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之巅》笔记


第十章 英名不朽:杨致远、费罗和雅虎公司

  雅虎把互联网从最初的非盈利变成为盈利的,从电子商务和广告中挣钱来维护和运营互联网,从而做到用户上网免费。

第十二章 没落的贵族:摩托罗拉公司

  在智能手机时代,老一代手机厂商的行业经验全部过时了。除了后来下大决心学习苹果的三星公司外,2G 时代的手机厂商几乎全军覆没。

第十三章 硅谷奇迹探秘

  硅谷地区属于地中海式气候,不像大部分陆地地区那样一年有四季,这里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从每年的 10 月开始,到第二年的 4 月,会断断续续下半年雨,但是晴天依然能占到全年大约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从 4 月到 10 月,这里通常滴雨不下,每天都阳光明媚。旧金山湾区全年的气温基本维持在 15-28℃,可以说是四季如春,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全球只有五个面积不大的地区具有这种气候,它们总共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2% 而已。

  医学研究表明,寒冷多雨雪的天气确实让人容易忧虑,而世界上那些大的咖啡连锁店,比如星巴克和西雅图最佳咖啡(Seattle’s Best Coffee),很多都源于西雅图地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北欧是人均消耗咖啡最多的地区,虽然那里并不产咖啡。生活在高寒地带的人不得不靠咖啡驱除忧虑。

  创始团队很重要。任何梦想家都不足以成事,因为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实干家。创业者还必须精力过人,熬得住连续几年每天在简陋狭小的办公环境里工作 16-20 小时的苦日子。他们又必须是多面手,在创业初期亲自干所有的脏活累活创业是一件极麻烦的事,创办一家公司的初期,小到安装传真机这种杂事都得自己干。蔡康永说过:“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那些名牌表呀包呀酒呀车呀,都是他们富贵后的事,硬撑着模仿了,也只能图个穷开心而已。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些鹰般的探查、蛇般的专注、蚁般的搜括、蛹般的耐心,全是些风吹日晒、灰头土脸的事啊。”他的这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成功的创业者还必须有一个小而精的好团队,团队成员之间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同甘共苦,否则成则争功,败则互相推诿,肯定成不了气候。在技术上,他们必须有自己的金刚钻,他们的技术必须是不容易被别人学会和模仿的。如果看到雅虎挣钱,就去搞网站,那基本上难逃失败的命运。
  有绝活,有商业头脑,还只是创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绝大多数创业成功的人,最后成功之处和一开始的想法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 Google 一开始是希望企业级用户在使用搜索时付费,阿里巴巴最初是做 B2B 的生意,腾讯早期是靠短信挣钱。这些和它们今天的主营业务都没有什么关联,正在创业的中小公司要不断适应环境,纠正错误。创办一家公司并不难,把它从小做到大,并且做到盈利就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路要走,不免会遇到各种数不清的岔路,任何一次错误的选择,都可能使原本看上去不错的公司运营不下去而关门大吉,因为处于创业阶段的小公司对抗行业里的大公司是不容有任何闪失的。而要做到这些,就要依靠判断力和执行力。不幸的是,判断力和执行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验和见识,并非一般的培训就能提高的。为了保证一个起步良好的公司能够成功,一般风险投资家在投资的同时,还要为公司寻找一位专业的 CEO,就是这个目的。

  不仅公司不迷信权威,硅谷的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年轻的工程师,很少会因为 IBM 或斯坦福的专家说了该怎么做就循规蹈矩,而是会不断挑战传统,寻找新的办法。在公司内部,职位高的人不能以权压人,而必须以理服人。在 Google、苹果这类公司当老板并不容易,因为一旦知识老化或业绩不佳,就不得不离开。在硅谷各公司内部,易然也有职级之分,但是等级不像传统企业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公司内部的升迁和毕业学校、学历、工龄长短的关系并不大。因此,硅谷常常有一个怪现象——你的下属可能会在一两年后成为你的老板。我在 Google 的同事科恩是 Naunce 的创始人,小王在 Naunce 时是他手下职级不算高的工程师,两个人先后到了 Google,小王因为在云计算方面贡献巨大,仅仅三四年职级就超过了科恩。这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做法使得硅谷公司在全世界更有竞争力。

  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差别很大,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习惯,适合一个地区的产品未必适合其他地区,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做全球化的市场就是用不同的产品(设计或方法)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这其实是本地化,不是国际化。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做法完全不同。
  以本地化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在开发产品时是有明确的地区定位的。中国的大部分公司会先想到中国市场,然后是东南亚等新兴而未饱和的市场,最后才是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这种做法看似稳妥,但是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时要进行产品的本地化,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就几乎要重新来一遍。更糟糕的是,针对一个市场的改进通常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市场,因为在开发本地化产品时,所有的设计相对都是独立的。具体到与 IT 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软件代码库常常是不同的。这种做法,一开始看似省时间,但是进入海外市场非常困难。
  全球化的做法则不同,为了赢得市场,一款产品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用户各种可能的需求,并尽可能一次性满足。根据我们在 Google 的经验,这么做一开始的工作量可能要增加两三倍,但是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

  从当年淘金、修铁路到今天建设硅谷,大量外来的优秀移民,其实是在不断地给这个地区输送新鲜血液。相比当地的居民,移民常常更富于冒险精神,否则他们也不会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因此,红杉资本才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求投资对象,即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第一代移民,以此保证这个公司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力。

第十五章 幕后的英雄:风险投资

  一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本身远比他们所要做的项目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流的人有可能把二流的项目做成一流,而二流的人即使有幸遇到一流的项目,也一定会把它做成二流甚至三流的。
  大部分创业成功的公司,最后做成功的事情和他们最初找天使投资想做的事情通常不是一回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公司的主营方向可能已经改变了好几次。Google 公司最初想通过做企业级的搜索服务挣钱,做的一直非常辛苦却未能盈利,最后找到了在线广告的途径才成为今天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公司。Facebook 最早是想通过发展名牌大学用户走高端路线,因而发展缓慢,后来改成了走草根路线并打造开放平台才做到了指数级增长。至于为什么这种不断的变化是创业公司成功的常态,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毕竟 IT 领域的技术和市场变化都太快,以至于难以在一开始就把今后几年要做的事情完全规划好,大部分成功的公司不是规划得更好或者项目更好,而是更能适应变化。当然,迎接变化和挑战主要靠公司的创始人。
  留心各大公司图标(Logo)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几乎所有大公司的标志和名称字体都是采用单色的设计,尤其是 20 多年前。至今很少有公司像 Google 那样使用明暗分明的彩色标志。我的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彩色印刷比单色(和套色,比如普通黑字套蓝色)印刷要贵得多,公司初创,必须本着能省一点是一点的原则,如果一家公司所有的文件和名片都采用彩色印刷,办公成本将增加;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传真机和绝大部分复印件都是黑白的,印有彩色标志的公司传真不仅不可能像原来彩色的那样好看,而目有些颜色可能还印不清楚。这样不仅让商业伙伴分辨不清,还不容易给客户留下深刻印象。他告诉我,很多年轻的创始人喜欢为自己公司设计漂亮的彩色标志,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好。
  风投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马太效应。越是成功的风投公司,投资公司成功上市的越多,它们以后投资的公司相对越容易上市,再不济也容易被收购。因此,大多数想去小公司发财的人,选择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它幕后风投公司的知名度。Google 很早就已经是求职者眼中的热门公司了,固然有它许多成功之处和吸引人的办法,以及创始人的魅力,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在于它是第一家 KPCB 和红杉资本在同一轮一起投资的公司,在此以前,这两家风投从不同时投一家公司。

第十六章 信息产业的规律性

  诺威格定律: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超过 50% 后,就无法再翻番了,这道出了许多跨国公司兴衰的根源。
  作为投资者,华尔街最希望看到的是 IBM 安心做它的系统和服务,微软老老实实卖 PC 软件,Google 和雅虎来负责互联网。全世界这些领域的商业规模基本上是个常数,互相争来争去只会让各家利润变薄,股价下跌。

第十七章 硅谷的摇篮:斯坦福大学

  慈善不是在富有以后拿出自己的闲钱来沽名钓誉,更不是以此来为自己做软广告,慈善是在自己哪怕也很困难的时候都在帮助社会的一种善行。
  对年轻的学生最有益的校园环境,就是那种最贴近今后真实生活的社会环境。在斯坦福大学,人员的构成和真正的社会并无太大差异,每一个年轻人周围又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这种环境中互相学习几年,外延就变得宽阔起来。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讲,在斯坦福大学的岁月里学到的社会知识比课堂知识对自己的一生更有帮助。拉里·佩奇在 Google 成功后回到斯坦福大学介绍他成功的经验时强调的一点是,创业者要成为全才。

第十八章 挑战者:Google 公司

  Google 其实是被美国《公司法》逼得不得不上市的。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在经营上有很多方便之处,外界没有人知道 Google 的任何商业细节,也没有人能干涉 Google 的决策,这样 Google 在商业竞争中能够出奇制胜(事实上如果雷曼兄弟公司不是上市公司,它可以避免破产的厄运)。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讲,通过上市融资,公司可以获得充足的发展资金,投资人的投资也能得到回报。作为一家非常成功的新兴公司,Google 不存在第一个问题。Google 在 2001 年成立刚满三年时就开始盈利了,而同期包括雅虎在内的几乎所有互联网公司都在亏损(当时只有 eBay 是一个例外)。从 2001 年下半年起,Google 的利润和现金流以极快的速度增长,远远比开销增长快。从这个角度讲 Google 不急于上市。当然,另一方面,风险投资公司和天使投资人希望通过上市收回投资。好在 Google 的董事会非常明智地看到,越晚上市,盘子做得越大收益越高,因此尽可能地拖后上市时间,事实证明这个决策非常正确。从 2002 年开始,Google 发展很快,人数也增加了很多,到 2003 年总人数超过了 500 人。根据美国现行证劵法规定,当一家公司的股东超过 500 名并且资产超过一定规模后,即使它不上市也必须在第二年的 100 天内公布财务状况。Google 大部分员工都有股份,因此,熟悉金融的人可以准确预测 Google 申请的上市时间是 2004 年 4 月 28 日(同样的道理,Facebook 坚持到 2012 年才上市)。

  巴菲特有一个最简单有效的选择股票的办法,就是到大小百货店、加油站和食品店看一看老百姓都在买什么,这比听华尔街分析师瞎掰似乎要准确得多。巴菲特因此而选择了可口可乐、宝洁、强生、百威啤酒、沃尔玛和卡夫食品等公司投资,都获得了极高的回报。在巴菲特看来,广大消费者才是一切商业的衣食父母。佩奇和布林也深深体会到,广大最终用户(网民和广告主)才是为 Google 带来生意的人,因此,Google 的产品一直是针对广大用户并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既不像 IBM 那样针对企业,也不像苹果那样针对精英。这样的商业策略,好处是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论经济形势好与坏,大家都要上网,就如同要购买日用消费品一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Google 的商业风险。这就是 Google 前 CEO 施密特说 Google 有很好的能力抵抗经济衰退的原因。

第二十章 社交网络和Facebook

  上个世纪末我到美国读书,惊讶于美国的高中生每天要花三四个小时打电话和同学朋友聊天,当时虽然有电子邮件,但是那并不适合实时通信,因此年轻人一回家就抱着电话,甚至我那些在大学里功课负担很重的同学们,一次打一两个小时电话也是常事。今天,当很多人抱怨孩子们每天都泡在手机上,并且憧憬着上一代没有这些科技产品干扰的好时光时,他们其实不知道这仅仅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抱着电话一天讲几个小时而已。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每天花在各种通信上的时间就远比睡觉以外的任何事情所花的时间都多,超过吃饭、出行等很多日常活动的时间。在工作中,一小半时间也都是花在不同形式的通信上了,比如讨论问题、答复邮件、开会,等等。当然,在各种目的的通信中,社交一直是人们之间通信量最大的一种,因此,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大社交网络便呼之欲出了。

  从波士顿地区搬到硅谷,对 Facebook 的成功至关重要。在硅谷,它获得了当地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基金巨大的投资,包括蒂尔、红杉资本以及俄罗斯的 DST 基金都是它坚定的投资者。同时,也正是因为在硅谷,它才得以从 Google 等公司挖到了大量的一流人才,使它成为一个境界高远的公司。反观国内很多企业,为了一点优惠条件,跑到三线城市去办公司,从此眼界和资源都受到限制,最终难成大事。看一看中国有多少上规模的互联网公司起源于三线城市,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扎克伯格能够听从帕克的建议,可谓从善如流,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关键。

  长期使用互联网后,负责浅层思考的脑沟变深了,意味着相应能力的增强;而负责深度思考的脑沟变浅了,意味着深度思考能力的丧失。
  经常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关注其他人的能力增加了,而阅读能力减弱了。社交网络影响我们大脑的发育,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做事方法是不争的事实,今天我们很容易受到社交网络上内容和情绪的影响,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梅特卡夫定律在如今用户规模上亿的社交网络上是不适用的,因为人能够维持的社会关系只有 150 人左右,这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一个社交网络即使再大,我们能够经常影响的人,和能够影响我们的人,通常还是只有几十人。今天你不论加了多少人的微信,通常也只会关注个位数的人的朋友圈,经常和几十个人通信而已。从各个网络公司实际的市值来讲,虽然 Facebook 的活跃用户是腾讯的三倍,但是二者的价值相差不大。推特公司的活跃用户数只有 Snapchat 的 1/3 不到,但是价值却更大,因为后者的用户过于低端。因此,社交网络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是它的用户质量以及提供的服务有效性更为重要。

第二十一章 成功的转基因:诺基亚、3M、GE公司

  诺基亚在手机市场上胜出摩托罗拉和近邻爱立信等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颠覆了摩托罗拉在模拟移动通信时代制定的游戏规则,并主导了 2G 手机时代的游戏规则。在模拟时代,话音质量是手机好坏几乎唯一的标准,而摩托罗拉无疑在此方面占有优势。那时候,手机功能的多少并不重要,甚至使用的方便性也不如语音质量重要,因为话音质量不够好时,功能再多手机也无法使用。而到了数字手机时代,不同手机的话音质量相差不像以前那么大,这时手机的功能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再到后来手机的外观都变得重要起来。摩托罗拉由于思维的定势,在早期开发数字手机时,仍然以话音质量为核心,功能和外观设计与同行相比常常慢一个节拍。而诺基亚很早就开始强调手机的功能、易用和外观。诺基亚的手机在功能上从不落后于任何竞争对手。更可贵的是,它的手机还以操作方便而著称,当用户买了一部新款诺基亚手机时,往往不需要读说明书就可以使用。诺基亚最早将手机“碍事”的天线装到手机机壳内,这样虽然牺牲了一些话音质量,但是手机更便于携带。这样的设计,以前是不可能在技术决定论占主导的摩托罗拉通过的。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设计更受消费者欢迎。当然,摩托罗拉后来也采用了这种设计。

  《大败局》一书中提到的很多公司创始人都有这个特点——业务能力没有随着业务提升多少。当他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常常习惯于把过往成功的经验简单套用到新的业务上。且不说他们过去的成功运气成分占了大多数,即使在过去的业务中主要是靠自己出色的能力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拿到新领域中,大多不能照搬照用。因此,虽然这些公司的负责人都很聪明,在理性上是愿意接受新东西的,但是在内心却是抵触的,这是人性使然。

  麦基尔在他的《漫步华尔街》一书中分析了,几乎所有基金经理的成功都源于大盘的增长和运气,与其投资能力无关。

第二十二章 生产关系的革命

  世界经济每隔 8-10 年会有一个下行的调整,如果一个初创公司没有一定量的资金储备,遇到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也就是“寒冬”),常常无法坚持到下一个上行周期(即俗话说的难以过冬)。相反,如果创始人股权占比过低,投资人股权占比过高,则创始人的积极性常常难以被调动,如果遇到经济的下行周期,资本方会比较短视地贱卖公司以收回投资。除了投资人和创始人,员工特别是关键员工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障。通常,一个好的科技公司在公司上市前,员工的股权占比会在 10%-15%之间。

  为了保证三方能够形成合力,硅谷的公司普遍采用了增发期权(Option)的方式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期权不是股票,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在一定期限里给另一方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
  期权不是股票,它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合约,是合约的一方在一定期限里给另一方按照某个价钱购买(Call)或出售(Put)股票的权利。比如,苹果公司的股票(代号 AAPL)在 2018 年 4 月 6 日的收盘价格是每股 168.38 美元,该公司或某家证券公司(Underwriter)给予期权的所有者在 1 年内任何时候,以这个价格(称为执行价格,Strike Price)买进苹果公司股票的权利,也就是买人期权(图 22.1)。如果在 1 年内股价从来没有超过 168.38 美元,期权的持有者不用做任何事情,既不赔钱也不赚钱。如果股价超过了 168.38 美元,那么不管股价涨到什么地步,期权的拥有者都有权以 168.38 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从而赚取这个价格之上的溢价。因此,期权的持有者是稳赚不赔。而对于现有股票的持有者来䶶,他也并没损失什么,因为如果股价不涨,期权就作废了。图 22.1 显示了股价和期权利润之间的关系,当股价达不到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利润为零,当然握有期权的员工也不会损失什么。当股价超过期权授予的价格时,期权的收益和股价是 1:1 的线性增长关系。
  如果一个公司的业绩增长达不到市场预期,股价就不会有明显提升,甚至会下跌,这样的期权就不具有价值。期权的价值是靠公司里的所有人,从老板到员工集体的努力来实现的。期权要想不变成废纸,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利润的提升,让市场肯定公司的表现,推动股价上涨。因此,期权所分配的其实不是存量利益,而是增量利益。一家公司里拥有期权的老板和员工,有足够的动力一起努力,把公司办得更好,让公司的股价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现有股东、老板(创始人和高管)以及员工,他们的利益就是一致的,而不再是零和游戏了。
  期权的本质是两个契约。首先它是公司和现有股东(包括投资人和公司内的持股者)在监管部门的监督下所签署的一种契约。当被授予期权的老板和员工行使(Exercise)期权后,这家公司就要增加流通股,因此一个公司不能随意发放期权,否则股价一旦超过可以行权的执行价格,就再也涨不上去了,这样就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能发放多少期权,需要董事会通过;如果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还要得到美国证监会报备批准,同时还要按照期权的市场价格计入公司运营成本。因此,这种相互的认可就是一种契约。一家公司可以发行的期权数量(或者比例),由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速度而定。业绩的增长必须超过期权增加的比例,这样市场就不会做出抛售股票的反应。当然,为了保持公司团队的稳定,并目让公司里的每个人都能把目标制订得长远,公司里期权的期限通常是十年。
  其次是公司里所有人之间的一份契约。在获得董事会同意发行一批期权之后,每个人的分配比例,实际上是一个契约合同。一家公司可以被理解为在某个行业里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经营实体,它为公司里的所有人包括管理者和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而管理者和员工以前的经验和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市场资源、技术专利等),以及今后对这个平台的贡献,占有这个平台未来一部分收益。每个人所占有的那一部分的收益大小,就是他们通过谈判获得的期权数量。
  期权制度的直接作用是合理分配未来的财富,但它同时也改变了公司里人和人的关系,从过去工业时代那种雇佣关系,变成了一种基于契约的合作关系。过去,一个部门经理通过权力多拿走 10 万元的奖金,或者多给那些喜欢拍马屁的人 1 万元奖金,这些奖金马上就兑现了。但使用期权作为分配工具后,结果就不同了,如果部门经理给自己或亲信多发了期权,而把像诺伊斯和摩尔这样的能人排挤走了,他最后的收益将是零。
  我在国内几所著名的商学院讲课时,很多企业家学员抱怨如今招人太难,留人更难。我进一步了解后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信息时代依然采用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进行管理。在分配利益时,总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的恩赐。实际上,今天资本已经不再是稀缺资源了,人的才智更具有难以复制的稀缺性。一家信息时代的企业,应当是一个给每个员工发挥特长的平台,要“请”个人来做事情,要本着企业与个人合作的心态,做不到这一点,要想留住人确实不容易。
  同样的道理,在信息时代聪明的员工懂得为自己寻找一个好的发展平台,并目摒除个人好恶和情绪积极地为那个平台工作。在硅谷的大部分公司里,工资只是相当于生活费,在硅谷这个消费水平非常高的地区只能保证简单的衣食住行;而对于成功人士和高收入人群来讲,期权才是他们获得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获得有价值期权的途径就是加入一家有发展前景的公司。事实上,在当下中国的北京、深圳和杭州那些房价极高的地区,很多生活优越的工薪阶层,他们主要的财富来源也是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的期权,而他们看似不低的工资,累积 100 年也买不起当地一套好的住房。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分配制度的变迁。
  综上所述,自信息革命发生以来,公司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制度必然会导致公司内部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有这样两个:
  首先,从过去所谓的主管、领导、老板为核心的文化,变成了以专业人士为核心的文化,其代表就是很多 IT 企业中的“工程师文化”;
  其次,上下级的关系由过去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变成了契约合作关系,底层员工主动参与一部分管理,导致公司管理的扁平化。

  硅谷工程师文化的形成有欧美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硅谷本身的原因。从历史上讲,欧美国家在历史上很少有大一统的帝国,官员的重要性就要小得多,专业人士的地位相对比较高。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工程师远比中国尊重和重视,比如在法国要取得工程师的资格,难度很大,需要在大学先读预科,然后才能进入好的工学院获得工程学位,并成为大公司的工程师。相比之下,一些中国人的官瘾比较大,非常看重级别。有一次在一个活动中,一位中国来的总领事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使级”(总领事)这个形容词,言下之意他是副部级干部。不过,我在类似的活动中遇到过朱棣文和骆家辉等人,他们给我们的名片上可没有写过“部长级”教授或“部长级”大使之类的名称。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即使一些学者,给我的名片还一定要印上享受政府津贴或者千人计划等称谓。社会精英都是如此,在公司里谁要是没有一个行政级别,脸上都会觉得无光。
  当然,硅谷工程师文化也有它本身的成因,主要是公司所有权和分配制度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和公司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行政职务和汇报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这一点在中国目前还做不到。我接触过很多中国的工程师,他们想当官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工程师,他们完全感受不到自己能拥有公司的一部分,这和硅谷的工程师不同。因此,他们只有当了官,有了一批围着自己转的下属,才能感觉到自己对公司的影响力。硅谷工程师也看重一种级别,就是他在朗道等级上的位置,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他承担的职责、收入以及在别人眼里的分量。
  在美国东部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工程师在收入上差异很小,这就无法激励他们往更高的层级努力。因此,在那里的公司中,第四等和第三等的工程师数量很多,但缺乏更高级别的工程师,因而很难做出改变世界的发明创造。这其实是欧洲很多国家创新力不足的原因,而那些国家的工程师若是到了硅谷,则能做出大得多的贡献,这充分说明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在信息时代,很多专业机构内的文化和硅谷的工程师文化其实很相似,只是会计师、律师、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的作用代替了工程师。其本质还是一种基于契约的生产关系。
  当每一个工程师都具有很高的自觉性时,管理也就变得容易了。公司为了提高效率,愿意将管理的层级扁平化。

  汇报层级少仅仅是扁平式管理外在的、最明显的特征,但如果单纯减少公司的管理层级,不调整相应的管理办法,还是没有用的。
  扁平式管理的另一个特征则体现在分权上。在一个现代企业中,每一级管理者甚至个人要拥有最终决策的权力,同时承担一定的责任。一件事情一个员工自己就能决定,就无需他的经理或总监来拍板。一个经理或总监能够决定的事情,就不需要副总裁或更高职级的人来给意见。在 Google,一名资深的工程师或产品经理,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管理工作,也能决定数万美元的采购,而不必先请示任何人。Google 的一个副总裁可以决定数百万美元的市场活动开销、上千万美元的大宗采购或者基础建设,并有权给予员工大笔的股票或者期权。只有分权,才能真正给公司带来效率。
  扁平式管理的第三个重要特征体现在限制上级对下级的人事权。如果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大权,那么他的下属就成了他的奴才,而不是公司的员工,而下属也会牺牲公司的利益以满足上级的意愿。这样的公司最终一定是山头林立,任人唯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公司的战略意图和行政指令必定难以执行。在真正施行扁平式管理的公司里,上级对下级通常只有人事上的否决权,而没有决定权。也就是说,他可以否决提升那些他认为表现不好的员工,但无法提拔那些只是他个人喜欢的员工。在这种情况下,下属与其取悦于上级,不如把工作做好取悦于所有人。另外,上下级之间是契约关系,上级对下级的调动没有任何的限制权力,因此一个中层主管为了维持自己团队的稳定,就必须学会尊重下属,而不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才。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中人和人之间的摩擦降低到最少。
  扁平式管理的本质就是用契约合作精神,代替工业时代很多传统企业中的那种隶属关系或者拥有的关系。

  到硅谷参观的很多中国代表团,都想去看看各公司 CEO 的办公室,结果他们大失所望,因为在几乎所有的公司里,这些高管们的办公室都很寒酸,有些甚至还没有办公室。特斯拉公司的创始人马斯克就在公共办公区里划出一片相对较大的工位办公,用的都是美国最便宜的宜家家具。美满公司除了 CEO 有一间办公室,其他上至 CTO 和 CFO,下至普通员工,都坐在开放的办公区里。而 Facebook 的扎克伯格,甚至没有固定的办公室。Google 的佩奇易有自己的办公室,但是很多高级副总裁都在和别人共享一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办公室。我每次和辛格博士开一对一的会议,都不得不到办公楼的园区里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因为他是和 4 位副总裁分享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办公条件上的这种设置,使得公司里的所有人都能真正感受到管理是扁平的。

  今天,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企业在和近年来崛起的新型企业竞争时,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虽然前者通常有更多的资源积累、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储备,但是因为生产关系落后,特别是分配制度不合理,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也无法快速适应产业不断的变化。总之,生产关系的问题不解决,再多的努力也会显得徒劳。

第二十三章 印钞机:最佳的商业模式

  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商业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而发展。挣钱原本不是人类活动的目的而是生存的手段,但是社会发展到今天,它似乎越来越成为很多个人和团体(比如公司)甚至学校活动的目的。尽管哲学家们可以不同意并高呼人们本末倒置,却制止不了这种趋势。因此,我们社会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就必须和商业联系起来。只有当一项技术、一种产品证明它在商业上是成功的,才能真正被我们这个社会接受。

  广告一直是传媒业的主要收入。一份上百版的《纽约时报》售价不到 1 美元,比印刷成本不知要低多少,更别提编辑和发行的费用了,其中的“亏损”全部要靠广告收入填补。实际上,广告的收入才是报纸营业额的大头,而区区 1 美元的售价,不过是为了确定其读者是一个真正读报的人,而不是把免费报纸拿回去当包装纸或邮件包裹的填充物。广播和电视业的收入更是依靠广告。杨致远当初为雅虎选定的商业模式便是传媒的模式,而不是电话公司的模式,这就注定了很多互联网公司的收入要依靠广告。

  最初的传媒广告业运作过程大抵如下。一个媒体必须有一个广告部门,它其实是一个销售部门,负责把报纸(或网站)的版面和广播、电视的时间销售给打广告的客户。它的成本有三项。第一,运营的费用,比如报纸的纸张、印刷费和发行的成本;第二,批发或零售的费用,包括给广告批发商让利或支付广告销售人员的工资等;第三,订单处理,各种广告订单的管理和安排如何刊登或播放广告。这三项成本除了第一项外,其他主要都是人工的费用。这种商业模式效率较低,对于大的媒体而言,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一份收入,就要添加一些人工,因此成本降不下去,利润率不可能很高,市场扩张也不会很快。

  小米利用了摩尔定律带来的时间差,将性能还不错的手机价格做得很低。小米在新手机开始预订时,给客户一个看似非常低,甚至低于成本价的价格,但是小米在向客户交付手机时,已经过去相当长时间了,由于摩尔定律的作用,这时元器件的价格实际上比用户订购时有明显下调。因此,小米得以通过巧妙地利用预订和交付时的时间价差来赚取利润。这不能不说比戴尔的做法又聪明了一些。

  一家公司要想获得成功,好的商业模式是必不可少的,而最好的商业模式就是印钞机式的,它不需要多少人力,一旦运作起来就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利润,持续发展。相反,下面这四种都算不上好的商业模式:第一种,每增加一份营收就必须多雇佣一个人;第二种,无法横向拓展(Leverage)的业务,例如从一个地区扩张到另一个地区需要做许多额外的工作;第三种,需要消耗过多的原料和成本;第四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创业者选择创业题目时要特别注意商业模式。

第二十四章 互联网2.0

  维基百科的英文名字 Wikipedia 由 Wiki 和 pedia 两个词组成。Wiki 是一种软件或者说一种技术,可供多个用户在浏览器中共同编辑和修改文档,尤其是有超链接(Hyperlink)的网页。很多公司内部也用它来编写文档。词尾 pedia 源于古希腊语的 paideia,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百科全书一词的英文为 encyclopedia,就是以 pedia 做词尾。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基于 Wiki 技术的百科全书。

  互联网 2.0 公司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专注于打造通用的平台,完整的服务则由社会上的开发力量和广大用户添砖加瓦,从维基百科到 Facebook 都是如此,它们相当于软件时代的甲骨文和微软。当年的甲骨文和微软在技术上并不比 IBM 更好,但是它们占据了软件时代的制高点。

第二十五章 金融风暴的冲击

  金融危机是我们社会的冰河期。我们的地球在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冰河期,每次都会有大量的物种灭绝,同时,又有大量的、更有生命力的新物种诞生。在 6500 万年前的大冰河期,覆盖全球的植被骤减,气候恶劣,主宰地球的恐龙随之消失。但是它们中间少数善于适应环境的,经过脱胎换骨变成了鸟类。恐龙的消失为哺乳动物的诞生留出了空间。研究生物的学者对我䶶,早期的哺乳动物竞争力并不强,如果不是恐龙的消失,它们很难成为今天世界的主宰。人类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其实并不是北京猿人的后裔,而是来自于东非。在 7 万年前的小冰河期,人类几乎绝种。但是,其中最“聪明”的一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了,成为了现代人,而其他猿人则被淘汰了。金融危机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是普遍的。无论是大的跨国公司还是小的新创公司,都必须经历危机的考验,历史的潮流将无情地淘汰落伍的公司,为新的公司腾出成长的空间。

  世界上大多数成功的投资和新产业的出现并不是靠政府的扶植,而是商业发展的自然结果。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扶植的新能源至今没有什么值得圈点的地方,但是各国政府没有太多投入的两个领域却硕果累累。

  金融危机的危害不仅仅在于我们大家的财富缩水,许多公司亏损甚至破产关门,更致命的是破坏了全球经济的循环系统,会导致全球经济瘫痪。由于除了做空以外,任何投资,包括房市、股市、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统统是赔钱的,使得资本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资本家,每一个有存款的人都在此列)大量撤回投资,以现金的形式保留财富。这样,我们社会的再生产和发展就变得难以维持,这也就是所谓的流通不足。结果,不可能动员任何人投入自己的财富,只有各国政府拿出钱来(有财政盈余的拿出存款,没有财政盈余的政府,像美国政府靠借贷和印钞票),先恢复金融领域的流通性,保证再生产的进行,然后再想其他办法恢复经济。
  恢复经济靠什么,短期靠基础建设,在创造工作机会上见效快,长期靠科技产业(IT)。因此每一次经济危机,就导致我们对科技的依赖越来越强。而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必须经历这次金融危机的洗礼。

  无论是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社会,一次大的危机或灾难必定带来整个社会的变革。这不仅包括国家和企业的崛起和消亡,也涉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

  和全球谨慎的投资相反,中国各种概念的泡沫反而在金融危机后急剧扩大,投资变得更加随意而无章法。今天的老百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为过去多年不合理的经济刺激买单。我在本书第三版出版时预言,“很多人将为 2014—2015 年疯狂的投资和股市最终买单”,一年后情况果然如此。但是,人们显然没有吸取教训,2017—2018 年,那些原本收人不多的中产阶级再次为 P2P 的泡沫和虚拟货币的泡沫买单。每一次泡沫之后,被洗劫的永远是社会的中产阶级而不是富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愚人税。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欧洲 1500 年来的历史,便不难看出经济地位最终决定一切。欧洲在封建时代(罗马帝国灭亡到法国大革命之间),并没有一个强力的国王(即使是教皇的权威也经常受到挑战),这个欧洲实际是由一群封建领主控制,这些公爵、伯爵和骑士在他们的领地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城堡,借以控制着自己的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颁布法律并征税。手工业者、商人和高利贷者在城堡附近居住,这样既可以应付领主的需要,也可以在危险的时刻有一个庇护所一—城堡。城市在中世纪并不重要,虽然历史上,在古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它们是国家的中心。
  十字军东征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欧洲。人们从欧洲西部、北部的农村迁移到地中海沿岸。人们发现世界并非仅限于他们狭小的城堡和修道院之内,而是海阔天空。在地中海沿岸,城市重新发展起来了,出现了制造商和商人,他们通过手工业和商业,手里慢慢地积蓄起少量的钱财,此举最终改变了他们在中世纪社会的地位。
  中世纪的领主是拥有田产的乡绅,同时是作战的骑士。十字军东征把古老农业社会的陈规打了个天翻地覆。这些骑士,在教皇的号召下,跋涉上几千公里的路程前往中东去作战。他们不得不支付自己的装备费用和路上的交通费、伙食费。这些城堡的主人,有财产但是没有现钱。因此伯爵们不得不从商人那里去借。像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中描写的夏洛克那样的放贷人,端坐在兑换柜台(banco,它就是银行 bank 一词的由来)后面,很乐意伯爵大人有求于他们,伯爵大人张口就要几百个金币,那可是放贷人一辈子的积蓄,后者为了保险起见,要求伯爵用庄园作抵押。这样,万一公爵大人在征讨奥斯曼人时有个三长两短,放贷人的钱才不至于打了水漂。借贷的双方最早都没有意识到这对借钱的人来说是一笔很危险的交易。最终,是夏洛克占有了庄园,而伯爵却破产了。
  当然,伯爵大人的财产和权力并不是一次就失去的,商人们开始只是要求获得一些对领主来讲无关痛痒的权利,比如在领主的土地上打猎。领主们急需现金,想到只要答应商人们打猎就能获得几百个金币,便答应了。从伯爵大人接受这项交易的那天起,他们不知不觉签署了自己权力的死亡证书。他们的书记员拟好协议书,伯爵大人盖上自己的印章,因为中世纪的愚民政策已经让他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一切万事大吉,领主兼骑士们怀着满腔的激情去东方对付穆斯林了。两年后,他们回到城堡,已是一贫如洗了。而城里人正在他的领地上打猎,搅得他不得安宁。大为光火的伯爵吩咐管家把众人赶走,商人们很听话地走掉了。可当天晚上,商人的代表,一个面包商来到了城堡,彬彬有礼,先是祝贺大人平安归来,然后提醒伯爵大人是他亲自恩允他们打猎的。接着,面包商出示了那份有伯爵徽章的契约。伯爵大人不得不极力克制自己的冲天怒火,从此默许了商人们在自己领地的狩猎权。
  半年后,伯爵大人想翻新他破旧的城堡了,于是他又想到了商人。这一次,商人们提出的条件是允许他们在伯爵领地的城镇成立自己的行会,管理商业而不受伯爵的干涉。这一回,伯爵大人很不情愿,可他确实需要那笔钱,又只好答应了。半年后,伯爵的城堡修缮完毕,可是他却不愿意履行诺言,因为他有自己的士兵,商人们对他无可奈何。
  市民们除了谴责一下伯爵的背信弃义,便无能为力了。可当下一次公爵急需用钱为女儿办嫁妆的时候,他连一个子儿也借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认为“信用不佳”。伯爵大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低下高贵的头颅,答应做出某些补偿。在伯爵大人拿到借款之前,市民们获得了他们梦想的权利。
  在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情形在欧洲各国经常发生,而目越来越普遍。最初只是小封建主开始借债,后来连国王也是债台高筑了。为维持自己的排场,大小封建主,上至国王下至乡绅开销一直很大。法国到路易十五时期,国王的债务已经到了根本无法还清的地步。封建主们总是通过赋予公民特许权来交换他们急需的现金。城市不断壮大,并目吸引着附近乡村地区的劳动力,在经济上已经取代了城堡的中心位置。社会各阶层经济地位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当然,这种权力由封建城堡向城市的转移是缓慢的、不情愿的,并目不时发生一些流血冲突——市民和手工业者被封建主逮捕和杀害,商人和银行家的钱永远追不回来了。但是,历史的趋势是城镇变得越来越富有和重要,封建领主却越来越穷并目要被历史抛弃。这种冲突的高潮就是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国王的债主们—一第三阶层,这次是向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要求国家的管理权了。国王当然不答应,结果是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温和一些的乡绅们也许可以避免路易十六的厄运,但是当年伯爵大人的后裔们,坐在自己年久失修的城堡里,看着外面城市一切欣欣向荣的景象,感叹着从他们祖先稀里糊涂地签署了第一张用自己封建特权交换财富的契约时,他们的厄运就已经注定了。城里人对乡绅们已是不屑一顾,尽情地享受得之不易的权利。这些是他们祖先经过十几代人的持续斗争才辛苦得来的。

第二十六章 云计算

  销售成本是很多试图进入企业级软件市场的小公司经常忽略的。我在专职从事风险投资的这几年,接触了很多专注于企业级市场的 IT 公司,虽然一旦获得一家客户后,它们可以常年做生意,但是开始的销售成本是巨高的。在美国,除了诸如差旅费、营销费用等显性成本外,还有很多隐性成本。例如,公司里差不多每三个针对企业级市场的销售人员就有一个根本做不成什么单,这就是隐性成本。此外,第一次签成功一个企业级合同需要 3 到 6 个月时间,如果是财富 500 强的大客户,这个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这是那些急于在市场上证明自己的初创公司等不起的。
  由于这两个原因,再加上其他因素,在企业级市场上,初创公司颠覆老公司几乎不可能,除非赶上巨大的技术革命。而云计算对企业 IT 服务来讲,恰好是这样一次巨大的革命,这就给了新公司打破原有平衡的机会。

  云计算变成了土地 GDP。还有各地出现的打着云计算的旗号,圈地搞基建,包括建立云计算数据中心(盖楼、买机器),铺设光纤,等等。至于上面有什么服务,能做什么事情,暂时都没有考虑清楚。云计算的初衷是整合社会的计算资源,达到节省资源的效果。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每个云计算提供商要有相当的规模。现在很多外行,以及涉及自身利益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内行,以所谓私有云的名义,将本该合并的服务硬是划成了豆腐块。在美国科技界,大家的共识是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数量只能是个位数的。而在中国,这个道理讲不通,因为所有零敲碎打的公司和政府部门都以“你讲的那是公有云,我们也需要私有云”为借口划分地盘。岂不知,即使 Google 这家计算能力全球最大的公司,也不过是一块私有云而已,因为私有云并不意味着规模小。而在美国很多政府、公司和学校都放弃了自己的 IT 服务,使用 Google 的云服务,而不是自己搞云计算,比如洛杉矶市政府、规模很大的基因泰克公司、教职工和学生超过六万人的纽约大学。在中国有些人也很清楚云计算不是谁都能搞的,但这是提升 GDP 和业绩的最好名头,一定要用一下。于是,云计算的泡沫就越吹越大了。

  既然我们有历史的教训,为什么不能制止这种低效率的投资和必定会破灭的泡沫?很遗憾,我们不能对人类期望过高。在投资上,我们人类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是贪婪而不长记性的,而这大多数人不理性的行为,恰恰造就了能清醒认识规律并且遵从规律的英雄。

  过去,中国人愿意花钱购买看得见、摸得着的计算机硬件,但是一些人不愿意购买软件和其他知识产品,能盗版就盗版。这看似节省了成本,其实也毁掉了中国的软件产业。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一款世界级的软件,而中国所有上市的软件公司,包括金山、用友、东软等,市值加起来还不如美国中型软件公司 Adobe 的 1/3。如果 Adobe 在中国,它一定生存不下去,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 400 美元买一份 PhotoShop。但是,云计算出现后,中国的企业级软件公司不需要再卖软件给客户了,它们可以将软件放在自己的云计算中心,以服务的形式供客户使用,也就是常说的“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sS)模式。有意思的是,中国大中小企业居然接受了这种收费方式。如果中国的企业级软件和服务的市场规模能够达到全世界平均水平,那么也将是一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

第二十七章 汽车革命

  大量车辆带来的第二个污染是噪音污染,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根据欧盟环保署 2017 年的报告显示,欧盟国家 5 亿人口当中超过 1.2 亿人常年生活在噪音过高(超过 55 分贝)的环境里,而噪音的来源主要是城市里的车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研究,长期置身于噪音之中会增加患中风、心脏病、忧郁症、失眠、糖尿病和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的概率。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汽车的性能和安全性有不少改进,但是交通死亡人数并没有减少,因此,今天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即使再谨慎,也难免会遇到交通事故。要想让交通事故大幅下降,可能需要让机器取代人来开车,至少让智能机器辅助人来驾驶。

  特斯拉公司不断尝试将最新的 IT 技术加入到电动汽车之中,特别是那些在内燃机汽车上很难实现的功能。这使得人们对电动汽车有了和对内燃机汽车不同的看法。从此,电动汽车不必再和内燃机汽车比拼价格和性能,因为那将是苹果和橘子的对比,没有什么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特斯拉公司进入了它改造汽车产业的第二阶段——推出大众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的充电是随时进行的,并不一定要连在充电桩上,下坡时、刹车时,甚至脚稍微离开电门踏板一秒钟,它就会马上进入充电状态,将动能和势能转换为电能。

  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和普及,无疑将彻底颠覆汽车产业,汽车产业或许会从大件消费品的制造和销售,变成提供出行服务。这样一来,城市里的汽车数量会大幅度减少,拥堵问题会得到根本性解决。大家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如果道路上都是无人驾驶汽车,那么绝大部分红绿灯就不再需要了,因为汽车之间的联网可以让它们很好地自动协调过马路。此外,如果每一辆汽车都是智能的,都知道周围汽车的目的地和行驶意图,那么去同一个地点的汽车可以采用车(比如 10 辆从北京中关村到首都机场的汽车)接龙的方式自动连接起来,这样除了第一辆车,后面汽车的风阻可以降低到忽略不计的水平,这可以大幅度降低能源的消耗。要知道汽车的能耗有 1/3 浪费在了风阻上。当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相比节省劳动力、时间和能源,无人驾驶汽车对交通事故的减少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无人驾驶汽车的事故率比人开车要低得多,这一点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一些研究报告,表明,无人驾驶汽车也将大幅度减少道路死亡人数,这主要的原因是 90%以上的道路死亡都是由司机的失误造成的。当然,由于目前无人驾驶汽车行驶的里程数有限,尚未获得可信度足够高的统计数据。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技术不断的进步,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会越来越高,而人驾驶汽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什么进步,因此用不了多久,无人驾驶在安全性上就会远远把人甩在后面。

  未来是慢慢到来的,它不会在一夜之间让我们感受到巨大的变化,但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们会发现汽车产业和出行方式与今天相比,已经完全不同了。人们通常会对一两年内的技术进步做过高估计,但是却会低估 10 年间的技术发展。汽车革命正在进行。

第二十八章 工业革命和颠覆式创新的范式

  那么什么是不变的要素呢?首先是上面所说的信息和能量。把握住这两样不变的要素,就能利用新技术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举例来说,淘宝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卖场的信息化。今天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共享单车,其实本身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车还是原来的自行车,经营的方式与过去的租赁也没有太多的区别,但是将每一辆自行车信息化,能够通过手机和周围的自行车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相比大帆船,蒸汽船有一个杀手功能,就是便于逆风逆流航行。然而,仅凭这一个优势还不足以在竞争中取胜。蒸汽船的胜利更多地是受益于当时工业革命的大环境。当时,以机械发明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其任何一项技术进步(特别是蒸汽机和传动技术),都有可能帮助蒸汽船改进,但那些技术对改进大帆船的帮助却不大。因此,蒸汽船很快就全面超越了大帆船,并且逐渐淘汰了后者。
  类似地,如果两个公司采用两个不同时代的技术,大公司即使体量大,也难以和技术先进的小公司竞争,当然前提是技术的差距得是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那么大。回顾一下 Google 的发展历史就能体会到这一点。1998 年 Google 刚起步时,市场上已经有很多搜索引擎了,不过当时最好的搜索引擎 AltaVista,其 10 条搜索结果只有两三条是相关的,其余都是无关的,因此大家在大部分时候都找不到所需要的信息。而 Google 发明了 PageRank 算法,一下子每 10 条搜索结果能有七八条都是相关的了,于是,搜索引擎才成为大家都愿意使用的技术。若是对比 AltaVista 和 Google 的搜索技术,会发现它们已经不处于同一个时代了,正如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

  但是,电灯有它的杀手功能,那就是方便目没有油烟污染。当然,光靠这个优势还不足以和煤油灯竞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各种与电相关的技术进步都在帮助电灯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用电的安全性,却对煤油灯没有任何帮助。到了 1893 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由西屋电气公司提供的照明系统将万盏华灯点亮,整个会场如同白昼一般,向全世界宣布了电时代的到来。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IBM 主导着全世界的计算机产业,它的收入比全世界其他计算机公司的收人总和还高得多。更重要的是,它制定了整个行业的规则——制造和出售昂贵的大型计算机系统,随后每年收取同样昂贵的服务费。当时,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挑战 IBM 的霸主地位,从 IBM 走出来的天才科学家、IBM S/360 的设计者阿姆达尔(Gene Amdahl)一度通过提供更快更便宜的大型计算机 Amdahl 470 获得了成功,但是 IBM 很快通过价格战打垮了他和他的公司。
  但是,到了上个世纪 70 年代,计算机行业出现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颠覆者,那就是我们前面在介绍微软时提到的 Altair 的微处理机(图 7.1),它的价格只有 IBM 大型机的千分之一。不过 Altair 又小又慢,很不好用,没有操作系统,还经常死机。Altair 唯一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到了可以让小公司甚至个人买得起。为了让发烧友能够使用这种微处理机做点事情,盖茨为它开发了一款软件 BASIC。当时,IBM 并不觉得这一类小玩意和那个眼镜上总是灰尘的小伙子会影响他们的生意。
  然而,摩尔定律帮助了盖茨和 Altair 这一类计算机。由于处理器的性能每 18 个月翻一番,同时其他半导体器件(包括存储器)也都在同步快速发展,个人电脑很快就取代大型计算机来从事复杂的工作了,但摩尔定律对 IBM 的大型机系统的帮助却不明显。《时代周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称盖茨是未来宇宙的主宰。不到 10 年工夫,盖茨的微软公司就开始威胁到 IBM,并目逐渐赶上和超越了蓝色巨人。

  Google 的杀手锏在于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上网页之间相互连接的信息,这是其 PageRank 算法的本质,而之前的搜索都是从网页本身和关键词的相关性出发,孤立地看待每一个网页。PageRank 只是从某种角度反映出 Google 做事的哲学,即充分利用网络效应。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大,连接越来越强,Google 越来越受益于这种进步。相反,微软的业务基于 PC,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对微软的帮助有限,这才让 Google 能够后来居上超越微软。特别是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Google 的安卓手机操作系统也就完全取代了微软的 Windows,成为全世界使用率最高的操作系统。

  类似地,规模只有几百人的 ARM 公司,利用智能手机的崛起,在移动终端上打败了英特尔公司。ARM 的技术相比前面介绍过的太阳等各家制造 RISC 芯片的公司的技术,没有本质差别。在个人电脑时代,处理器的耗电量相比速度是次要因素,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就是各个设备厂商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了。因此,虽然英特尔传统的 CISC 技术本身不差,但是它无法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而使用低功耗 RISC 技术的 ARM 却可以,这帮助它赢得了今天最大的处理器市场。同样,在手机整机厂商的竞争中,虽然苹果刚做手机时一年销量不过百万部,当时诺基亚却是几亿部,但是它们就如同蒸汽船 vs. 大帆船一样,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今天 IT 行业的进步,比如触屏技术、图像处理和图像识别技术、固态半导体存储器(SSD)技术,都能帮助苹果手机进步,而对诺基亚则帮不上什么忙,因此后者很快便被挤出了手机市场。

  颠覆式创新的特点:
  首先要有一个杀手功能。蒸汽船的杀手锏是逆风逆流航行,微软是个人能够支付的电脑价格,Google 是互联网的连接效应,ARM 是低功耗,苹果是触屏、照相机等常用的非语音功能。没有杀手锏,什么都免谈。
  其次,颠覆者的杀手功能必须容易得到当时相关技术的帮助,以至于进步飞快,而传统的产品难以受益于当时的技术进步,这一点是很多人所忽视的!蒸汽船受益于机械革命,微软受益于摩尔定律,Google 受益于互联网,ARM 受益于移动互联网,苹果则受益于信息时代的多种技术。在历届工业革命的过程中,永远不乏好的技术,但是孤立的技术进步并不能实现颠覆式的创新,任何成功的颠覆,都受益于那个时代其他技术的帮助。
  再其次,正如同初生的婴儿都是不美的一样,颠覆式创新一开始一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蒸汽船不可靠,微软和 Google 功能弱,ARM 的处理器速度慢,苹果的手机价格昂贵。但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或者多个杀手锏,当周边技术能够帮助它克服缺陷,并且不断放大杀手锏的威力时,颠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和商业,就成为了必然。
  颠覆式创新构成了历代工业革命的主旋律,它不是媒体上空洞的辞藻,不是随意、破坏性的试错,而是利用整个时代的技术进步一步步完成技术革命的过程。上述这三条规律概括了各个颠覆式创新的共性,可谓是它的范式。另一方面,在历次工业革命中,真正实现颠覆式创新的案例并不多,这才让它们显得格外耀眼,引人瞩目。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一个时代的颠覆式创新最终能够完成,但是具体由谁来完成,其实运气成分很大。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讲,也不必因为好运没有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懊恼,因为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中都会有很多的机会。要想把握住这些机会,就需要了解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和范式。

  我们只要记住下面这个范式,即:
  现有产业+智能技术=新的产业
  就可以在未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很多人说,我不懂计算机,更不知道人工智能。其实,只要回顾一下在历次工业革命中大部分受益者并非来自核心技术领域,就知道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在瓦特时代,欧洲没有多少人懂得力学和热力学原理,但是从英国到西欧,很多人都受益于工业革命。在爱迪生时代,JP 摩根和杜邦都不懂电的原理,却都受益于电的使用。同样,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贝佐斯、马云和赛蒙斯等人都不会写程序,但是他们照样成为了最受益于信息时代的一群人。

  为什么中国技术最领先、管理最严格、最有核心竞争力的格力会输给“三无”(无核心技术、无生产线、无元器件制造)的小米呢?原因很简单,最主要的有两个
  首先,小米掌握了当下工业革命的范式,这就是:
  现有产业+大数据=新的产业
  小米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制造型企业,它卖手机并非满足于挣硬件的利润,而在于获得用户并妥善运营,从每一个用户身上获得长期的收益。如此一来,原本单纯靠销售手机获得微薄利润的手机产业,在小米手里就变成了一个聚集用户、长期赚取用户价值的新产业。因此,小米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处理器芯片和操作系统),有没有生产线,其实并不重要。
  相比之下,格力的境界还停留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从事的还是老产业。在它看来,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是要拥有所有的核心技术,这也就不难解释格力为什么宣布自己做芯片了。可以毫不客气地讲,格力完全走错了方向。今天,合作比掌握一些核心技术更重要,做好自己擅长的事情,而不是做自己不懂的事情,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其次,小米认识到在未来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数据,这一点它比国内所有手机厂商(包括华为)做得都好。靠着掌握了大量的用户数据,小米才做到了在智能家居方面让用户感觉很贴心。相比之下,格力则是一家捧着金饭碗在要饭的企业。格力通过空调、冰箱等产品,原本可以占领世界上很多家庭的 IT 人口,这其实是比黄金更宝贵的资源,但是它无视这些资源的重要性,白白丧失了很多机会,而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比如手机和半导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来并不可怕,机会远比困难要多得多,但是能否理解工业革命的本质,并灵活运用工业革命的范式,特别是利用智能技术这一工具改造自身所处的产业,是一个人、一家企业今后能否成功的关键。

  我们这一章主要都在回顾过去,但回顾过去,目的是为了展望未来。在以往三次技术革命中显现出来的规律,今天在智能革命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概括来䶶,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有其核心技术和核心受益人群,都有早在几十年前就准备好的科学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能够称得上是一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辐射力是相当强的,很多产业都会随之变化,这就是机会所在。因此,历次工业革命都会有一大批核心产业之外的受益群体,都会按照下面这个范式诞生出新的产业,即
  现有产业+新技术=新的产业
  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第二十九章 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

  当企业按照泰勒指引的方向优化流程时,整个工厂就变成了一个大机器,而工人则变成了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喜剧表演大师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就生动地反映了在这个时代里“社会人”变成“机器人”的事实。在那样的工厂里,除了工厂主和主要的工程师之外,没有人知道产品生产过程的全貌,因为他们不需要知道,一切都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流程进行的。因此,生产线上的工人和工业革命早期的工匠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工人缺乏工匠精神,这并非工人们不努力,而是为了追求效率设计出的生产方式让他们无法成为工匠。事实上,不仅当代中国缺乏工匠,在深受泰勒管理思想影响的美国也缺乏工匠,因为大部分工人只需完成生产线上一个环节的简单工作。今天,或许只有在不以追求效率为目标的日本、德国和瑞士的一些小作坊,包括法国的奢侈品加工厂,才能找到做产品精益求精的工匠。此外,当标准化取代了个性化之后,效率得到了提升,生产出来的东西则是千篇一律。

  在信息论中有一个最大熵原理,大意是在对未知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进行预测时,我们的预测应当满足全部已知的条件,而对未知的情况不要做任何主观假设。我们平时常说的“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这个道理。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总是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变化的,即从有序变为无序,比如一杯冷水和一杯热水相混合,变成一杯温水,这是无序状态。用香农的理论来描述,也即一个封闭的系统的变化一定是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如果我们把一个公司或者一个组织看成是一个系统,如果它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定是越变越糟糕。相反,对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可以和周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有可能引人所谓的“负熵”,这样就会让这个系统变得更有序。最初薛定谔等人用负熵的概念来说明为什么生物能够进化(越变越有序),后来,管理学家们借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公司或组织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可以变得更好。中国的俗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就是这个道理。这从某种角度解释了一个地区为什么近亲繁殖会道路越走越窄,而引人外来文化才有可能不断进步。

  机械思维和控制论思维两种方法论的差异,前者是对未来做一种尽可能确定的预测,后者则是根据变化不断进行调整。

  进入 20 世纪后,几乎所有好的投资人都不再对资本市场做预测,而是不断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反应并进行调整。

  在大工业时代,一个公司的战略、一个产品的开发都是自上而下制订和组织的。一般来说,都是公司的几个负责人先有一个想法,然后层层落实,这其实是一种预测的思路。企业界的读者朋友不妨对照一下自己所在公司领导一年内的䶶话,看看是否显示出这种“预测+层层落实”的机械思维。而硅谷的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却不是这样做事的,它们依靠的是持续的反应,这就如同土星五号在飞行过程中要不断调整轨迹一样。不重视预测,而是重视反应,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来无法预测准,于是干脆不再预测;二来是有能力做出快速反应,因此不担心意外情况发生。

  在 Google 和 Facebook 内部,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项目,在这些项目成功之前,各级主管很难预见什么项目能够成功,或什么不能。那么该如何决策呢?这些公司的做法很简单,管理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项目进展情况对这些项目不断作出反应。比方说市场往某个方向偏移了,那么项目也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某些项目进展得顺利,并目显示出较好的市场前景,那么就对这些项目增加资源投入。反之,对那些进展缓慢市场反应冷淡的项目,就及时砍掉,如此而已。在硅谷的公司里,很少有那种下级在上级面前立个军令状,遇到困难表个决心,再要一次机会,或者搞一个大会战追赶进度这类场景,因为这么做不符合“反应”的原则。Google 和 Facebook 的大部分项目最终都被淘汰掉了,用户能够看到的产品其实是少数项目转化而来,这就是变预测为反应的结果。

  思科、Google 等很多硅谷公司看待内部创业也是基于类似的思维方式。公司高层实际上很难预测出哪些地方可以作为未来的突破点,便任由基层员工根据自己的理解尝试各种创业主题。公司则根据每个项目的表现作出反应,或继续支持,或收购回来,或任其自生自灭。于是,那些有执行力的团队、有竞争力的产品便能脱颖而出,成为公司未来发展的支柱,而那些没有生命力的项目就消亡了。Google X Lab 借鉴了思科的很多做法,有很多项目里的员工,基本上是两到三年便更换一波,成功的项目很多都被转到了产品部门,比如 Google 大脑。失败的项目自行消失后,员工也就被释放了,他们大多数加入了其他项目组,少数离开了公司。

  风险投资的实质也是变预测为反应,而目风险投资的决策过程也完全遵循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指导思想。在信息论里,有一个最大熵原则,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不能对未来做任何主观的假设。Google 内部的产品原则一—没有足够的数据不能下结论,就是源于此。其次,在获得了一些知识或信息的情况下,结论要与数据相符合,而不是迎合长官意志,这样才能做到风险最小,回报最大。好的风险投资人不做事先的假定,因为不知道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什么样的,而是希望从创业者那里了解信息。在得到一些信息后,他们会及时作出适当的反应。为了降低投资风险,他们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同时,一旦察觉到某种技术趋势,他们会让自己的一部分投资符合这种技术趋势。
  在具体操作上,他们使用的是从香农第一定律出发得到的霍夫曼编码方法,即通过对好的项目不断追加投资,将最多的资源用于最有希望的项目。我们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看看这种方法是如何操作的。
  假定风险投资人一共评估了 100 个创业项目,删掉不靠谱的,然后选择 20 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项目进行投资。投资之前他们并不在意这 20 个项目哪一个就比另一个好,因为他们无法预测。过了一段时间(比如在这些项目需要下一轮融资时),投资人会重新评估这些项目,根据创始团队的表现和项目的进展,对发展超出预期的项目加倍投资(专业术语叫做 Double Down),对表现一般的项目就顺其自然,对表现差的项目甚至会提前进行清盘,退出一部分投资。这样,到了第二轮,投资人可能又向其中的六到七个项目追加投资。类似地,投资人会根据项目的表现不断作出及时反应,在第三轮、第四轮,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表现最好的项目中。最终,他们会在成功的项目中占有尽可能多的股份,在失败的项目中则将损失控制到最小。在本章附录二中我们对上述情景做了量化分析,证明这种投资方式不仅回报高,而目相对风险较小。

  当然,在信息时代能够淡化预测、实现快速反应,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知识型工作者自身的自觉性。在大工业时代,这一点则做不到。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一书中指出,每一个知识工作者本身就是一个自觉的自我管理者,对于他们不能也不需要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人事管理方式,而要改成任务导向的契约式管理方式。他的这种思想被信息时代的很多管理者,包括比尔·盖茨、格鲁夫和 Google 前 CEO 施密特所推崇。在硅谷的 IT 公司,每一个工程师不仅在作息时间上相当自由,也是公司基层决策的参与者。他们的自觉性使得公司能够根据最新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从农耕时代到工业时代,在人们的观念中,对实体财富的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是继续创造财富最重要的手段。直到今天,很多人依然喜欢“拥有”实物所带来的快感,特别是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财富剧增。于是,日本的富豪们开始大手笔在全世界购买各种资产,从曼哈顿的地产到印象派的绘画,尽情享受着拥有的快感。不过,这些资产并非创造财富的有效工具,十几年后他们又不得不原价甚至低价将其卖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随着中国经济迅速起飞,中国民众尤其是企业家的财富剧增,很多人都跑去美国投资,投资的对象依然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地产和各种实物为主。很多人愿意花几千万美元甚至更多来买下自己一年只住一两周的豪宅,买下永远无法盈利的酒店、酒庄、高尔夫球场或写字楼,却不愿意拿出几十万美元投资到美国股市或风险投资基金中,因为后者看不见摸不着。
  亚洲人喜欢投资不动产的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由于亚洲地区脱离农耕文明时代的时间还不长,虽然享受到了商业文明带来的财富增长,但是思维方式却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改变的。大部分亚洲人高估了固定资产的价值,而低估了人、新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作用。在中国开展“双创”之后,各地政府都希望从美国带回一些创业项目,以提升当地产业水平。各个城市和开发区的领导常常觉得给出的最大优惠就是一块土地。我身边很多回国发展的朋友讲,当地政府在了解他们的诉求时,最爱问的是“你们需要多少平米的办公楼,需要多少亩地。”事实上,这些想回国创业的海归,他们更多地是希望能解决人才落地的问题,以及对外便利交流的问题。2008-2009 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创业园在硅谷地区购买了大量商业楼宇,改建成孵化器,希望以低价格吸引创业公司人驻。孰料 10 年过去了,这些楼宇至今还空着一大半。很多孵化器将房租降到每天每个工位 5 美元,即两杯星巴克咖啡的价格,依然吸引不到好的创业团队。与此同时,Google、苹果和亚马逊等公司在硅谷的办公楼则是人满为患,在外面租楼或买楼又办不到,说明硅谷地区的办公楼其实很紧俏。这些中资孵化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农耕文明的思维习惯和硅谷商业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硅谷的公司在快速发展期都是采用租房的方式,而非买房和建房。这倒不是硅谷企业不懂得土地房屋的价值,而是相信把资金投给固定资产,不如投给自己的核心产业回报高。当一个企业开始大量买地建房时,说明它们已经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方式了,这时企业就从青春期进入成熟期。这个阶段的企业市盈率通常都不会很高,因为华尔街会觉得它们后劲不足。
  硅谷的公司不仅对这些不动产兴趣不大,对其他重资产的项目也不感兴趣。今天硅谷地区依然设计了全世界最多的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但是当地没有一条成规模的半导体生产线。世界上大部分集成电路芯片都是由中国台湾的公司制造的 硅谷地区不是没有生产集成电路的技术,而是因为它投资太大,今天一条先进的半导体生产线需要上百亿美元的投资。这样重资产的项目一旦要转型,是非常困难的。硅谷地区更喜欢不断变化且容易采用新技术产生变革的产业。
  在信息时代,比拥有更重要的是连接。
  Google 和 Facebook 自己并不制作内容,它们反而是世界上用户最多、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尤其是 Google,它的利润超过中国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利润的总和。优步公司不拥有一辆汽车,反而是世界上乘客最多的出租车公司,Airbnb 不拥有一间旅馆,反而能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旅客提供差旅住宿。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公司是阿里巴巴,它既不制造产品,也不发行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却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平台和支付平台。这些公司成功的原因是,它们拥有连接,既包括人与人的连接,也包括人与物的连接。过去那种需要拥有生产资料才能控制商业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在后互联网时代,获得连接用户的带宽比拥有资产重要,因为谁拥有了通信的“带宽”,谁就拥有了生意。这和香农第二定律是相吻合的,即带宽决定信息的流通量,进而决定生意规模的大小。图 29.4 显示了 Airbnb 公司提供的可选房源数量,不到 10 年的时间,Airbnb 就将这一数量增长到 400 万,超过了全球房源最多的万豪、希尔顿、洲际、温德姆和锦江国际五大酒店集团的房源总和。
  在所有连接中,处于关键路径上绕不过去的那个节点最有价值。在个人电脑时代,整个 PC 产业链中绕不过去的两个环节是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处理器,这两家公司也就先后成为那个时代市值最高的公司(市值都曾超过 5000 亿美元)。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关键节点并不掌握在一家手里,而是在几家 IT 巨头手里。微软依然牢牢把握着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但是 Google 掌握着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安卓操作系统,而亚马逊的云计算平台起到了企业级云计算操作系统的作用。再加上自成一体的苹果,它们成为了今天全世界市值最大,而目在各自领域无人能够挑战的公司。

  在大工业时代,一个地区的发展常常仰赖一个核心产业,甚至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两家大公司,很多小公司都围绕着一两家大公司运转,当这一两家公司过了气,整个地区也就衰落了。这似乎是大工业时代的宿命。以美国为例,匹兹堡的发展靠的是钢铁业,具体来说靠的是卡内基钢铁公司这一家公司;底特律靠的是三大汽车公司;新泽西靠的是基于电话的电信产业,而目基本上靠的是 AT&T 这一家公司(当然今天它派生出了很多公司);而在纽约的北部(即上纽约地区),从 19 世纪末开始,当地经济基本上就靠 IBM 和 GE 这两家公司支撑。这些公司一方面像一把大伞保护着当地,并目为当地带来了迅速的繁荣,比如像地处美国内地的匹兹堡和底特律,当年之所以能够崛起,不能不感谢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三大汽车公司。再比如像通过微软一家公司带来繁荣的西雅图周边地区,但是这些公司规模都太大了,在它们的阴影下,不可能再成长出大树了。一旦大树倒掉,当地的经济便将受到重创。正因如此,当地各种利益集团都不敢让大树倒掉,只要能多支撑一天就要让它们继续维持着。但是,如果跳出这些地区,或者过了很多年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优化了局部利益,而牺牲了一个地区整体发展和长远的利益。
  其次,一个产业里最好的公司难以走出这个产业。
  如果说大公司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行业导向,使得政策向现有产业倾斜,导致一个地区无法实现转型,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公司的内部转型也非常困难呢?大部分时候,不是这些公司不想转型—一他们的高级管理层通常都很优秀,而是根本转不了,因为公司的基因和文化是公司成立之初确立的,受到当时产业环境的制约。当一个公司从小到大成长起来时,只有适应那个产业特点的(创始)人和公司才最终生存了下来,可以说那些公司的基因和企业文化的形成必然有其合理性。比如 IBM 早期向客户收取高额服务费的做法,我们今天看起来实在是太“心黑”,但是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只有专家才会使用计算机,IBM 派人进驻客户,帮助客户使用计算机,是有利于计算机普及的。但是,当大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管理风格不断优化到最适合现有业务时,它其实就很难再适应新的业务,这就是惯性原理在起作用。以微软为例,它的组织架构和 Office 软件的层次结构几乎完全吻合,以这种组织架构来开发互联网产品,自然会力不从心。
  一个传统工业区、一个大公司,越是对现有企业、对现有业务进行局部优化,就越难以在较长时间和空间内做全局优化。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在当前利益基础上优化得越多,就越容易陷人“局部最大值”,也就是走入了一个进化的死胡同。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很多地区在高速发展了一段时间后,便走到了尽头。

  反观硅谷地区,虽然靠半导体起家,但是叛逆的作用使得那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一家独大的公司。如果仙童公司诞生在 20 世纪初的纽约地区,它很可能是另一个 AT&T 或者 IBM。而在硅谷地区,它没有形成垄断,并目很快自己就消亡了。今天虽然苹果公司按照营业额和利润讲,是世界第一大公司,但是在硅谷依然有 Google 等公司可以制约它。在这些软件公司之外,还有思科、甲骨文、惠普和英特尔等硬件和系统公司平衡软件企业。可以说,硅谷对局部构成的约束,却带来了整个地区的繁荣。这样的结果,并不是仙童或后来的大公司预先设定的,而是自觉甚至不自觉应用信息论和系统论的必然结果。

  肖克利在创办他的半导体公司时,给公司确定的使命是把晶体管的价格降到每个一美分。这种想法很自然,因为在肖克利半导体公司成立时,全世界只有晶体管,没有集成电路。肖克利要想确保竞争优势,就是制作出更廉价的晶体管。但这就是沿着机械思维的惯性在往局部最高点爬山,即使他做到了这一点,也无非是爬到了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小山头,就再也上不到更高点了。如果今天每个计算机的处理器都是用一个个晶体管搭建的,不考虑耗电量,一台 PC 或手机也要几千万美元。当然这样也就不会有个人电脑和手机了。好在肖克利公司出了“八叛徒”,成立了仙童公司,这就把晶体管的产业往下推,当然,在颠覆肖克利晶体管生意的同时,他们也发明了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相当于比晶体管更高的山头。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如果任由仙童公司发展并目不再出现“叛徒”,那么它可能会和德州仪器公司一起垄断半导体行业,就如同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 IBM 长时间垄断了计算机行业一样,这样硅谷就有了一个 IBM 那样的大公司,但是恐怕就不会出现后来遍地开花的硅谷半导体公司。最后,从仙童公司派生出来的英特尔公司,再次带领半导体产业更上了一层楼。
  信息论还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打破原有的平衡所带来的好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永远会朝着熵增加(也就是越来越无序)的方向发展,一定会越变越糟糕,而只有开放的系统会引人负熵,才有可能让系统通过与外界的交换变得更加有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硅谷地区整个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断从世界各地引入新的人才,不断地丰富已经非常多元的文化,才能在整体上蒸蒸日上。由于企业间人员流动频繁,每一个企业也形成了开放的观点。相反,一个封闭的社会,不论一开始起点有多高,要是关起门来发展,最终那里的人会同质化,变得死气沉沉。一个企业,即便对员工再好,人员再稳定,如果没有外来新鲜血液注人,内部也激发不出创造的热情。
  从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通常只有牺牲掉局部,才能保全整体。世界上唯一不死的细胞是癌细胞,细胞永远不死,人的肌体就死了。一个部门若永远存活,企业就死了。一个企业若永远存活,地区就死了。硅谷正是因为没有形成统治性的企业,整个地区才富有活力。

  到了信息时代,上述节奏已经赶不上技术的变化了。我们在前面提到,Google 的研发效率来源于研究者和开发者合二为一,它不经过对新技术的验证期,直接就在市场上开始尝试了。而 Facebook 在这方面更激进,它甚至将不成熟的,甚至明显荒诞的想法推向市场,然后通过市场的反应进行必要的筛选和剪枝。当然这样做失败率很高,而且一旦失败,损失很大。Google 尝试了报纸广告业务、很多版的社交软件、电视机顶盒、各种电器的智能面板、Google 眼镜等许多产品,都失败了,每次失败都损失巨大,但是它能够宽容失败,这才在安卓操作系统、Chrome 浏览器、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汽车上取得了成功。可以说,能否宽容失败,已成为新时代公司成败的关键。

  硅谷公司首先在宏观上认可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并目会把失败计入成本预算。硅谷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预言家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事,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都是依靠反应而不是预测去行动。前面䶶到,硅谷的企业和风险投资会把最好的资源分配给最有可能成功的事情,但是在看似不太可能做成的事情上,它也预留了一些资源,毕竟没有人事先知道结果。当然,在控制风险时,它们在一开始就把失败的成本考虑进去了,因此当失败真的发生时,也不会有人给失败者贴上标签。
  宽容失败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成本的上升。很多人抱怨苹果的手机卖得太贵,或者思科的路由器利润率定得太高。其实原因很简单,作为行业里最早吃螃蟹的人,它们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才获得成功,由此要将失败的成本都摊到每一个成功的产品里去。通常,硅谷的半导体公司都会追求 30%以上的毛利率,而其他公司(比如系统设备和软件公司)则把毛利率的目标定在 50%左右。这样也就逼着硅谷的公司要做出技术领先、利润率高的产品。据美满公司前 CTO 吴子宁博士介绍,在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毛利率低于 20%的事情是肯定不会去做的,而台湾的半导体公司甚至会考虑去做毛利率只有 5%的事情,因为后者没有失败的成本,当然也就无法引领科技发展。

  期权制度的本质是从存量分配变为增量分配。期权要想不变成废纸,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利润的提升,让市场肯定公司的表现,进而推动股价上涨。拥有期权的员工有足够的动力和老板一起,把公司办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和公司之间分配的是未来业绩的增量,而不是财富存量。劳资之间、上下级之间的那种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变成了相互合作的契约关系。至于增量如何分配,就得看当初每个人和公司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公司作为在某个行业里已经打下一定基础的实体,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发展平台,这个平台相当于公司的投资资本,而员工以前的经验和他所拥有的资源(市场资源、技术专利等),相当于员工投资的资本。双方通过谈判,签订一份财富增量分配契约(劳动合同),从此就开始了合作,而不是先前那种雇佣的关系。
  依靠期权制度来进行的财富分配,财富来自投资人,而非公司本身的利润,本质上是市场(投资人)对公司表现的一种反应,这和风险投资“加倍投入”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投资人在一开始对各种技术和相应公司的前景所知甚少,因此他们并不需要做预测,时间一长,公司的好坏就看得很清楚了。对表现好的公司予以肯定,投资人会更多地买人这些公司的股票,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公司所有者和员工都会有巨大的经济收益,公司因此而稳定,有可能做得更好。而经营不善的公司,市场对它们的股票反应冷淡,员工的期权就成了废纸,公司可能最终解体或被并购。于是,通过期权制度,资本和资源就流向了表现好的公司。
  期权是信息时代的分配制度,从公司内部看,是对增量的分成;从公司外部看,是投资人通过资本对新技术和新技术公司的投票。这种分配方式不仅将企业主、资本和劳动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形成了合力,而目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得以最大化。

  在传统的层级分明的树状管理结构中,信息是一层层下达的,如果汇报关系有六级,很多信息便要经过五次才能传递给基层员工,而目在传递的过程中,一些中层主管们还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者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出发,曲解或者保留了公司最高层的本意。在硅谷的公司里,需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召开全公司或整个部门的全员大会(图 29.7),这样就能以最低成本,快速目不失真地传递公司的精神。在硅谷以外的公司里,这种全员大会并不多,大部分时候都是公司的信息事先通知到管理层,再由管理层传达下去。
  树状层级管理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层级之间的员工在地位上有较大差异,上级对下级有很强的支配权甚至是生杀予夺的权力,上下级之间很难做到无保留的坦诚沟通。下级习惯报喜不报忧,中层习惯欺上瞒下,最高层习惯保持神秘感。经常会看到公司里有这样的现象,下级怕挨上级“骂”,便隐瞒一些问题,结果原本不大的问题最后变成大麻烦。在通信上,这种有意无意藏匿或者歪曲一些事实的行为,相当于在要传输的信号中加入了人为的噪音,它们不仅使得信息失真,而目为了消除噪声,就需要反复沟通确认,导致信息的传输速率大打折扣。

  曾几何时,人们从不怀疑权威的正确性。但是今天,大家发现权威的远见性似乎比我们好不了多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信息时代,信息量太大,不确定性太多,以至于做出准确的预测变得几乎不可能。就说 2008-2009 年的那次金融危机吧,活着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没有人经历过,没有人能相信它会来的那么凶猛。有人说经济学家们应该能从经济数据上看出端倪。但是,在美国各种经济数据有上万种,一个经济学家一辈子能研究清楚上百种就不错了。今天已经不是牛顿时代,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就能把未来描述清楚。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硅谷人不迷信权威。在信息时代,信息流通得非常快,与其让权威告诉你该怎么做,不如掌握最新技术后自己来分析信息。再加上今天的 IT 精英普遍基本训练水平很高,可以很快获得和掌握最新技术。主客观两方面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今天的硅谷人不喜欢崇拜权威。
  当然,在美国不迷信权威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与美国的教育有关。在美国的学校里,学生们从小被告知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种,不一定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也不是对或者错的答案,而是把答案分为好的和不好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某个结论是专家告知的就盲从,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
  总之,在今天这个时代,谁善于获取信息,有能力从信息中获得新知,谁就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

  那么什么人能获得巨额的期权收益呢?主要是明星公司的骨干员工。期权收益的实质,是投资人对表现卓越的企业和个人的奖励,和长时间辛劳、平庸的表现无关。在很多地区、很多行业,一些平庸的企业可以通过压低自己的利润去占领市场,这样虽然挣得少一点,但总有口饭吃。这种做法在硅谷行不通,因为这种企业和它的员工都无法在硅谷生存。一个企业也好,一个人也好,要想在硅谷立足,就需要拒绝平庸,追求卓越,而且有时只是做到行业领先还不够,还要和任何其他行业的公司比都不落后才行。

  以 Google 公司为例,2008 年时,它在搜索、浏览器和云计算上跟微软有明显的竞争,和苹果相比也不落下风,比雅虎更是好到了天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它的整体成长速度和提供的好工作机会输给了当时快速发展的 Facebook,虽然后者和它在业务上重合度并不高。这样,Google 的很多优秀员工就跑到 Facebook 去了,因为那样才可能买得起房子。Facebook 的第一位华裔副总裁当时就是因为这一很实际的原因离开 Google,到了对方公司。而他给周围很多工程师树立了榜样之后,他过去的同事也纷纷离开 Google,去了 Facebook。这类事情当时每个星期都在发生,这就倒逼了 Google 管理结构的调整和分权。此后,Google 在同 Facebook 的竞争中便不再落下风了,很多离开 Google 到 Facebook 的员工又回流到 Google 了,这又倒逼了 Facebook 的改革。
  2014 年之后,Google 又面临着 Uber 和 Airbnb 等未上市的独角兽公司的挑战,不少高管离职加入那些公司。其中 Uber 公司对 Google 的威胁尤其大,它发展迅猛,司机人数几乎呈指数上涨(图 29.10),而目业务领域与 Google 一些长期布局的领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有较大的重叠。外部压力导致 Google 做出了第二次重大调整,它将已有的业务(搜索、广告、安卓和 YouTube)和新业务分离。稍微成规模的新业务,比如智能家居 Nest、无人驾驶 Waymo,大数据医疗 Calico 等,以及创新实验室 X Lab,都变成了独立的公司,以保证新业务不受现有业务的影响,能够走出温室,在行业里更具竞争性。

  在硅谷地区生存,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追求卓越,拒绝平庸,否则就会被淘汰。当我们看到苹果手机、Google 无人驾驶汽车、英特尔和英伟达处理器在世界上占据了领先地位时,可曾想到这也是被硅谷环境倒逼出来的结果。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将资源从表现不好的公司手里拿走,再重新分配给那些更有发展潜力的新公司的过程。这在无形中是符合信息论的规律的。如果你把硅谷本身看成是一个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它的这种结果和风险投资集中资源给最好的项目是类似的。只不过,风险投资的决策是由人决定的,而硅谷的资源分配是市场决定的。

  正是因为数据和信息量大大超出了人类大脑所能处理的极限,才诞生了电子计算机,从由人脑处理信息到由机器处理信息,是我们工作方法的一次飞跃。大量信息的出现,使得人类有可能利用信息,建立起概率模型(而不是过去那些确定性的方程),来消除过去消除不了的不确定性,控制系统的稳定性。这便是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核心。

  上个世纪 70-80 年代,贾里尼克和彼得·布朗等人发现,只要利用好大量的数据,就能让计算机识别语音,翻译人的语言。到了互联网普及之后,出现了数据大爆炸,而目原来各个不同领域的数据可以关联起来,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数据。

  信息的利用让计算机显得聪明起来,并且最终在很多领域和人相当,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智能。上个世纪 70-80 年代,贾里尼克和彼得·布朗等人发现,只要利用好大量的数据,就能让计算机识别语音,翻译人的语言。到了互联网普及之后,出现了数据大爆炸,而目原来各个不同领域的数据可以关联起来,这就产生了我们所说的大数据。大数据加上摩尔定律,引发了今天人工智能的突破,也导致了大家思维方式的改变。在此之前,人类曾经试图让计算机模拟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解决智能问题,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走错了路。今天,人们将一个又一个的智能问题,从下围棋到股票交易,从人的各种特征识别(比如人脸识别)到疾病诊断,从无人驾驶汽车到自动回答问题、自动书写摘要,都变成了不同的大数据问题,然后利用计算机——解决。这便是大数据思维。

  大数据思维改变了传统的做事方法。Facebook 敢于将不成熟的想法上线让大家使用,特斯拉公司敢于在汽车这种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产品中采用不成熟的技术,背后的原因均在于它们能够快速收集到数据,测试产品的好坏,然后在用户尚未受到很多负面影响之前,决定是保留还是关闭所提供的功能。这种做法看似冒险,但实际上大量的数据反馈比个别设计者的经验来得更为保险。
  如果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摩尔定律是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最强动力,那么今后,将从摩尔时代转变为大数据时代,谁拥有了数据谁就是王者。为了适应这个变化,我们也需要摈弃过去那种依赖规则和普适的规律,强调因果关系的机械做事方式,变成利用信息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众媒体出现了,在浙江或湖北的乡村小镇,老百姓能欣赏到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唱的《贵妃醉酒》。这就是传播带宽扩展后带来的好处。但是同时,地方戏的市场随之迅速萎缩,二三流的演员、歌手和表演者生计逐渐成了问题。

  互联网思维的本质,就是尽可能地拓宽带宽,利用带宽,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推向每一个角落。在电视媒体时代,个人和小企业是很难支付得起带宽成本的,因此在全球流行的是大批量生产的标准化工业品,小众产品是很难生存的。互联网的出现一方面迅速地拓宽了生产者或者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带宽,另一方面使得租用带宽推广的成本降低到个人和小企业能够接受的程度。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网络,虽然从形式上䶶完全不同,但是从连接小商家和全世界的互联网用户方面来看,效果是等价的。如果你有 100 美元的广告预算,在过去除了当地销量不大的报纸是没有人愿意给你做推广的。但是今天,你可以选择在 Google 上做搜索广告,或者在亚马逊/eBay 上付费推广,或者交给 Facebook 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信息(也是付费的),只要你的东西有人要,就能形成商业的正循环。而那些潜在的买家和付费享受服务的人,可能远在天涯海角。

  我们在前面讲到硅谷公司总是从一开始就设计服务于全球的产品,其背后的技术保证是,在信息时代通信带宽大大增加,使得它在全球拓展生意的成本大幅下降。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它不能迅速为全球设计产品,那么竞争对手就会利用现代传播的带宽(包括互联网)很快抵达在地理上处于远方的市场。这样一来,就给了那些专注于产品特性和差异化的从业者获得市场认可的机会。自从在淘宝上购物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后,大家发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以前不知道的好玩的产品。其实,那些产品并非你先前不知道,而是过去就不曾有过,因为即使做出来也卖不了多少,也就不会有人去做。马云说要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件事能够做成的前提是,互联网轻易地拓展了商业的带宽,使得各地的物资信息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

  互联网思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连接比拥有更重要,或者说把控住带宽比拥有物质财富更重要。在工业时代,一个租车公司想要挣更多的钱,就需要拥有更多出租车,有更多的服务网点;连锁酒店则要通过并购拥有更多的客房;快餐店试图让更多的小店加盟。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将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用户连接起来并达成交易,变得最为重要。滴滴在众多网约车平台中胜出,并非它拥有汽车,而是它联系司机和乘客并达成服务更有效。类似地,仅仅靠推送个性化新闻和商业信息的今日头条,2018 年 9 月估值 750 亿美元,超过老牌互联网企业百度的市值(590 亿美元),这是因为它在传播信息方面更有效,更有用。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商业上诠释着香农第二定律。
  互联网思维不仅针对商业,也针对个人,我们经常说人脉一词,其实人脉就是人与人交往的带宽。如果人脉不够,发出的信息和获得的信息都有限,传播信息,表达意图,寻求帮助的难度就大,做事情就困难重重。利用各种渠道拓展人际交往的带宽,利用这个优势做事情,就是互联网思维。

  我们必须承认各种不确定性,并且利用数据和信息消除它们。对于变化,我们不能过多相信过去经验得到的正统的预测结果,而是要主动地运用控制论的原理动态地调整我们的工作状态和目标。对于企业内部的合作和外部业务的拓展,我们需要尽可能地拓宽信道,以便于信息的流通,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第三十章 下一个Google

  有人会说,地球上缺了谁,它会照样转。没有苹果公司,会有橘子公司;没有微软公司,会有“很软公司”。从宏观上䶶这话没有错,但是缺了上述公司,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产业会体现出不同,我们的生活也会略有变化。微软和英特尔代表的 WinTel 商业模式,取代了过去 IBM 将整个产业从头做到尾的商业模式,更合理地调配了资源,这才让信息革命得以发生,否则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信息技术渐进的过程,人们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享受技术进步的成就。苹果虽然没有和整个产业链形成紧耦合,但是在从 2000 年起的十年里(即所谓的 i 十年),它重新定义了消费电子产品和通信产品,否则我们可能还在为诺基亚和索尼的那些老旧的手机和电子产品欢呼呢。同样,正是因为有了雅虎和 Google,才让互联网能够通过广告获得收人,为所有网民免费提供服务。

  今天,虽然大家都知道 Google 远非一家搜索公司或在线广告公司,而是技术非常领先的科技产业龙头公司,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幻想着拷贝 Google 的商业模式,再打造一个 Google,这必然是徒劳的。我经常讲,下一个 Google 一定不是一家靠广告挣钱的互联网公司,因为 Google 不仅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而且互联网广告产业也不足以再养活另一个 Google 了。也就是说,下一个 Google 的核心业务,一定和 Google 不交叉。类似地,在中国,很多人抱怨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两家公司对 IT 行业的垄断,但是下一个这么大体量的公司,不可能是与这两家公司的核心业务相重合的公司,因此对它们的抱怨其实毫无意义。如果你做的事情与它们无关,自然不用抱怨;如果有关,反正也成为不了伟大的公司。

  相比太阳能和风能,核电站其实是更清洁、更便于利用的能源,而目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国是全世界核能率最高,也是民用核技术最好的国家。核能几乎给法国提供了全部的电力,法国不仅自己用不完,而且还可以出口到周边国家,还能够用于电解水制造氢气—一最清洁的燃料。如果全世界都来学习法国,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当然,可能有些读者会为“放射性污染”担心,但是核电站真正造成的人员伤害并不多,甚至远不如每年采煤而伤亡的人数多 另一方面,核物质在自然界广泛存在,少量的放射性在我们周围随处都有,只是通常剂量微乎其微,不会伤害我们而已。核电站的核废料都是打深井掩埋,能够辐射到地表的,比天然存在的还要少。认为核电站会造成污染,首先是对核电的误解,其次是很多国家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核反应堆的真实情况,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恐慌。采用核电的另一个好处是,今天的核反应堆(已经是第四代了)使用的核燃料成本几乎为零。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核反应堆可以将核燃料中的 80%—90%加以利用,而早期的只能利用 5%,剩下的作为核废料深埋了。这些核废料都没有乱扔,而是做好标记并妥善保存的。现在只要把这些所谓的核废料取回来再利用,就可以满足今后全球 60 年的电力需求。这应该是解决世界能源问题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有效的办法。正是看到了核能的这种前景,日本著名的工业公司东芝收购了美国西屋电气的核能产业,试图打造一家世界级的核电公司。但是,由于之前(2011 年 3 月)发生了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引发了不少国家的核恐慌,核能发展的路途变得曲折而漫长。不过从长远来讲,核电的前景相当广阔,当然受益的应该是当今一些大型工业公司,而非初创公司。

  基因泰克和安进的抗癌药可以杀死 99%,甚至更多的癌细胞,可以延长人类的生命。但是,只要有一个癌细胞还活着,并产生了抗药性,它就可以按几何级数增长的速度繁衍并最终不可控制。基因泰克和安进的产品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未能更上一层楼,开创一个制药业全新的领域。但是,在今后的 10 年里,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和潜在应用,很有可能出现比基因泰克和安进更成功的生物技术公司,毕竟人类的需求和市场是现成的。

  众多的电子商务小商家,实际上要依靠 Google,或亚马逊和 eBay 存活,因为这三家是小商家网络访问流量的来源,它们的发展只会强化这三家公司的地位。
  小米不是像传统硬件厂商那样单纯靠销售硬件微薄的利润挣钱,而是通过互联网的新模式获取了硬件用户。今后,它很容易将各种其他硬件产品,比如电视机和平板电脑推销给它的互联网用户。米尔纳认为小米有希望成长为一家千亿美元的公司。

  对于 O2O,在过去的一年里它显然没有之前热门了,有人可能会说“你预测错了,高估了它,它就是泡沫”。其实,绝大多数 O2O 企业死掉了,并非证明这件事本身不靠谱,而恰恰标志着中国的 O2O 在走向成熟。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多次提到,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会产生很大的泡沫,绝大多数企业都会死掉,但是如果留存下一些好的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企业,则说明它是技术革命,而不是单纯炒作概念的泡沫,中国的 O2O 也是如此。今天中国人或多或少地在生活中享受到了 O2O 的好处,从美团外卖到滴滴打车都是如此。这两家公司也成为了市值(估值)上百亿美元的大企业,可以说是从本书上一版(2016 年)至今发展起来的下一个 Google 的候选企业。

  百度,因为它只是一个区域性互联网公司。有人把它比作中国的 Google,这个比喻并不恰当。Google 更多地是一个科技公司,而百度仅仅是一个互联网公司,就如同当年风光一时的雅虎是个技术竞争力不很强的互联网公司一样。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不断创新,开拓新的成长点,而靠运营壮大起来的互联网公司在主营业务成熟后,成长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是中国非常糟糕的批发和零售商业环境,要求必须出现一家阿里巴巴这样让商业变得容易的公司。
  最后,中国恶劣的商业环境造就了阿里巴巴。如果你不和美国公司做生意,就不会了解中国的商业流通环境有多么恶劣。到过美国的人都会发现,同样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价格要比在中国便宜得多。在美国即使是像梅西(Macy’s)这样的世界名牌百货店,里面名牌衣服的标价也大多是两位数(几十美元),而在中国即使是二流的商场,像样点的衣服价格也是三位数的。这不是因为美国的东西便宜,而是中国大多数商品的零售价太高。一位在中国做私募基金的朋友对我䶶,中国一般男衬衫的毛利高达 60%,我虽然无法直接验证,但是同样质量的男衬衫在中国的零售价确实是美国零售价的两倍。在以高物价著称的日本,即使是东京银座最高档的百货店松屋,大部分服装和奢侈品的价格也比中国同类商品的价格便宜。中国制造的东西在自家门口居然比远渡重洋之后要贵很多,这实在是有些荒谬,而导致这种荒谬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的流通环节太多,服务也太恶劣。一个集装箱从广东运到北京的费用,远比它运到太平洋对岸的洛杉矶要高,因为中国的公路铁路收费太贵,而在美国从洛杉矶到旧金山五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不需要交过路费。一个中国的小商品制造商,宁可接受沃尔玛 2%的微薄利润,也不愿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一家国内的批发商,因为沃尔玛从不拖欠货款,而卖给国内的批发商,收款总有问题,最后一笔货款常常还收不到。这种恶劣的商业环境导致中国流通渠道的成本大增。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种阻碍商业发展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世界零售业过去的发展证明,当少数有信用的超级连锁公司能够控制主要的流通环节时,商品的流通成本就会大大下降,制造者和购买者都受益。换作 20 年前,中国很可能要走美国建立超级连锁店的做法,用几十年时间建立起自己的沃尔玛和建材城家得宝。但是,由于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出现,中国有可能跳过这一步,直接建立在线电子商城。阿里巴巴就是顺应了这个潮流,脱颖而出。
  中国的电子商务比实体商务更难做——没有信用体系,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没有普及,没有在线支付手段,没有物流保障。大部分试水电子商务的公司,包括著名的 eBay 公司,都无法逾越这些障碍,很多公司不得不知难而退,很多商家和投资人甚至认定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必须再等很长的时间。而阿里巴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以积极的态度,解决了大多数人认为无解的难题。没有信用系统,阿里巴巴就自己建了一个;没有支付手段,它就借此契机开发了支付宝,这不仅解决了在阿里巴巴上交易的支付问题,而且扩展到解决中国整个在线甚至离线支付的问题;中小商家管理混乱,阿里巴巴就为 B2B 部门开发了面向企业的应用软件;至于物流,它起初并没有进入这个高投资、低回报的部门,而是利用它巨大的交易量,通过与第三方的合作,在保障商家和用户的基础上,规范了整个物流行业的经营。目前阿里巴巴淘宝的交易额已经占到中国零售市场的 3%左右,超过了很多中等省份��可以毫不夸张地䶶,在全世界没有哪家公司,包括 eBay 和亚马逊,像阿里巴巴那样做到了控制住整个电子商务产业链中的所有关键环节。2012 年时我讲,阿里巴巴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 eBay 和亚马逊的总和,成为全球仅次于 Google 的第二大互联网公司。今天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对中国人来䶶,比成为第二大互联网公司更重要的是,阿里巴巴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它不仅方便了几亿人的购物,并目在中国第一次做到了为广大小商家提供了低利率的贷款,在此之前,小商家们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从这个角度来䶶,阿里巴巴也堪称一家伟大的公司,虽然它至今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缺少对版权的保护,毁掉了整个中国的软件业。由于没有对奸商处以重刑的惩罚制度,中国至今很难有高质量的世界品牌。

  中国目前 IT 领域的最大问题有两个。第一,几乎找不到有一万小时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因为一个年轻人毕业五六年后就开始从事管理工作,以至于一线研发的工程师永远是欠缺经验的。所以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总是给人“便宜但低质”的印象,很难占领产业链的上游。第二,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很快,市场很大,IT 公司不需要把产品和服务做得很精,就能获得市场并快速增长,很多成功靠的是运气而非实力和水平。这些公司的领导人,在公司收入从一个亿增长到 100 亿时,能力显然没有增加一百倍,但是“谱”却随着收人的增加而增加。一旦到海外和跨国公司竞争,就时常碰壁了。真正成功的跨国公司在人员构成上,尤其是高层人士的构成上都是国际化的,多元文化的撞击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产品,而目会成为全球竞争力的保障。相比美国的大公司,中国优秀的公司在人员构成上还过于单一,要想彻底做到多元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人们似乎不需要靠科技的进步和实业就可以取得财富。看看中国富豪榜的构成,有几个是贝尔、福特这样的发明家,又有几个是洛克菲勒和卡内基这样的实业家。几乎所有富豪的财富,或者来自于股市,或者来自于房市。当人们不再把房市、股市作为最快的挣钱手段时,不再玩一轮轮融资吹泡泡的游戏时,就是中国可以诞生下一个 Google 的时候了。

后记

  其实,大部分科学家并非如同宣传的那样,是戴着厚厚的眼镜,言语木纳,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在真实的世界里,很多科学家,比如在《浪潮之巅》中提到的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亨尼西院士,Google 董事会主席施密特(美国工程院院士),太阳公司的创始人贝托谢姆,DSL 之父西奥菲院士,WebEx 的创始人朱敏,以及大家熟悉的李开复,这些科学家在商业上都非常敏锐(Business Savvy),而目取得过成功。另外,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在学科之外的领域也是出类拔萃的,比如图灵博士是世界级的长跑好手,曾经战胜过奥运会亚军,索尼公司前总裁大贺典雄既是一流的工程师,也是专业音乐人士,他定义了我们今天激光唱盘的格式。在中国提倡大众创业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通才,特别是企业家们需要了解技术,工程师们需要具备商业头脑。
  当然,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地、用心地学习。Google 早期的时候,创始人拉里·佩奇经常是一边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一边研究着某个公司的财务报告,一边分享他的体会。Google 最早的许多员工同样对商业很感兴趣。当然,要系统了解商业,就需要有专业的老师。因此,我要感谢自己身边的很多专业人士,包括投资银行的基金经理,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家,跨国科技公司的执行官,以及很多成功企业的创始人,这些朋友都是我的老师。我用心去了解商业的规律,本意是为了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让我管理的基金投资有好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让我一生的时间投资有效。对我而言,时间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要把它投到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地方去。经过我的学习、思考和实践,我认定这样一个规律: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对个人来讲,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便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