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哪吒
我是个非常不典型的潮汕人，喜欢吃辣，不拜老爷，不想结婚，没有传宗接代的观念，对重男轻女深恶痛绝，觉得辈分和年龄不带来权威，人情观念极其淡薄。我对潮汕的全部认同，来自功夫茶、芋泥、潮州肠粉、生腌海鲜、卤水鹅肉和老火靓汤（不过我也不知道后面两个究竟是潮汕的还是广府的）。总而言之，是个天生的反保守主义者。
我有这些特点，很大程度是受家庭的影响，具体来说，是因为我父母是相当传统的潮汕人，这迫使我去寻求一种能跟他们给我的教育相抗衡的“自我教育”。为什么我不欣然地接受他们的教育？我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他们是“正派人”，也是知识分子，这让我心里有一种朴素的追求“正派生活”的愿望。那时我爸妈开餐厅，但我爸的生活，说得好听点是“放纵”，说得不好听点是“糜烂”了。他长期不在餐厅，我不知道他去做什么了，不过印象中他每次都是一副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那涨得通红的脸和逼视你的眼神，是我在童年里对世界最恐怖的记忆。
从小我成绩都还不错，在画画、唱歌和长笛演奏上也有一定天赋（真的，比我写作有天赋），但我父母并没有在我面前夸过我一句，也没有花什么钱去培养我的才艺，只有五年级时我考上区里的奥数学校，他们勉强愿意给我交上课的费用。画画和长笛在长期疏于训练的情况下迅速荒废，所以在我初中对数学丧失兴趣以后，有一段时期我的人生几乎找不到一个支点，是文学拯救了我。我当时也没有想着要去写什么东西，纯粹因为觉得那些名著和市面上的小说不太一样，里面有故事但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些更深层的东西塑造了我大部分的人格。
我的父母意识到的变化就是：上了初中以后，我的成绩不再拔尖了。在整个中学阶段，我和他们因为成绩和学校表现发生冲突的情况屡屡发生，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他们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他们将我成绩退步归因于我沉迷“无用书籍”，否决了我任何购买课外书的请求，我只能在饭钱里省下一些用来买书，这就是为什么我大学毕业前的藏书会那么少，以及整个人显得有点营养不良。
从小我妈都嫌我长得丑，这可能因为我爸年轻时长得还算不错，既然我爸长得不错，那我当然是因为像我妈才长成这样的。她可以同时相信“我儿子长得丑”和“我儿子长得像我”，但绝口不提这两个命题的推论。她应该看得出，我和我爸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而且不管她再讨厌我的想法，我至少比他靠谱，但她对我爸极其纵容，对我又极其苛刻（当然后来也管不着了）。在某种意义上，我爸比我更像她的儿子。
在重大的人生决定上，我妈给我的建议，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基本都是错的。比如高中我想报考实验，她觉得风险太大，劝我接受了翠园的直升，后来我考到了可以上深中的分数；她一直反对我将时间花在阅读和写作上，如今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我人生的重要支柱；在我考上中大的研究生时，她听信我一个姑妈的说法，想让我先出来工作，过几年再回去读书；在我快读完博的时候，她不断怂恿我去考公务员，或者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比较稳定。这里面除了第一个，其他我都没有听。
我2012年回深圳写论文以后，基本就住在家里，第一年和他们相处得相当糟糕。虽然已经有一个北京的学校给了我口头承诺，只要我这两年内毕业，就可以直接去他们那边任教，但这在他们看来依然是没有保障的，他们想我做多一手准备。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工作选择上，我和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觉得以博士的学历去考公务员或体制内单位，仕途一片光明。其实在深圳，公务员或体制内本身待遇并没有多好，但深圳市政府对高学历人才相当看重，提供了各种人才补贴，这两样合起来，前程确实让人羡慕。不过我那时坚定不移地想做学术，这个建议基本没有考虑过，再加上我在家一直没什么收入，他们内心也就渐渐积累了一些怨气。
我爸是那种，说难听话的本事登峰造极，但半点也说不得的人。我们每天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会偶尔找个茬，说某某的儿子，高中毕业就出来做生意，现在已经有好几套房子，其中一套给了父母，然后话锋一转，一脸鄙夷地说，你说你们读这么多书的，有什么用啊？我经常是面无表情地对他说，现在一般的情况，是父母给孩子准备好一套房子，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我呢，没有拿你们和别人的父母来比，也希望你们不要拿我和别人的孩子来比。空气凝固了几秒，他手中的杯子就在地上变成了碎片。
机缘巧合，我在一场被我妈劝阻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朋友，他将带我进了国际教育的行业。我以前一直很少提这件事，因为我还没下定决心离开高校，不想学术界的朋友以为我不务正业。在后面的几年，我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在学校，而是在他经营的国际教育机构，教欧美历史。这对我接下来的学术转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开始关注具体的制度和组织的兴衰，以及在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人。出乎意料地，我发现这种生活与我的个性、理想和现实情况都十分契合。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觉得我在这一行已经积累到足够的资源和口碑，就自己出来开了工作室。
我妈对我的期待，就是一个月一两万左右的收入，赶紧结婚生子，不用有什么名气，不要惹事就好。当我的收入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她并没有夸我，只是让我给多一点家用。后面收入不断增加，我都会告诉她，她听的时候神态极其冷漠，甚至没有面露笑容。然而我爸那些毫无收益希望的项目，每次在她面前吹嘘，她都会很配合地露出喜悦的神色。有一天我问她，你知道你丈夫完全没有做生意的天赋吗？她说，知道。我说，那你还那样惯着他？我妈说，他毕竟是你爸，不要这么说他。
她知道我爸口中的项目都是骗人的，不是我爸骗她，是他被人骗，但她还是不愿意说他。现在家里一切开支有我们撑着，不会有什么问题，经济没有问题，他们就不会吵架，反正我爸也拿不出什么钱去败，不过就是白忙活一场。我在家里的亲戚朋友那边已经放话，谁借钱给我爸，都别来找我帮他还，他们可以直接报警，我不在乎。
他们两个都不想我走现在这条路，哪怕我赚的钱再多，他们都不会满意。有一次我妈拿出报亭买的一份深圳晚报，对我说，你不是说你经常在外面发表文章吗？我怎么一次都没有在深圳的报纸上看过？我愣了一下，心里在想，她真的是能找到各种方法来羞辱我。尽管从情理上来看，这应该是她生活经验所限，但她的话在我心中激起的愤怒之强烈，很难让我不怀疑那是一种对我自尊心的精准打击。
我只说了一句，我已经不是个中学生，不会以在深圳的报纸发表文章为荣。
至于我爸，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时候，就是互相不说话。我小时候对他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恐惧，因为他的暴怒一般伴随着某些物品的毁灭和我的肉体创伤。后来我不再怕他，这种回忆就变成一种鄙夷。我其实并不在意他生意失败，我在意的是，他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想一把翻盘，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被骗。这是一种病态的赌徒心理。
当他意识到他已经没什么立场说我没有出息时，他对我的态度变得更加恶劣。任何他的事情，只要我一说他就暴跳如雷，但他现在不敢动手，只能做一些在我看来很幼稚的举动，比如把我的被子扔下楼。
有时听朋友和学生说，他们的父母都很支持他们读人文社科，心里不是感到羡慕，而是感到愤怒。直到最近，我妈还对我说，你要不正经地找份朝九晚六的工作吧，现在活得像什么话？她指的是，我一年有两三个月不用工作，早上也经常晚起，她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经人该有的样子，而且我还不结婚。有一次我考虑搬出去，她问我为什么，这个钱省下来不好吗？我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是让我出去找个女生谈恋爱吗？没有性生活怎么算谈恋爱？我跟你们住，还怎么有性生活？她叫我把声音放低点，不要让邻居听到笑话。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父母对我既没有“无条件的爱”，也没有“有条件的爱”。上一代的许多潮汕父母都是这样，当孩子当作传宗接代和养老的工具。青少年时代过后，我痛苦地发现自己缺乏爱人的能力，这不仅是因为我没有在父母身上学到如何去爱人以及感受别人的爱，而且我过早地放弃将“爱”作为一种可以为自己提供心力支撑的价值。我在尝试与一个人进入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感受到的更多是怀疑和不安全，而不是一种“卸下防备”的状态。尽管我平时颇为自负，但一旦喜欢上一个人，我就开始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值得被爱的地方，对方对我的感觉肯定是暂时的。因为害怕被伤害，有时我会过早地在心里“退出”，将注意力重新转入学术和公共事务。
我妈希望我结婚，但她也知道我是个“渣男”，因为我在她面前从来没有掩饰自己谈过很多个女朋友。有时候她会气急败坏地说，也不知道你这个鬼样子像的是谁！这说明我爸至少比我专一，这可能也是我妈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她会苦口婆心地对我说，结婚毕竟是人生必经阶段。我问，那万一离婚怎么办？她用潮汕人特有的天真说，结了就不要离啊。这一下把我逗笑了。
这两年来，在外面知道我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事情也会辗转传到我爸妈耳朵里。我爸没有任何反应，我妈更多是不安，害怕这样平静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那些报道我的媒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公共领域的事情她也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有一次她看到一张网上的截图，有人将我的理论概括为“反国家主义”，她吓坏了：“反国家主义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反国家？”我只能跟她解释说“反国家主义”反的是“国家主义”，不是反“国家”。
去年我刚从修和回深圳没几天，有司就来敲了我家的门。我在里面睡觉，我爸去开的门，他们没有让他把我叫醒，而是跟他在楼下谈了一两个小时。回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张纸条给我，说他们叫你晚些打这个电话找他们。晚上我在房间看书，我妈进来问，他们找你是因为什么事？我说大概是因为反性骚扰的事吧。她说反什么性骚扰？我用最市井的语言跟她说，有的女生被一些男人非礼了，我帮她们在网上发了一些东西。她大呼，这可是好事啊！为什么要因为这个找你？我呵呵道，谁跟你说在中国做好事不会被找？
虽然她原则上不认为我做错了，但依然希望我明哲保身。明州案在舆论上发酵的那会儿，有一天她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是不是得罪了那个叫什么东的？我说刘强东吗？那不叫我得罪他，我只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发了出来而已。她说，你在外面做的别的事情我不懂，但这个人有财有势，你不怕被他弄死？我说，他应该还没能为所欲为到那个地步。几天以后，我用了三年的微信公号被封，她又忧心忡忡地问我，下一步是不是要抓你了？我说应该还不至于。
我想起东汉时的名士范滂，他入狱以后，他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如果我妈足够了解我，她就应该对我说这样的话。
尽管如此，我还是留了一个后手。我从几年前工作就开始存钱，收入的70%以上都存了起来，不是为了自己结婚生子，是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非常强的预感，所以这是一笔应急的钱。我妈有几次让我拿这笔钱去买房，我也没有听她的。有一次我将我妹叫到我房间，把一张银行卡塞给她，并告诉她密码，说一旦我有什么事，你每个月就从这张卡里拿五千块做家用，撑个十年没什么问题。其他的只能靠你们两个了。
我有些朋友也知道这件事，他们非常不解，说你跟他们关系这么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有来福说，你在这方面还真的是一个潮汕人。
有一次我看到我妈在带我外甥，百般疼爱的样子，心里泛起一丝愧疚。这世上的其中一种悲剧是：你想做一只雄鹰，你的父母却以为你只能做一只麻雀。多年以来，我都被这样的矛盾所折磨，直到最近我才想通：他们没有给我爱和认同，但他们给了我一个我不曾因之后悔的生命，如果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对我，说不定我就无法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