的计划，无论被强大的算法机制执行得多么有效，都不能最大化人们的个人效用。社会过于看重智力，而对理性则相对冷淡。这也许暗示，我们现在接受的培养模式，会让我们更快得到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我们对智力的痴迷，我们对培养理性所必需的认知评估类型的普遍敌意，似乎就是要把我们改造成具有理性障碍的公民。

第7章才出狼窝，又入虎穴从基因到模因

模因的攻击：第二种复制子

模因的利益就是复制；把自己复制更多次的模因，以更高保真度复制的模因，以及更长寿的模因，都会在未来的世代中留下更多的自身副本。

艾伦·林奇（1996）讨论了传教模因的扩散。他用了这么一个信念案例，“我的国家武器不足，这很危险”。林奇认为，这个例子阐明了传教优势：“这个信念在寄主身上引发恐惧……而恐惧驱动他们在军事软弱方面说服其他人，为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制造压力。因此，尽管这个信念有恐惧的副效应，可它导致了说服。同时，其他的观点比如‘我的国家弹药充足’提升了安全感，但也减少了改变他人心智的紧迫性。因此，武器短缺的信念能扩散到大多数人头脑中，甚至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同样如此”。（5-6）

广告商在制造模因寄生虫方面自然是行家里手，这些模因骑在其他模因的头上。制造不加分析的条件信念，比如“如果我买了这辆车，这个美丽动人的模特就是我的了”，就是广告商的鬼把戏，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巧妙地摆在一起，让观念和图像产生虚假关联。广告商也会制造模因丛——一整套倾向于共同复制的模因（协同适应的模因集合）——把他们的产品跟某些有价值的物品联系起来。

理性、科学和模因评估

许多现存的模因不是真的，对我们实现自身目标也没帮助。这些在类别 4 中的坏模因包括不劳而获模因和寄生虫模因，后者模拟有用基因的结构，欺骗寄主，让他以为自己能从这些模因身上捞到好处。这些模因就像身体中所谓的“垃圾 DNA”一样：这种 DNA 并不为某种有用的蛋白质编码，可以说仅仅是“凑凑热闹”。正如第 1 章的讨论所示，除非我们把这些复制子的逻辑搞清楚了，否则，垃圾 DNA 就是一个不解之谜。一旦我们了解到，DNA 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复制自身，而不必做对我们（有机体）有利的事情，我们就不再困惑，就能理解为什么基因组中存在这么多垃圾。要是 DNA 能在无益于身体建造的情况下得到复制，那么对它来说，就这么做也很完美。让我再次使用隐喻性的语言，复制子仅仅在乎复制！
这一点当然也适用于模因。如果一个模因能保存和传播，而不必对人类寄主有帮助，那么它也会这么干（想一想连锁信的例子）。模因论促使我们提出新的问题类型：我们的信念中有多少是“垃圾信念”，仅仅在乎它们自身的传播，而对我们没有用？科学推论和理性思考的原则，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模因评估装置，用来帮助我们决定哪一个信念是真的，因此可能对我们有用，以及哪些真实的模因跟它们是一伙的。镶嵌在工具理性选择公理中的一致性检验，如果失败，通常就会把我们指向某些坏模因表征的目标；它们可对我们的人生计划没有帮助。

通过反思获得的模因：模因评估的纽拉特式项目

在某种意义上，自私的模因甚至可能比自私的基因更可怕，对人类的危害也更大。一个让人跳下悬崖的基因，将随着载体的毁灭而消失。可是，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模因，仍然能在我们这个媒体饱和的信息时代不断扩散。成为一个积极的、自身模因的评估者，在很多理论家看来，这是真正实现个人自主的必由之路。（比如 Dawkins 1993；Frankfurt 1971；Gewirth 1998；Gibbard 1990；Nozick 1989，1993；Turner 2001）为了确保是我们控制自己的模因，而不是自己的模因控制我们（“你要是不把这封信传下去，将来就会倒大霉”），我们需要很多知识工具，比如可证伪性标准，无混淆地检验假设，以及偏好一致性检测，这样才能把“垃圾”从我们信念和欲望的意图心理系统中给清理掉。

什么样的模因对我们友善

如果人们想要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预期效用最大化，他们就必须评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意识地，有意识评估的假设不需要）：对于每一个替代行为，这一行为得到每种结果的可能性，以及这些结果的效用（行为的预期效用就这样变成了效用乘以概率的总和）。要实现效用最大化，被评估的概率应该真实反映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

模因的终极妙计：为什么你的模因想让你仇恨跟模因有关的观点

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脱钩、对信念的中立评估、视角切换、从当前位置去语境化）。

即使是占有有限记忆空间和有限计算能力的中性模因，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限制了留给友善模因的记忆空间和计算能力。

站不住脚的模因使用的一种解除武装策略的方式，就是藏在现代的一句陈词滥调后面“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如果从字面上看，这种说法是在微不足道。一种观点仅仅是一种观点，一个模因而已。我们毕竟不是在一个极权社会。身处像我们这样的自由社会，人们被允许携带他们想要的模因，只要他们不因此给他人带来伤害即可，否则他们就要被惩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从来没有人否认这种所谓的“言论自由权”。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要求这种权利，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在自由社会的讨论中想要进行心智控制，想要（从字面上看）剥夺他们表达观点的权利？为什么人们继续说出这句“没跟人都有表达观点的权利”，而事实上这个陈述微不足道，这就会引发怀疑，人们实际上想要通过这句话获得不那么微不足道的结果（见 Ruggiero 2000）。通过说出“有权表达我的观点”这句话，某个人就是在发出一种额外信号，说不需要对这种观点如临大敌，于是这种观点就不受批判。因此，重要的是要理解，人们需要的要比表达和持有他们的观点多得多。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压制对他们观点的批判。至少，他们想要自己的对话者停止对这种模因进行理性辩论的要求。“言论权利”的抵制把戏已经跟我们的宽容概念相连共生，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运作得相当有效。一旦某个人举起了“言论权利”的盾牌，继续要求他给出观点的合理说明似乎就变得不礼貌了。因此，当一个模因的逻辑和实证支持很微弱时，一个非常有效的接种策略就是把给自己贴上言论的标签，使出“言论权利”的撒手锏。

协同适应的模因悖论

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1984）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把未来的自己视作不同的人，然后把这一点包含在我们的道德计算中，决定我们现在做什么（知道这些“未来家属”的生活将决定于我们现在的选择）。他的观点强化了本章前面讨论过的原则。它提供了一个未来的思想工具来帮忙，遵循的是模因评估规则 3 中的约束：对于欲望类型的模因，力争只安装不排除未来其他模因丛被安装的模因。编造未来自我的思想实验，有助于让我们跟现在的自我疏远，而这对坚持这一约束是有必要的。未来的“你”的集合，就像是现在你的赞助者。想到这一点，有助于防止当前自我主导所有的效用计算和行动。

另外一个案例来自哲学家约翰·罗尔斯（1971，2001）的研究。罗尔斯因为发展出了所谓的原初状态这个观念而广为人知。他发明这个术语是为了解决下面的问题：如何进行跟社会正义有关的争论，使得这种正义不受制于参与者自我利益的约束？原初状态是一种想象中的情境，在你不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的情况下，你说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该具有怎样的原则。罗尔斯想要人们采取推理的姿态，假设自己可能在某个社会中扮演任何角色，在此前提下看待社会结构的正义，以及确定他们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因为我们的意识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安装的（作为所谓的虚拟机软件）模因丛。

第8章不再神秘的灵魂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

洛奇让他的一个核心人物表达了这么一段话，可视作对本书基本原理的一个最好总结。他笔下的主人公拉尔夫使者，概括了我们目前的困境：
在进化史上，智人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现自己必死的物种。那么，他如何回应呢？他编造故事，解释自己为什么陷入这种境地，以及自己如何摆脱它。他发明了宗教，设计了葬礼习俗，他编造了来世和灵魂不朽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变得越来越精致。但是在最晚近的文化阶段，在进化史上也就是一个瞬间，科学异军突起，开始给我们讲一个我们来自哪里的不同故事，这样一个更为强大的解释，把宗教打得措手不及。没有多少聪明人再相信宗教故事了，但他们依然坚持宗教那慰藉人心的一些概念，比如灵魂，比如来世，诸如此类。（Lodge 2001，101）

诺齐克阐述符号效用

诺齐克指出，我们习惯于把对符号效用的关切视作非理性。这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发生。第一种是，符号行为跟实际结果之间缺乏因果联结，这很明显，可这种行为还是不断被执行。诺齐克提到，很多禁毒措施可能都属于这一类。在某些情况下，不断有证据指出，某种禁毒措施对于减少实际的毒品使用没有因果影响，但项目会持续，因为它已成了我们关心减少毒品使用的一个象征。在其他情况下，要是一个人身处给予他们意义或表达的符号关联体系之外，符号行为也会看起来很古怪或非理性。诺齐克认为，对“证明自己是男人”或丢脸的关切，属于上面提到的这一类。

对许多人来说，投票行为就有这种象征意义。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政治系统的投票影响带来的直接效用（根据选举情况，权重只有 100 万分之一或 10 万分之一），远低于我们为了投票而投入的努力（Baron 1998；Quattrone and Tversky 1984）。可是，我们不想错过任何一次选举！投票对我们而言具有符号效用。它代表着我们是谁。我们是严肃对待选票的“那类人”。我们不仅从投票中获得符号效用，而且投票还维持了一种自我形象，事实上有助于支持相关的行动，而这些行动要比全国大选中的一次投票更有效。投票行为在工具性层面上是徒劳的，可我的自我形象受到了它的强化。或许，有朝一日，它就鼓励我把一大笔钱捐给牛津救济委员会，或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议题，或承诺购买本地商家的产品而不是去逛连锁商店。
购书对许多有知识的人来说具有象征价值。很多时候，符号效用变得完全跟消费效用或使用价值毫无关联。跟很多人一样，我买了不少自己从来都不会读的书（我完全知道，自己说“我退休之后就有时间了”，不过是痴人说梦）。最近几年，虽然我读的小说越来越少，但总是会追踪最新的布克奖得主，买他们的作品。即使书评中的描述和评价表明，我很可能根本不会读这本书，我也照买不误。事实上，阅读小说给我带来的消费效用在减弱，可我依然是阅读有品位小说的“那类人”，或至少当我购买最新布克奖得主的作品时，我在对自己发出同样的信号。

若干年前，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这本书常常被放在咖啡馆的桌上，几乎从来都没被读过，这是为什么？忽视才智地位的展示带来的效用，我们许多人从购买这本书中获得了符号效用，尽管它永远不能产生像消费品一样的效用。要么因为主题的壮美宏大，要么因为尊重作者的生活，抑或是两个原因的独特组合，对于这本极畅销而又总是少有人读的书而言，我提到的候选人，就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符号效用的传播者。

“这是意义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表述理性、伦理偏好和承诺

想象一下，知道有人遭受酷刑，这消息让你厌恶。因此，你有动机做点什么阻止这件事，而且你做了。根据森（1977）的界定，你产生了同情。其他人的遭遇直接影响了你自己的体验效用，而且，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你不仅仅影响了他们，也影响了你自己直接的体验效用。森把这个人跟另一个人对比。第二个人也承诺她会阻止酷刑，但是她的体质跟你不同。想到折磨实际上并没有让她恶心。听到酷刑的消息也损害她的价值观，但并没有让她产生持续恶心的感觉。成功干预，阻止酷刑，这符合她的价值观，但她从这种干预和阻止中没有得到直接的体验效用。根据森（1977）的说法，这是一种承诺的情形。
在某种意义上，承诺不像同情那么自我中心。一个根据承诺而行动的人表现某种价值观，但不寻求增加自身的工具理性。而根据同情行动的人，自身则受到另一个人快乐状态的强化。森（1977）讲了一个幽默的故事，以说明同情和承诺的不同。这个故事中有两个男孩，他们需要从两个苹果中各选一个，而这两个苹果一个大一个小。男孩 A 说“你先选”，结果男孩 B 立刻拿走了大苹果。男孩 A 被这种行为激怒了。男孩 B 大惑不解，他问男孩 A 如果他先选，他会拿哪一个苹果。男孩 A 说“当然是小苹果了”。对此，男孩 B 回应说，“这样的话，有问题吗？你不是得到了你想要的吗！”森（1977）指出，要是男孩 A 的提议“你先选”基于同情的话，从字面上理解，男孩 B 说得没错。男孩 A 被激怒了，这暗示着，他提议别人先选是基于承诺的礼貌原则，而不是说，他富有同情心地认可男孩 B 的享乐主义影响。要真是这样，当男孩 B 拿走大苹果的时候，男孩 A 将获得效用，会高兴，而不会愤怒。

尽管传统模型有各种问题，决策理论家后来还是明确强调，或早或晚，我们的模型需要纳入符号因素——所以，或许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在一系列跟决策内在意义有关的论文中，麦丁和同事（Medin and Bazerman 1999；Medin，Schwartz，Blok，and Birnbaum 1999）强调说，决策不仅仅是把效用给予当事人，还包括把有意义信号传递给其他行动者，象征性地强化当事人的自我形象。麦丁和贝泽曼（1999，541）指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不少人拒绝了分成在 50% 以下的提议，这些接收者可能就在向其他人发出信号，他在惩罚一个贪婪分配者的行为中看到了正面价值。此外，他可能还参与一种发信号的象征行为，也许是发给别人，也许是发给自己，表示自己不是那种纵容贪婪的人。麦丁和贝泽曼讨论了很多实验，当他们的保护性价值受威胁时，其中的参与者要么不愿意交易，要么不愿意把它们跟其他项目作比较（Anderson 1993；Baron and Leshner 2000；Baron and Spranca 1997）。比如，人们不想在市场交易中出售下面的东西：他们的宠物狗，一块属于家庭好几十年的土地，他们的结婚戒指。在麦丁和贝泽曼的实验参与者中，面对这些交易，他们认为这是侮辱的一个典型说法是，“这是一个意义问题，不是一个金钱问题”。

二阶欲望和偏好

我们用以启动欲望评估的主要机制，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是我们的行为跟价值观不一致，就表明有必要进行规范性批判，以及同时评估我们的一阶欲望和价值观本身。因此，价值观为欲望结构的可能重组提供了一种动力。它们能让人类理性成为广义理性——其中，欲望内容很重要——从而跟黑猩猩和其他动物具有的典型的工具理性有了区别。
我一直提倡的批判个人自身欲望结构这种说法（以及泰勒的强评估概念），有更正式的阐述。在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1971）广为引用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的二阶欲望（想要拥有某种欲望的欲望）这个概念能做到这一点。根据经济学家和决策论者更为常用的语言（见 Jeffrey 1974），这种高级状态将被称为二阶偏好：对具体一组一阶偏好的一种偏好。[1]法兰克福推测，只有人类拥有二阶欲望，而且，他还生动形象地把没有二阶欲望的生物体（其他动物以及人类的婴儿）称为“玩偶”（wanton）。说一个玩偶并不具有二阶欲望，并不意味着它们对自己的一阶欲望不顾一切或粗枝大叶。根据纯粹工具性的界定，可以说玩偶是理性的。因为在它们的环境中，玩偶能以最佳效率实现自己的目标。玩偶根本不会反思它们的目标。玩偶想要，但它们不关心自己想要什么。
为了阐述他的这个概念，法兰克福（1971）使用了三种瘾君子的案例。玩偶瘾君子仅仅是想要获得毒品。这就是故事的结尾。玩偶认知装置的其余部分，仅仅屈从于寻找最好的方式满足这种欲望，即这个玩偶瘾君子可以说是具有工具理性。玩偶瘾君子不会反思他的欲望，并不这样想或那样想，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欲望就是欲望。相反，不情愿瘾君子跟玩偶瘾君子拥有同样的一阶欲望，但是拥有不想这样做的二阶欲望。不情愿瘾君子想要不再嗑药。可是，想要不再嗑药的欲望，不像想要嗑药的欲望那么强烈。因此，不情愿瘾君子最后就跟玩偶瘾君子一样，继续嗑药。不过，不情愿瘾君子跟他行为之间的关系，跟玩偶瘾君子的情况不同。不情愿瘾君子跟他的嗑药行为有一种疏离感，而玩偶瘾君子不是这样。不情愿瘾君子甚至可能在嗑药时感觉违背了自我形象。而玩偶瘾君子嗑药时永远都不会有这种感觉。
最后，还存在一种有趣的情形，那就是情愿的瘾君子（人类有这种可能）。情愿的瘾君子思考过他嗑药的欲望，还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他想拥有想嗑药的欲望。法兰克福（1971）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类型，特别指出，如果想嗑药的欲望减退的话，情愿的瘾君子会想办法让自己继续上瘾。跟不情愿瘾君子一样，情愿的瘾君子也反思过嗑药，但他决定认可一阶欲望。
法兰克福的三种瘾君子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但是，他们欲望层级的认知结构千差万别。这些差异，尽管没有表现在当前的行为中，但对继续嗑药的可能性有影响。不情愿瘾君子（当然是在统计意义上）发生行为改变的可能性最大。他是三个人当中唯一有内心挣扎的瘾君子。可以想见，这种挣扎至少有可能让一阶欲望被打乱，或被削弱。玩偶的特点是没有这种内心挣扎，因此，他们打破一阶欲望的可能性要小一点。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跟情愿的瘾君子比起来，玩偶事实上更可能戒除毒瘾。前者有一种内在调节器，试图保持毒瘾，即想要保有嗑药欲望的二阶欲望。情愿的瘾君子将采取行动，避免毒瘾的自然衰退。而毒瘾的自然衰退在玩偶那里畅通无阻，他会简单地做点别的事。这些事在他的一阶欲望层级中占据较高的位置。玩偶不会因为毒瘾的消失而悲伤。当然，他也不会高兴。根据他自身的逻辑，他对自身欲望的来去起落不加思考。

我不想把二阶欲望等同于价值观。对于这里的讨论而言，价值观被视作提示状态的形成和评估的东西，而这些状态可以被描述成二阶偏好或欲望，但是高阶偏好不需一定从价值观中产生。也不是所有的二阶判断需要有道德基础。有许多高阶评估状态，代表个人的或自我中心的关切，而跟道德价值观无关。正如 Frankfurt（1982）指出的，为了批判我们的一阶欲望，我们使用许多具体的理念，比如家庭传统、追求数学优雅，以及投身于鉴赏—它们中有很多都不属于道德领域（而且有许多都是模因丛）。

实现理性的欲望整合：形成和反思高阶偏好

就像前面提到的不情愿瘾君子一样，约翰想要不再继续吸烟。因此，约翰具有一个二阶偏好：
约翰喜欢不抽烟甚于喜欢抽烟。
（~~S pref S）pref（S pref~~S）
在这种场景下，约翰拥有的二阶偏好跟他的一阶偏好有冲突。在二阶偏好的水平上，约翰更喜欢不吸烟的欲望；然而，作为一种一阶偏好，他喜欢吸烟。由此引发的冲突表明，约翰在他的偏好结构中缺少诺齐克（1993）所说的理性整合（rational integraiton）。而这是诺齐克理性广义理论的一个特征，即人们应该想要追求理性整合。就像不情愿的瘾君子一样，约翰对于自身欲望在不同水平上的不匹配格外不舒服。诺齐克的原则（事实上是他广义理性理论约束中的原则 IV）仅仅说的是，约翰应该做出努力解决这种不一致。它没有说，约翰应该怎样解决这种不一致。
在高阶偏好的早期哲学著述中（比如 Taylor 1989）有这样一种强烈倾向，即假定高阶欲望应该永远战胜低阶欲望。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明白为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假设。是的，有些情况下，高级欲望的确应该战胜低级欲望。比如，自发式系统决定的偏好，假如对载体不是最优化的，就应该由一个经过反思而获得的高阶偏好取而代之；这种高阶偏好跟人的价值观步调一致。不过，第 7 章中讨论过的许多例子都表明，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一个自发式系统决定的偏好事实上对载体有好处，但跟一个未经反思就获得的模因相冲突。这个模因具有高度的复制能力，而且成了个人价值观结构的一部分，即便它并不能很好地为当事人服务。[2]在这种情况下，对个人来说，没用或有害的就是二阶偏好，而不是一阶偏好。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总是遵循泰勒（1989）的观点，要求强评估务必推翻一阶偏好。高阶评估并不应该总是享有对低阶欲望的特权。相反，高阶欲望仅仅是整体结构的一部分，个人需要对这个结构反思权衡，以便实现理性整合。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吸烟的例子。很显然，对于一个中性案例而言，它带有强烈的倾向性。假设：
比尔喜欢 Y 甚于喜欢 X。
以及比尔喜欢他喜欢 X 甚于喜欢 Y。

诺齐克（1993）认为，对于人们来说，想要实现理性整合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当一个一阶偏好没有得到一个二阶强评估的认可时，当事人应该采取措施，调和一阶偏好和二阶偏好之间的冲突。我们能使用的一种认知工具就是询问我们三阶偏好的状态。我们构造出一种三阶偏好的类型，就是要评估某人到底是更认可他的二阶偏好，还是更认可他的一阶偏好。因此，当我们前面讨论的吸烟者约翰检查自己的感受时，可能意识到：
他偏爱他偏爱不吸烟的偏好而不是吸烟的偏好。
[（~~S pref S）pref（S pref~~S）]pref[S prefS]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约翰的三阶判断认可了他的二阶强评估。[5]假定这种对二阶判断的批准，增加了改变一阶偏好的认知压力——通过采取行为措施，约翰让二阶偏好获得更大的支持（参与禁烟项目，咨询医生，寻求亲友的帮助，待在烟味呛人的酒吧外面）。另一方面，一个三阶判断可能妨碍二阶偏好，它不认可对方：
约翰可能偏爱吸烟而不是偏爱他偏爱不吸烟的偏好。
[S prefS]pref[（~~S pref S）pref（S pref~~S）]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约翰希望他自己不再吸烟，但这种偏好不如他想要吸烟的偏好强烈。我们可能会怀疑，这种三阶判断可能不仅阻止约翰采取强硬的行为措施把自己从成瘾中解救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可能会削弱他的二阶偏好本身，由此而实现三个水平的理性整合。
三阶偏好的观点有时很难掌握，因此，这里我提供了其他思考它的方式。首先，在一般情况下，高阶判断可能被认为是在问“我的这种偏好对吗？”，偏好对象自然是低阶偏好。或者，另外一种思考高阶判断的方式是问“我想要成为自己低阶判断的强评估者吗？”正是对一阶偏好的强评估第一次导致了理性整合的缺乏。玩偶没有理性整合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做强评估。然而，一旦做出了强评估，在三阶偏好水平上思考立场的一种方式就是，问你自己下面的问题：我想在这件事上成为一个强评估者吗？我想认同强评估而不是支持一阶偏好吗？或者，我希望自己一开始就没有做强评估，因为我想维持一阶偏好吗？
现在，除了吸烟之外，我将讨论一些案例，上升到某种三阶偏好；这种偏好不怎么偏向于反对一阶偏好。我想以此说明，实现理性整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互调整，约束满足，由反思和评估在许多不同水平的分析上驱动进行。
还是个孩子时，泰莎就一直喜欢圣诞节。她爱装饰自己的圣诞树，帮着父母把灯串挂在外面，也装饰屋子内部。泰莎喜欢给别人包装礼物，但不包装她自己的。作为一个 35 岁的成年人，现在的泰莎依然喜欢圣诞的各种装饰物：圣诞树（她会像小时候一样努力打扮它），圣诞歌，剧团表演的圣诞歌曲，所有的圣诞电影和电视上的音乐节目。因此，毫无疑问：
泰莎喜欢庆祝圣诞节甚于不庆祝它。
圣诞节 pref 非圣诞节唯一的问题是，泰莎在年轻时就失去了她对上帝的信仰。在整个青年期，这种信仰都在不停地减少，包括现在，泰莎已经当了好几年的无神论者了。她的确想知道，是否一个无神论者庆祝圣诞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有时候她感觉可能有，因此，强评估悄悄潜入了她的心智中。这里的二阶判断是：
泰莎偏爱不过圣诞节的偏好。
（非圣诞节 pref 圣诞节）pref（圣诞节 pref 非圣诞节）
也就是说，要是她真的不想庆祝圣诞节了，可能情况会更好，她有时候会这么想（因此，她的一阶偏好和二阶偏好之间不匹配，这创造了一个缺乏理性整合的情况）。
面对这个问题时，泰莎有时通过做出一个三阶判断，寻求解决缺乏理性整合的方法。她会思考，她拥有的这个二阶偏好是否是对的？她想知道，在自己的这个生活领域她是否应该做一个强评估者？当她思考时，她发现，有理由怀疑她是否应该担心自己对她的具体偏好进行强评估。没有人因为她的行为而受伤害（她的其他家庭成员，或者是也喜欢圣诞节的不可知论者，或者也过圣诞节）。她从圣诞节中得到的快乐，看起来远远超过了做出不庆祝决定带来的满足，这种决定只是一个轻微有效的展示，告诉别人她是一个无神论者（仅仅轻微有效，因为大多数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的无神论信仰）。此外，泰莎想到了经常被提及的抱怨“圣诞节中已无基督”，这难道不就意味着它已成为科学唯物论者的完美假期了吗？当地的报纸宗教栏目里也频繁抱怨“圣诞节中已无基督”，这不就是意味着，至少在北美，对她而言很便利的这个节日已变成了一个唯物论者的狂欢节：购物、装修、唱歌和庆祝，一个拥有生活乐趣的科学唯物论者的完美假日！考虑到这些，泰莎判定，她的强评估没有得到一个更高分析水平的认可。相反，泰莎更偏爱庆祝圣诞节甚于她偏爱自己不庆祝它的偏好。
[圣诞节 pref 非圣诞节]pref[（非圣诞节 pref 圣诞节）pref（圣诞节 pref 非圣诞节）] 根据这个三阶分析，她的二阶偏好没得到支持，泰莎不太可能改变她庆祝圣诞节的一阶偏好。相反，更有可能的是，当泰莎的二阶偏好由于受到三阶判断的破坏而削弱时，她的理性整合程度将提高。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低阶欲望的理性整合没法实现。因为三阶判断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地说，就是二阶评估是否应该被认可。事实上，我们社会中的许多政治和伦理争议都跟二阶判断的适当性有关。比如，对某些伦理偏好是否合理的争议。吉姆喜欢把车停在好事多、沃尔玛或其他折扣店门前。他喜欢便宜货，喜欢看到某样东西在镇上别的店里价格高于现在的店。吉姆喜欢前面讨论过的来自巴基斯坦的便宜足球。简而言之，吉姆喜欢买便宜货甚于他喜欢不买便宜货（错过了一次打折购物机会）。对于吉姆而言，他的情况很明确，就是：
吉姆偏爱便宜货甚于更昂贵的商品。
便宜货 pref便宜货不过，自从他有了这些习惯之后，吉姆渐渐留意到全球贸易的某些阴暗面。比如，他在新闻 60 分中看到一个特别报道，说是巴基斯坦的小孩在血汗工厂里谋生，工作很长时间，而薪水低得可怜，这就是为什么吉姆能给儿子买到这么便宜的球。在过去几年中，吉姆觉得全球化的整个场景变得令人很反感。他读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报告：整个印度次大陆的童工，某些公司威胁转移到第三世界去以此试图削减工人福利，以及在美国边境加工厂附近的大量污染和环境恶化（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区）。他明白了，所有这些都紧密相连，要不然沃尔玛的商品不会这么便宜。现在，他听说了公平贸易产品，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朋友经常有意购买更昂贵的工会产品。吉姆现在开始相信，他如此酷爱便宜货，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他开始发展出一种伦理偏好。事实上，他现在宁愿他不那么偏爱便宜货。
吉姆宁愿他没有那么偏爱便宜货。
（便宜货 pref 便宜货）pref（便宜货 pref便宜货）
吉姆的一阶偏好和二阶偏好不匹配。为了实现理性整合，他必须扭转他的一阶偏好，或收回他对自己一阶偏好的强评估。但是，他发现自己在三阶水平上陷入困境。吉姆承认，要是他没有二阶偏好的话，他会舒服很多。现在，他跟自己以前未有过的欲望展开搏斗。他更喜欢自己能像一个玩偶那样购物，仅仅满足于实现一阶欲望而不考虑其他。
吉姆的朋友告诉他，他对自己购物的反思态度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且，以前他不过就是一个购物机器人，在垃圾箱里清空上一次的便宜货，接着又一次贪婪地被购物自动机填满。他告诉他们，这或许是真的，不过作为一个购物机器人，他很开心。他的朋友提醒他巴基斯坦的儿童，全球经济的必然逻辑，以及竞相杀价，为了让东西越来越便宜而把成本外部化。他们告诉他，想一想有两家洗涤剂公司（A 和 B），它们制造的洗涤剂成本一样，质量相同。他们指出，如果公司 A 找到一个方式剥夺员工的健康福利，那么出现在沃尔玛的洗涤剂 A 就会更便宜，而像老吉姆这样的人就会把它们一扫而空，这就逼迫公司 B 也做同样的事情。正当吉姆打算屈服于这些论述，正当他认为做一个强评估者对他来说是对的，正当他打算相信：
他偏好他不偏爱便宜货的偏好甚于他偏爱便宜货的偏好。
[（便宜货 pref 便宜货）pref（便宜货 pref~~便宜货）]pref[（便宜货 pref~~便宜货）] 他读到了《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不同观点，这些主张认为，对他的购物行为持有任何二阶偏好都是错的，购物而不担忧他购物篮里的东西是如何制造的，不仅会让人更开心，而且也会让世界上的其他人过得更好。吉姆以前听说过潘格洛斯博士，但这些似乎把事情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这些人是严肃的。他们实实在在相信这些事情。这些备受尊重的出版物编辑告诉吉姆，巴基斯坦的孩子用变形的手指缝制足球，无论如何也不会去上学，因为他们的国家太穷了。未来的孩子想上学，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这些缝纫的孩子创造更多财富，把这个国家的经济生产力提高，这样就能让未来的孩子有学上了。而对于那些失去了健康福利的工人来说，也许他们的公司 A 对工人很苛刻，但所有人都能受益，因为这个公司将创造更多的利润，然后通过公司和经济的反馈，以及由此而提升的生产力，这就能在某些领域为那些已被解雇的工人创造更好的工作。（嗯，严格来说或许不是为这些工人，但是为未来某些时候的某些人。）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甚至会让潘格洛斯博士也大吃一惊，吉姆在这个世界需要的所有信息都被总结在产品的价格中了，因此，为了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居所，他不得不正视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随便看看价格。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这几乎足以使吉姆认为，在一种三阶判断的水平上，他的确这么想，他的确不认为他需要做一个强评估者，在这个领域中对他的偏好指手画脚。不过到了这个份上，吉姆意识到让他停顿的东西，这个在《华尔街日报》上告诉什么是正确的新观点似乎也有一些问题。在这个过分乐观的世界，只有他的购买行为看起来有意义。我们就是我们买的东西，而世界就是我们购物的场所。吉姆认为，这也很恐怖。如果我不对某个价格有反应，这些人就会说，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如果我待在家里，读书给孩子听，而不是买两盒录像带和一件新衬衫，这个世界的总体效用就会流失吗？这些人本质上说的就是这个。吉姆发现，这很难让人信服。还有，什么是价格的负面影响呢？吉姆可不想发生下面的事：在他那风景如画的小镇上，镇中心的商店都被沃尔玛取而代之了。可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在他附近和当地小镇的状况，就是沃尔玛商品价格的一种间接影响，可这些商品并没有广而告之：当地商店被吞并了，或它们对当地环境的其他影响（交通更忙碌），这是它们成本的一部分。吉姆获悉，甚至有经济学家研究这种被称为外部性的现象，可《华尔街日报》并没有引用这些研究。
吉姆发现，他不能认同自己的强评估，但他也无法被说服要推翻它。他面临着现代世界中我们许多人都面临的问题：努力让他的高阶偏好跟低阶偏好保持一致。不过，事实上，实现理性整合不是个人自主或个人身份的标志，正如前面在文献中对待二阶欲望概念时强调的那样；仅仅是参与二阶评估项目就已经足够了（见 Dworkin 1988；Lehrer 1997）。跟这种高阶判断角力，就是人类状况的显著标志，没必要调和所有的不一致。
在许多政治争议中，争论者希望改变或强化某个具体的人类行为或选择。这些争论的性质是，人们做出的某个强评估是否是合理的。

根据上一章中的观点，仅仅是更高阶的判断还不够，因为有可能二阶和三阶判断都可能来自同样的寄生虫模因。法兰克福（1971）的高阶欲望概念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高阶判断不被坏模因感染，而它们不能有效实现载体的福祉。

约翰的欲望结构和决断跟袭击纽约世贸大厦杀死数千人的劫机犯的欲望结构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很明显过于简单的）模型可能如下：像大多数人一样，即使是劫机者（至少有一次）也有玩偶的求生欲望，这种欲望超过了他们想象中的宗教式殉难：
他们偏爱生命甚于殉难。
生命 pref 殉难不过，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时期，一个基于信仰的模因丛发现他们是很好的寄主，而该模因丛也成了他们一阶欲望的二阶判断的基础。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时刻，尽管他们偏爱生命甚于殉难，他们开始希望他们不这么想。他们开始评估成了恐怖主义殉难者的人们，尽管他们不想成为其中的一个。他们开始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个：
他们偏爱对殉难的偏好甚于生命。
（殉难 pref 生命）pref（生命 pref 殉难）
也许不匹配的偏好结构，同样给吉姆带来了不适，他继续喜欢便宜货，尽管他决定他希望他不喜欢便宜货。不匹配的偏好结构带来的不适，引发了实现理性整合的动机。这就会催生对二阶偏好的三阶评估，这个人可能会问自己：我拥有这种偏爱殉难甚于生命的二阶偏好，对吗？不过，因为这个人沉浸在同样的引发原始的二阶判断的概念社区中（这一社区也是模因丛促使他做出强评估判断的环境），就像在吸烟案例中一样，很可能他的三阶判断将认可二阶偏好：
他们偏爱他们偏好殉难甚于生命的偏好甚于他们对生命的偏好。
[（殉难 pref 生命）pref（生命 pref 殉难）]pref[生命 pref 殉难] 不过，就像在吸烟案例中一样，这样就开始了认知行为的串联，导致一阶偏好的反转，理性整合以谋杀数以千计无辜者的方式得以实现。
这个令人不安的例子说明，除了对代表每一个判断水平的木板进行纽拉特式检查（依次递归）之外，没有其他选择。我们实现一贯性，我们在船上漂浮了一会儿，把一个不同的判断水平带入问题中。也许，反转一个偏好关系引发了不连贯，必须被再次纳入反思平衡，这一次或许通过给予不同的判断优先权来实现。
我的观点是，理性整合并不简单地要通过反转偏好来实现，在所有水平的分析中，这只是一种少数情况。当然，它也不能通过把优先权给最高水平这样一个简单的规则来实现。理性整合的一个部分就是评估形成价值观的模因，而价值观是高阶评估的基础。还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模因而形成的可不仅仅是高阶偏好。正如在前一章中讨论过的（见图 7-2），某些高阶评估通过练习，就能成为反射式的自发式系统一阶目标的一部分（Ainslie 1984）。这当然是类似维多利亚式道德准则的东西不断重复的目标。它们的促销员希望把这些变成反射式反应，而不是分析式反思的客体（其中的批判过程可能会拒绝它们）。

许多哲学分析中，所谓的意志软弱指的是一个人屈从于自己的一阶偏好做选择，从而跟自己的二阶偏好不一致。在这样的分析中，所谓的意志就是二阶偏好。而一阶偏好指定了另一个不同的反应，这一事实被认为阻挠了意志的实现。而当下的分析不仅拒绝了侏儒和笛卡尔式冠冕堂皇的概念，而且还拒绝了自动地把二阶水平视作真实自我的观点（关于这种讨论的传统和批评，见 Bennett 1974；Dworkin 1988，Elster 1983；Frankfurt 1971，1982；Hurley 1989；Lehrer 1997；MacIntyre 1990；Schick 1984；Zimmerman 1981）。可能存在三阶判断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就找出一个例子，放在目前的模型下，使得二阶判断不具有必然的优先级。假定某人多年前发展出了一种对美酒的口味，他的分析式判断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接着他使用明确的规则（“我将每周喝三种新酒”）来获得这种口味。二十年之后，你的自发式系统中就有了一个对美酒的一阶偏好。你最近加入了一个狂热的宗教，它的部分模因给了你这样一种二阶信念：我宁愿自己没有喜欢美酒的偏好，因为它让人颓废。传统分析会给予二阶偏好的模因以优先级（把它称为你的身份或个性）。而根据目前的观点来看，不存在这样的优先处理—在纽拉特式结构中的这两块木板都同等程度地需要检测。再回想一下在第 2 章和第 7 章中我们提及的哈克贝利·芬的例子。同样，我们在生活中的大多数享受都来自=基于自发式系统的一阶倾向的满足。我们应该期待，即使在象征意义上，负责的认知变革也不会明显打乱这种基本的生活特征。

为什么老鼠、鸽子和黑猩猩都比人类理性

认为理性应该随着有机体复杂性的增加而提高，这种假设是错的。恰恰相反，低等动物跟人类相比表现出更多的工具理性，这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因为当有机体本身的认知架构更简单时，理性选择的原理事实上遵循起来更容易。
这里不存在悖论（蜜蜂比人类表现出更多的工具理性一点儿也不令人意外）的一个理由是，理性选择的原理说白了，就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让自己的选择不受无关语境的干扰。正如在第 4 章中看到的那样，选择原理把下面的观念操作化了：对于所有潜在选项而言，一个人具有的既定偏好是完整的，有序的，稳定的。当面临不同选项时，个体只需要咨询稳定的偏好排序，选择能带来最多个人效用的选项。因为每种偏好的强度（选项的效用）在选项呈现之前就存在于大脑中，因此，跟呈现语境有关的任何因素都不应该影响偏好，除非个人判断语境很重要（以某种重要的方式改变选项）。可还是有摩擦。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复杂的有机体，对语境特征格外敏感。因此，他们更可能处于这样的情境中：他们不清楚是否要使用某种选择原理，这使得选择原理变得模棱两可，因为一个语境特征是否要被编码纳入选项无定论。这种争论的一部分是内在的（就像露丝跟她一阶欲望和二阶欲望斗争的情形），因此会导致不同选择情境下的不一致，违背了理性选择的公理。

露丝层级目标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她的一阶偏好不稳定，要是她从来没有反思它们的话，它们反而更稳定。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她关心自己的广义理性（而不仅仅是把她的欲望作为一个既定前提接受下来），她参与了对自己一阶欲望的批判。因为试图在所有纵向水平上寻求理性整合，因此露丝参与了二阶强评估或高阶批判，而这事实上就意味着要牺牲一定程度的工具理性。由于一阶偏好不稳定而引发的任何工具性损失，因此都是由于她尝试参与批判低阶欲望的广义认知程序导致的，这种批判通过形成高阶偏好而来实现。而拉尔夫叔叔的工具理性，则不受任何这种去稳定化程序的影响。

亚个人实体令人毛骨悚然

可怕事实#1：大脑中没有一个能意识到一切在进行、也能控制一切的“我”的存在。
对无意识心理的讨论其实早于弗洛伊德。现代认知科学做的就是填充了很多细节，揭示了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大脑过程是什么。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就是：在大脑中，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部位可以被确定是“我”——灵魂的座椅。我们所体验到的“我”，仅仅是监控式注意系统的内部感受，而它事实上分布在整个大脑中，而且尝试着优化使用和安排自发式系统的输出，而这些操作通常并不产生意识体验（比如 Norman and Shallice 1986；Shallice 1988）。这跟下面的事实相互作用：
可怕事实#2：构建我们大脑的实体，并不专门想要实现对我们有好处的目标。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想一想这两个可怕事实如何相互勾结。反射式运作的自发式系统意味着，大脑中有一个自动化部分试图实现复制子的远古目标，而不是载体正在执行的目标，可它就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现代世界、作为人类的我们拥有的目标。因为有可怕事实#1，可以说自发式系统的输出“汩汩冒出”，从下面给分析式系统提供可安排的选项。但是怪异之处在于，来自“汩汩冒出”的输出，事实上主要来自用以实现复制子成功的子系统，它们不是为了载体。[1]
在第 1 章中，我讨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逻辑：围绕着我们、当前构成身体的复制子，都是在进化史上当跟载体利益冲突时，为了复制子利益而牺牲载体的复制子。任何不自私的复制子，当两者冲突时选择载体而不是复制，从来就没有机会在我们周围讲故事。强约束的自发式系统目标永远含有这种危险，即载体和复制子的目标可能发生冲突。这为什么吓人？因为自发式系统以一种盲目的方式处理它的业务。我在第 2 章中讨论了盲目的生物体如何做复杂的事情（想一想那一章中的掘地蜂），这也很可怕，因为它们引诱我们把所有有价值的特征都赋予它们（聪明、意识和思考，等等），但当我们把它们打开时，我们一无所获，只看到自动机盲目的机械逻辑——它们是真正的机器人，做它们所做的事，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在做什么。同样，自发式系统盲目的复杂性令人不安，特别是它就位于我们的大脑中！（回想一下克拉克[1997]使用过的说法“约翰大脑中的火星人”，我在第 2 章中讨论过）。想到你身体里有东西让人不寒而栗。它们不是那种一时的病毒只是让人感冒，而是深深地嵌入你的大脑中，控制你的身体，而且①你还意识不到它们；②它们可能并不以你的利益为重；③你所认为代表你的“我”并不是你的整个大脑，而它也不控制你的整个大脑；④因为你大脑的目的不是为“我”服务（你的大脑被构造出来是为了服务于亚个人的复制子）。
正如我们看到的，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结论，唯一的逃生出口——载体反对基因把它当成一架生存机器，发动叛乱的唯一方式——就是依靠分析式系统设置服务于载体长期利益的目标，使用这些目标监控自发式系统的自动化输出，通过执行监控式注意控制而覆盖或重新调整它们。更简单地说，分析式系统必须秣马厉兵，增强能力以便在必要时覆盖自发式系统。不过，这样就会使我们面临：
可怕事实#3：还存在另一种亚个人的复制子，它们组成了用以监控自发式系统的分析式系统的软件。而且，这种亚个人的复制子就像基因一样，可能具有跟载体福祉相冲突的利益。
在本章的前面和上一章，我讨论了认知评估的纽拉特式项目，为了防止可怕事实#3 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发生，我们必须推进这一项目。然而在这一节中，我想提醒大家，那些引发我们痛苦的可怕事实具有一个共性：我们从任何没有人类意识处于行动中心的行动中退缩。[2]我们发现，有些做法没有把人类（或更准确地说，是人类意识）置于中心舞台（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朴素心理学还没有习惯于一种没有小矮人的心智观），要承认它们的根本重要性很难。

文化制度有时候也在不断演化，防范那些可能会伤害它们寄主的自私的模因。某些国家的政府宣布传销（一种非常糟糕的寄生虫模因）非法，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公民不被这种模因感染，导致经济损失，从而损害他们的个人福祉。本书就代表了一种文化产品，试图引发公众注意，要他们留心，亚个人的实体能损害他们的福祉。

跟美元连在一起的欲望：另一种幽灵般的亚个人最优化

每个人都有强约束的基因目标，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拥有二阶欲望的强评估者。当然，人们也能通过市场表达经过反思的、更高阶的偏好（比如，自由放养鸡蛋，公平贸易咖啡），不过它们在统计上只占很小的份额，很难通过广告而引发，也缺乏经济规模。围绕着考虑不周的、基于自发式系统的欲望的正反馈环，甚至能影响人们的二阶判断——“嗯，既然每个人都在这么做，这一定不怎么糟糕”。我们必须发展诸多符号选项和伦理选项，以反对强约束的自发式系统目标，市场已经习惯于有效地实现它们。这样的符号和伦理偏好相当不普遍，同时也在其拥有者身上不会持续活跃（在大多数时间里，哪怕是强评估者也是玩偶——除非二阶判断经过充分练习已成为自发式系统的一部分）。它们也不广泛存在，因此，市场没有把它们变成便宜的欲望。
使得基于自发式系统的欲望变便宜的正反馈环，跟埃尔斯特（1983）讨论的所谓适应偏好有关（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便利偏好）。适应偏好说的是那种在个体生活的环境中特别容易实现的偏好。市场自动把广泛的、容易满足的欲望变成了适应偏好。如果你喜欢快餐、电视连续剧、视频游戏、车内消遣、暴力电影以及酒精，市场就会让你很容易以一种合理的价格得到它们，因为这些都是便利偏好。如果你想看原创绘画，看戏，行走在原始树林中，看法国电影，吃没有脂肪的食物，那么，在你充分富裕的情况下，你也能实现这些偏好，不过，它们跟前面提及的偏好相比，实现起来更困难，花的钱也多。因此，偏好在适应性或便利性上有区别，而市场会加剧未经反思的一阶偏好满足的便利性。强约束的自发式系统偏好，不是经过反思而获得的，毫无疑问也很便利，因为它们有普遍性，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通过二阶评估推翻它们。于是，这些偏好无处不在，满足起来很便宜。因此，市场使得对一阶欲望的批判变得困难，可如前所述，这是我们人格的一个核心部分。无论是你的基因还是市场，它们都不关心你的符号效用或你的二阶欲望。

元理性的需要

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理性（以及它在机构中的体现）提供了一种手段，能创造出个人水平而不是基因水平的最优化状态，而这就是机器人叛乱的开始。然而，另一套人们最近获得的自我洞察（即第二种复制子模因的影响），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个人认可的目标（它们被用来界定工具理性的载体最优化过程的成功）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不然，我们就将再次把主动权拱手相让，让给复制子的利益。它们需要接受一个纽拉特式过程的批判。
正是这个后面的认知变革计划，受到了当前制度支配性的威胁，这些机构强迫我们在一种最狭义的程度上考虑工具理性。正如我在这一节的标题下阐述的，我感觉，我们需要一种元理性形式来避免这种结果。理性将不得不批判自身。重要的是，它要尝试计算出：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允许强大的工具理性最优化计划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以及相反，什么时候它威胁通过阻碍我们的目标评估而限制我们的尝试，于是需要得到相应的调整。

面临许多亚个人威胁时，个人自主的配方

我们的欲望也是。首先，我们应该很小心，不要把我们的利益等同于存储在自发式系统中的一阶欲望。这些可能是用来实现古老的基因利益的目标，而跟我们当前的长期目标不兼容。不过，同样，我们的分析式系统使用的长期计划也必须加以评估，因为它们中有很多都是模因。
即使有这样的危险，重要的是参与一种强评估的项目，以评估一阶欲望。当我们的一阶偏好跟二阶评估之间不匹配时，我们必须参与一个纽拉特式理性整合的项目。就像所有的纽拉特式项目一样，它有风险——我们有可能站在一块腐烂的木板上。
所有这一切，距离蜜蜂的理性相当遥远，跟黑猩猩比起来也差不多。这个项目可以被正确地称为元理性（meta-retionality），即理性被用来评估自身，评估机构——理性也嵌入了后者理性演化而来的文化产品中。

我们胜任这个任务吗？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寻找重要之物

这里有一个悲戚而动人的小插曲，来自作家乔纳森·弗兰岑（2001）；这件事跟他父亲有关。他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病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家人把父亲从疗养院接回家里过感恩节，一起吃晚餐。根据那时他父亲老年痴呆症的发展，弗兰岑告诉我们，“除了比上一年更老之外，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没有任何其他的变化”（89）。他描述了那个悲伤的场面：父亲被他妻子带过来蜷缩在椅子里，以沉默和耸肩对这个女人做了回应。弗兰岑的父亲曾感谢过他的其他儿子，因为他们给他打了电话，但也仅此而已。不过在晚饭之后，当弗兰岑把父亲送回疗养院，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在疗养院门前。弗兰岑的妻子跑进疗养室，推了一辆轮椅出来，而弗兰岑和他父亲坐着，看着通向家里的路。这时，他父亲突然说道：“最好不要离开，而不是再回来。”
弗兰岑被他父亲的这个举动给惊呆了，这意味着至少在这一瞬间，父亲对自己的处境有了意识，还对此进行了评估。弗兰岑说：“首先，无论如何，根据他意志明显持续的状态，我很吃惊。我无力地不敢相信，他对身体的其余部分施加了自我约束，包括存在于意识和记忆之下的某些肌肉力量储备，于是他使尽全力，振作起来，在疗养院外面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同样，我无力地不敢相信，他在第二天早上崩溃，就像他的第一天晚上住院时崩溃一样，相当于放弃了他的意志”（89）。我认为，弗兰岑这里说得很正确。即在他的观点中没有什么不连续性——深深地浸入这凄凉的时刻——从最独立和最冷血的认知科学的观点来看。而后者对这件事说了什么呢？首先，作为一个阿尔茨海默症受害者，弗兰岑的父亲丧失了尊严，这是由盲目的和漠不关心的被称为基因的复制子的逻辑导致的，它们一点儿也不关心生存机器，一旦他们的繁殖前景丧失的话。如果它们关心的复制目标早已实现，无论生存机器以任何方式解体，复制子都会很开心。我们的创造者丝毫不关心我们最在意的东西——我们的自我意识。正如弗兰岑和其他评论者（比如 Shenk 2001）认为的那样，阿尔茨海默症特别令人恐怖的一点是，自我在身体之前死亡。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大脑退化跟儿童发展恰恰相反，最后获得的认知能力最早丧失。在晚期，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就会变成一个玩偶——像一个婴儿一样，仅仅对即时欲望有反应。弗兰岑对这件事震惊，原因在于，他已经习惯了自己父亲作为一个玩偶的状态——这个人不会对他的状态做任何二阶评估。然而，刚才就是弗兰岑悲戚的描述，而他对这件事情的分析也是对的。他父亲正在动用他所谓的意志，如果我们把这个老式的单词视作认知努力，它就涉及在我们大脑中平行硬件上运行的串联虚拟机。而他父亲一瞬间做的，使得他的分析式处理器得以运行——他最后一次这么做（这一事件之后，他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死亡也随之而来），其实就是在做一次强评估。
诚然，灵活处理这个案例，加入某种仁慈来描述他，我们也可以说尽管他很享受感恩节晚餐，毫无疑问也想参加随后的庆祝活动，弗兰岑的父亲希望，他宁愿不离开疗养院。伴随着他能动用的最后一点认知能力（这种认知能力对于维持做出二阶判断的表征能力很必要），弗兰岑的父亲想做某些事，而不仅仅是当一个玩偶。自发式系统运行在阿尔茨海默症的头脑中，跟“直觉”拥护者的思考相反，它并不维持对于自我最重要的表征能力。而这种能力，使得在人类文化中发动叛乱反对复制子的利益成为可能。
带着他最后一点认知意志，弗兰岑的父亲反叛了对他漠不关心的复制子创造者。伴随着他最后的认知努力，他宣称，人类主体有权利从他自身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世界。弗兰岑的父亲把这种叛乱带到了最后，因为他认知能力的限制而失败。复制子不对这个世界做判断——它们就是这个世界。只有我们判断。而弗兰岑父亲的故事表明，我们想要这样做的动力是何其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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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踏入达尔文的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