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出没的世界》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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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出没的世界 /（美）萨根（Sagan, C.）著；李大光译.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05
ISBN 978-7-5443-3241-5

笔记

　　教科书上教授的都是科学结论，我们知道勾股定理、热力学定律，但这只是科学的表面而已。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些结论背后，爱因斯坦是怎么突破牛顿力学，牛顿力学又是怎么突破中世纪神学的过程，是爱迪生怎么知道自己又犯错了继而反复实验的过程。
　　总而言之，科学的精神在于怀疑和反复验证。你必须承认你是可能犯错的，只有反复验证才能得出相应的结论。但伪科学总是试图掩盖错误。
　　奥卡姆剃刀法则：如果有两种解释，成立的往往是简单的那种。比如说，考古证明，用当时的技术完全可以建造埃及金字塔、复活节岛石像，那为何还需要神奇的史前文明帮忙呢？又比如，靠地球自身的进化机制，完全可以诞生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又何须外星人帮忙呢？

原版序　我的老师

　　我凝望着灰暗的海水，直到母亲招呼我洗手吃晚饭。让我高兴的是父亲用双手一下子把我举了起来。我可以从他一天内长出的胡茬上感觉到外面世界的寒冷。
　　就在那年的一个星期天，父亲耐心地向我解释 0 是算术中的一个占位符号，教我读那些发音古怪的大数字的名字，还告诉我为什么没有最大的数字。（他说：“你可以永远在一个数字上再加 1。”）我忽然被要求进行儿童必须接受的写出从 1 到 1000 的所有整数的必修课程。我们没有成沓的纸张，但父亲给了我一沓灰色的硬纸片，那都是他将自己的衬衫送到洗衣房时积攒下来的。我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这项训练，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展非常缓慢。当我刚刚写到几百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已经到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很不情愿，我决心写到 1000，就像他一生中常扮的调停者的角色一样，父亲介入了：如果我能很高兴地去洗澡的话，他将帮我继续写下去。我非常高兴。当我重新接手时，他已经写到将近 900 了，于是当我达到 1000 时只不过是比平常上床的时间晚了一点点。这些大数字的重要性在我一生中都没有忘记过。
　　同样也是在 1939 年，我的父母带我参观了纽约世界博览会。博览会在我眼前展现了科学和高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美好前景。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什么是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提出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也许会更好的建议。
　　我真希望能够讲一下在我小学、初中、高中阶段里激励我从事科学事业的老师，但当我认真回想时，这样的老师竟然没有一位。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元素周期表、杠杆和斜面、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无烟煤与有烟煤之间的差别等采板的记忆。全然没有不断增长的对新事物的新奇感，没有接触到任何进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们讲过每个人所曾信奉过的错误思想。在高中的实验课上，我们得到的都是由猜测所得的结果。假如得不出结果，我们就得不到及格的分数。那时，我们根本就得不到追求个人兴趣的鼓励，也没有人让我们去探究那些知觉的或概念性的错误。在课本的后面，才有可说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学校的时光通常都是在你尚未真正体会到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在图书馆里，而不是在教室里找到有关天文学的美妙的书籍。教师将多位除法像教烹调书上的配方一样灌输给你，却不解释单位除法、乘法、减法是怎样组合起来以得出正确答案的。在高中时，教师恭敬度诚地传授求平方根的方法，似乎这种计算方法是西奈山亲手所授。我们的学习仅仅是记住自己被要求做什么，并得到正确的答案，而你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并不重要。在高中二年级时，我遇到了一位非常称职的代数老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很多数学知识。但他也非常严厉，常常使得一些女孩子哭鼻子。在上学这些年中，我对科学的兴趣是通过读科学和科幻的书以及杂志而保持下来的。
　　大学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发现大学的老师不仅懂得科学，而且还确实能够对科学作出解释。
　　在芝加哥大学我还非常幸运地修完了罗伯特·M·胡钦斯开设的一门普通教育课。他的课程将科学作为人类知识灿烂辉煌的织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展现在你的面前。难以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的著名学者们。在一堂科学概论课上，他将托勒密围关于太阳围绕地球旋转的学说讲得生动感人、引人入胜，使得一些学生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有了更新的认识。
　　这种活跃的学术气氛使我得以填补上了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中的许多空白。许多以前非常神秘（不仅是在科学方面）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那些能够发现一些宇宙规律的人所享受到的荣耀。
　　我一直对 50 年代的那些辅导我的教师非常感激，而且一直在试图知道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否都知道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当我回首往事时，我似乎清楚地感到，我所学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来自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也不是来自大学教授们，而是来自我那对科学几乎一无所知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教育早在 1939 年那年就开始了。

第一章　最宝贵的东西

　　当我们在雨中行驶时，我能够看出他逐渐变得有些快快不乐。我否定的不仅仅是一些错误的说法，而是他内心生活中蕴藏着的宝贵的东西。
　　然而在真正的科学中，有着如此众多的东西同样激动人心，更加神秘莫测，更为挑战智力，而且远为更加接近真理。他知道星际间寒冷稀薄的气体里存在着酝酿生命的分子结构团吗？他听说过在 400 万年前的火山灰里发现了早期人类始祖的足迹吗？是次印度板块撞击亚洲板块从而导致了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吗？病毒是怎样将 DNA 像针一样刺过有机体的防线并改变细胞的复制功能的？如何利用无线电波找寻外星智能？为埃卜拉啤酒的优良品质大做广告的是指新发现的埃卜拉古文明吗？不，他从未听说过。他甚至对量子不确定性没有起码的了解。他认为 DNA 只不过是三个经常写在一起的大写字母罢了。
　　非常健谈、聪明而又好奇的“巴克利”先生几乎对现代科学一无所知。他对宇宙间的神奇事物具有本能的好奇心，他想了解科学，但是科学在未到达他的面前时就已经消失殆尽。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以及大众媒体毁了他。我们的社会为传播假象和混乱开了绿灯。我们的社会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如何鉴别真正的科学和廉价的模仿。他对科学方法一无所知。
　　目前有数百本描写亚特兰蒂斯——据说是在 1 万年前存在于现在大西洋上的神秘陆地（亦有说其地址定在南极洲）的书。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可追溯至柏拉图，他对这块大陆的描述也是来自早期人们的道听途说。最近还有书籍很具权威性地描述了高度发达的亚特兰蒂斯时代的技术、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生活，这个人口聚居的整块大陆沉没波涛之下的大悲剧。有一个“新时代”亚特兰蒂斯，即那个“先进科学的传奇文明”，主要热衷于水晶球“科学”。在一本由卡特利纳·拉斐尔写的名叫《水晶球启蒙》的三部曲中——此书应对风靡美国的水晶球狂热负主要责任——亚特兰蒂斯人的水晶球能看透别人的心事，传递思想，是解读古代历史和埃及金字塔的建造结构和起源的知识宝库。书中没有提供任何哪怕接近于证据的东西来说明其结论的可靠性。
　　在公共图书馆、报摊杂志或黄金时间电视节目中，我们几乎从没有看过介绍来自海床扩张和大陆板块移动的证据，以及来自对海底勘测的证据。
　　骗人的说法专骗轻信者，关于这一点，人们普遍承认。但是，用怀疑的精神看待事情却要难得多。怀疑主义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一个精神生活完全依赖于大众文化的既聪明又具有好奇心的人，在他所接受到的像亚特兰蒂斯这样的信息中，有成百上干倍的可能性是未进行过任何批评的无稽之谈，而不是认真而审慎的、公正的判断。
　　也许巴克利先生应该知道，对于大众文化向他大量播撒的各种传闻，他应该持更严格的怀疑态度。但是除此以外，我们很难说这是巴克利先生的过错。他只不过简单地认为，那些最广为流传的、最容易获得的信息都是对的。由于单纯无知，他被社会体系误导和迷惑了。
　　科学激发了人们不断增长的探求神秘的好奇心。但是伪科学也有同样的作用。少且落后的科学普及所放弃的发展空间，很快就被伪科学所占领。如果大家都能够明白一种学说在被接受之前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支持，那么伪科学便无立足之地了。但是由于在大众文化中格雷欣法则（即“劣币驱逐良币”）之类的东西在普遍地起作用，坏科学将好科学排挤了出去。
　　全世界数量众多的聪明人、甚至有天赋的人对科学怀有激情。但这种激情却没有得到回报。调查表明大约 95% 的美国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每一代人都对教育标准的不断降低而忧心忡忡。早在约 4000 年前苏美尔时代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短文就感叹年青一代与上一代相比，其无知已经达到灾难性的程度。2400 年前，年老而又性情暴躁的柏拉图在《法律篇》第七卷中对科学素养作出了定义：

不能数出1，2，3……，或不能分清奇数和偶数，或根本就不会数数，或分不清白天黑夜之人；完全不知道太阳和月亮以及其他星球是在旋转之人……；我认为，所有的自由人都应该学习这些方面的知识，就像埃及的儿童在刚开始学习字母时就要学习各类知识一样。在那个国家里，仅仅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就创造了各种数学游戏，他们可以在愉快的娱乐中进行学习。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听说了我们的人民对这些问题的无知，对此我感到惊讶。在我看来，我们更像是猪而不是人。我感到非常羞耻，不仅为我自己，更是为全体希腊人。

　　我不知道科学和数学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古雅典的衰亡，但我知道科学素养低下的后果比过去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危险得多。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对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空气污染、有毒和放射性废料、酸雨、表土流失、热带森林的消失、人口的指数增长等问题持续无知是危险的，是愚昧的表现。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都依赖于科学技术。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制造我们的人民想买的高质低价的产品，我们的工业将会继续萎缩，并会将繁荣更多地让给世界其他国家。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构成的：核裂变和聚变能、超级电脑、信息“高速公路”、堕胎、氡、大规模毁灭性战略武器、吸毒、政府对公民生活的窃听、高清晰度电视、飞机航线和机场安全、胚胎器官移植、医疗费用、食品添加剂、治疗癫狂、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的药品、动物的权利、超导技术、日常保健药物、所谓的遗传性反社会倾向、太空站、火星探索、寻找治愈艾滋病和癌症的方法。
　　假如我们对上述知识所知甚少，我们如何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甚至如何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作出明智的选择？在我写作此文时，国会正要解散它的技术评估办公室——这是唯——个专门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供科学技术咨询的机构。在过去的年代里，这个机构的专业能力和诚实正直堪称楷模。在 20 世纪国会的 535 个议员中，只有不到 1% 的人接受过良好的科学教育。最后的一位科学知识丰富的总统可能只有托马斯·杰斐逊。
　　那么美国人是怎样对问题作出决策的呢？他们如何向他们的代言人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呢？谁是事实上的决策人？他们的决策是根据什么作出的呢？
　　我们总是倾向于说宇宙充满了不可言喻的奥妙这样的话，而不承认我们对许多领域一无所知。空缺之神（God of Gaps）承担了我们对许多事情仍然一无所知的责任。医学知识从公元前 4 世纪以来不断积累提高，我们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无论是在疾病的病因还是治疗上，我们将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神灵的作用越来越少。婴儿在分娩时的死亡率和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医学提高了这个星球上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
　　在对疾病的诊断上，希波克拉底引入了科学的基本方法。他强调认真细致的观察。在体温计发明以前，他就对许多疾病都描画出了其各自的体温曲线。他建议，医生应该能够仅仅根据病人的当前症状说出每种病的大概病史和病情的发展过程。他强调忠诚老实。他乐于承认医生知识的局限性。在面对后世人时，他毫无尴尬地向后人透露，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他治疗的疾病。他那时的治疗方法有限，可以使用的药品也主要是缓泻药、催吐药和麻醉药。实行外科手术时只能用烧灼的方式来消毒。从古典时期到古罗马衰亡时，医学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当医学在伊斯兰世界兴盛时，欧洲却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许多解剖学和外科学的知识都丢失殆尽，人们依靠祈祷和大量神奇的自我痊愈，世俗的医生几乎全部消失了。人们广泛地使用赞美诗、圣水、占星术和护身符。解剖死尸是被禁止的和违法的，于是那些从事医学的人便无法从人体获得第一手的知识。医学研究停滞不前。
　　那时的情景酷似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对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整个东罗马帝国的描述：

在十个世纪的革命中，没有出现一项有助于提高人类的尊严和幸福的发明。在古代的思想体系中没有增添过一个新思想，一代接一代的折磨人的训练使人们轮流成为卑躬屈膝的下一代只懂教义的老师。

　　即使最好的前现代医学实践也没能救活许多人的生命。安妮女王是大英帝国斯图亚特王室的最后一代君主。在 17 世纪的最后 17 年里，她怀孕过 18 次，但仅生了 5 个孩子。其中只有 1 个活到了童年，但在女王 1702 年加晃前就天折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什么遗传上的疾病。她能够得到当时最好的医疗保健。
　　曾经悲惨地夺走了无数孩子和婴儿生命的疾病已经被科学逐步控制和治愈，这都应归功于人们发现了微生物世界的秘密；归功于人们意识到医生和从事接生工作的人应该洗手并对器械消毒；归功于公共保健和卫生措施；归功于抗生素，药物、疫苗，DNA 分子结构的揭示，分子生物学以及新的基因疗法。至少是在发达国家，与 17 世纪末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王位继承人相比，今天的父母更有机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天花在世界范围内已被消灭，受到携带疟疾病菌蚊虫侵害的地区已经大大缩小，诊断出患血癌的儿童的存活年限也一年一年地逐步延长。科学使得地球可以供养比几千年前多几百倍的人口，并且生活状况不会很糟。
　　我们可以为霍乱患者祈祷，也可以每隔 12 小时让其服用 500 毫克的四环素。我们可以尝试几乎无效的精神分析谈话治疗法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每天让他们服用 300 到 500 毫克镇静剂。科学的医疗方法比其他方法的有效率要高出成百上千倍。放弃科学就意味着放弃了比空调、CD 唱机、电吹风和高速汽车更多的东西。
　　在狩猎和前农业时期，人类的期望寿命大约在 20 到 30 岁。在罗马后期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欧，人的期望寿命也是同样。到 1870 年时，人的寿命还未达到 40 岁。1915 年达到 50 岁，1930 年 60 岁，1955 年 70 岁，今天人的期望寿命已经达到 80 岁（女性稍高，男性略低）。其他国家正在跟着欧洲人寿命增长的速度在增长。是什么导致了人类会产生如此惊人和前所未有的变化？是病菌理论，公众卫生保健措施，药物和医疗技术。寿命的延长可能是衡量人类物质生活质量的最好的唯一标准了（倘使你死去了，那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这是科学给人类的最宝贵礼物——没有任何东西能和生命的礼物相媲美。
　　我知道科学和技术源源不断地带给这个世界的并不仅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礼物。科学家不仅研制出了原子武器，还把政治领导人揪到面前，对他们说，他们的国家——无论他们是哪个国家——必须首先拥有一枚。于是他们制造出了 6 万多枚。在冷战时期，美国、苏联等国家的科学家为了准备核战争，竟情愿使自己的国民在对核武器的危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遭受核辐射的危害。塔斯科基和阿拉巴马的医生欺骗一组老军人，在他们受辐射过重而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却让他们以为是在接受梅毒治疗。这伙残忍毒辣的纳粹医生臭名远扬。我们的技术制造了酞胺哌啶酮、氟利昂、落叶剂、神经毒气，造成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种绝灭。我们的工业如此强大，能够破坏地球的气候。我们这个地球上大约有一半科学家至少是部分时间在为军事服务。尽管有少部分科学家被认为是局外人，他们勇敢地批评社会的弊病，并提早警告可能出现的技术灾难。但是，许多科学家被看成是顺从权威的机会主义者，或者是愿为公司获利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工作的人，他们从不考虑长期后果。科学成果带来了技术风险，对公认为正确而普遍接受的经验和知识构成了绝对的挑战，以及人们认为的科学的复杂性，都是人们不相信科学和回避科学的缘故。
　　一次吃饭时，我问聚会的来客们——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可能从 30 岁到 60 岁——如果没有抗生素、心脏起搏器以及其他现代医学的蓬勃发展，他们中有多少人能够活到今天。只有一个人举起了手，而这个人不是我。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令人畏惧的力量使所有人，包括政治家，当然特别是科学家，必须肩负一种新的责任，那就是，一定要从全球和超越时代的角度，对技术所带来的长期后果给予更多的关注，竭力避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依恋。犯错误的代价太昂贵了。

　　你在乎什么是事实吗？
　　事实是否重要？
　　……在无知是福的地方
　　智者有罪

　　托马斯·格雷在他的诗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但是有道理吗？爱德蒙·卫·提勒在 1950 年出版的《四季循环》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好的理解：只要一件事情使你觉得舒服，你就不问它的真假，这跟你只要拿到了钱就不问钱是哪来的一样，是不道德的。
　　举个例子，如果你发现政府是个腐败和不胜任的政府，你会觉得令人沮丧。但是如果不知道这些是否就更好呢？无知对谁有利？
　　在《论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就像他的前人和后人一样，认为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是“人类自我轻视的不断发展”。尼采哀叹“人类的尊严，人类的独立的特性，人在存在的规律中的不可替代性”的丧失。我认为，了解宇宙的真相要比坚信错觉，却感到满足和正确无误要好得多。哪一种态度对我们的长期生存更具有推动作用？哪一种观念对我们的未来更有影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我们天真的自信受到一点挫折，是否就意味着全部失败？我们是否应该把了解宇宙当做走向成熟和完善自身的过程？
　　显然没有回头路。无论你喜欢与否，科学与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最好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看清了科学的本质，充分领悟到它的美妙和力量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无论是在精神领域还是在现实问题上，我们在谋取我们自身的幸福中就占据了有力的地位。
　　但是迷信和伪科学仍在大行其道，它们迷惑了我们中的“巴克利”，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答案，逃避怀疑性的考察，随心所欲地利用我们的敬畏之心，使我们的经验变得一钱不值，使我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轻信的牺牲品。是的，假如 UFO 藏匿在百慕大深深的大海中，吞噬轮船和飞机，死人能够操纵我们的双手，还能给我们写信，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更加有趣的地方。如果小孩仅靠思维便能使电话机从托架上掉下来，与偶然的机会或世界的知识所能作出的解释相比，如果我们的梦能够更准确地预测未来，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太令人神魂颠倒了。
　　这些都是伪科学的一些实例。它们声称是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然而，事实上它们与科学的本质背道而驰。这是因为，它们通常的结论是以不充足的证据为基础的，它们对导致其他可能性的线索不屑一顾。它们耍弄无知。在报纸、杂志、出版商、电台、电视台、制片商等机构和人的无知的配合下（通常是只顾一己利益，不顾社会影响），伪科学的思想得以轻易和广泛地传播。我遇到“巴克利”先生而使我想到，与相信伪科学和迷信的人相比，遇到能够做出其他选择的，懂得更具挑战性、甚至更加光彩灿烂的科学发现知识的人要困难千百倍。
　　与科学相比，编造伪科学要容易得多。因为它使我们远离真实性——而真实是我们无法控制的经过比较而获得的结果——总是被更多地忽略掉了。探究证据的一般争论的标准更不明确也更不严谨。部分是由于相同的原因，与科学相比，向普通公众散布伪科学更容易得多。但这还远不足以解释伪科学为何如此盛行。
　　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各种不同的认识体系以寻求帮助。如果我们寻求这种帮助过于急迫，那么我们在情感上就会极大地偏向于摒弃被认为是怀疑主义的沉重的包袱。伪科学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伪科学提供给人们的是我们缺少而又盼望得到的对人的力量的幻想（就像现在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和更早些时候传说中的神）。伪科学宣称，它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渴求，医治疾病，许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伪科学一再让我们相信，人类是宇宙的中心并在宇宙中具有重要地位。伪科学赐给了我们与宇宙结下不解之缘并与宇宙融为一体的特权。有时伪科学成了一种伪科学和新科学折中的产物，但双方又对其并不信任。
　　某些伪科学的本质（某些宗教也是如此，新时代的或旧时代的）是用愿望代替现实的思想。就像民俗故事和儿童故事里通过愿望实现我们内心的渴求，这该多么心满意足啊！特别是与我们通常必须依靠艰苦努力和好运气才能实现愿望相比，这种观点多么具有诱惑力！有魔法的鱼或是油灯精灵会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无论是什么样的愿望只要我们不是贪得无厌。谁没有考虑过自己想要些什么呢？这也是为了保险起见吧，毕竟，万一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个旧黄铜油灯，而且无意中蹭了它一下呢？
　　我还记得童年时代我看的漫画书和其他书里，有一个戴着高帽子，留着小胡子，手里挥舞着黑色的手杖的魔术师。他的名字叫扎塔拉，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能做到。他怎么做呢？很简单，他只要把话倒过来说就行了。于是如果他想要 100 万美元，他就会说：“SRALLOD NOILLM A EM EVIG.”他做了这些就足够了。这有点像做祈祷，但是比祈祷更灵验。

　　对我来说，很难看到比现代核天体物理学中的惊人发现更为深远的联系：除了氢气以外，构成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原子——血液中的铁、骨头中的钙、大脑中的碳——都是由在空间和时间距离上远至数千光年和数十亿年范围内的红巨星制造的。我经常说，我们是星际物质构成的。
　　我在 8 岁的时候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做这个试验，我对那些有纹理的、像是具有威力的石头大念，“ESIR ENOTS”，想使其升空飘荡，但从未成功过。我责怪自己发音不准。
　　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科学，你就不可能知道你所接受的就是伪科学。你会简单地认为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宗教通常是国家政权保护下擎生伪科学的温室，尽管宗教为什么一定要起这样的作用实在没有道理可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很早以前人类自造的现象。在一些国家里，包括政府领导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占星术和先知。但是这不是由于宗教简单灌输的结果，而是他们生活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在这种文化中，所有人都对这类做法感到满意，而且这样的文化随处可见。
　　或许全世界伪科学——据多种标准判断，就是宗教——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的超觉冥想（念诵楚文真言松心缓性法，源于印度）的教义。人们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它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马哈里希·马赫什瑜伽大师进行有关催民术的规则等问题的冗长而令人厌倦的说教。他坐在瑜伽大师的座位上，白色和灰黑色的头发披散着，身边环绕着花环和敬献的鲜花，仪态非凡。有一天在看电视选择频道的时候，我们恰巧看到了此人的尊容，四岁的儿子问我：“你知道他是谁？”“上帝。”世界各地的超觉冥想组织据估计有 30 亿的资产。只要你交上一定的费用，就能教你运用冥想穿越墙壁、隐身、飞翔。他们说，通过他们的协同冥想，降低了华盛顿特区的犯罪率，使前苏联解体，还创造了其他现世奇迹。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说法却没有提供一点实际证据。超觉冥想组织出售假药，经营贸易公司，开设医疗门诊并创办“研究”大学，只是进入政界的计划没能成功。靠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授能力的领导人，靠对社会的许诺，靠提供魔力换取金钱以及狂热的信仰，这是许多伪科学兜售所谓超自然力的典型手法。
　　任何放弃国家管理和科学教育的地方都有助于伪科学的泛滥。列昂·托洛茨基描述了希特勒接管国家之前德国伪科学的情况（这种描述同 1933 年苏联的情况几乎类似）：不仅仅是在农民的家庭里，甚至在城市的摩天大厦里，这种现象从 13 世纪到 20 世纪都存在。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电的同时，仍然相信护身符和祈祷的神秘力量……。电影明星扮演着非人非神的角色。驾驶着由人的天才智慧创造的神秘机器的飞行员也在他们的衬衫外戴着护身符。由它们支配的黑暗、无知和野蛮竟如此漫长无尽头，挥之不去！
　　俄国发生的事情令人深思。在沙皇时代，宗教迷信得到鼓励，但是，科学的和怀疑的思想——除了一些驯服的科学家——被野蛮地扼杀了。在共产主义时期，宗教和伪科学都从制度上受到压制——除了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迷信。这种迷信被宣传为科学，但是，最不能进行自我批判的神秘的崇拜与过度缺乏这种理想一样，其结果都是破灭。批判的思维——只允许科学家在知识处于封闭分割的状态下有这种思维方式——被认为是危险的。在学校里不许传授，如果表达科学思维方式即受惩罚。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后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俄国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科学。揭开盖子细看内幕，我们就会发现，随着幻想的破灭，其真正的本质是刻骨的种族仇恨，也是其真实的后果之一。而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淹没在 UFO、魔鬼、信念疗法、庸医、神水以及古老的迷信的汪洋大海之中。人的期望寿命明显降低，儿童死亡率增长，传染病肆虐，医疗标准几乎降到最低点，对预防医学的忽视，所有这一切都使在公众范围内迅速引发怀疑思潮的可能性达到临界状态。在我写作此书的时候，在杜马成员选举中获很高支持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是一个安纳托利·卡斯皮诺夫斯基式的人物，即靠信念治病的术士，他可以使用通过电视机凝视你的方法，遥控治疗从疝气到艾滋病等各种疾病，他面对着停止不动的时钟，可以使其重新走动。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存在。在毛泽东逝世后向市场经济逐渐转变的过程中，UFO、心灵感应以及其他西方伪科学也蜂拥而至，与中国古老的祖先崇拜、占星术和算命——特别是抽签算命和用易经的六爻算命并行其道。政府报纸哀叹道：“封建迷信在我国农村有死灰复燃的趋势。”现在这种迷信活动主要在农村，城市不是主要受害区域。
　　具有“特异功能”的人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一些人在某“气功大师”的气功治疗下死于非命。1993 年，这个气功大师被逮捕定罪。王洪成，一个业余化学家，宣称他本人可以合成一种液体添加剂，只要在水中添加一点这种液体，水就会变成汽油或者类似的燃料。有一段时间他的研究曾得到资助。但是，当他的发明被发现是一场骗局时，他被捕并被判刑。亚洲犀牛正趋于灭绝的境地，因为据说它们的角被研磨成粉末后具有治疗阳痿的功效，其销售范围覆盖整个东亚。这些伪科学和迷信的蔓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94 年 12 月 5 日，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一项联合公开声明。
　　一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巫师说：“如果人们知道有多少人，特别是腰缠万贯的富翁和手握大权的权贵们都求助于巫术，他们定会惊讶得合不拢嘴。”王族成员历来是各种巫术骗子极易征服的对象。在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时代，占星术是只有帝王才能占有的特殊财产，任何民间俗人对这种功力无边的技巧的擅自使用均被认为是对其资产的侵犯。受到南卡罗来纳特别容易轻信别人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的南希和罗纳德·里根无论在私人还是公共事务上历来依靠占星术士帮其决策，而广大选民对此一无所知。对我们的未来文明将会产生影响的各种决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显然是由骗子们作出的。对于是否确有其事，世界各国已经纷纷扬扬，与这种情况相比，美国却鸦雀无声。
　　尽管某些伪科学似乎令人感到十分可笑，尽管我们对在伪科学的说教下编造出的骗局自信不会轻易相信，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伪科学在我们身边一直不停地出现。超觉冥想（trascendental meditation）和奥姆真理教似乎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包括一些拥有物理学和工程学领域高级学位的人。伪科学的说教并不是为傻瓜笨蛋们编造的，它正在产生其他效应。
　　另外，如果没有人对宗教的本质进行研究，也不去了解宗教的起源，那么，将会导致我们对宗教的无知。尽管在某些地区和某个方面伪科学与世界宗教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是相对科学而言，其区别非常小。
　　从被错误运用的科学到伪科学，到迷信，一直到值得尊重的以神为基础的神秘宗教，是一个连续过程，各个层次之间没有明显界限。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宗教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具有繁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上个世纪里，自由宗教和基督教团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改革、犹太教变革，梵蒂冈教皇二世以及对圣经的所谓更高级的批评，这些都是宗教针对自身的过分行为所进行的修正（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不同的。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作出错误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都是尝试性的、实验性的。科学家们提出的假说总是要使其能被证伪。假说的更替面对的是试验与观察的质疑。科学在不断加深对事物真相的了解的征途上探索着，踉踉跄跄地蹒跚前行。当一种假说经试验证实为不可行的时候，假说的提出者的情感当然受到伤害，但是，正是这种证伪过程被认为是科学事业的精髓所在。
　　而伪科学正好相反，其假说的设计往往恰恰在于，使假说在能展示证伪的试验面前无懈可击，甚至原则上也不能被认为是不成立的。伪科学的实践者总是处于防备和警惕的状态，他们反对任何怀疑者的检验。当伪科学的假说在科学家的检验面前失败时，他们就会设计出压制科学家意见的阴谋。
　　人拒绝接受自己不喜欢的证据，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我们精于某些事情，但不可能通晓所有的事情。智慧产生于我们对自身局限性的了解。“因为人易迷惑”，威廉·莎士比亚这样教导我们，这正是我们需要严谨的充满怀疑精神的科学的精确性的原因。
　　可能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与伪科学（或“永无错误的”启示）相比，科学在人类的不完美性和易犯错误的本性的认识上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我们犯错误是必然的，那么，我们注定会犯错。但是，如果我们具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错误会给我们造成多么令人遗憾的思考，我们取得胜利的机会必定会极大地增加。
　　如果我们向广大公众只讲解科学的发现和成果，这些成就具有多么大的使用价值、多么鼓舞人心——而不向公众讲解严格的科学方法，普通人怎么能够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然而，科学和伪科学都是以无证据的结论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的。在中国和俄罗斯，科学曾有过很简单的表达方式——具有权威性的科学就是权威人士所讲的科学。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只能靠你自己来判断。但是当政治发生变化，对自由思想的禁锢有所放松的时候，许多可靠的和有号召力的主张——特别是那些我们以前想知道，但是现在才了解的学说——赢得了普遍的拥护。但是，这时所有的观点都变成权威性的观点的可能性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对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向公众讲清楚科学的重大发现、误解和科学的实践者偶尔顽固地拒绝改变研究方向的真实曲折的发展历史。然而大多数科学教科书所描述的都是春风得意的科学家所走过的轻松的道路。用引人入胜的方式表述科学家在几个世纪中对自然所进行的耐心和共同的质问所积累起来的智慧，比详细教授杂乱无章的积累这种智慧的方法要容易得多。科学方法似乎毫无趣味、很难理解，但它比科学上的发现要重要得多。

第二章　科学与希望

　　我的童年是充满希望的年代。我还在刚上小学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当我第一次知道恒星都是雄伟的星体，当我第一次明白它们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因此，它们只能在天空中闪烁着点点星光时，我对它们的认识变得那么清晰与明确。我怀疑，我那时甚至都不明白“科学”一词的含义是什么，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投身于那伟大壮丽的事业中去。我被宇宙的绚丽所吸引，当我知道事物的真正运行规律，在这些知识的帮助下能够揭开难解的奥秘和探索新世界——这居然可能是真的——这一切带给我们的前景——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的运气一直不坏，这些梦想已经部分得以实现。在我的眼里，科学的神秘诱人依然像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参观 1939 年世界博览会时一样，那么令人向往，新奇的感觉依然如初。
　　科学普及——尽可能使非科学家们了解科学的方法和发现——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很快成了我所追求的事业。对我来说，不讲解科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你坠入爱河，你就想告之天下所有人。本书是我的个人坦白，向你们讲述我对科学终生的爱情故事。
　　写此书还有另一个原因：科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我一直在预想我的儿子或孙子时代的美国，那时的美国已经进入了服务和信息经济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主要制造工业都移往其他国家，令人感到敬畏的技术实力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没有任何代表公众利益的人能够理解主要议题，人们已经丧失了向掌权人呈交他们自己的议程表或向他们提出内行问题的能力，人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紧紧抓住水晶球，神经质地求助于占星术，我们批评的才能已经衰退，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出什么仅仅是良好感觉，什么是事实真相。我们在几乎毫不知觉的情况下，滑退至迷信和黑暗的社会之中。
　　美国人越来越愚蠢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在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中的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少，是每段内容不超过 30 秒（现在已经是 10 秒或更少了），是一节目编排迎合欣赏水平最低的人群，是对于伪科学和迷信的介绍，尤其是对于无知有一种庆贺的态度。在我写本书时，美国录像带租赁市场上最抢手的影片是《阿呆和阿瓜》。青少年电视节目中收视率持续最高的（最有影响的）是“B 仔闯荡美利坚”。使人清楚无误地感到，学习的节目——不仅学科学，还要学其他知识——是可以免除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
　　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全球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世界中，大多数重要的元素——交通、通信、其他各种工业、农业、医学、教育、娱乐、环境保护，甚至重要的民主选举制度——都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创造了另外一些东西，使得几乎无人理解科学和技术。
　　艾迪还警告：“无知将导致国家的灭亡。”无知，特别是对自己本身的无知会更有可能造成不可避免的人类苦难。我担忧，在这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伪科学和迷信似乎越来越具诱惑力，非理性的海妖的歌声更加悦耳迷人。我们以前是否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歌声？在物质稀缺时期，在国家的自尊心或敏感的问题受到挑战之时，当我们为失去在宇宙中的位置和目的而极度忧虑之时，当狂热的火焰在我们身边沸腾之时，我担心，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习惯会控制我们的一切。
　　蜡烛火苗在摇曳。暗淡的烛光在颤抖。黑暗在降临。魔鬼开始蠢蠢欲动。

　　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科学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就此而言，与其他并无差异，比如民主。科学本身不能指出人类行动的方向，但是，科学却能够预测人类选择行动途径的可能结果。
　　科学的思维方式既富想象力又要以科学素养为基础。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科学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即使事实与我们以前的看法不相符合。科学劝告我们要首先在头脑中形成假想，然后看这个假想是否符合事实。科学催促我们要时刻保持开放，接受新思想，同时要允许持异端观点的人和严格的怀疑论者对包括新思想、新经验和新知识进行验证。这种思维方式对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的民主制度同样是重要的工具。
　　科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科学具有改正错误的内在机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科学过于夸张的描述，但是，我认为，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时刻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刻将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的思想进行比较。当我们自我放纵和放弃自我批判时，当我们将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时，我们就滑入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泥沼。
　　每次，当一篇科学论文告诉了我们一些数据的时候，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些错误。它对我们的提醒虽然是无声的，但却是非常及时的，那就是，任何知识都不是完全的和十全十美的。这是我们衡量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的标尺。如果错误之处很少，我们通过实验获得的知识的准确度就很高。如果错误之处很多，我们所获知识中的不确定性就很大。除纯数学，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认为是确定的（何况有许多东西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即使是自然法则也不是绝对确定的，也许还存在以前从未被检验过的领域——比如黑洞内部、电子内核或接近光速——在这些领域内，即使是我们借以自夸的自然法则也不起作用，而且无论它在常规条件下怎样有效，都需要被更正。
　　人类可能渴望绝对的确定性，人类也许渴望有一天获得绝对的确定性。人类可能会像某些宗教信徒一样自称已经得到绝对的确定性。但科学——目前最成功地说明人类可以获得的知识的学说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最为盼望的是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不断的进展，从错误中获得新知———种通往宇宙的渐进的线性方式。但是，绝对的确定性这个我们前进路上的伴随物却常常可望而不可即。
　　我们经常陷入错误的泥沼之中。几乎每一代人所最希望的都是减少一点点误差，而增加一些由误差所提供的资料。误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能看得到的、对我们知识的可靠性的自我评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议会记录中的每一个演讲内容，每一个商业电视节目，每一次布道都伴随着误差，或类似误差的东西。
　　科学的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要轻信权威的观点”。（当然，科学家也是灵长类动物，也有与生俱来的等级观念，所以不会总是遵从此戒律。）产生于权威的观点很多被证明是有严重错误的。
　　当我们越过障碍时，当我们掌握了科学的发现和科学的方法的时候，当我们理解了这些知识并将其付诸应用时，就享受到了很高程度的满足感。尤其是对孩子们——他们生来就具有对知识的热情，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们必定要生活在一个由科学所创造的未来社会中，但却常常认为，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科学并不适合于他们。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别人对我讲解的科学还是我试图对别人讲解的科学，当我们获得它时，当晦涩难懂的术语突然明朗起来时，当我们了解了所有令人烦恼的问题时，当隐藏在最深处的秘密被揭示出来时，我们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长时间世界范围内不断积累形成的知识体系将科学转化为一种几乎是跨国界、跨时代的超意识。

　　需要重申的是，科学之所以有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内在改正错误的材制。在科学上没有被禁止讨论的问题，无论是过于敏感的问题，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在科学中，没有神圣的、不可冒犯的真理。对新思想的开放与对所有思想进行的严格的怀疑主义的验证相结合，才使得麦子能够从干草中筛选出来。在科学面前，无论你多么聪明敏捷、多么令人敬畏多么受人尊重，都与他人一样，无高低贵贱之分。你的成果必须经受严格的专家的评审才能得到证实。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所有的观点都应当受到鼓励，应鼓励不同的观点在广度和深度上争论。
　　科学的程序听起来杂乱无章、毫无秩序。从某个方面来讲，的确如此。如果你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检验科学，你就会发现，科学家们拥有全部的人类情感、个性和性格。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给科学界以外的人留下真正深刻印象的，是被认为可以接受的、有价值的相互批评的交锋。科学界的新手总是能够得到他们的良师益友的非常热情且具有激励作用的鼓励。但是，可怜的研究生们在他们的博士论文的口头答辩过程中，必须接受掌握他（她）未来命运的那些教授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猛烈攻击。学生们自然会感到很紧张，谁会不紧张呢？是呀，他们已经准备了许多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必须能够回答专家们提出的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因此，在为通过他们的论文做准备时，他们必须练习一种非常有用的思维习惯：他们必须预测可能提出的问题；他们必须自问：在我的结论中是否有别人可能发现的弱点？我最好在他们发现之前就对它进行论证。
　　你坐在一个各种观点争论不休的科学会议上。你发现在大学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在他们的听众的各种难以回答的问题和评论提出后不到 30 秒钟就开始发表看法。你可以检查一下在这种会议上所提交的书面报告，这些报告都是按照某一科学杂志的需要而写的，是为了能够发表而写的，它们被编辑转送到名字不公开的裁决者那里，这些裁决者的工作就是问这样的问题：作者是否做过蠢事？文章的内容是否足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有否出版的价值？这篇文章的缺点是什么？论文的主要结论是否别人已经得出？
　　如果某个想法行不通，你就应该把它扔到一边去。不要在无效的事情上太伤脑筋。英国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对那些具有强大吸引力的诱惑提出了警告：以我们的需要为目的去寻找证据与发现，对与这些证据相反的观点和证据置之不理。我们和颜悦色地接受与观点相一致的看法，厌恶地拒绝那些反对我们的观点；而这种反常的做法正是为所有常识的判断所需。有效的批评只会对你有利。
　　我们高度赞赏那些用雄辩的观点反驳已有的学说的行为。
　　在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类例子其中的一个：与牛顿的名字联系在起的运动定律及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被认为是人类最杰出的成就之一。300 年后，我们用牛顿力学来预测日食。宇宙飞船从发射开始的数年后，能在距离地球数十亿公里开外，准确地进入太空中选定区域轨道上的预先确定的点，好像世界在向我们款款漫步而来，其精确性令人瞠目结舌，牛顿显然知道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
　　但是，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自我探索，也不对自己的成绩孤芳自赏，他们坚持不懈地寻找牛顿观点中的缺陷。在高速及强引力方面，牛顿的物理学体系崩溃了。这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伟大发现之——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这也是他的理论长期受到尊敬的原因之一。牛顿力学适用于许多领域，包括日常生活，但在某些对人类来说极不寻常的条件下——毕竟我们没有以近光速旅行的习惯——难以作出正确的回答。牛顿力学与人们对自然的观察不相一致。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在其有效领域与牛顿力学没什么区别，但却在其他方面（高速、强引力）作出了不同的预测，这些预测与观察完全相吻合。牛顿力学被证明接近真理，适用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情形，但不适合其他情形。这是一个人类智力所取得的辉煌的、值得庆贺的成就，但却有其局限性。
　　但是，与我们对人类易犯错误的本性的了解相一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的看法，即，我们可以无限接近真理，却永远不能完全获得真理。科学家们如今正在研究广义相对论中站不住脚的地方。比如，广义相对论预言存在着一种被称为引力波的令人感到惊异的现象。人们从来也没有直接检测出这些引力波。但是，如果它们不存在，那么广义相对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脉冲星是迅速旋转的中子星，现在人们对它们的闪烁速度的测量已达到小数点后 15 位。人们预测在轨道上相互环绕的两颗密度很大的脉冲星会放射大量的引力波，这种引力波迟早会轻微地改变这两颗星的运行轨道和旋转周期。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瑟夫·泰勒和拉瑟尔·赫尔斯使用了这种检验方法，从另一个全新的角度检验广义相对论所作的预测。他们认为，他们得出的结果会与广义相对论不一致，有可能会推翻现代物理学中的一个主要支柱。当时，不仅他们自己愿意对广义相对论发起挑战，而且他们也受到多方鼓励。事情的结果却是，他们对两个脉冲星的观察，充分地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预测。为此，泰勒和赫尔斯共同获得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他许多物理学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法也在检验着广义相对论，比如试图通过直接探测的方法捕捉难以捉摸的引力波。他们希望不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找到突破口，发现在爱因斯坦所理解的自然王国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否到了该开始经受论证的时候。
　　只要有科学家在，这种努力就不会停止。广义相对论在量子水平上当然不可能对自然作出充分的描述，但是，即使能够作出充分的描述，即使广义相对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永远有效，那么，除了共同努力去发现其错误和局限性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我们更相信其有效性呢？
　　这就是为什么有组织的宗教不能使我对其信任的原因之一。哪些主要信仰的领袖们承认他们的观点可能是不完全的、有错误的，并建立研究机构来寻找其可能存在的说教中的缺陷呢？除了日常生活中的检验，谁在系统地检验传统的宗教学说可能不再适用的那些情形呢？（我们当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父权制社会、早期或中世纪时期非常有效的教义和伦理观念在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各种完全不同的世界中也许完全无效。）什么教义能公正地检验上帝的假设？已建立的宗教体系给予宗教的怀疑者们什么奖励吗？同样，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怀疑者们在他们巡视的社会中又得到了什么回报呢？
　　安·德鲁彦关于科学的论述总是在我们耳边低声回荡：“记住，你对此一窍不通，你可能会犯错误，你以前犯过错误。”

　　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那么，他想得越深刻，就越想更深入地了解这种思想。他查阅科学文献，他读得越多，这个思想就变得越清晰。理论准备好后，他就到实验室，并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思想。实验是非常辛苦的工作，多种可能性都要验证。实验的精确度要求很高，错误尽可能减少。他严格按照实验过程进行实验，他仅为获得实验结果而废寝忘食。在经过严格实验后工作结束时，却发现这个思想毫无价值。这时，物理学家就将其抛弃一旁，让自己的头脑从杂乱的错误中解脱出来，转而去做其他事情。
　　正如物理学先驱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在进行实验时，我们建立了多少精妙的系统，而这些系统又很快地使我们走向失败之路。”他认为，至少这种经验足以“帮助一个自负的人变得谦虚谨慎起来”。

　　我认为，向所有公众传播科学有四个主要原因在科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似的专家是不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

　　科学和民主鼓励非正规思想的自由发表和激烈的争论。科学和民主都需要具有足够的理性、有条理的论据、证据的严格标准和诚实。科学是防范假装有知识的人的有效方法。科学是反神秘主义、反迷信以及反对在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地方滥用教义的宗教的一座堡垒。如果我们忠实于科学的价值观，那么，科学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被欺骗了。科学在我们犯错误的过程中就能将其改正。科学的语言、规则和方法应用得越广泛，我们就越会有更好的机会来保留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同行们思想中的东西。
　　但是，科学的成果是比前工业时期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所梦想的东西更能彻底地破坏民主。在困惑和迷惑的浩瀚大洋中发现偶尔浮现的真理的迹象，需要警觉清醒的头脑、忘我的工作热情和旺盛的斗志。但是如果我们不锻炼这种严谨的思考问题的习惯，我们就不要想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确实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危险：我们的民族将变成一个很容易受骗的民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傻瓜的世界，如此世代相传，被今后四处招摇的骗子牢牢掌握在手中。
　　如果有一个刚刚降临到地球上的外星生物仔细地看看我们通过电视、广播、电影、报纸、漫画、书籍所展示给我们的子女的东西后，可能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在有意地教他们谋杀、强奸、残忍、迷信、轻信以及功利主义。我们一直在这样做，通过不断的重复，许多东西最终起到了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向他们灌输科学和希望，我们又将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第三章　月球上的人和火星上的人脸

　　科学的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与其相关的伪科学。心理学家中有非常多的人使用的心理分析方法几乎全都是心灵学方法；经济学声称可以进行长期的经济预测；天文学家中拥有影响力最大的伪科学——产生了这个学科的占星术。伪科学有时与其他学科交叉，使人造成知识混乱，比如用心灵感应、寻找大西洲下埋藏的珍宝，或用占星术来预测经济发展。
　　当我们用肉眼仰望月球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些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不规则的明暗交错的斑点，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客观事物都无相像之处。但是，我们的眼睛会将那些斑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些斑点，而忽略了其他斑点，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的本能。我们有意识地找一个图形，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图形。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人们看到了许多形象：一个正在月桂树下织布的女人；一头正跳下悬崖的大象；一个背着篮子的姑娘；一只兔子；一个正在捣塔帕维维布 的女人；一只四眼美洲虎。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理解生活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怎么会看出那么奇怪的东西。
　　人类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喜群居生活。我们还喜欢合作。我们是哺乳动物，对后代的亲情照料是保证世代繁衍的主要因素。父母对孩子微笑，孩子回报以微笑，亲情关系得以建立或加强。一旦婴儿能够视物，他便开始认识面孔，就目前我们所知，这种技能是大脑遗传的结果。那些在 100 万年前不能认识人脸并很少回报以笑容的婴儿不太可能赢得父母的欢心，因而也较少有机会活下去。而现在，几乎每一个婴儿都会很快地辨认出人脸，并对之报以傻傻的微笑。
　　我们大脑中的辨认形状的机能是如此有效，以至于能够从相似的其他人中辨认出一张人脸，以至于我们有时可能看到实际并不存在的人脸，而与此同时，这种机能也带给了我们一种尚未引起注意的副作用，那就是，在没有人脸存在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脸。我们将一些毫不相关的明亮的或暗淡的独立图形组合在一起，并无意识地尽力看出一个人脸。月球上的人就是这样一种结果。
　　有时还有地理结构形成的人形，比如说在新罕布什尔州福兰克·诺奇的老人山。我们认为它们是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或者是新罕布什尔州未被发现的古代文明，然而，它们只不过是岩石表面的风化和崩塌的产物。无论怎样看它都不像人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魔鬼头，英格兰的威斯特沃特的司芬克斯石，法国的老妇人，亚美尼亚的瓦坦石。有时候人们又发现了一个斜躺的女人，如墨西哥的依克斯塔其豪特山；有时候人们又会发现人体的其他部分，如怀俄明州的泰坦；有时候是人们对变幻的云的图形的错觉。在中世纪晚期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许多人“证实”在云中看到了圣母玛丽亚（当我乘船行驶在斐济苏瓦的时候，曾看到一个在酝酿着风暴的乌云中下颚突出的面目狰狞的怪兽的头）。
　　有时你会看到一棵蔬菜、树皮或牛皮的某些部位上很像人脸。有一个很有名的茄子与里查德·M·尼克松非常相像。我们从这件事上能够推论出什么呢？是神明的旨意还是外星生命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共和党人对茄子遗传基因的干预？都不是。我们应该承认，世界上有大量的茄子，假如我们能够见到数量足够的茄子，我们迟早会发现有像人的面孔的茄子，甚至是像非常特殊的人脸的茄子。
　　当人们发现的脸像是宗教名人的时候——比如一块玉米饼据说是显现出耶稣的脸——信徒很容易将其推论为上帝的杰作。在充满疑惧的年代，人们渴望寻求解脱精神上的压力，不过，奇迹好像不应该出现在玉米饼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上。我们可以想一下，自从人类出现以来，人们做出了多少玉米饼，如果没有几个至少有点像我们熟悉的人物的玉米饼，那才真是令人感到奇怪呢。
　　人参和曼德拉草（有毒，用做麻醉、催眠药）的根被人为地赋予了神奇的功效，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有点像人的形状。

　　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就是集体性、合作性以及相互交流性。

　　小报常常被控告——有时是男女影星们，他们坚决否认自己干过小报上报道的那些丑事。个别时候小报要付大笔的赔偿费。这些小报肯定认为这种控告正是在做大获利润的买卖时所必须付出的一笔花费。他们辩护时经常说，他们对作者很宽容，他们没有学术机构所必须承担的检查这些作者发表的作品的真伪的责任。《每周世界新闻》的责任编辑塞尔·伊冯在谈到他发表的报道时说：“就我所知，这些报道都是活跃的想象力的产物。但是，我们是小报纸，我们没有必要去询问报道以外的问题。”怀疑主义卖不了报纸。那些背叛了这些小报的作者描述了作者和编辑编造报道和头条新闻的“创作会”，报道内容越稀奇古怪越好。
　　在这些小报的读者群中，许多人并没有肤浅地相信这种报道。有些人坚持说，他们读这种报纸仅仅作为一种消遣，就像看电视中的“摔跤”节目一样。但是我收到的信件表明，相当大数量的美国人确实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些小报上的报道。
　　90 年代，小报发展很快，贪婪地吞没了媒体中的剩余领域。报纸、杂志或电视节目中的报道由于许多东西大众实际上已经知晓，因而处处谨慎小心，这些传媒的收视率和发行量受到那些报道标准不严肃的传媒的排挤。我们可以从新出现的观众已经确认的小报电视中看出这一点，这样的情形正在导致新闻和信息节目标准的降低。
　　这种报纸能够得以生存和不断发展是因为看的人多。我认为，这些东西受欢迎的原因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渴望从单调乏味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渴望重温记忆中儿时的“世界多么奇妙”的感觉，也渴望，哪怕从很少的几个故事里，能够真诚地相信，有个比我们年长，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智慧的人在关照着我们。很显然，对许多人来说仅有信仰还不够，他们渴望有确凿的证据和科学证实。他们渴望有科学的证明标志，但是，却不愿意忍受使科学的标志具有可信性的严格的证据标准。这是怎样的一种轻松感：怀疑被可靠地解除了！使我们困惑的令人厌恶的负担便被解除。对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忧虑，如果我们仅相信自己，人类的未来将会怎样？

第五章　欺骗与秘密

　　将地球外生命或外星人绑架事件的消息掩盖了长达几乎 45 年之久，数以百计的政府雇员参与秘事，这想法真乃匪夷所思。当然，政府机密是按程序进行保密的，即使是广大公众非常感兴趣的机密也不能例外。但是，这类机密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和公民的。尽管如此，机密仍然是有所区别的。那些具有从事机密工作许可资格的人所设计的阴谋的目的就是防止公民获得外星人会持续向人类进攻的有关机密。如果地球外生物真的成百万地绑架我们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那将影响到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类的安全。既然问题如此重大，那么，在将近 20 个国家所有掌握内部情报和证据的人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公布内情、讲出真话帮助人类，而是帮助外星人，这事听起来可能吗？

第六章　幻觉

　　如果外星人造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忠告人们地球存在的危险，那么为什么又只将它告诉那些令人怀疑的少数人呢？为什么不占用一整夜时间利用电视网络或利用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可以警告天下所有人的声像系统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播放？这对能够飞越数光年的外星人来说肯定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无论神经病学和分子学的先辈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幻觉总是让人感觉真实。许多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人们对于幻觉的描述，同时，人们把幻觉看成是精神启蒙的信号。比如，在西部平原的印第安人中，在许多本土原有的希伯来文化中，一个年轻人在一次成功的“幻觉寻求”之后所体验的幻觉的本意昭示着他的未来。幻觉昭示的意义要由部落的长者与头领进行非常严肃的讨论。全世界的宗教中有数不胜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这些宗教的圣祖先知都成群结队地到沙漠或山谷，饥饿和感觉丧失帮助他们遇到了神灵和恶魔。迷幻剂诱导的宗教体验成为 60 年代西方青年文化的特征。这种宗教体验经常被尊称为“超越的”、“超自然的”、“神圣的”和“圣洁的”。
　　幻觉随时随处存在。如果你曾体验过，这并不意味着你精神不正常。
　　做梦经常与一种被称作快速眼动的睡眠状态有关。（在紧闭的眼皮下眼睛在快速活动，可能这种眼动是跟随梦中的动作进行的，也有可能是随意的。）快速眼动与性兴奋有密切的联系。实验表明，当快速眼动状态出现时，实验人员将进入睡眠状态的人唤醒，而控制组的成员在他们没有做梦时，每晚被经常唤醒。几天以后，控制组感到睡眠不足，但是实验组（不让其做梦的成员）在白天时间出现幻觉。这说明，并不是少数的在特别的非正常状态下的人会出现幻觉，任何人都有可能出现幻觉。

　　在孩提时代，有这样一个时期。孩子们以为做的梦是真的，以为梦中发生的事件、事物的变异的形态、令人高兴的事情以及吓人和恐怖的事情，就像他们白天经历过的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样。确定和长久保持明确区分梦境中的生活和现实生活的能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正常的孩子在 8-10 岁以前都不能完成这个过程。由于噩梦中的内容与生活中的事情同样生动真实，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因此，对孩子来说，分辨其真伪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会回忆起在 2 岁或再大一点的时候看到似乎是真的，但实际上是想象出来的“恶魔”时，特别是在夜晚或黑暗中看到这些东西时所受到的惊吓。我还记得当我大受惊吓时藏在被子下面直到实在无法忍受时跑到（如果在我落入“魔掌之前”能够跑到他们的房间的话）父母的卧室寻求安全的情景。
　　孩子害怕黑暗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从人类的进化历史开始直至不久之前，孩子们从不单独睡觉，而是由一个成年人，通常是母亲看护，他们生活得很安全。现在，我们坚持让孩子单独睡在一个黑暗的房间，每晚对他们说晚安，对孩子有时的不高兴并不理解。对孩子来讲，幻想可怕的妖怪能使他们很好成长。在一个到处都是狮子和猎狗的世界里，妖怪能够帮助无助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不要远离他们的保护人。但是除非这种安全机制引发的恐怖感强烈而持久，否则它怎么能有效地保护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小动物呢？

第七章　魔鬼出没的世界

　　古代人们普遍信鬼。人们并不认为鬼神是超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自然的。苏格拉底说他的哲学灵感是具有人性的慈善的鬼启迪的结果。
　　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得意的门生，认为神鬼有重要作用：
　　仁慈的上帝，以他对人类的慈爱，给我们派来了神鬼，它们是高级种族，它们自己很闲适也很快乐，一点儿不亚于我们人类，它们在关照着我们，给我们以和平与尊重，秩序与公正永存，它们使各个部落的人快乐无比、团结一心。
　　他坚决否认神鬼是邪恶的起源，将性欲的守护神厄洛斯 描绘为鬼，而不是神。“既是人又不是人”，“既不好也不坏”。但后来所有的柏拉图主义者，包括那些强烈地受基督教哲学影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认为某些鬼是善的，而另一些是邪恶的。
　　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尽管吸纳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但他们仍急于将自己与“异教徒”的信仰体系区分开来。他们教导说，所有异教徒的宗教都是由对鬼和人的崇拜思想组成的，在这些宗教的思想中都将鬼和人误解为神。当圣保罗《以弗所书6：14）抱怨高殿的邪恶时，他没有提到政府腐败，却提到高殿中的鬼。
　　从最初时起，他们就有意地不过多地用鬼这个词，而是较多地使用一种富有诗意的隐喻来形容人们心目中的邪恶事物。
　　圣奥古斯丁国为鬼的问题所深深困扰，他援引了当时流行的异教徒的看法：“众神占据了最高的位置，人处于最低地方，魔鬼居于中间……。他们的身体不朽，但思想情感与人无异。”在《上帝之城》第八卷中，奥古斯丁接受了这种古老的传统理论，用上帝取代了神，他着重描绘了鬼所具有的特性，即，它们毫无例外全是邪恶的，它们没有救苦救难的品质，它们是灵魂和肉体邪恶的源泉。他把它们叫做“虚无缥缈的动物……急切地要对别人进行伤害，与正直的品格格格不入，高傲狂妄，嫉妒成性，邪恶至极”。他们可能声称在上帝和人之间传递消息，将自己伪装成上帝的天使，但是这种伪装是陷阱，引诱我们走向毁灭。他们能够假装成任何样子，而且知识渊博——“魔鬼”一词（demon）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知识”——尤指物质世界的知识。尽管如此，但它们缺乏仁爱。他们折磨“人们被禁锢的和易受骗上当的头脑”，德尔图良 写道：“它们居住在天空中，与星星为伴，与云彩交谈。”
　　魔鬼，“天空中的强者”，从天而降，与妇女发生非法性关系。奥古斯丁认为，女巫是被禁止的性交合的产物。在中世纪，与其前的古代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种传说。魔鬼叫做妖怪或堕落天使。用妖魔的手段勾引女人者被称为梦淫妖，勾引男人者被称为女梦淫妖。一些修女们报告说，她们在一些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感觉到是在梦中与告解神父或主教之间发生了十分相像的事情。15 世纪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修女们第二天醒来，发现她们自己被玷污了，好像与某个男人有过性交行为。”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是是在闺房里，而不是在女修道院中。长老制宗教作家理查德·巴克斯特在他写的《世界精神的必然性》（1691）中认为，如此多的妇女报告有过梦淫经历，“否定这种事情是没有道理的”。
　　当他们被勾引时，他们感觉到男女梦淫妖就像重物压在做梦者的胸口上。无论 Mare 一词拉丁语意思是什么，在古英语中其意思就是梦淫妖，而 nightmare 原意是指压在睡眠者的胸口上，用梦来折磨他们的魔鬼。
　　魔鬼对人的困扰开始变得日趋强烈。在这段期间，教皇的 1484 年通谕中表明：
　　我们听说，两性成员都不回避他们曾同邪恶的天使、梦淫妖发生过关系。
　　梦淫妖运用它们的魔力、咒语、迷人的妖法和魔术似的手法，窒息和扼杀，使得女性不能出生。以及产生许多其他灾难。
　　由于这个通谕，在整个欧洲开始出现有组织地对大量的“女巫”的迫害、拷打和处决。她们按奥古斯丁所说被认为犯有“用不道德的行为扰乱未察觉的世界”罪。尽管在通谕中用其特有的语言不偏不倚地使用了“两性成员”这个词，但受迫害的主要是少女和成年妇女。
　　教皇指示克雷默和斯普林格运用 15 世纪后半叶的全部理论写出一份综合分析报告。通过对《圣经》以及古代和现代学者理论的详尽的论述与引证，他们写出了《女巫惩治法》。恰当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文件之一。托马斯·艾迪在其《黑暗中的蜡烛》一书中，对这个文件进行了谴责，认为它是“邪恶的学说与发明”，“可怕的谎言和不可能实现的法令”，其作用是用来“使他们无人可及的残酷行径瞒天过海”。所谓“惩治”指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说，只要你被控犯有从事巫术活动，你就是巫师。证实指控有效性的可靠手段就是拷打。被告没有任何权利。被指控有罪的人也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人们从不考虑控告可能是出于某种邪恶的目的，比如，嫉妒、报复或者出于法官经常没收被指控有罪人的财产，中饱私囊的贪婪。这个为打手们准备的技术手册还阐述了在处死女巫的程序之前将魔鬼从她们身体内驱除出去的适用的拷打方法。只要一《惩治法》在手，教皇的为惩治女巫所付出的努力就得到了保证，宗教法庭审判官一夜之间遍及整个欧洲。
　　惩治女巫的行动很快就变成了费用巨大的骗局。由被控告者及其亲属承担调查、审判和执行刑罚所需要的全部费用，除此而外，还有雇佣私人侦探跟踪调查女巫、请看守喝酒、宴请她的法官、派人到另一个城市去邀请更富经验的打手、购买柴火、焦油和绞索等各种费用。每判决一个女巫火刑处死，就要给参加惩治活动的成员一笔奖金。如果被定罪女巫有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就由教会和政府瓜分。随着这种从法律和道德上都被允许的屠杀和盗窃被制度化，随着专门从事这种活动的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的产生，注意力就从贫穷的女巫和老太婆身上转移到中产阶级和富有的男人和女人身上。
　　越多的人在拷打下被迫承认从事巫术活动，将整个事情按一种纯粹的脱离实际的幻想继续进行下去就越发困难。当每个“女巫”被屈打成招，被迫将别人也拉下水时，女巫的人数就飞速增长。这些确立了的“魔鬼仍然活着的可怕证据”在后来美国的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中被再次使用。在轻信的时代里，最不可靠的证据也会被认真而谨慎地接受。这造成了数以万计的女巫们在“安息日”时集中在法国广场。她们中的 1.2 万人逃往纽芬兰，逃亡的人群使得天色苍茫，黑暗凄凄。《圣经》劝告我们：“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大批的妇女被烧死。当拷打工具被神父第一次赞美后，最可怕的刑罚便经常应用到年老的或年轻的被告者身上。依诺森教皇死于 1492 年，在他实际上已经死后，人们还尝试用输血（导致三名男孩死亡）和吸吮一位正抚育孩子的母亲的乳汁的方法以保住他的命，未果。他的情妇和孩子悲痛欲绝。
　　在英国，女巫发现者，也称“监视者”，很容易找到工作，他们将一个女孩或妇女抓住并被法庭处死，就可以收受一笔可观的奖金。没有人警告他们在控告别人时应该注重证据。一般他们只是根据“魔鬼记号”——疤痕、胎记或痣——来判断是否是女巫，当他们用针扎入妇女的肉体时，既不受伤又不流血，这时就可以判断她是女巫。
　　他们使用巧妙的手法经常使人看起来好像针深深地刺人女巫的肉体。当没有什么明显伤痕出现时，他们就会说，“看不见的标志”就足够了。在绞刑架上，一个 17 世纪中叶的监视者“承认他曾用这种方法害死过 220 多个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妇女，每害死一个得到 20 先令”。
　　在女巫审判中，能减刑的证据和被告证词无人理睬。在任何一个案件中，几乎不可能有女巫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得到提供。对证据的规定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比如，在不止一个案子中.丈夫证明妻子被指控为在女巫的安息日与魔鬼嬉戏玩耍的时候，正睡在自己的身旁。但是大主教耐心地解释说，那时这个丈夫怀中搂抱的不是他的妻子，而是魔鬼。丈夫们从未想象过他们的感知力是否能超过撒旦魔力。漂亮的年轻妇女只得被抛入火海。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有很强的性欲而又厌恶女性——这种人更有可能出现在性欲压制、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宗教法官一般是从保持独身生活的神父阶层中选拔出来的。审判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被怀疑是女巫的被告与魔鬼或妖魔性交时性高潮的持续时间和出现的次数，以及魔鬼的“成员”的本质上去了。根据卢道维克·辛尼斯特拉里 1700 年的书中的描述，“魔鬼的标志一般在胸部或阴部”。结果，被指控为女巫者被剃掉阴毛，并由特别安排的男法官来仔细检查其阴部。在杀害 20 岁的阿卡迪亚姑娘琼的过程中，当她的裙子被火烧着时，鲁昂的剑子手扑灭了火焰，这样围观者就能看见“一个女人身上能有和应该有的所有秘密了”。
　　仅一年的时间，在那个小小的城市，就发生 28 起公开处决事件，平均每次有 4 到 6 个受害者。这仅仅是发生在整个欧洲各地的各种形式处决事件的一个缩影。没有任何人知道共有多少人被杀害。也许几十万，也许几百万。那些对起诉、拷打、判决、执行火刑并证明这些处决公正的承担责任的人是胸怀坦荡的。这个问题应该问他们。
　　从事巫术活动当然不是唯一的应受拷打和遭受火刑的罪行。背叛教会是更严重的罪过，无论是旧教还是新教都要对这种行为进行无情的惩罚。16 世纪时，学者威廉·廷代尔冒失地考虑将《新约全书》译成英文。但是，如果人们能实际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神圣的拉丁语阅读《圣经》，那么他们便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宗教观点，他们就会形成自己与上帝交流的个人渠道。这对罗马天主教神父地位的安全性形成了挑战。当廷代尔试图出版他的译作时，他在整个欧洲不断地受到骚扰和追捕。最后，他终于被捕，并被绞死，同时为他额外设置了多余的刑罚，将他的尸体绑在火刑柱上焚烧。他的《新约全书》的译本（一个世纪之后成为精确的金·詹姆斯译本的基础）被军队挨家挨户搜查。
　　焚烧女巫这个西方文化的特征，除偶尔政治的影响以外，从 16 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英国最后一起判处女巫死刑的事件中，一个女人和她 9 岁的女儿被绞死。她们的罪过是用脱长筒袜的方式招惹来一场暴风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孩子们的游戏中经常能找到女巫和妖怪。驱邪伏魔仍然是罗马天主教和其他教会的主要活动。一种信仰的崇拜者仍然指责对其他信仰的崇拜行为是邪恶的妖术。我们至今仍然在使用“地狱”（pandemonium）这个词（意指群魔聚居之地）。一个疯狂凶暴的人仍被说成是魔鬼般的人（在 18 世纪前，精神病还普遍地被归咎于超自然原因所造成，甚至失眠也被认为是魔鬼的惩罚）。半数以上的美国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相信”魔鬼的存在，10% 的人声称与鬼说过话，马丁·路德说他经常与鬼交流。
　　1992 年，一本被称为“精神战手册”的《准备战争》的书中，丽贝卡·布朗告诉我们，流产和婚外恋“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招致魔鬼的侵扰”。冥想、瑜伽和武术的目的是诱使虔诚的基督徒信奉鬼神；摇滚乐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撒旦本人精心控制人类头脑的计划产生的结果。有时“你爱的人被魔鬼缠身而毫无察觉”。魔鬼崇拜至今仍然是许多虔诚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魔鬼到底做了些什么？在《惩治法》中，克雷默和斯普林格认为：“魔鬼忙于采集人们的精子，然后它们用自己转移这些精子的方法干涉人们正常的性交及受孕。”中世纪的由魔鬼进行的人工授精至少可追溯到圣托马斯·阿奎那，他在《论三位一体》书中告诉我们：“魔鬼能使它们收集到的精子转移，并把它注射到其他人的身体里。”他的同伴圣波拿文都拉更详细地描述道：女梦淫妖“逐渐占据了男人，吸纳了他们的精子；然后它们用熟练的技艺保持精子的存活率。然后，在上帝允许下，它们变成男梦淫妖，将精子灌入女子的卵巢里。”人鬼交配的产物也是如此。这些东西长大时，魔鬼就来拜访他们。一个跨辈、物种相互转换的性结合方式就产生了。我们还记得，这些生物以善行闻名，实际上它们是住在天上的。
　　在《创世记》中，我们读到天使们与“人的女儿”进行性交的故事。古希腊和古罗马传说的神话中，讲述了神变成公牛、天鹅或一大堆金子出现在女人面前，并使她们怀孕。在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哲学不是源自人类的心智，而是来自魔鬼的枕边私话——从天而降的天使将上帝的秘密偷偷告诉给他们的人类配偶。具有同样内容的传说也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广泛流传。与梦淫妖类似的魔鬼有阿拉伯神灵、希腊的森林之神、印度妖魔、萨摩亚专门与人做爱的鬼、凯尔特鬼和许多其他各种鬼。在魔鬼猖獗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将他们害怕或仇恨的人形容为魔鬼。传说墨林与女梦淫妖生下后代。柏拉图、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塔和马丁·路德也都说有同样的经历。有时，整个民族——比如匈奴人和塞浦路斯人——都被他们的敌人咒骂为是魔鬼繁殖的后代。

　　事情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当所有的人都认为神是从天上降临地球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神的幻觉；当我们对魔鬼很熟悉的时候，就产生了梦淫妖；当精灵被大家所接受，我们就看见了精灵；在神灵主义泛滥的时代，我们就遇到神灵；当古老的神话对人们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就开始认为外星生物是有道理的，然后靠催眠术产生幻想的趋势就出现了。
　　歌曲或外国话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形象和事件、我们儿时听到的故事，当几十年以后我们就会准确地回想起来，而这种回忆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记忆的结果。

　　在到处充斥着为获得奖金而搜索女巫的人和为了获得酬金而告密的人的黑暗的国家里，令人憎恶的腐败占据了人们的主要生活——遍布世界各地，充斥人类历史。我们可以随便举个例子。1994 年，一组克里夫兰的邮件检查员，为了获取酬金，对邮递员进行秘密调查。他们想方设法捏造出犯罪案件，对 32 个无辜的邮递员进行了控告。

第八章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精神病学家乔治·加纳维曾对一个处在催眠状态下很容易受到诱导的病人提示说，某一天中有五个小时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当他说到她的头上有一盏明亮的灯时，她立刻告诉他见到了 UFO 和外星人。当他强调她被外星人做过试验，于是一个详细的绑架故事便产生了。但当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看到那段录像时，她承认，她像是经历了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梦中的感觉。然而，在第二年时，她仍经常回想那个梦中的情景。
　　未被施用催眠术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并没看到的东西。实验中，让接受实验者看关于车祸的电影。在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他们会草率地作出错误的回答。比如说，尽管在影片中并没有红灯出现，但实验人员仍不经意地提到红灯。于是，许多接受实验的人都听话地回忆说看见了红灯。当谎话被拆穿时，有些人愤怒地提出抗议，强调说他们非常清晰地记得看到过红灯。看电影的时间和给他们的错误信息的时间越长，记忆改变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比如，像孩子一样在商场走失的虚假的记忆。一旦提起有关的主要内容，病人经常振振有词地大讲这个事件的有关细节。很少一点提示和问题，都很容易地诱导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错误的回忆。记忆能够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错误的记忆甚至会在对其毫不怀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况下被植入人的头脑之中。
　　学前的孩子对于别人的暗示特别敏感。当孩子第一次被问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夹住过，他正确地否认了，但后来他又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次事件的细节——自己编造的。当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时发生的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这些输入的记忆。观看孩子录像带的专家无法更好地分辨出他们所说的哪些是错误的记忆，哪些是正确的记忆。有什么理由认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错误呢？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一个二战时期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我们大家。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个情节。当我九岁时看这个影片时，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象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
　　也许实际上我们记住的只是一系列记忆的碎片，然后按我们自己设计的结构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组合十分巧妙，那么，我们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易于回忆的容易记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没有组合起来的话，检索会难一些。这种情况很像科学的方法——很多离散的数据点可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记载、总结和解释。这样我们更容易回忆起理论而不是那些数据。
　　科学领域中，理论总是不断地重新评估并接受新的数据。如果这些事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超过了误差允许的范围——理论可能就不得不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遇到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又产生出新事实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几乎不会受到挑战。但是，记忆会凝固在某个地方，不论这个记忆中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或经过不断的艺术化修改而成为一件作品。

　　目击者常常在梦醒以后看到显灵。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在 1523 年作证时说，她是在“不知道是否是由感觉支配”的情况下下床来的，但在后来的证词中她又说自己是完全清醒的。有时细节被完全忽略，比如和她当时在一起的天使是什么样子；她描述的圣母玛丽亚有时高有时矮，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小孩——这些特点本身显然表明是梦中才出现的东西。在赫斯特巴赫的恺撒利奥在大约 1223 年所写的《关于奇迹的对话》一书中，圣母玛丽亚神圣的幻影经常出现在晨祷中，而晨祷的时间正是人们沉睡的午夜时分。

第九章　治疗方式

　　一般来说，倾向于相信神秘事物的人，特别是相信有外星人的人，以及用外星人假设来解释特异感受和幻想体验的人，更容易产生 UFO 体验。在相信 UFO 的人当中，嗜好幻想作品的人尤其可能有这种体验。而且，当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感觉环境中时，这种体验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更有可能被说得像真实的事情而非想象……（例如，发生在夜里的体验以及在睡眠中所产生的体验）。

　　在美国，至少 1/10 的妇女被强奸，其中差不多有 2/3 是在 18 岁以前受到的这种伤害。一项最近的调查显示，向警方报案的强奸受害者有 1/6 在 12 岁以下（比例最小），这些女孩中有 1/5 是被她们的父亲强奸或诱奸的。我想明确指出的一点是：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父母或扮演父母角色的人是残忍的性施虐者。有的案例中揭露了一些有力的证据，如照片、日记，儿童所患的淋病或衣原体属疾病。虐待儿童被认为是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一项调查，因暴力犯罪入狱的人当中，有 85% 在童年时受过虐待。十几岁的未婚母亲中，有 2/3 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遭受过强奸或性虐待。强奸受害者中，酗酒和滥用药物的比例比其他妇女高出 10 倍。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而且急需解决。而在大部分案例中这些无可否认的儿童性虐待悲剧，其记忆会一直留存到成年以后。他们没有需要恢复的隐藏的记忆。
　　我们今天有比过去更好的报告，每年医院和执法机构报告的虐待儿童案似乎有了显著增加，1967 年至 1985 年间在美国增加了 10 倍，达 170 万件。酒精和其他麻醉品，以及经济压力，被认为是今天的成年人比过去更容易虐待儿童的原因。日益受到公众注意的儿童虐待案，使成年人记起了他们曾受过的虐待。
　　那些记忆突然浮现（特别是在心理学家和催眠师的帮助下的记忆浮现），而且第一次的“往事追忆”中有鬼怪或具有梦幻般性质的例子，是很值得怀疑的。有很多声称受到性虐待的案例看起来是编造的。

　　记忆失误和在回忆中对过去事情的重新编造是人的一种天性。

　　有些时候，当我们“沉睡”时，会有从高处倒下，四肢着地的感觉。这被称为“惊吓反射”。也许，这种本能是从我们的祖先在树上睡觉时留下的。

第十章　车库中的飞龙

　　魔术需要观众与魔术师的默契配合——放弃怀疑。如果要使魔术被拆穿，使戏法被揭露，我们就必须中止合作。

　　但我们知道幻觉源于感知丧失、麻醉剂、疾病或高烧、缺乏快动眼睡眠、大脑化学变化等等。

第十二章　鉴别谎言的艺术

　　我的父母去世多年了。我和他们非常亲，至今仍无比怀念他们。我知道我将永远想念他们。我热切地相信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个性，所有这些我所如此热爱的东西，仍然——毫无疑问地、真实地——存在于某个地方。我并不要求有多么长的时间——每年有个十分钟八分钟的就够了——去同他们讲讲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去给他们讲讲最近的新闻，去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想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不论这听起来有多么幼稚——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好吗？”我想问他们。我发现，在我父亲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多保重”。
　　有时候我会梦见和我的父母在谈话。突然之间——当我仍沉浸在睡梦之中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他们并没有真的死去，那全都不过是一种可怕的误会。你看，他们不就在这儿吗，活得好好的？我父亲正在讲着有趣的笑话，我母亲则满怀慈爱地让我围上围巾，因为天气很冷。我醒来后，把为他们治丧的整个过程又很快地回忆了一遍。坦率地讲，我开始有一点相信人死后仍然具有生命，而对于到底有没有严肃的证据毫无兴趣。
　　因此，我绝不会去取笑一位可能是在她丈夫的逝世之日来扫墓，并且时不时和她的丈夫聊上几句的妇女。这并不难以理解。假如我对同她谈话的那个实体的身份不能理解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关系。那并不是这件事的关键。这事的关键在于，人要有人情味。至少有 1/3 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死去的人有接触；从 1977 年到 1988 年，这个数字上升了 15 个百分点；有 1/4 的美国人相信来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会相信“通灵者”们所自吹的本领。他们声称能够接通相处异地的亲人们的灵魂。我知道，这类活动中充满了欺诈。我明白我多么想相信我的父母只不过是抛弃了他们的肉体躯壳，然后到另一个世界去。我知道正是个人的感情，可能会使我轻易地成为并不聪明的骗术的牺牲者，成为不熟悉他们自己无意识思想的普通人的牺牲者，或是成为那些深受精神分裂、神经错乱之苦的人们的牺牲者。
　　为什么那些通灵者除了无用的东西以外，从未提供给我们一些可供证实的信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从不告诉我们他的墓葬的确切位置？为什么费尔马从不告诉我们有关他的大定理的事情？为什么约翰·威尔克斯·布思从不告诉我们谋杀林肯的阴谋？为什么赫尔曼·戈林从不告诉我们关于德国议会纵火案的事情？为什么索福克勒斯、德谟克利特和亚里斯塔克从不向我们口授他们的早已失传的作品？难道他们不希望后世的人们找到通往他们伟大著作的路途吗？

　　因为某些我们在情感上认为有道理的原因，我们给孩子们讲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取走牙齿的仙女的故事。不过，我们又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纠正这些神话传说。为什么要收回我们所说的话呢？因为孩子们要想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就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对于一个仍然相信真有圣诞老人的成年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他表示担忧。

　　有一个经典的阿斯匹林电视广告，演员们扮成医生说，同他们竞争的产品中只含有那么些医生们竭力推荐的止痛成分——他们不告诉你那种神秘的成分是什么——而他们的产品则令人激动地含有多得多的上述成分（每片药中多含有 1.2~2 倍）。因此，请买他们的产品。但是，为什么不能吃上两片那种与之竞争的药片呢？或是考虑比竞争对手的“常规”产品更有效的镇痛药。为什么不采用更有竞争力的“超强”产品呢？当然，他们也不会告诉我们，在美国每年因使用阿斯匹林而死亡的人数超过 1000 人，同样不会告诉我们，每年因使用醋氨酚类药品，主要是泰勒诺，导致大约 5000 例肾衰竭。又如，我们在吃早餐时完全可以吃上一片维生素药片，谁还会在乎哪种麦片粥含有更多的维生素？同样地，假如钙只是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而与胃炎毫无关系，一种抗胃酸剂含不含钙又会有什么关系？商业文化中充斥着类似的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误导的花言巧语。你没有什么好问的。不用想，买就是了。
　　对产品作出的各项保证，尤其是由真正的或据称是专家的那些人作出的保证，包含着多如牛毛的欺诈。他们显出对他们的顾客的智力的藐视。他们导致了普通人对科学客观性的普遍态度的隐含危险的败坏。如今，在电视广告中，甚至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包括一些相当有名气的科学家，在帮助公司设圈套。它们使人知道科学家们也会为了钱去骗人。正如托马斯·潘恩所警告的那样，我们正渐渐变得对撒谎见怪不怪了，而这会为许许多多其他的罪恶埋下伏笔。

　　除了教会评价我们提出的要求该如何做之外，任何好的谎言鉴别工具箱还应当教我们不要去做什么。它帮助我们识别最常见的和危险的、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这些谬误包括：

  • “针对人”，指攻击人而不是观点。（例如，牧师史密斯博士是一个有名的圣经原教旨主义者，因此，他对进化论的反对是不值一提的）；
  • 权威的论点。（例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应当连任，因为他有一个终止东南亚战争的秘密计划——但是因为那是机密，所以选民们无法去评估它的价值；这种论调等于是说，应当信任他，因为他是总统——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 因果倒置推理。（例如，上帝一定是在对人们施以惩罚和奖赏，因为假如没有这一切，社会将会毫无法纪，充满危险。或是：一个引起公众关注的谋杀案的被告一定会被发现是有罪的，否则的话，就会鼓励其他的男人去谋杀他们的妻子）；
  • 求助于无知——声称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反之亦然。（例如，因为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 UFO 没有来访问过地球，所以 UFO 是存在的——因而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存在着智慧生物。）这种概念不清的浮躁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驳斥它：缺乏证据并不是不存在证据。
  • 特别辩护经常用来挽救那些在修辞上陷入很大困难的观点。（例如：一位仁慈的上帝，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一个女人违背了他的戒律而引诱一个男人吃了一个苹果就用让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陷入痛苦的煎熬的方法来惩罚他们？特别辩护：你根本不理解有关自由意志的精妙教义。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怎么会同时存在着圣父、圣子和圣灵？特别辩护：你不懂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圣秘密。上帝怎么能容忍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们——他们被命令以各自的方式遵循有关仁慈与同情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犯下如此多的野蛮的罪行？特别辩护：你还是不了解自由意志。不管怎么样，上帝的行为都是神秘而不可知的。）
  • 回避问题，或是想当然地回答问题。（例如，我们必须设立死刑来抑制暴力犯罪。但是，当死刑设立之后，暴力犯罪率是否真的有所下降呢？昨天股市下跌，是因为一次技术性的调整和投资者取走红利——然而是否有独立的证据可以证明“调整”和利润提取所起的作用呢？从这种一厢情愿的解释中，我们能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 观察的选择性，也称作列举有利的条件，或是如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所形容的，记住成功，忘掉失误。（例如，一个州会大肆吹嘘出了多少总统，却闭口不提成群的杀人犯。）
  • 对很少的数目进行统计——同观察的选择性非常类似。（例如，“他们说五个人里有一个是中国人。这怎么可能？我认识成百上千的人，可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或是：“我连续掷了三个七。今晚我不可能输了。”）
  • 对统计特性的误解。（例如：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现整整有半数的美国人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表示震惊和忧虑。）
  • 自相矛盾。（例如，谨慎周密地对一个可能存在的军事对手制定出计划，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局面，而对有关环境危机的科学项目却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危机还没有被“证实”。把前苏联人口平均寿命的下降归因为多年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却从未将美国的高婴儿死亡率（现在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高的）归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觉得宇宙将会在未来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是理所当然的，但却认为宇宙可能拥有无限的过去是荒谬的。）
  • “不是必然推论”。（例如：我们的民族必将强盛，因为上帝是伟大的。然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自命不凡地把这当做真理。）通常，那些陷入非必然性推论的谬论，都不过是没有认识到会存在多种可能性。
  • “它发生在后，故而它是由前者引起的”。（例如，“我认识一个 26 岁的妇女，她因为服用避孕药物而显得像 60 岁一样老。”；在妇女获得选举权之前，世界上本没有核武器。）
  • 无意义的问题。（例如，当一个无法抗拒的力作用于一个无法移动的物体时，会出现什么结果？但是，假如存在不可抗拒的力这种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有无法移动的物体。反之亦然。）
  • 排除中间状态，或是采用错误的二分法——在存在有许多中间可能性的连续统一体中，只考虑两个极端。（例如，“当然，听他的；我丈夫是完美无瑕的；我总是错的。”或是：“你不是热爱你的国家，就是仇恨它。”或是：“如果你不是在解决问题，那么你就是在捣乱。”）
  • 将短期和长期对立——排除中间状态的一个子集，但因为它如此重要，所以我将之单独提出来，以引起特别的注意。（例如，我们无法制定为营养不良的儿童提供食品和对学龄前儿童进行教育的计划。我们迫切面临的是对付发生在街道上的犯罪。在我们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探索宇宙或是探究基础科学问题？）
  • 连续递推？——与排除中间态有关。（例如：如果我们允许在怀孕的头几周内堕胎，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禁止杀死一个发育完全的婴儿。或是相反：如果政府甚至对九个月的胎儿也不许堕胎的话，那么它马上就会告诉我们，对我们刚怀上的胎儿该怎么办了。）
  • 混淆相关性和因果性。（例如，一个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的同性恋比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中的同性恋要多，因此，教育使人们变成同性恋者。）
  • 树靶子——丑化一个观点，使之易受攻击。（例如，科学家们猜测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只不过是碰巧跑到了一起——这种说法有意地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视而不见。或者——这也是一个短期／长期问题上的谬误——环境学家们对蜗牛、鹈和花枭比对人要关心得多。）
  • 隐瞒证据，或是蓄意欺骗的半真半假的陈述。（例如，一个准确得不可思议的、被广泛引用的有关里根总统遇刺的“预言”在电视里播出；但是——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前还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拍摄下来的？这些政府的弊病必须通过革命来根除，即使是要做一个煎蛋卷，你也得打碎几个鸡蛋。是的，但这是否会变成一场比在前一制度统治下还要死多得多的人的革命呢？其他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是不是所有反对暴政的革命都是人民所期望的和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呢？）
  • 模棱两可的话。（例如，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离制度，明确规定了美国在没有国会声明的前提下是不能介入一场战争的。另一方面，总统被赋予了外交控制权和发动战争的权力。而这是可以使他们自己得以连任的一个强有力的潜在手段。因此，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都可能会策划发动一场战争。他们挥着旗子，把战争叫做——“政治行为”、“武装进入”、“保护性反应打击”、“维持和平”、“保护美国利益”，以及各种各样的行动，如“正义行动”。有关战争的种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对语言进行再创造的一大类型。塔列郎说：“政治家们的一门重要的艺术，就是为种种行为和制度寻找新的名字，他们的老名字已被公众所深恶痛绝。”）

　　由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阿提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阐述：因为芸荟众生总是反复无常，满怀无法无天的种种欲望和感情，而且莽莽撞撞不顾后果，所以为了让他们规规矩矩。就必须使他们满怀畏惧。因而，古人们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好，他们发明了上帝，还建立起了有关死后惩罚的信仰。
　　
　　观察的选择性例子。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刚刚到达美国，参加曼哈顿核武器计划，他被带到美国的海军将军们面前：
　　某某是一位伟大的将军，有人向他介绍说。
　　伟大将军的定义是什么？费米以其独特的方式问道。
　　我想是指一位接连不断赢得许多次战役的胜利的将军。
　　多少次？
　　经过几次讨价还价，他们将之定为五次。
　　多大比例的美国将军是伟大的？
　　经过更多次讨价还价，他们将之定在一个很小的百分数。
　　但是想一想，费米又说道，根本没有伟大的将军这么回事。所有的部队都是公平较量的，取得胜利纯粹是一种偶然。因而赢得一场战斗的概率是二分之一，两场是四分之一，三场是八分之一，四场是十六分之一，而连续赢得五场战役胜利的几率是三十二分之———约为百分之三。你可以期望有百分之几的美国将军连续取得五场战斗的胜利——纯粹通过概率进行计算。那么，他们中有哪个人可能连续打十场胜仗吗？……
　　
　　混淆相关性的例子。观看暴力电视节目的儿童长大后有更强的暴力倾向。但是，是电视引起暴力吗？还是有暴力行为的儿童偏爱观看暴力节目？二者都像是事实。电视暴力的商业性辩护人申辩说，任何人都能分辨电视与现实。但是，周六上午的儿童节目中，现在平均每小时有 25 个暴力动作。至少，这使孩子们对侵害行为和随心所欲的残忍行径麻木不仁。而且，如果易受影响的成年人会在他们的脑子里形成错误的记忆，那么，当我们让我们的孩子们在初等学校毕业之前暴露在数十万次暴力镜头之下时，我们将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些什么呢？
　　
　　对于这些逻辑上和修辞上的谬误的了解，使我们的工具箱更加完善。同所有的工具一样，这个鉴别谎言的工具箱也会被误用，被用在其适用范围之外，甚至会取代思考而成了一种死教条。但如果能够明智地应用，它会使这个世界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仅是用于在我们向别人提出自己的论点之前检验一下它们。

　　美国烟草工业每年赢利 500 亿美元左右。在吸烟与癌症之间存在着统计相关性，烟草业承认这一点。但他们说，这不是一种因果关系。他们暗示，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谬误。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或许那些有遗传性患癌倾向的人也有遗传性的嗜好麻醉品的倾向——所以癌症和吸烟之间可能会有相关性，但癌症却不是由吸烟引起的。这类牵强附会的关系可能会被不断地发明出来，这正是科学家强调对照实验的原因之一。
　　当第一个研究工作在 1953 年首次被发表在科学文献中，显示将香烟产生的烟中的物质涂在啮齿动物背上会引发恶性肿瘤时，六大主要烟草公司的反应，是发动一场公关运动，指责这项由斯隆·凯特林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工作。这很类似于杜邦公司在 1947 年当第一个揭示他们的氟利昂产品破坏具有保护作用的臭氧层的工作发表时受到的同样的责备。还有很多其他例子。
　　有许多的香烟上标有低“焦油”的广告（每支香烟少于等于 10 毫克）。为什么这是一个优点？因为正是在焦油中浓缩着多环芳烃和一些别的难以治疗的致癌物质。这种低焦油含量的广告，不正是烟草公司对香烟确实会致癌的一种心照不宣的默认吗？
　　人们会对烟草产生依赖作用。用许多标准来衡量，它比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成瘾性还要大。正如 1940 年的一则广告所说的，人们情愿“走一英里只为一包骆驼牌香烟”，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吸烟而死亡的人数比整个二战中死去的人数还要多。烟草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为这种成瘾性毒品制造出一种品味，其部分原因是鉴别谎言的技术、怀疑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方法还远未得到普及。轻信是可以杀人的。

第十三章　对现实的迷狂

　　典型的伪科学和迷信包括——这只是一些代表，而不是综合的罗列——占星术；百慕大三角；“大脚”野人和尼斯湖怪；鬼魂；超感知觉，如心灵感应、先知、远距离传输和远距离“遥视”；相信数字“13”代表不幸（因为美国许多旅馆和严肃的办公楼的层数直接从 12 跳到 14）；自闭症的“无障碍通信”；月圆时犯罪率上升；手相术；命理学；测谎器；占卜预言；过去事件的“照片”，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图像；一头俄国象可以流利地讲话；蒙住眼睛用手指读书的“超感知者”；减肥的骗术；把灵魂出壳（濒死）的经历当做外部世界真实的事件；信仰疗法的骗局；记得什么分子溶解于其中的水；从面部特征和头盖骨上的隆起判断人的性格特点；人类自发燃烧直至烧焦；承诺可以无限提供能量的永动机；鬼怪缠身之类的事情。

　　12 世纪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明确指出伪科学起不到任何作用：禁止从事占星术、用魔法、施咒语……所有这些不外乎就是那些曾被古代异教徒用来愚弄群众并把他们引入歧途的谎言和欺骗……聪明和明智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迷途指津》第11章）

　　
　　当传统的医学无能为力时，当我们必须面对痛苦和死亡时，我们当然会接受来自其他方面的希望。毕竟，有些病是心理原因产生的。许多病至少能通过积极的想法得以减轻。安慰剂是一种假的药品，通常是糖丸。制药公司要例行比较他们的药物与安慰剂所产生的效果，他们把安慰剂给予生同样疾病的病人，而病人是无法区分真的药物和安慰剂的。安慰剂可能令人惊讶地有效，特别是对于感冒、焦虑、绝望、痛苦以及其他显然是由精神产生的症状。可以想象，分泌于脑中的一种肽——小的具有吗啡效果的脑蛋白——可以通过相信药物的作用而分泌出来。一种安慰剂只有在病人相信它是一种有效的药品时才有作用。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内，希望似乎可以转化为生物化学物质。
　　差不多一半的美国人相信通灵或灵魂的疗法。在人类历史上，超自然治疗曾被各式各样的真实的或假想的治疗专家所广泛地运用。淋巴结核，一种结核病，曾在英国被叫做“国王的魔鬼”，并传说只有被国王触摸一下才可治愈，染上该病的人于是就耐心地排着长队等候国王的触摸。君主只好暂时地遵从于一个身居高位者的沉重的义务——尽管好像没有一个人真的被治愈——而这种情况竞持续了几个世纪。

　　爱尔华·那兹·卡贝扎谈到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他和几个同伴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从 1528 年到 1536 年近九年的时间里，在陆地上和海上到处流浪，从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到墨西哥。他遇到了许多不同的土著美国人团体，他们渴望相信一些浅皮肤、黑胡子、奇怪的外国人以及黑皮肤的来自摩洛哥、伊斯坦布尔的人的超自然治疗力量。在一个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们，并把所有财产都放在这些西班牙人的脚下，谦恭地恳求治疗他们的疾病。治疗的过程以端庄正式的形式开始：
　　他们试图使我们成为医生，也不检查或向我们要执照，因为他们治疗疾病仅靠向患者吹气，……他们命令我们做同样的事并认为会产生一些效果。……方法就是让我们在患者面前画十字、向他们吹气并嘴中念着帕特·诺斯特和艾威·玛利亚。……当我们刚一开始画十字，所有受治疗的患者便告诉别人他们觉得好了、健康恢复了……
　　很快他们又治愈了瘸子。卡贝扎·德维卡说他曾使一个人起死回生。
　　随后，我们被跟着的大群的人围住了，走不出去…。他们争着出来触摸我们的热情极其高涨，请求非常急切，这样过了足有三个小时，我们还是不能劝说他们离开我们。
　　当一个部落恳求这些西班牙人不要离开他们时，卡贝扎·德维卡和他的同伴生气了。然后，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中许多的人都病倒了，第二天就有八个人死亡。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好像一见到我们就会死于恐惧。
　　他们恳求我们不要生气，他们不希望他们中再有人死亡；他们全都确信我们可以通过意念使人死掉。
　　
　　卡贝扎·德维卡的经历暗示我们，精神能导致某些疾病，甚至致命的疾病。当欺骗蒙着眼的病人并使他们确信自己碰到了有毒的常春藤或橡树叶子后，他们会得上一种难看的红色的接触性的皮炎。从本质上说，信仰治疗能提供帮助的是精神调节或安慰性的疾病：一些背部膝部疼痛、头疼、口吃、溃疡、紧张、枯草热、哮喘、臆想性麻痹和失明、假孕（伴随着经期停止和腹胀）。这些就是所有精神起重要作用的疾病。中世纪晚期由圣母玛丽亚幻象出现所治愈的疾病绝大部分是突发性的、短期的、全身或局部的麻痹，而这多是心理障碍造成的。进一步说，信仰治疗师们普遍坚持，只有真正虔诚的信徒才能被治愈。求助于精神上称为信仰的一种状态能够减轻，至少是部分减轻由另一种精神状态——也许两种状态差异并不大——引起的疾病，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但还有另外一些事情：在美国传统的中国人社区，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节日来临的前一周，调查发现社区死亡率下降了 35%，而接下来的一周里，死亡率一下又上升了 35%。作为对照组的非中国人社区就没有这种现象。你也许认为自杀是个原因，但这里的数据仅计算了自然死亡。你也许会认为是紧张或过度饮食造成的，但是这很难解释在中秋之前死亡率的下降现象。最大的影响是对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心血管疾病如我们所知容易受心理紧张的影响，癌症受到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的细致研究发现，死亡率的波动全部出现在 75 岁或更大的妇女身上。中秋节都是由家中最年老的妇女主持，她们能够将死亡延缓一到两周以便完成节日中的责任。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种由男性长者主持的节日——的前后几周内，类似的情况也存在。而世界范围的生日庆祝、毕业典礼等仪式或节日中，这类事也不断发生。
　　在一个更有争议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把 86 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分为两组—组不断地激励她们检查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另一组则不进行任何心理上的特殊支持。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前一组患者不仅经历的痛苦要少，而且她们能活得更长一些——生命平均延长了 18 个月。
　　斯坦福研究组的领导人戴维·斯皮格推测可的松和其他的“压力激素”能够损害人体自我保护的免疫系统。严重抑郁的人，如考试期间的学生和丧失亲人者白血球数量会减少。好的情绪也许不能对晚期的癌细胞产生较大的作用，但能够帮助已经被疾病和治疗折磨得很虚弱的患者减少二次感染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就被预言家、心灵感应者、看手相者所欺骗？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姿势、面部表情、衣饰和关于一些无关痛痒问题的回答。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擅长，在这些方面许多科学家几乎从未意识到。有一个计算机网络，“职业”通灵学家向它提供自己顾客的生活细节，使他的同事马上就能得到这些情况。关键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的描述”，一种将对立的偏好非常巧妙地平衡起来的陈述，以至于任何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一点是说对了。这里有个例子：
　　有时你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和蔼可亲的、好交际的人，但有时却内向、谨慎、沉默寡言。你发现把自己过于坦白地暴露给别人不是明智的。你情愿有较多的改变余地，而不愿受到约束和限制的包围。外表是有节制的和守戒律的，但内心却是焦虑和不安的。当你有些个人的弱点时，你总是对它们进行补偿。你有很多没有用过的能力，你从未把他们转化为你的优点。你有一种总对自己不满的倾向。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别人喜欢你、崇拜你。
　　几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性格的存在，许多人感觉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自己。这不足为奇：我们都属于人类。

第十四章　反科学

　　杜鲁门应对本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的搜查迫害之风负有很大责任。在他 1947 年颁布的总统法令 9835 号中曾授权对所有联邦职员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被调查者无权对此进行拒绝和反对，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调查者甚至不知道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凡是对此有异议或反抗意向的人被解雇了。杜鲁门的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曾经列出了所谓“有颠覆国家嫌疑”的组织机构的清单。这个清单的涵盖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一度将美国消费者协会也包含在内。

　　热水浸泡亚马逊雨林中的一种树皮可以提取出奎宁。但是，令人难解的是古代人们是怎样从成干上万种植物中发现由这种植物制取的茶叶可以缓解疟疾的症状的？他们一定曾对各种各样植物的根、茎地、叶和树皮进行了如咀嚼、捣碎或浸泡等各种尝试，这样一代一代地继续着大规模的科学实验（今天由于医学伦理的原因已经不可能重复这些实验了）。想想吧，曾有多少其他树皮的浸泡物被发现无效，或引起人的呕吐反应甚至致人死命啊。在这些情形下，原始医生们从可能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名单上把它们划去，然后又进行对其他未知性质的植物的实验。这种民族药理学的资料积累过程是零碎、非系统的，甚至是无意中获得的。然而通过反复的试验和失败，仔细记下哪些药物有效，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从植物王国中很丰富的分子中积累了一部有效的药典。因此，从民间医药学中汲取有关挽救生命的知识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在世界范围内从这些民间知识里挖掘宝藏。

　　历史学甚至被宣称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主义。历史的撰写者全都是那些历代的胜利者，他们编篆历史书的目的无非是要为他们的各种行为辩护，或者是要唤起爱国热情并压制被征服者的合法权利。当两方面都未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时，对真正发生的历史，他们将各自写下自我吹嘘的记载。例如，英国的历史书对法国进行了大肆谴责，反之亦然。直至近年，美国历史书还忽略了早期对美洲土著居民实施的实际上是类似于纳粹“生存空间”理论和种族灭绝政策的事实；而日本的历史书对于导致二次大战的事件的描述淡化了他们的穷凶极恶，而认为他们的动机显然是试图将亚洲从欧洲和美国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1939 年，纳粹军队攻占波兰，但纳粹的历史学家却公然宣称波兰无缘无故对德国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苏联分别在 1956 和 1968 年对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进行了镇压，但苏联的历史学家却借口说苏联军队并不曾入侵这些国家，是应他们正常的声明，而不是俄国人的傀儡的邀请而去的；比利时的历史书则拼命地粉饰对曾是其藩地的刚果的残暴统治；在那些保留着奴隶制的基督教社会中，讲道坛和学校常常会对上帝对奴隶制的宽容甚至提倡进行热烈的争论，而与此同时，那些废除了奴隶制的国家却对此缄默不语。即使是像爱德华·吉本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而又沉着冷静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不免感情用事。由于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不同，他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之间曾经闹得很不愉快。
　　以上所援引的历史历来都是由那些受人尊敬的专业历史学家撰写的。
　　常常，这些历史学家都是现存体制的重要支持者。因而，在他们撰写的历史书中，那些代表个别地方或民众的反对意见就常常被一笔带过。为了达到“更重要”的目的，客观性被牺牲掉了。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可悲的现象，有人进一步推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学”可言，重构实际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的，那么，人们所作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些带有偏见的自圆其说；这种关于历史学的推断往往被推广到所有知识领域，自然也包括科学。
　　即使我们完全重构历史的能力极其有限，即使那些有助于重构历史的有用信息往往与其他自我吹嘘的喧嚣声混为一体，谁又能否认那些由偶然因果链所决定的历史进程的客观实在性呢？历史学从一开始主观和偏见的危险就很明显。修昔底斯曾经对这种情况提出过警告。西塞罗曾写道：
　　历史学第一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记下虚构的历史；第二定律是历史学家不能隐瞒真相；第三定律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不能带有任何偏见或喜好的嫌疑。
　　萨马沙塔的卢奇安在公元 170 年发表的《如何撰写历史》中指出：“历史学家必须是正直无畏的；他们热爱坦率和真理，而不依附于任何势力。”
　　试图真实地重现历史事件是那些真诚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尽管，这一责任可能是令人失望和担忧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压制由于其国家受到冒犯而引起的愤慨，承认的确本国的领袖可能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因此，这些历史学家就会面临这样一种职业危险，那就是受到愤怒的爱国者的攻击。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已经过了有偏见的人的过滤。认识到历史学家自身也是带有偏见的，那些想知道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历史学家，必须去熟悉那些其他的，一度是敌对的国家的同行的观点。我们所能期望的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使得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更正确。
　　类似的，科学中也存在主观和偏见。我们无一例外地怀有偏见，我们同别的人一样生存于偏见盛行的环境当中。科学家们无法脱俗，他们偶然也会为那些臭名昭著的理论提供帮助和方便（例如，他们通过测量脑容量的大小或脑颅骨的突起或智商的高低来论证所谓的种族优越性或性别优势等）。通常科学家们不愿意冒犯金钱和权势，少数人甚至欺骗和剽窃。不少科学家曾经毫无愧疚地为纳粹工作，并且，科学家们也常常表露出与人类沙文主义或智力局限相连的偏见。正如前面所讨论的，科学家对那些致命的技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因为没有对这些技术的始料未及的副作用给以足够的警惕而研制它们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是故意发明这些技术用于生命的摧残和毁灭。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率先对这些危险的技术发出警报的也是科学家。
　　科学家与普通人一样也不能避免犯错误。如前所言，科学家的职责是识别人类的弱点、调查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主张并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科学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在大多数情况下，纠错功能都在顺利地起作用。科学相对于历史学有着巨大的优势，即，可以借助科学实验进行研究。对历史学而言，如果你对导致 1814~1815 的《巴黎条约》的那些谈判过程不清楚，重演这些历史事件是一个不可行的选择，并且，你也不可能向参加者提出问题，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因此，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种历史记录中挖掘证据。
　　而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为了获得或验证某些科学知识，你可以无数次地重复你所希望了解的过程，或者应用各种新方法对原来研究过的问题进行研究，检验各种各样的可能假说。当新的设备被制造出来以后，你还可以用这些设备重新做以前做过的实验，看一下灵敏度的提高带来了什么新的结果。对那些以历史为对象的科学问题，即使我们不能进行相应的重复性实验，但是通过分析各种相关的情况可以寻到其间的关联和共性。尽管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让恒星爆炸，也不能通过实验重复哺乳动物的进化历程，但是我们仍能够在实验室中模拟超新星爆发的一些物理学现象，或者极其详尽地比较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基因组成。
　　
　　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都拥有奴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圣雄甘地都是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列下去。我们任何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是有缺陷的。用将来的、我们迄今未知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现在的行为是公平的吗？也许对我们的下一代而言，我们现在的一些习惯行为无疑会被认为是野蛮行为，例如，现在我们都坚持小孩甚至婴儿应该单独睡而不是跟父母睡，还有，通过激起国家主义的热情来获得大众支持，从而取得更高的政治地位的方式。

　　审查知识、告诉人们必须想些什么、哪些想法是不允许的以及不应该寻求哪些证据等，是思想管制、愚蠢和无能的决策以及长期衰退的突破口。
　　狂热的理论家和独裁政权很自然而且很容易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们绝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一些纳粹科学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翰内斯·斯塔克①在官方的支持下将科学强行地划分为所谓稀奇古怪的、纯属想象的“犹太科学”（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和现实可行的“亚利安科学”。这种划分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根据，而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例子是苏联的遗传学的发展历史。
　　大约在 30 年后，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J·穆勒向我描述了他在 1922 年，为了亲自看一看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乘一架轻型飞机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经历。那时，他已经发现了强辐射能够引起突变的现象，这一发现最终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金。也许在苏联的见闻令他流连忘返，于是他迁往莫斯科并帮助苏联开创现代遗传学这一新领域。但是，到了 30 年代中期，一个名叫特罗菲姆·李森科的江湖骗子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和热情支持。李森科把遗传学称之为“孟德尔一魏斯曼一摩尔根学说”（以这一领域的奠基者命名），并说这种遗传学是建立在一种不可接受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真正从哲学意义上正确的遗传学，应该遵从共产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遗传学将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李森科的遗传学，将可能培育出一种新的冬小麦品种，显然，这对斯大林的强制性集体化农业导致的苏联经济倒退是个好消息。
　　李森科的那些带有倾向性的证据是可疑的，他的大量的结论都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数据基础上，同时，他也没有进行什么严格的对照实验。然而，尽管李森科权势日隆，穆勒激烈地争辩说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但李森科崇信获得性遗传，而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才是属于“唯心主义”的。穆勒得到了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罗夫的强烈支持。
　　在 1936 年，李森科已是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穆勒在一次研究院的会议上作了振奋人心的发言，他说道：
　　如果杰出的专业人员都要去支持那些即使初通遗传学的人都会明白是非常愚蠢的观点和理论，（就像李森科院长和像他一样想的人最近所提出的那些观点和理论）那么，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很类似于在巫术与医学、星象学与天文学或炼金术与化学之间作选择。
　　在一个充满任意逮捕和警察恐怖的国家，说出这番话显示了他值得仿效的正直和勇气，也有人认为这是鲁莽的行为。在《瓦维罗夫事件》（1984 年）中，苏维埃流亡历史学家马克·巴普斯基描述了这些发言“得到了整个大厅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被当时所有的列席者们深深地铭记在心”。
　　三个月后，一位对一封广为流传的签有穆勒名字的信表示震惊的西方遗传学家访问了穆勒。那封信抨击了西方遗传学界盛行的“孟德尔—魏斯曼—摩尔根学说”，并呼吁抵制即将召开的国际遗传学会议。实际上，穆勒既没有看过这封信的内容，更不用说在上面签过名了。对此，他非常愤怒，并肯定是李森科捣的鬼。穆勒马上向《真理报》写了一篇斥责李森科的文章，并把副本寄给了斯大林。
　　第二天，瓦维罗夫有些紧张地来见穆勒，并通知他，穆勒已经自愿为西班牙内战服务。穆勒写给《真理报》的那封信已使他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于次日离开了莫斯科，后来被告知，他刚好逃脱了秘密警察。但瓦维罗夫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943 年，他死于西伯利亚。
　　在斯大林及其后的赫鲁晓夫一如既往的支持下，李森科冷酷地压制着经典遗传学的发展。在 60 年代早期，苏联的学校使用的生物学教材里几乎不讲授关于染色体和经典遗传学的内容，这和现在的美国教材里几乎不讲进化论很类似。但是，苏联并没有培育出新的冬小麦品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咒语似乎并没有被农作物的 DNA 听到；苏联的农业仍旧处于极端的困境之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今天苏联在许多科学领域中都处于世界前沿，但是，他们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方面却是不可救药地落后，他们失去了整整两代现代生物学家。直到 1964 年，在苏维埃科学院（那时少数几个相对独立于党和国家领导的机构之一）的一系列争论和投票表决之后，李森科的学说才被推翻。在这场否定李森科的运动中，核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洛夫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对苏联的这种经历总是惊讶得连连摇头。对美国人而言，一些政府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公众偏见竟然会制约了科学发展是不可思议的。200 年来，美国人一直自为务实的、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民族。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同时又是一个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伪科学竞相盛行的国度。在宇宙创造说的幌子下，不少人不断地努力阻止在学校讲授进化理论，而实际上，进化理论却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整合式的生物学理论，对于其他学科，从天文学到人类学，都是不可或缺的。
　　科学与其他人类事业的差异并不在于科学的从事者们会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也不在于科学的时对时错（这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共性），而是在于科学构造各种可检验的假说、探索各种验证或推翻理论的确定性实验的热情，在于科学进行实质性辩论的活力，在于科学乐于抛弃那些被发现有缺陷的思想。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如果我们不进一步寻求更多的数据，如果我们不愿进行对照实验，如果我们不尊重客观证据，那么，我们在寻求真理方面就会非常的软弱无力。机会主义和怯儒的结果只能是使我们被每一种意识形态的微风所击倒，而不能坚持任何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

第十五章　牛顿之眠

　　无知比博学经常更带给人自信：那些肯定地断言这个或那个问题永远不可能被科学群决的人，恰恰是那些所知甚少的人，而不是学识渊博的人。
　　——查尔斯·达尔文《人的进化》导言（1871年）

　　这个世界看似如此不公平：有些人尚未出襁裸就饱受饥饿而天折；而另一些人仅是由于出身的原因，过着富足华丽的生活。一个人可能生在被凌辱的家庭或被咒骂的种族，或天生有某种残疾，一辈子在命运的作弄中生活，直至死亡。这就是生命的结局吗？仅仅是一场无梦、永无尽头的睡眠吗？公正何在？这是惨淡、残酷而无情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在公平的竟技场上有第二次机会吗？如果不管前生命运如何与我们作对，我们来生的出身取决于我们前生努力的程度，那该多好啊。或者，如果我们死后存在一次审判：—只要我们扮演好这一生所注定的角色，为人谦卑、诚实等等——作为奖赏，我们将在摆脱了这个世界的痛苦和动乱的永久避难所中愉快地生活，直到时间的尽头。如果这个世界是经过考虑、事先设计好的，而且是公平的，它就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承受痛苦和磨难的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安慰，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些引导人们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状况，期望死后有所回报的社会，倾向于灌输给人们安于现状、反对变革的思想。更有甚者，对死亡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本来是生存斗争和进化中的一种适应，在战争中反而变得不适应。那些宣扬英雄（或者甚至是那些仅仅是按照权威的吩咐行事的人）来生会得到极大幸福的文化，可能会赢得一些竞争性的优势。
　　因此，死后精神永存的思想和关于来生的概念，宗教和国家兜售起它们来，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存在广泛的怀疑主义。尽管几乎毫无证据，人们仍然愿意去相信它们。
　　如果由一个强劲有力的社会制度坚持来生的存在，那么持异议者人数很少并且保持沉默、遭到憎恶是不足为奇的。一些东正教、基督教、新时代教派和柏拉图主义者，坚持说世界是非现实的，苦难、死亡和物质本身都是幻觉，除了“思想”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真的存在。与此相反，盛行的科学观点认为思想是我们感知大脑活动的方式，即思想是大脑中无数个神经联结的一种性质。
　　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说文学批评、宗教、美学和哲学、伦理学都仅只是主观的看法，因为它们不能像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定理那样被证明，也不能用实验来验证。

　　自然界制定了界限。在一些无法实现的行为中，蕴藏着关于宇宙如何运转的相当完备而又非常简单的自然规律。显然，伪科学和迷信企图说明自然界不存在限制。他们扬言，“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他们承诺了一个无限的产出，但他们的支持者只会感到失望和被愚弄。

　　通过研究那些不熟悉的宗教和文化，我们可以对祈祷者的人性根源有所洞悉。

　　祈祷会使人长寿吗？维多利亚时代的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认为，英国君王应该非常长寿，因为全世界每天都有数百万的人在虔诚地吟诵。然而，君主们并不比富有而养尊处优的贵族阶层的其他成员活得更长。中国自古以来都称皇帝“万岁”。古埃及几乎每个人都祈求众神让法老“长生不死”。这些共同的祈祷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成为历史的见证。

　　许多宗教由于热衷于尊敬、敬畏、伦理、礼仪、团体、家庭、慈善和政治经济的公平等方面，不但没有受到科学的挑战，反而被科学发现所支持。所以说，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并不是必然存在的。在某一层次上，它们共同扮演着相似而和谐的角色，彼此互相需要。公开的激烈的辩论，甚至对神圣的怀疑，可以追溯到约翰·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644）的基督教传统。一些主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派含有甚至期望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谦逊、自我批评和理性讨论，甚至对科学所提供的已被接受的最好的知识的质疑。但另一些教派（有时被称为保守派或原教旨主义派）仍站在易被证伪的事物的立场上，因而对科学感到恐惧。
　　在与宗教领导人讨论神学时，我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他们信仰中的一个中心教义被科学否决，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个别教派的宗教领袖回答说，如果那样，宗教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进一步，我又问，如果确实是一个中心教义呢？
　　他回答到，那也一样。
　　但是，他又补充道，想否证中心教义往往极其困难的。
　　坦白地说，他是正确的。隔绝于证伪的宗教教义几乎没有理由惧怕科学的进步。像在许多宗教信仰中都存在的，造物主创造宇宙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就是这样的教义，证明或证伪同样困难。

第十六章　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生平。泰勒年轻时，匈牙利贝拉·库恩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给他心里留下了伤痕，像他家一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财产在革命中被没收了，一次有轨电车事故又使他失去了一条腿的一部分，这次事故给他留下了永远的痛苦。他早先的研究涉及量子力学选择定律、凝聚态物理和宇宙论。1939 年正是他开车将物理学家列奥·西拉德送到长岛与在那里休假的爱因斯坦会面——这次会面导致了一封历史性信件的产生，爱因斯坦在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呼吁，考虑到纳粹德国的政治和科学动向，美国应该发展核裂变炸弹，即原子弹。泰勒被招募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洛斯阿拉莫斯就拒绝合作——并非因为他对原子弹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忧虑，而是恰恰相反：因为他想研制更具破坏力的武器，核聚变或热核炸弹，即氢弹。（原子弹产生的破坏性能量实际上存在上限，而氢弹没有，但是氢弹需要一枚原子弹作为引发装置。）
　　在原子弹发明、德国和日本投降以及战争结束之后，泰勒仍固执地鼓吹所谓的“超级武器”，主要是要威胁苏联。对斯大林领导下正在重建的、强硬的和军事化的苏联的关注和美国国内的狂热的麦卡锡主义从客观上帮助了泰勒。然而，奥本海默构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障碍，他是战后原子能委员会总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在质询奥本海默对美国是否忠诚的政府听证会上，泰勒提供了关键的证词。泰勒的参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以下不幸后果的主要原因——尽管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受到检查委员会的责难，然而他的安全许可证被吊销，他从原子能委员会退休了，而泰勒通向超级武器的道路畅通无阻了。
　　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主要归功于泰勒和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乌尔姆。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领导着曼哈顿计划理论分部并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汉斯·贝斯证实，泰勒原先的建议是有缺陷的，将热核武器变为现实需要许多人的工作。由于青年物理学家理查德·盖文的重要技术贡献，美国第一个热核“装置”于 1952 年引爆——这个装置太笨拙，不能装在导弹或轰炸机上，只能把它放在那儿，装配起来再引爆。第一颗真正的氢弹是苏联发明的，并于一年后引爆。人们争论，如果美国没有发展热核武器，苏联是否还会去制造这种武器。而且是否需要用美国的热核武器来阻止苏联使用氢弹——因为那时美国拥有大量的裂变武器。现在有证据可以充分表明苏联——甚至在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就有了切实可行的热核武器设计方案。氢弹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但苏联人寻求拥有聚变武器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间谋得知美国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制造热核武器的技术主要归功于泰勒和数学家斯坦尼斯拉斯·乌尔姆。诺贝尔奖物理学家，领导着曼哈顿计划理论分部并在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汉斯·贝斯证实，泰勒原先的建议是有缺陷的，将热核武器变为现实需要许多人的工作。由于青年物理学家理查德·盖文的重要技术贡献，美国第一个热核“装置”于 1952 年引爆——这个装置太笨拙，不能装在导弹或轰炸机上，只能把它放在那儿，装配起来再引爆。第一颗真正的氢弹是苏联发明的，并于一年后引爆。人们争论，如果美国没有发展热核武器，苏联是否还会去制造这种武器。而且是否需要用美国的热核武器来阻止苏联使用氢弹——因为那时美国拥有大量的裂变武器。现在有证据可以充分表明苏联——甚至在它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就有了切实可行的热核武器设计方案。氢弹是“合乎逻辑的下一个步骤”。但苏联人寻求拥有聚变武器主要是因为他们通过间谍得知美国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以我的观点看来，全球核战争的后果由于氢弹的发明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在空中爆炸的热核武器更能使城市燃烧，产生大量的烟雾，使大地阴冷黑暗，导致全球范围的核冬天。这也许是我所卷入最有争议的一次科学辩论（约 19831990）的原因。大多数辩论是由政治驱使的。核冬天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使那些坚持大规模核报复以阻止核袭击的政策，以及那些希望保留首先进行大规模核打击选择的人感到不安。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其环境后果将使任何发射了大量热核武器的国家走向自我毁灭，即使其没有遭到对手的核报复。数十年来，这一战略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积累数以万计核武器的根据，突然变得不怎么可靠了。
　　最初的关于核冬天的科学论文（1983）预言全球气温会下降 1520℃，现在的估计是 10~15℃。考虑到计算中无法降低的不确定性，这两个值是相当一致的。而且这两个温度下降都远大于当今全球气温与上次冰河时期的差异。一个由 200 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估计了全球热核战争的长期后果，他们认为在核冬天中，地球上的文明和大多数的人——包括那些远离北半球中纬度靶区的地方——将会处于险境，主要是受到饥饿威胁。如果大规模核战争爆发，城市将成为攻击目标。美国的爱德华·泰勒及其同事的工作（在苏联有一个由安德烈·萨哈罗夫领导的相应的小组）也许应该为人类末日的来临负责。氢弹是迄今所发明的最可怕的武器。
　　在我看来，任何正常人在协助进行这一发明的时候，即使不考虑核冬天，他们也都不可能保持平静。那些赞成这项发明的人受到的压力——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定相当大。无论泰勒的实际贡献有多大，在当时他被人们普遍地称作“氢弹之父”。《生活》杂志 1954 年的一篇赞扬文章中，说他“近乎狂热地决定”制造氢弹。我觉得，他一生的后半部分可以理解为是在企图为他引来的东西辩护。泰勒主张，氢弹维护了和平，或至少防止了热核战争，因为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后果实在是太危险了。这并非全无道理。我们还没有爆发过一次核战争，不是吗？但是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都能够，而且将来也一贯能够，毫无例外地理智行事。相互的愤怒、报复和疯狂不会降临到他们领导人（或掌管核武器的军队和秘密警察官员）的头上。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这种想法看起来是太单纯了。
　　泰勒已经成了阻碍签订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的综合性条约的主要力量。他使得1963年《禁止地上核试验条约》的签署更加困难重重。他争辩说，地上核试验对于保持和改进核武库是极为重要的，签署这项条约将“放弃我们国家未来的安全”。他的观点现在已被证明是似是而非的。他还是核电站安全性与投资有效性的积极的鼓吹者。他自称是1979年宾夕法尼亚三哩岛核事故的唯一的伤员。因为在辩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
　　泰勒主张从阿拉斯加到南非爆炸核武器以挖掘港口和运河，清除讨厌的山脉，完成繁重的运土工作。当他向希腊女王弗蕾德妮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据说女王是这样回答的：“谢谢，泰勒博士，但是希腊已经有足够多奇妙的遗址了。”泰勒建议，想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吗？那么在太阳背面爆炸一枚核武器吧。想弄清月球的化学成分吗？那么将一枚氢弹发射到月球上，引爆它，然后分析闪光和火球的光谱。
　　在80年代，泰勒向罗纳德·里根总统兜售星球大战的想法——他们称为“战略防御计划”（SDI）。里根看上去已经相信了泰勒那极富想象力的故事：可以制造在轨道上运行的，桌子大小的，由氢弹驱动的X射线激光器，用以摧毁1万枚飞行之中的苏联弹头，在全球热核战争爆发的时候真正起到保护美国公民的作用。
　　里根政府的辩护者称，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在某些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有些是故意夸大的，但是苏联的崩溃应该归功于它。但是，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点。安德烈·萨哈罗夫、叶夫盖尼·瓦列可夫、罗尔德·萨格代夫和其他科学家曾向戈尔巴乔夫总统建议澄清这样的事实，即，如果美国真的通过星球大战计划走在了前面，苏联最安全和最便宜的反应仅仅是扩充现有的核武库和发射系统。这样，星球大战计划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热核战争的危险。苏联用在对付美国核导弹的防御方面的花费，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远未达到引发苏联经济崩溃的程度。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失败，对西方生活标准的逐步了解，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不满，和戈尔巴乔夫——尽管这不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对“透明度”和公开性的提倡。
　　1 万名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公开发誓他们不会为星球大战计划工作或接受“战略防御计划”组织所提供的资金。这件事树立了一个科学家们（可以想象以牺性个人利益为代价）对一个至少是暂时迷失方向的民主政府开展广泛的和勇敢的不合作的榜样。
　　泰勒还主张发展钻地式核弹头——这样敌对国家的地下指挥中心和深埋于地下的供领导层（及其家属）使用的掩蔽所就会遭到攻击并被消灭；而且对于一个敌对国家来说，只需 100 吨核弹头就足够了，清除地下建筑“不会产生一个伤员”：平民将事先得到警报。核战争将是人道的。
　　正如我曾经写过的，爱德华·泰勒——在他快 90 岁时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与前苏联核武器研制小组一起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开发和爆炸新一代高效的空间热核武器，以摧毁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使之信离轨道。我担心在附近的小行星轨道过早进行试验可能给我们的物种带来极大的危险。
　　泰勒博士和我私下见过面。我们在科学会议、国内媒体和国会的秘密会议上辩论过。我们之间有极大的分歧，特别是对于星球大战、核冬天和小行星防御。也许所有这一切使我对他的看法不可救药地带上了主观色彩。尽管他是一个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和技术热衷者，回顾他的一生，我从他不顾一切地为氢弹辩护中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氢弹的作用并非如你想象的那么坏；它可以用来保护世界免受其他氢弹的袭击，在科学和土木工程方面发挥作用，保护美国人免遭敌人热核武器的攻击，使战争符合人道，使我们的星球免于来自宇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企图相信，将来人类将把他和热核武器看做是救星而不是毁灭者。
　　当科学研究向易犯错误的国家和政治领导人提供了巨大的，其实是可怕的力量的时候，许多危险便出现了：其中之一是某些卷入其中的科学家除了貌似客观之外别无所有。权力导致腐败，始终如此。在这种环境下，秘密的机构是尤其有害的，于是民主监督与平衡就显得特别珍贵（在秘密环境中飞黄腾达的泰勒曾不只一次地攻击这一点）。中央情报局的总检察长在 1995 年评论说“绝对的秘密导致绝对的腐败”。最公开和活跃的辩论常常是避免最危险的技术误用的唯一保障。辩论的关键一点也许很明显——许多科学家，甚至外行可以实话实说而不会有什么负担。另一点可能更微妙，一个住在远离华盛顿特区某地的无名研究生也许会注意到什么——而如果争论是秘密举行的，他将没有任何机会发表看法。
　　在哪一个领域内，人类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两可的？甚至就是对我们的行为与伦理有启迪作用的民俗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想一想格言吧：安全第一；但是不人虎穴，焉得虎子。有烟必有火，但是你不能仅凭封面评价一本书。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三个和尚没水吃。曾几何时，人们就是依据这些自相矛盾的陈词滥调计划自己的行动，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的。格言家又该承担什么样的道德责任呢？占星术士、占卜术士和小报预言家呢？
　　或者考虑一下主流的宗教。在《弥迦书》中，我们被告诫要做事公正和仁慈地爱；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被禁止谋杀；在《利未记》中我们被命令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邻居；在《福音书》中我们被鼓励去爱我们的敌人。但是想一想吧，在这些本意良好的劝诫深入人心的地方，这些书的狂热追随者曾血流成河。
　　《约书亚书》以及《民数记》的后半部分赞美了在整个迦南地区一个接一个城市发生的对男人、女人、儿童直到家畜的集体屠杀，耶利哥古城在一场“圣战”中被抹掉。这些大屠杀的唯一的理由就是谋杀者所称的，作为对他们的儿子施行环切术和采纳一套特殊仪式的交换条件；他们的祖先早就得到保证：这块土地将属于他们。对于这些灭绝运动，从神圣的文稿中找不到丝毫自责的迹象，找不到一丁点的族长或神的不安。反而是，约书亚“毁灭所有会呼吸的生命，像以色列上帝命令的那样”（《约书亚书》10：40）。而且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为主要叙述的中心内容贯穿《旧约全书》的。关于集体屠杀的相似的故事（对于亚玛力人来说则是种族灭绝）还可以在《扫罗记》，《以斯帖记》以及《圣经》中的其他地方找到，而且几乎没有一点道德上的疑问。所有这一切，当然使得以后年代的那些自由的神学家感到苦恼。
　　据说魔鬼能够“引用《圣经》中的文句为其目的辩护”。《圣经》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道德标准彼此矛盾的故事，以至于每一代人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词句为他们所想采取的任何行动辩护——从乱伦、奴隶制、集体屠杀到最高尚的爱、勇敢和自我牺牲。而且这种道德上多重性格的混乱绝不仅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你发现它们深植于伊斯兰教、印度教甚至几乎世界上所有宗教的传统中。既然是这样，道德上模楼两可的科学家也许不像一般人那么多。

第十七章　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当我们被要求在美国法庭上起誓我们将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时，我们其实是在被要求做不可能的事情。显然誓言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记忆难免有错误，甚至科学真理也仅仅是一种近似。而且我们几乎对整个宇宙都是无知的。然而，也许一个人的生命就依赖于我们的证词。起誓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讲真话，完整的真话，而且只讲真话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了。如果没有这一限制性的词句，那么，这一要求就是绝对无法满足的。但是这样一个限制，尽管与人类的实际情况一致，却不能被任何法律系统所接受。如果每个人仅仅是根据个人的判断讲真话，那么，应受指控或令人尴尬的事实就会被隐瞒，事件被遮掩，罪行被隐藏，责任被逃避，正义被否认。所以，法律所努力追求的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精确的标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美国的司法体系认识到了很多可能妨碍我们判断或影响我们的客观性的因素，例如倾向、偏见和经验。有时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刑事审判中，该体系在保证审判程序不受那些将决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人的人性弱点的影响方面，甚至到了过分的程度。即使这样，审判程序在保证公正方面仍时有失败。
　　在挑选陪审团成员的过程中，法庭需要确保判决以事实为依据。这就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以消除偏见。法庭认识到了人类的缺陷。候选的陪审员是否与地方检察官、原告或辩护律师有私交？法官和其他陪审员又是什么情况？陪审员形成的意见是来自法庭上摆出的事实还是审判前的宣传？与来自被告方证入的证据相比，陪审员是更重视还是更轻视来自警方的证据？她对被告方的伦理倾向有偏见吗？陪审员是否住在犯罪现场的附近，因而使她的判断受影响呢？对于专家证人将要证明的情况，她具有相应的科学背景知识吗？（这常被认为是对她不利的。）她有亲威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从事执法或刑法方面的工作吗？她自己是否曾与警方发生过口角，从而影响她在审判中的判断呢？她是否有好朋友或亲属由于相似的指控而被捕？
　　当我们对自然界提问，或者当我们试图对政治、经济、宗教和伦理的关键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轻易满足呢？

　　不论感到多么不自在，我们都应该科学地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化传统，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我们听到的事情。尽可能地克服我们的一厢情愿、自负的想法，抛弃未经检验的信仰，实事求是地审视自己。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地、勇敢地进行天体运动或细菌基因学研究而不论其研究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吗？
　　当人类学家调查构成人类大家庭的成千上万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不论其社会多么异乎寻常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共有的特点是如此的稀少。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乌干达的伊克族①就是
　　当人类学家调查构成人类大家庭的成千上万个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种族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不论其社会多么异乎寻常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共有的特点是如此的稀少。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乌干达的伊克族就是其中之——十诫看上去是被有组织、有系统地抹杀了。有的社会抛弃老人和新生儿，有的吃掉他们的敌人，有的将海贝或猪或年轻的女人作为货币。但是他们都严格地禁止乱伦，都使用技术，并且几乎都信仰神和精灵的超凡世界——神和精灵的形象都与他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和他们所吃的植物、动物的形态相联系。（那些相信天上住着至高无上的神的部族显得最为凶恶——比如折磨他们的敌人。但是，这仅仅是一个统计结果，尚未发现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一些猜测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珍藏着一个与平凡的世界共存的神话和隐喻的世界。人们试图使两个世界相统一，在两个世界连接处的粗糙的边界被禁止涉及和忽略掉。我们隔开了这两个世界。一些科学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不费力地穿行于充满怀疑的科学的世界和充满轻信的宗教信仰的世界。

　　科学的核心是平衡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态度——对新想法的开放，不管它是多么古怪，多么与直觉相反；以及对所有想法，新的或旧的，进行最无情的怀疑性的调查。这是从极端的谬误中分离出深刻真理的方法。创造性的思考和怀疑性的思考组合起来协同作用，使研究领域处于正轨，尽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明智混合是科学成功的关键。好的科学家两种思维方式都具备。在独处中，在自言自语中，他们产生了许多新想法并系统地加以批判。其中大多数想法永远不会向外面的世界公布。只有那些通过了严格的自我过滤的想法才被公开出来接受科学界其他人士的评判。由于将这种固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适当地依靠实验，作为各种假设之间争论的仲裁人，许多科学家在大胆的设想即将来临时仍然缺乏自信，不愿讲述对奇迹的亲身感受。这很遗憾，因为恰恰是这个少有的狂喜时刻使得科学工作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显得更人性化。
　　没有人可以完全头脑开放或怀疑一切，我们都必须在某处确立一条界限。一条中国古代谚语建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来自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在那里稳定比自由更受重视，而且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不想受到挑战。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会说，“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但是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负责的、全面的、严格的怀疑主义要求一种需通过实践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坚固的思维习惯。轻信——我想这里一个更好的词是“开放”或好奇——同样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真的对物理学的、社会的或任何别的什么组织的反直觉的想法开放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必须领会那些想法。接受我们不理解的主张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好奇都需要磨炼和实践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作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我将很乐意在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家庭式的幸福：人们真的在创造融合——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而同时，作为第二个特性，要求证据符合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应用于他们珍视的观点时的严格程度至少应与评判他们企图不受惩罚地拒绝观点时的程度相当。

第十八章　风扬起尘土

　　当一个原始人追踪他的猎物，
　　每时每刻他都在使用细致的观察，
　　准确的归纳和演绎推理，
　　如果将这些应用于其他事物，
　　将使他获得
　　懂科学的人的声望……
　　一个“好的猎手或战士”的脑力劳动大大超过了
　　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托马斯·H·赫胥黎
　　　　　　《散文精选，第二卷，达尔文：散文》
　　　　　　　　　　　（伦敦：麦克米兰，1907）
　　　选自《达尔文先生的评论》175~176页（1871）

　　中华文明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火箭、指南针，地动仪，还系统地对太空进行观测并将其载入史册。印度数学家发明了零，使算术得以顺利发展因而推动了关于量的科学的进步。阿兹特克文明建立了比欧洲文明还要先进的历法，他们能更为准确地长期预测星球的位置，而他们自身却被欧洲文明淹没和毁灭了。但是这些文明中没有一个，克鲁默说，建立了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所有这些全都来自古希腊：
　　希腊人客观性思考的发展需要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首先是议会制。在那里，人首先学会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说服别人；其次是一种海洋经济，防止了孤立和狭隘主义；第三是周围一个广大的希腊语世界的存在，旅行者和学者可以周游四方；第四是独立的商人阶层的存在，他们可以雇佣自己的教师；第五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学杰作本身就是自由的理性思维的缩影；第六是宗教文学并未控制在教士手中；第七是将这些因素坚持了 1000 年。
　　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一个伟大的文明是非常幸运的；它没有发生第二次。
　　我赞成其中的部分论点。古代爱奥尼亚人，最早系统阐述了是自然律和自然力，而不是神，决定了世界的秩序甚至世界的存在。然而除了在第一周的哲学引论课之外，早期爱奥尼亚人的名字和观点几乎永远不会在我们的社会中被提到。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似乎易于被人们遗忘。试图以物质和能量的方法解释世界的英雄们在许多文化中出现许多次，只是被教士和垄断传统智慧的哲学家从历史中抹掉了——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期之后爱奥尼亚人的观点几乎完全失传了。许多种文化，经历了许多次这样的尝试，但只有在很少的机会下这种思想能生根发芽。
　　仅仅在 1 万或 1.2 万年之前，植物和动物被种植、驯化，文明才开始。爱奥尼亚人的尝试距今有 2500 年了，而它几乎完全被抹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印度和别的地方通向科学的足迹，尽管是蹒跚的、不完全的和少有成果的。但是，假设爱奥尼亚人从未存在过，希腊科学和数学从未兴盛过，是否可能科学便再也不会在人类历史中产生？或者，考虑到许多文化和许多其他的历史进程，在某个地方，或早或晚——比方在印度尼西亚的岛屿，或在未被征服者干扰的中美洲文明边沿的加勒比，或在黑海岸边的挪威殖民地——难道不会出现各种因素恰好汇集使科学登上舞台的情况吗？
　　我认为，科学思考的主要障碍不在于问题本身的困难，即使是受压抑的文化也要依赖复杂的智力成果。萨满教巫师、术士和神学家在他们复杂而神秘的技艺中也有高超的技巧。不，阻碍来自政治或僧侣的统治。在那些缺乏新的挑战（不管外部还是内部）的文化中，也就不需要根本的变化，因而不需要鼓励新颖的想法。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异端可以被宣布是危险的；思想可以变得僵化；对不允许有的想法的制裁可以强化——都不会有太大损害。但是，在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的环境、生态或政治条件下，只是照搬老一套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那么，那些不盲目遵循传统，也不试图把自己的好恶强加给自然的或社会中的一切，而是乐于接受宇宙教给人们的东西的人将得到奖赏。每个社会必须决定，在开放和僵化的连续统一体之间，安全点存在于何处。

　　狩猎小组跟踪蹄印和其他踪迹。他们在一片树林旁暂停了一会儿。他们蹲下来仔细地检查踪迹。他们所一直追寻的踪迹被另一条穿过了。很快，他们统一了意见，确定了是哪一种动物，有多少，岁数和性别，有没有受伤的，跑得多快，跑过去多长时间了，有没有别的猎人也在追踪，小组能不能追上猎物，如果能追上要花多少时间。决定做出后，他们轻拂他们将追寻的踪迹，牙齿间发出像风一样轻微的声响，然后大步慢跑。尽管背着弓和毒箭，他们继续已经开始了几小时的马拉松锦标赛。他们几乎总是在地上准确地读出信息。野牛或羚羊或獾加彼（像长颈鹿的动物）就在他们想到的地方，数量和情况正像他们所估计的一样。狩猎很成功。猎物被带回了临时的营地。每个人饱餐了一顿。
　　这段多少有些典型的关于狩猎的短文是对科伊桑人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博茨瓦那和纳米比亚共和国的卡拉哈里沙漠。不幸的是，他们正处于灭绝的边缘。但是数十年来，人类学家对他们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科伊桑人过着一种典型的采猎生活，我们人类也许就是在这种方式下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直到 1 万年前，植物和动物被种植驯化，人类的状况发生了改变，也许是永远的改变。由于科伊桑人具有这种传奇式的本领，在南非与“前线国家”的战争中，他们被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军队招寡来搜寻人。与南非白人军队的各种不同方式的接触加速了科伊桑人生活方式的毁灭——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与欧洲文明的每一次接触而一点一点地消亡。
　　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能够仅凭一瞥就说出这么多东西？仅仅说他们观察仔细是不够的。他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按照人类学家理查德·李的说法：
　　他们仔细检查凹坑的形状。一只快速移动的动物留下的足迹显示出一种拉长的对称性；一只微跛的动物由于照顾疼痛的腿就会让它少承担些身体的重量，留下浅些的印记；一只较重的动物留下更大更深的空穴。相关公式就在猎手的脑子里。
　　在一天中，足印会被侵蚀掉一点。其凹坑的四壁会逐渐崩塌。风吹起的沙子会积累在空穴的里面。也许一点叶片、细枝或草叶会被吹进去。时间越长，侵蚀越大。
　　行星天文学家在分析陨石撞击产生的陨石坑的过程中采用了几乎同样的方法：陨石坑越浅，年代就越久远。陨石坑如果边缘已破败，深度与直径的比率较小，内部积累了细沙子则说明更为古老——因为必须有足够长的时间，侵蚀过程才会达到这种效果。
　　飞奔的兽群不喜欢炎热的太阳。动物会利用它们能找到的任何能遮阳的东西，它们会改变路线以利用一片树林的荫凉。但是树阴的位置是由一天中的时间决定的，因为太阳在天空移动。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影子就在树林的西边。下午，当太阳西移，影子就投向了东边。通过踪迹转弯方向的改变，就可能说出动物是多长时间以前经过的。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这种计算是不同的。所以猎手脑子里必须装有一部天文历法以预测太阳的运动。
　　对我来说，所有这些令人生畏的法医式的寻踪技巧就是正在发挥作用的科学。
　　采猎者不仅在研究其他动物的踪迹方面是专家，对人的踪迹也很擅长。在一个小组中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或她的足迹被辨认出来；彼此之间就像对他们的面孔一样熟悉。劳伦斯·冯·帕斯特这样描述：
　　离家数英里并与其他人分开，恩格索和我，在一只受伤的雄鹿的踪迹上，忽然发现另一组印记和我们的交汇到一起。他满意地咕味了一声并说这是几分钟前鲍克斯豪的足印。他断定鲍克斯豪跑得很快，而且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和那只动物。我们爬上前面的沙丘，鲍克斯豪就在那里，正在给动物剥皮。
　　理查德·李也叙述了一个科伊桑人的故事，猎人在简单地检查了一些踪迹之后说，“哦，看，图努和他的小舅子在这。可是他的儿子哪去了？”
　　这真是科学吗？他们在学徒时期观察他们的父亲和有经验的猎手，他们通过模仿学会。普遍的原则代代相传。局部的变化因素——风速，土壤湿度——每代人，一天一天，一季一季按照需要加以更新。
　　而现代科学家恰恰在做同样的事情。每次我们试图通过侵蚀程度判断月球、水星、海王星的卫星上陨石坑的年龄，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计算。我们掸掉某篇科学论文上的灰尘，读上面也许是一代人以前就确定下来的试过且真实的数值。物理学家并不从零开始推导麦克斯韦方程或量子力学，他们理解它的数学和原理，观察它的效用。他们注意自然是如何遵循这些法则的，他们将这些科学成果记在心里，使它们成为自己的东西。
　　然而必须有人首次确定寻踪原则，也许是某个旧石器时代的天才，或更可能是在彼此广泛分离的时间和地点的一代代的许多天才。在科伊桑人的寻踪原则中没有巫术的痕迹——事先检查夜晚的星星或动物的内脏，掷骰子或解梦，或念咒召鬼，或别的什么人类偶尔使用过的似是而非的知识，而只有具体的可明确界定的问题：猎物向哪个方向跑了，它有什么特征？你需要一个单凭巫术和占卜不能给出的——或至少是不能经常给出的足以使人免除饥饿的——精确答案。相反，采猎者—除了围着火堆跳阴魂附身的舞蹈或受柔和的欣快剂的影响，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十分迷信——很实际，他们努力工作、目的明确，过群居的生活，并常常是快乐的。他们使用的技巧来源于对过去成功和失败的去伪存真。
　　科学的思考几乎从一开始就与我们相随。你甚至可以从正在领地边界上巡逻或正在准备芦秆用来插入白蚁窝以获取少量但必须的蛋白质来源的大猩猩身上看到这一点。寻踪技巧的发展带来了强大的进化选择优势，那些不能想到这一点的群体只能得到较少的蛋白质并留下较少的后代。那些具有科学倾向的，那些能够细致观察的，那些爱好解决问题的生物，会获得更多的食物，特别是较多的蛋白质，并生活在更为多种多样的栖息地中；它们和它们的遗传特性将繁荣昌盛。对人来说也是一样，比如，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技巧。这种科学倾向带来了实质性的回报。
　　在农耕时代之前的另一种获得食物的主要方法是采集。要采集食物，你必须了解许多植物的性质，而且你必须能明确地把一种植物和另一种区分开来。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常常发现全世界的以采猎为生的种族辨别各种植物物种可以达到西方分类学家的准确程度。他们以地图绘制员的技巧在心中绘制他们领地的地图。这一切都是生存的前提。
　　有人认为，原始人在智力上尚未成熟到掌握科学和技术。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那些居无定所、身无分文的残存的采猎者的日常活动证明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肯定可以从采猎者那里找到积极而充分的论据，直接参与式的民主，大范围的旅行，没有僧侣，并且将这些因素坚持了不是 1000 年而是 30 万年或更长时间。采猎者应该是有了科学。我认为他们确实如此，或曾经如此。
　　爱奥尼亚和古希腊提供是系统调查的方法和一种观念，即是自然的法则而不是变幻莫测的神统治着世界。水、空气、土和火被轮流作为对这个世界的本质和起源的候选“解释”。每一个这样的解释——由苏格拉底之前的不同哲学家所认定——在细节上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种解释的方式，作为神的干预的替代物，是富有成果的、新颖的。同样，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由反复无常的神促成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于《荷马史诗》中，只有几件事记载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而在修昔底德的史书中则完全没有。在几百年中，历史从由神推动转移到由人推动。
　　一些相似的自然法则也曾在坚定的多神论社会中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某些学者热衷于无神论的观点。约开始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前苏格拉底的这些研究，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是基督教神学家扑灭了。如果历史的偶然性有所不同——如果原子论者对物质本质、世界多元化、对时间和空间的广表性的伟大猜想能够被珍视并作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如果阿基米得的技术革新被传授和仿效，如果那种认为人类必须探求、理解自然的不变法则的观点被广泛地宣传——我想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种样子。
　　我不认为科学难于讲授的原因是人们对接受科学没有准备，或由于科学产生于侥幸，或脑力还不足以掌握它。相反，我所看到的一年级学生对科学的巨大热情以及来自残存的采猎部落的证据都雄辩地证明：科学倾向深深地埋藏在我们之中，不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还是任何文化中。它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手段。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当我们由于漠不关心、漫不经心、无能为力或对怀疑主义的恐惧而使孩子们对科学失去信心，我们就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拿走了他们用以管理未来的工具。

第十九章　世上没有傻问题

　　在东非 200 万年前的岩石记录中，你能发现我们祖先所设计和使用过的一系列劳动工具。他们的生活依赖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当然这是石器时代早期的技术。曾几何时，专门制作的石头被用来戳刺、切削、剥离、切割、雕刻。尽管制造石制工具有很多种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在漫长的时期内，工具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制造的——这意味着数十万年前一定存在教育体制，即使主要是学徒制度。尽管相似性容易被夸大，但很容易设想有相应的围着缠腰布的教授和学生、实验课程、测验、不及格、毕业典礼和研究生教育。
　　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培训没有发生改变，传统就被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但是如果需要学习的东西变化得很快，特别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这就很难搞清楚教什么和怎样教。于是，学生就会抱怨内容不恰当；对年长者的尊敬就会减少。教师们对教育标准的降低，学生们变得无精打采感到绝望。在一个处于转变中的世界，学生和教师都需要教给自己一门重要的技巧——学会如何学习。
　　除了儿童之外（他们还不懂得是不是该问一些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谁会花费很多时间去想：为什么自然是这个样子？宇宙是怎么来的，或它是否一直那样存在？如果时间某一天会倒流，结果将会出现在原因之前吗？是否存在人们认识的极限。甚至有些儿童，我遇到了那么几个，想知道黑洞是什么样子？物质的最小部分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记得过去而不是将来？为什么有宇宙？
　　不时的，我会非常幸运地给幼儿园或一年级的班级讲课。其中很多孩子是天生的科学家——尽管好奇的倾向多一点，怀疑主义的倾向少一点。他们很好奇，爱动脑筋，引起思考的、有洞察力的问题滔滔不绝。他们显示出极大的积极性。我被问一些连续的问题。他们从没听说过什么叫“傻瓜式的问题”。
　　但是当我和高中高年级的学生交谈时，我发现情况不同了。他们记住了“事实”，但总的来说，发现的喜悦，事实背后的灵魂，已经离开了他们。他们失去了大部分好奇心，仅获得了很少一点怀疑主义。他们担心提出“傻瓜”问题；他们愿意接受不充分的答案；他们不提连续的问题；在教室里他们不时斜着眼瞥一下，判断他们的同学是否赞同；他们上课时把带来的问题写在一张纸上，他们偷偷地检查，等待着轮到他们，却疏忽了这时他的同学们正在集中讨论什么问题。
　　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它不仅是青春期的问题。我猜测它部分是因为来自同学的不许杰出的压力（除了在体育运动中）；部分是因为社会教给人们的短期满足；部分是由于一种印象，即科学和数学不会使你能买一辆跑车；部分是因为对学生的期望太低；部分是因为理智地讨论科学和技术——甚至学习本身——很少有回报或榜样。那些少数仍然保持兴趣的孩子被贬低为“傻子”、“小丑”或“书呆子”。
　　但是还有些别的原因：我发现许多成年人讨厌孩子提出科学问题。为什么月亮是圆的？孩子也许会问。为什么草是绿的？梦是什么？你能挖多深的洞？世界的生日是哪一天？为什么我们有脚指头？大多数老师和家长以生气或嘲弄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或者迅速地转到别的东西上面：“你希望月亮什么样，方的？”孩子们不久便认识到这种问题惹恼了大人。再有几次像这样的经历，就又有一个孩子离开了科学。为什么成年人在不到六岁的孩子面前要装作无所不知，我感到实在难以理解。承认我们不知道某些东西又怎么了？我们的自尊心竟如此脆弱吗？
　　而且，这其中有许多是科学领域中的深奥问题，有几个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月亮是圆的与重力是一种将物体拉向任何天体的中心的向心力及岩石的强度有关。草是绿的因为它含有叶绿素，当然——我们都在高中的时候被灌输过这个答案——但是为什么植物含有叶绿素？因为太阳输出的峰值能量是在光谱的黄色和绿色部分。为什么全世界的植物要抵制能量最丰富波长部分的阳光呢？也许是由于地球古代生物史上的意外冰冻。但是我们对于草为什么是绿的仍有某些东西不清楚。
　　有许多更好的回应可以不使孩子觉得他们问深奥的问题是一个大错误。如果我们对答案有想法，我们可以试着解释。即使是一次不完全的尝试也会起到消除疑虑和鼓励的作用。如果我们不知道答案，我们可以查百科全书。如果我们没有百科全书，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图书馆。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不知道答案，也许没有人知道答案。也许等你长大的时候，你会成为第一个发现答案的人。”有天真的问题、乏味的问题、表述不当的问题，以及在不恰当的自我批判之后提出来的问题。但是每个问题都表明他渴望理解这个世界。这绝不是傻瓜式的问题。聪明的、好奇的孩子是国家和世界的财富。他们需要得到照顾、呵护和鼓励。但是仅仅鼓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给他们关键的进行思考的工具。（我所说的不包括二岁儿童向他们的父母提出的连珠炮式的为什么，也许他们不过是想努力控制大人的行为。）
　　一份报纸的头条写道：“我们在科学方面的名声坏透了。”在对世界许多地区 17 岁孩子的代数测验中，美国排名倒数第一。在同样的测试中，美国孩子平均正确率是 43%，而日本相应的成绩是 78%。在我的成绩单上，78% 非常好——在日本大致相当于 C+，甚至 B-；43% 是 F。在化学测验中，13 个国家中只有两个比美国差。英国、新加坡和香港的成绩高得几乎超出了标准；加拿大的 18 岁学生有 25% 与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选出的 1% 的人知道的化学知识一样多。（他们在上第二门化学课，并且大多数人是在“高级”班）。明尼阿波利斯 20 个最好的五年级班被日本仙台的 20 个班级全部超过，被台湾台北的 20 个班级中的 19 个超过。韩国的学生在数学和科学的各个方面远远超过了美国学生，在排行榜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西部）的 13 岁学生（在某些方面他们比韩国人还要好）超过了美国学生。在美国的孩子中，有 22% 的人说他们不喜欢学校，在韩国只有8%。然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说他们“擅长数学”，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韩国人这么说。
　　这种美国普通学生的低迷的倾向偶尔被杰出学生的表现所抵消。1994 年，在香港举行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美国学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好成绩——在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击败了来自 68 个国家的 360 名学生。他们之一，17 岁的杰瑞米·本评论说：“数学问题是逻辑填字游戏。没有什么规律——完全是创造性的和艺术性的。”但是这里我所关心的不是产生新一代的一流科学家和数学家，而是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美国 63% 的成年人不知道最后一只恐龙在第一个人产生之前就死去了；75% 的人不知道抗菌素杀死的是细菌而不是病毒；57% 的人不知道“电子比原子小”。民意测验显示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而且转一圈要一年。我能在康奈尔大学我的本科生班里找到一些聪明的学生，他们却不知道星星在夜晚升起和落下，甚至不知道太阳也是一颗星星。
　　由于有了科幻小说、教育体系、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美国人应该比普通人更了解哥白尼学说。中国科学与技术协会 1993 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像美国一样，中国有不超过一半的人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显然意味着，在哥白尼学说产生了四个半世纪之后，地球上的大多数人仍然在内心深处认为：我们的星球固定不动地处于宇宙的中心，因而可以骄傲地认为我们很“特别”。
　　这些是关于“科学素养”的典型问题，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但是它们衡量的是什么？对权威见解的记忆。他们应该被问的是我们怎么知道——抗菌素可以区别微生物，电子比原子“小”，太阳是地球围绕着一年转一圈的星星。这样的问题更能真实地衡量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测试的结果无疑会更令人沮丧。
　　如果你将《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当做真理，那么地球一定是平的。对《古兰经》来说也是如此。宣称地球是圆的意味着你是一个无神论者。1993 年，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机构，发布了一项法令或文告，宣布：地球是平的，任何人认为地球是圆的就是不信仰真主并将受到惩罚。在许多嘲弄之中，由公元 2 世纪埃及天文学家克劳蒂斯·托勒密搜集的，证明地球是球形的清楚的证据通过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天文学家传播到西方。到了 9 世纪，他们把托勒密的阐述地球是球形的书叫做“最伟大的”。
　　从事教学的人常常不胜任工作并缺乏创造性，而且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科目中仅受过一点或没有受过训练，对讲授科学方法缺乏耐心而急于传授科学发现——而且有时他们自己也不能区分科学和伪科学。那些受过训练的人常常是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工资更高的工作。
　　孩子需要亲身体验实验方法而不只是读读书本。我们可以被告知蜡烛燃烧可以用蜡的氧化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把一个钟形的广口瓶罩在蜡烛火焰上，直到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包围了烛芯挡住了氧气，烛焰开始闪烁然后熄灭，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更为鲜明的印象。老师可以教给我们细胞中的线粒体是如何像火焰燃烧蜡一样氧化食物，而如果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一过程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们可以被告知某些生物体的生命活动需要氧气而另一些则不需要，但是只有当我们用一个除去氧气的钟形广口瓶来检验这个说法，我们才会真正开始理解它。氧气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为什么没有氧气人就会死？空气中的氧气是怎么来的？这种供应的可靠性怎么样？
　　实验和科学方法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教给学生，而不只是在科学课上。
丹尼尔·卡尼茨是我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初中和高中社会科学课教师。想让学生们理解美国宪法吗？你可以让他们一章一章地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但是，很不幸，这会使他们大多数人睡着的。或者你愿意试试卡尼茨的方法：你禁止学生读宪法。然而，你安排学生两人一组代表一个州，参加制宪会议。你事先向这 13 个小组就他们所代表的州或地区的特殊利益作简要的指点。比如南卡罗来那的代表将被告知棉花的重要性，奴隶贸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工业化的北方所造成的威胁，等等诸如此类。13 个代表团聚集在一起，教员给予些许指点，但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经过几个星期写下了一部宪法。然后他们读真正的宪法。学生们把发动战争的权利留给了总统。1787 年的代表们将这项权利交给了国会。为什么？学生们使奴隶获得了自由。原先的制宪会议却没有。为什么？这样做需要教师做更多的准备，学生做更多的工作，但这次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如果每个公民都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很难不认为地球上的国家将会具有更好的政治形态。
　　为了改善教师的培训、工资和实验室，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但是在整个美国，学校公债的发行通常被否决。为什么不支持教育从地方和州级别的一般税收中获得资金？向那些工人特别需要经过技术培训的企业征收特别教育税怎么样？
　　美国学校儿童做的作业并不够。美国的标准学年有 180 天，与此相比，韩国是 220 天，德国是 230 天，日本是 243 天。在这些国家当中有几个国家的学生星期六也上学。美国的高中学生每周平均花费 3.5 小时做作业。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课内或课外的，大约是每周 20 小时。日本五年级学生平均是 33 小时。日本，只有美国一半的人口，却每年培养相当于美国两倍的高学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在高中的四年中，美国学生在数学、科学和历史等科目上用去的时间不到 1500 小时。日本、法国、德国学生则花了两倍的时间。美国教育部 1994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传统的教学日必须符合对个人安全、消费者的事务、艾滋病、生态保护与能源、家庭生活和司机培训的教育。
　　这样，由于社会教育的缺乏和家庭教育的不当，高中学生每天只有三小时用于核心的学术科目。人们普遍抱有这样一个观念，即科学对普通人来说“太难了”。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统计资料看出来。只有大约 10% 的美国高中学生曾经选修物理课。什么使科学突然间变得“太难了”？为什么对于那些比美国做得好的国家的公民来说，科学就不是太难？美国人在科学、技术革新和努力工作方面的天赋消失了吗？美国人曾经为他们的发明家感到极大的骄傲，他们首创了电报、电话、电灯、唱机、汽车和飞机。今天除了计算机，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所有那些“美国佬的独创性”哪去了？
　　大多数美国儿童并不笨。他们学习不刻苦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很少能通过努力学习得到实际的利益。现在对普通年轻人来说，词汇技巧、数学、科学和历史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是了解基本的知识）并不能使他们在高中毕业后的最初八年中增加收入——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在工业企业工作。
　　在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情况则不同了。比如，家具厂面临破产危险——不是因为没有顾客，而是因为没有几个初级工人懂简单的算术。一家主要的电子公司报告说该公司 80% 的工作申请者不能通过五年级的数学考试。美国每年已经损失了大约 400 亿美元（主要是在生产能力的损失和补习教育的花费方面），因为工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读、写、计数和思考。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对美国 139 家高技术公司的调查表明，造成研究和开发衰退的主要国家政策有：（1）缺乏处理问题的长期战略；（2）对未来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重视太少；（3）在“防务”方面投资太多，而在民用研究和开发方面则投资不足；（4）对大学之前的教育重视不够。无知养育无知。对科学的恐惧会传染的。
　　在美国，最喜爱科学的人是年轻、富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男子。但是在下一个十年美国四分之三的新工人将是妇女、非白人和移民。如果不能唤起他们对科学的积极性——我无意歧视他们——那将不仅是不公正，而且是自毁长城的愚蠢行为。这将使经济发展得不到急需的熟练工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学生与 60 年代相比在标准化的科学考试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进步仅限于他们。美国高中毕业生中白人和黑人在数学上的差距仍然很大——两到三个等级；但美国高中白人毕业生和其他国家如日本、加拿大、英国或芬兰的学生之间的差距则是上述差距的两倍（美国学生落后）。如果你没有什么动机，而且只受到很少的教育，你就不会懂得很多——这一点也不奇怪。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郊区非裔美国人和父母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郊区白人在大学中的成绩一样好。据某些统计资料，一个穷孩子如果报名参加头脑启蒙计划，将来他找到工作的机会将增大一倍；如果完成了飞跃计划，那么他上大学的可能就增加了四倍。我们知道该做什么。
　　学院和大学又怎样呢？明显应该采取的步骤是：依靠教学成功来提高声望；根据学生在标准化、双盲测试中的表现决定教师的提升；教师的工资应该接近他们在企业工作的工资；更多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实验室设备；富于想象力和启发性的课程和教材，其中优秀的教员应发挥主要作用；实验课程是每个人毕业所必修的；对传统的偏离科学的倾向予以高度重视。我们还应该鼓励学术上最好的科学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公共教育——教材、讲座、报纸和杂志文章、电视节目、在大学一二年级中开设怀疑式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必修课也许值得尝试。
　　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球体足以容纳 100 万个地球，在它的核心，看不见的原子核挤在一起，氢变成氨，氢中潜藏了数十亿年的能量释放出来，地球和其他行星被它温暖和照亮，同样的过程在银河系其他地方重复了 4000 亿次。
　　从头开始构造一个人所需的蓝图、详细的阐述和工作指令如果用英语写下来可以装满 1000 卷百科全书。而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这样的百科全书。类星体是如此遥远，以至我们所看到的它发出的光在地球诞生之前就踏上了星系际的旅程。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数百万年前的同样的东非猿人祖先的后裔，这使我们都成为表亲。
　　无论何时我想到这些发现，都会有一种激动的感觉。我的心跳加快，难以抑制。科学是一种惊讶和欣喜。但是，自然总是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微妙，更为错综复杂，更为精致。考虑到我们人类明显的缺陷，我们竟在探索自然秘密的道路上走了这么远。
　　在获得发现或顿悟的时刻，几乎每个科学家都体验过一种肃然起敬的惊讶。科学——纯粹的科学，不是为了任何应用而是为了其本身的科学——对于那些实践它的人以及时不时地来瞧一瞧有什么最新发现的人来说，具有深刻的情感内容。
　　像侦探故事一样，构建关键问题，辨别可能的解释，甚至取得科学发现的进程是一种快乐。从下面这些例子中随机地多少挑几个想一想，有的很简单，有的远非如此：

  • 在 6 和 7 之间会不会有未发现的整数？
  • 在原子序数 6（碳）和原子序数 7（氮）之间会不会有未发现的新化学元素？
  • 新防腐剂会在老鼠身上引发癌症。但是如果你给一个体重远大于老鼠的人每天一磅这种药品，情况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新防腐剂没有那么危险。也许将食物长期保存所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其诱发癌症的风险？谁来决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料才能作出慎重的决定呢？
  • 在一块有 38 亿年历史的岩石中，你发现碳同位素的比率和今天的生物体一样，而和无机的沉积物不同。你就此推断 38 亿年前地球上有生命吗？或者较现代的某种生物体的化学残留已经渗入了岩石中？或者是否有方法使岩石中的同位素与生物过程分离呢？
  • 对人类大脑电流敏感性的测量显示当某种记忆或精神活动发生，大脑的特定区域开始工作。我们的思维、记忆和情感都是大脑神经元的特殊回路产生的吗？是否可能在机器人身上模拟这种回路？在大脑中插入新的或改变旧的回路以改变意见、记忆、情感、逻辑推理，这可行吗？这样的填塞物是不是太危险了？
  • 你的太阳系起源理论预言会有许多气体和尘埃聚集成圆盘状遍布于银河系中，你透过望远镜看到了许多圆盘，你高兴地断定你的理论被证实了。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圆盘是比银河系远得多的旋涡状星系，而且太大以至不大可能是新生的太阳系。你会放弃你的理论吗？或者你会寻找另一种圆盘？或者这只是你不愿放弃一种可疑的假设的表达方式？
  • 一个正在发展的癌肿瘤向血管附近的细胞发布了一份全境通报：“我们需要血液。”于是，内皮细胞被迫建立血管桥向癌细胞供血。这是如何发生的？可以将这信息截取或取消吗？
  • 你将紫色、蓝色、绿色、黄色、橘黄色和红色颜料混合在一起得到黑褐色。而你将同样颜色的光混在一起却得到白色。这是怎么回事？
  • 在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的基因中有长而重复的遗传信息序列（被称为“废物”）。某些序列引起遗传疾病。这部分DNA会是恶劣的核酸片段，自我复制，自行其是，不考虑它们所寄生的有机体的正常状态吗？
  • 许多动物的行为在地震之前非常奇怪，它们知道什么地震学家不知道的事情吗？
  • 古代阿兹特克人和古希腊人的“上帝”一词几乎是相同的。这是否表明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或共性呢，或者我们应该认为这两种不相关的语言出现这种巧合仅仅是偶然？或者像柏拉图在《创世纪》中所想的，某些词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
  • 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将宇宙看做一个整体，无序随着时间增长。（当然，通过宇宙其他地方的有序的减少，局部的世界、生命和智慧可以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大爆炸扩张即将减缓、停滞，继而收缩的宇宙中，第二定律会逆转吗？结果会在原因之前发生吗？
  • 人的胃使用浓盐酸溶解食物并帮助消化。为什么盐酸不溶解胃本身？
  • 在我写本文的时候，人们发现最古老的星星似乎比宇宙还老。就像声称朋友有个孩子比朋友还大一样，你不必知道很多就能意识到一定有人犯了个错误。那么是谁？
  • 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移动单个的原子，这样冗长而复杂的信息可以用超微观的尺度写下来。还可以制造分子大小的机器，这些“纳米技术”的最基础的例子现在已被成功地展示。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 在几个不同的实验室中，科学家们发现在合适的条件下，某些复杂的分子可以在试管中自我复制。其中一些分子，像 DNA 和 RNA，由核苷酸组成；另一些则不是。有些使用酶加速化学反应的速率；另一些则不是。有时在复制中会发生错误；于是错误在后代分子中被不断地复制。这样它们就会成为稍有不同的自我复制的分子，其中一些比其他的复制得更快、更有效率，于是最先繁盛。随着时间推移，试管中的分子变得越来越高效。我们开始亲眼目睹分子的进化，这会对生命的起源提供多少认识呢？
  • 为什么普通的冰是白色的而纯净的冰是蓝色的？
  • 已经在地球几英里深的地下发现了生命。生命的存在区域到底能达到多深？
  • 据一个法国人类学家讲，马里共和国的多贡人有一个传说：天狼星有一颗极为致密的伴星。实际上天狼星确实有这样一颗伴星，尽管只有相当精密的天文学技术才能探测到它。那么，（1）多贡人是源于一个曾拥有巨大的望远镜和理论天体物理学的被遗忘的文明吗？或者，（2）他们曾经得到外星人的指点？或者，（3）多贡人是从来访的欧洲人那里听说天狼星的白矮星伴星的？或者，（4）法国人类学家搞错了而多贡人从来没有类似的传说？

　　为什么对科学家来说推广科学是困难的？一些科学家——包括一些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告诉我他们喜欢普及科学，只是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缺乏天赋。知道和解释，他们说，不是同一回事。秘密在哪？
　　我想，只有一个：不能像对你的科学家同事那样对普通大众说话。有些用于传达你的想法的术语可以瞬间被专家所准确地理解；你也许在每天的专业工作中都要用各种方法说到这些语词，但是它们对于那些非专家的听众来说无异于谜语；使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最重要的是，不论你试图解释什么，想一想在你自己领会之前你的理解是什么样子；回忆一下你几乎陷入的误解，清楚地提醒别人；牢记你也曾经一无所知；概要重述你从无知到有知的最初的步骤；永远不要忘记天生的智慧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之中的。确实，这就是我们成功的秘密。
　　付出的努力是微小的，而带来的益处是巨大的。潜在的陷阱包括过分简化，在质量（和数量）上省略，给有关科学家不适当的荣誉，不能充分辨别有用的类推和现实的差别。无疑，妥协是需要的。
　　你做介绍的次数越多，就越清楚哪种方法有效，哪种不行。可以自然地选择隐喻、比喻、类比、铁事等手段。不久你就会发现，踩着听众检验过的踏脚石，你几乎想去哪就可以去哪。你能够根据听众的需要调整你的介绍。
　　像许多编辑和电视制作人一样，有些科学家相信公众太无知或太愚蠢以至不可能理解科学，认为科普工作是根本没有希望的事业，甚至相当于与敌人称兄道弟，如果不是彻底同流合污的话。在构成这种判断的诸多批评之中——伴随着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和对许多极为成功的科普事例的忽视——隐含的是过分的自信，而对于有关的科学家来说则是自毁长城。
　　政府对科学大规模支持的历史并不长，只能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有钱有势的人对少数科学家的赞助早已有之。随着冷战的结束，曾为各种基础研究提供支持的国家防务这张王牌已不会再打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科学家，支持进行科学普及工作。（因为几乎所有对科学的资助都来自公众的财产）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赏识的东西，都容易得到公众的支持。我的意思不是说为杂志，如《科学美国人》写文章，供科学爱好者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阅读，也不仅仅是给本科生开一门介绍性的课程。我所说的是在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上，在对普通大众的讲座中，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课本中努力与人们交流科学的本质和方法。
　　期刊和电视给科学一点关注就能撞击出思想火花，这很重要。但是除了初学者或组织良好的班级和研究班——普及科学的最好方式是通过课本、通俗书籍、CD。你可以仔细考虑，快慢自如，复习困难的部分，比较上下文，深入挖掘。这必须以正确的方法去做，而在学校中通常不是这样。如同哲学家约翰·帕斯莫尔所说的，科学常常是作为学习的一些方法并按常规步骤去应用的一种东西。它是从课本中学来的，而不是通过阅读伟大科学家的著作或科学文献的日常阅读……早期的科学家不像早期的人文学家那样与天才有直接的联系。实际上……学校的课程吸引了错误的一类人来从事科学工作——喜欢常规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和女孩。
　　如果科普能点燃人们的好奇心，那么它就是成功的。要做到这一点，对科学发现作惊鸿一瞥式的回顾就已足够，而不需对如何取得这些发现作出全面的解释。描述目的比描述旅程要容易。但是，在可能的时候，推广者应该试着记录科学发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某些失误、错误的开端和失败的结果及明显绝望时的困惑。至少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提供证据让读者得出他或她自己的结论。这将把对新知识的被动吸收转变为个人的发现。当你自己作出发现——即使你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看见光明的人——你也会永生难忘。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被许多通俗的科学书籍和文章所启发，作者包括乔治·伽莫夫，詹姆斯·金斯，亚瑟·爱丁顿，J·B.S·豪登，朱里安·赫胥黎，蕾切尔·卡逊和亚瑟·C·克拉克——他们所有人都受过科学的训练，其中大多数人是顶尖的科学实践者。当代最优秀的科学普及者中，在生物学方面有史蒂芬·杰伊·古尔德、E·0·威尔逊、路易斯·托马斯和理查德·道金斯；在物理学方面有斯蒂芬·温伯格，阿兰·莱特曼和奇普·索恩；化学方面有洛得·霍夫曼；以及天文学方面弗雷德·豪勒的早期作品。伊萨克·阿西莫夫的写作涉及各个方面。（尽管需要微积分，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中最为令人激动、引人入胜、鼓舞入心的科普作品是理查德·费因曼的《物理学讲座》第一卷。）然而，当前的工作与公众兴趣的需要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当然，如果我们不识字，我们就不能从这些作品中受益，不论它们是多么鼓舞人心。
　　我希望我们能挽救“巴克利”先生和上百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希望我们能停止产生沉闷的、无好奇心、无辨别力的、缺乏想象力的高中生。我们人类需要，也应当得到，完全清醒的、基本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民。
　　科学，我坚持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希望生存到下个世纪并保留其基本的价值观的社会来说，都是绝对重要的工具——我所说的科学，不仅是科学的实践者所从事的，而是应被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们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谁能？

第二十章　火中的房子

　　以下是一些美国高中学生写的：

  • 孩子们会把做作业的时间用来看电视。我必须承认我就是这样。我已经把看电视的时间从每天四小时减下来了。
  • 我不相信这是学校制度的过错，我认为整个国家都是在没有对学校给予足够重视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我知道我妈妈宁愿看我打篮球或踢足球，也不愿意帮助我做作业。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孩子并不在意他们的作业做得对不对。
  • 我认为美国孩子并不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打工，学习不够努力…。很多人说亚洲人比美国人聪明而且他们擅长任何事情，但是，这不是真的。他们不擅长体育运动。他们没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
  • 也许如果教师能令人更加兴奋，孩子们就会更愿意学习…。如果能把科学变得很有趣，孩子们就会愿意学。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早点开始，不要只是教事实和数字。
  • 五年级学生要每周学 33 个小时！在我看来时间太长了，几乎与全日制工作相当。这样我们大可以不做作业而去赚钱。
  • 当你说我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是多么落后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态度好一点？……对你的国家和它的能力感到点骄傲呢？

　　总之，这些学生认为问题并不大；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许多学生同时抱怨讲课、课堂讨论、作业令人讨厌。特别是对所谓的看　MTV　长大的一代，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注意力不集中所困扰。但是花三到四年不断地练习加减乘除将使任何人感到厌烦——悲剧在于，这些学生本来可以学会基础概率论。同样，讲述了各种动植物却未涉及进化论，历史被分解为战争、日期、国王而没有提到对权威的服从、贪婪、无能和无知。所教的英语没有新词的引进和老词的消亡，化学不讲元素从何而来。唤起这些孩子求知欲的办法随手可及却被忽视。因为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仅在他们的长期记忆中刻下被教的很少一点内容，难道用一些被证明是不讨厌的题目来感染他们，激起他们学习的热情不是很重要的吗？
　　大多数写信来的成人认为存在重大的问题。我收到家长的信件谈及有好奇心的孩子愿意努力学习，也对科学充满热情，但是学校和社区缺乏条件来满足他们的兴趣。另一些来信说对科学一无所知的家长牺牲他们自己的舒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科学书籍、显微镜、望远镜、计算机和化学装置；家长教育他们的孩子说，努力学习将使他们摆脱贫困；祖母为深夜还在做作业的学生送茶；同学间的压力使得在学校里不要表现太好因为“这使其他孩子显得很糟”。
　　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来自其他家长的反应：

  • 家长们是否明白如果无知就会成为不健全的人？家里有书吗？有放大镜吗？百科全书呢？他们鼓励孩子学习吗？
  • 家长们应该教给孩子耐心和坚韧不拔。他们能够给孩子的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努力工作的精神气质，但是他们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努力学习的孩子大多是看到他们的家长努力工作和锲而不舍。
  • 我的孩子被科学迷住了，但是她从学校和电视中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的孩子被认为是具有天赋的，但是学校没有丰富学生科学知识的计划。辅导员让我把她送到私立学校去，但是我们付不起私立学校的学费。
  • 同学间的压力很大；害羞的孩子不愿因为在科学方面做得好而显得“突出”。当我的女儿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她对科学与生俱来的兴趣消失了。

　　家长们对于教师还有许多话要说，而一些教师的评论也提到了家长。例如，人们抱怨教师被训练为只知道如何教却不知道教什么；大量的物理和化学教师没有获得物理或化学学位因而在教科学课时感到“不舒服和不能胜任”；教师自己对科学和数学有太多的迷惑；他们拒绝学生问问题，或者回答说“都在书上，去查书吧”。一些人抱怨说生物教师是“创造论者”；另一些人抱怨说他们不是。下面是另一些由教师提出或关于教师的评论：

  • 我们在培养一群笨蛋。
  • 记忆要比思考容易。必须教会孩子们思考。
  • 教师和课程已经降到了最低标准。
  • 为什么让篮球教练教化学？
  • 教师们花费太多太多的时间维持纪律和讲授“社会课程”。没有人鼓励我们自己做决定。“大人物”总是在监视我们。
  • 抛弃学校和大学的终身职位制。去掉那些没用的人。把雇佣和解雇的权利留给校长、教务长和学监。
  • 我的教学的快乐不断地被军国主义式的校长所阻挠。
  • 教师应该根据工作表现付给报酬——特别是学生在标准化的全国测试中的表现，以及学生在逐年的这些测试中的进步。
  • 教师告诉孩子们，说他们不够“聪明”，不能以，例如，物理学为职业，从而窒息了我们孩子的头脑。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上课的机会。
  • 虽然我儿子的阅读能力比同班同学低两级，但他还是升到了下一个年级。让他升级是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教育的角度。但是除非让他留级，否则他永远跟不上进度。
  • 所有的学校（特别是高中）都应该开设科学课。它应与学生们同时学习的数学课紧密联系。
  • 大多数的家庭作业是“为避免学生空闲而布置的作业”，而不是让你思考。
  • 我想丹尼·拉维奇（《新共和国》，1989 年 6 月 6 日）切中要害：“纽约市亨特高中的一名女学生最近解释说，‘我连续得 A，但我从不谈它……，考砸了会显得潇洒。如果你对学校感兴趣并表现出来，你就是个书呆子’。……通俗文化——通过电视、电影、杂志和录像——不断向年轻女士传出这种信息：最好是讨人喜欢、性感和潇洒，而不是勤奋、成功和坦率……。1986 年，研究者发现在华盛顿特区的高中生中存在相似的反学习思潮。他们注意到有才能的学生由于同学间的压力而不愿在学校里表现出色。如果他们在学习中成绩优秀，就会被指责为‘跟白人似的’。”（华盛顿特区黑入居民非常多，而近年来黑人之中流行着一种风气，认为那些追求学业、事业成功的黑人是想忘本，想变得和白人一样）
  • 对科学和数学方面突出的学生给予更多的承认和奖励对学校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发一些带有学校名称的特殊上衣？为什么不在集会、校报和当地报纸上通报表扬？由当地企业和社会组织给予特别的奖励？这将花费甚少而又能克服同学间反对冒尖的压力。
  • 头脑启蒙是改进孩子们对科学和其他事物的理解的唯一最有效的……计划。

　　也有人提出了激烈的、引起争议的意见，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个问题体会的深刻程度。这是其中一少部分：

  • 所有聪明的学生都在寻求迅速赚大钱的方法，所以他们成了律师而不是科学家。
  • 我不想让你改进教育。那样的话就没人来开出租车了。
  • 科学教育的问题在于上帝没有得到充分尊重。
  • 宗教害怕科学头脑中怀疑式的思考，学生们在进入大学以前就早早地被‘洗脑’不要接受科学的思维方法。
  • 科学使自己受到怀疑。它为政客服务，它制造武器，它对大麻的“毒害作用”说谎，它忽视了落叶剂的危险性，等等。
  • 公立学校不起作用。关闭它们。让我们只有私立学校。
  • 纵容溺爱的倡导者、模糊的思维和社会主义的蔓延毁坏了我们曾经伟大的教育制度。
  • 学校方面有足够的钱。问题在于管理学校的白人男子，通常是教练，从来没有聘用知识分子。……它们更关心橄榄球队而不是课程，它们只聘用平庸的、有沙文主义思想的、爱上帝的机械一样的人来教书。这种压制、惩罚和忽视逻辑思维的学校能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 将学校从美国民权联合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其他导致学校纪律败坏和竞争力下降的机构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 人们难以置信地无知和胆小，他们不能容忍听到任何（新的）想法……你没发现吗？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这样一大群无知的、敬畏上帝的人。原因是许多受过教育的人正在失业。
  • 我有时会被要求向国会的职员解释技术问题。相信我，科学教育中存在问题。
    　　
    　　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科学，或数学、历史、英语、地理和其他我们社会所大量需要的技能方面的无知的问题。责任应由各方面承担——家长、选民、地方学校董事会、媒体、教师、政府官员、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当然，再加上学生自己。各年级的教师都抱怨说问题出在低年级身上。而一年级的教师有充分的理由对教那些因为营养不良、家里没有书籍和使人无暇思考的暴力文化而在学习方面产生障碍的孩子感到绝望。
    　　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很清楚，如果父母有一点知识而又能把它传给下一代，孩子将获得多大的益处。一代人在教育、交流技能和学习热情方面即使只有很小的改进也会使下一代人产生很大的进步。每当我听到人们抱怨学校和大学“标准”下降或学士学位不如昔日货真价实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一点。
    　　多萝茜·里奇，来自纽约容克斯的一位乐于革新的教师，相信比特定学术科目重要得多的是对一些关键技能的磨炼，如“自信、坚韧不拔、爱心、团队精神、常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还应该加上怀疑式的思维和好奇心。
    　　同时，具有特殊才能和技能的孩子应得到培养和鼓励。它们是国家的财富。培养这些“天才”的富于挑战性的计划有时被人称做是“精英主义”。为什么学校橄榄球、棒球和篮球代表队的队员的集中训练和校际比赛不被认为是“精英主义”？毕竟，只有最具天赋的运动员才能参加。这里存在一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全国范围都是如此。
    　　科学和其他科目的公众教育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感到绝望并断言无法解决。然而在大城市和小镇仍有一些默默无闻的机构使我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仍有一些地方，在那里思想撞击出火花，唤醒沉睡的好奇心，使我们中的科学家感到兴奋。
    　　你正在爬过一条长长的，极为黑暗的隧道。里面有突然的转弯、下坡和上坡。你穿过一片由羽毛样的东西、水珠状的东西和大的硬而圆的东西组成的森林。你像盲人一样猜测那可能是什么东西。你想起我们对触觉的依赖是多么少。在黑暗与宁静中，你与你的思维在一起。这种体验确实是令人兴奋……
    　　你挤了一下滴瓶，一滴池塘中的水落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你看着投射的影像。这滴水中充满了生命——奇怪的生物在游动、爬行、翻滚，极富戏剧性地追逐和逃避，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远比任何科幻小说更迷人的生物世界……
    　　在我小时候，我被带到纽约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在样片前流连忘返——样片生动地表现了全世界的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在昏暗的南极冰面上的企鹅；在明亮的非洲草原上的㺢㹢狓；浓阴下林间空地上的大猩猩一家，雄性的正在敲打胸膛；一头美洲灰能用它的后腿站着，10 到 12 英尺高，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这些是被“神灯里的妖怪”捕获的三维静止画面。灰熊刚移动过吗？大猩猩眨眼睛吗？当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时，妖怪会回来解除咒语让这些美丽的动物继续它们的生活吗？
    　　孩子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去触摸东西。在那些日子里，在博物馆中最常听到的词就是“不要动手”。几十年前，在科学或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用手碰的，即使是你本可以捡起一只螃蟹仔细观察的模拟潮汐池也是如此。我所知道的可以靠得最近的交互式展品是黑登天文馆的天平，每颗行星有一台。在地球上你的体重是 40 磅，假想你住在木星上，你就会重 100 磅。但不幸的是，在月球上你就仅重 7 磅；似乎你都不可能呆在月球表面上。
    　　今天，孩子们被鼓励去触摸，去拨弄，在计算机上探索由问题和答案构成的带有分岔的可能性之树，或者制造出有趣的噪音，看看声波是什么样子。即使孩子从展览中没有学到所有的东西，或者甚至没有学到关键内容，他们通常仍会吸收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你到那些博物馆去就会被孩子们的情绪所感染。他们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惊讶，从一个展台跑到另一个展台，充满了发现的喜悦。博物馆极受欢迎。去那里的人和去看职业棒球、篮球和橄榄球的人加起来一样多。
    　　这些展览不能代替学校或家庭中的教育，但是它们是启发性的、令人兴奋的。一座好的科学博物馆激励孩子去读一本书，去学一门课，或是再回到博物馆致力于一个发现——而且，最重要的是，学会科学思考的方法。
    　　现代科学博物馆的另一个特征是上映球幕或环幕电影。某些情况下，屏幕有十层楼高并环绕在你的周围。史密森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在它的朗利剧院首映过最好的影片。《飞翔》即使在看了五六遍之后仍使我哽噎。我看到许多派别的宗教领袖在看了《蓝色的星球》之后转而支持保护地球的环境。
    　　当康奈尔大学和依萨卡学院开学的时候，我住的小镇——纽约的依萨卡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到 5 万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种族，周围被农田环绕，像许多东北部地区一样，曾作为 19 世纪制造业基地的依萨卡，正经受着衰退的痛苦。我的女儿所在的比佛利·J·马丁小学的半数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两名义务科学教师，德比·列文和伊尔玛·列文尼，担心最多的就是这些孩子。如果对于某些孩子——比如说，康奈尔大学教授的孩子们——来说，天空都不是他们的发展界限，而其他孩子却没条件接触到科学教育带来的解放人心灵的力量，那就太不正常了。从 60 年代开始，他们定期到学校去，推着便携式的图书馆手推车，上面装满了家用化学品和其他有关的东西，为的是传播科学的魅力。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孩子们可以去亲身体验科学的地方。
    　　1983 年，列文和列文尼在当地报纸上登了一条小广告，邀请社区成员讨论个想法。有 50 人到场，从中产生了科学中心第一届董事会。一年之内他们在一座未租出的办公楼一楼弄到了展览场地。当房主找到了付钱的承租人之后，蝌蚪和石蕊试纸被装箱运到了一幢空的沿街大楼内。
    　　随后他们又搬到另一处地方，直到一个叫做鲍伯·莱泽斯的依萨卡人，一位以设计新颖的社区运动场闻名世界的建筑师，制定并捐赠了永久性科学中心的建设方案。当地公司的赠款足以从市里买下一块被遗弃的土地，随后雇佣了康奈尔的土木工程师查里斯·特劳特曼担任经理。他和莱泽斯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家园建设者全国委员会的年会。特劳特曼叙述了他们是如何介绍“一个社区渴望为他们孩子的教育承担责任，并弄到了许多捐赠的关键物品如窗户、吊灯和木料”的。
    　　在他们开始建设之前，几座旧的泵房必须被拆掉。康奈尔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承担了这个任务。带着安全帽，挥动大锤，他们愉快地完成了工作。“这种事情，”他们说，“如果我们在别的地方干通常会惹来麻烦。”在两天内他们运走了 200 吨碎砖烂瓦。
    　　随后的景象完全是美国式的。许多人的担心消失了。按照拓荒者建谷仓的传统，社区成员——瓦匠、医生、木匠、大学教授、管子工、农夫、年幼的和年老的——都卷起袖子来修建科学中心。
    　　“连续不断的一周七天的日程表被保持下来，”特劳特曼说，“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来帮忙。每个人都被分配一份工作。有经验的志愿者建楼梯，铺地毯和瓷砖，整理窗户。其他人涂油漆，钉钉子和运送物资。”镇上大约有 2200 人贡献了 4 万个小时。大约 10% 的建筑工作是由犯了轻罪的犯人完成的；他们宁愿做点什么也不愿意闲坐在监狱里。10 个月之后，依萨卡有了世界上唯一的一座社区兴建的科学博物馆。
    　　在 75 个展品中既强调科学过程又强调科学原理的交互式展品有：魔术照相机；一台参观者可以通过彩色显示器观看并可以将任何物体放大 40 倍拍摄下来的显微镜；世界上唯一与基于卫星的国家闪电监测网连接的公共接点；一个 6×8 英尺的，大得人可以走进去的照相机；一个由本地页岩构成的化石坑，在那里参观者可以寻找 380 万年前的化石并保留他们发现的东西；一条叫做“斑点”的八英尺长的大蟒；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其他实验、计算机和活动。
    　　仍可以在那里找到列文和列文尼，他们是专职的志愿者，义务向市民和未来的科学家传授知识。读者文摘基金支持和扩展了他们的梦想，使通常会被剥夺天赋的学习科学权利的孩子有机会学到知识。通过该基金的全国青春朝气计划，依萨卡的孩子得到了集中的指导以发展他们的科学知识、解决矛盾和就业的能力。
    　　列文和列文尼认为科学应该属于每个人。他们的社区同意这一点并承诺实现这一梦想。在科学中心建成的第一年，共有来自 60 个国家 50 个州的 5.5 万人参观。对于一个小镇来说这很不错。它使你想知道，如果我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更美好的未来共同努力，我们还能做点别的什么。

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路

　　我们不必相信许多人所说：唯有自由人才应得到教育。
　　我们更应相信哲学家所言：唯有受过教育的人才是自由的。
　　　　　　　　　　　　　　　　　　《论文》爱比克泰德
　　　　　　　　　　　　　　　　　（罗马哲学家和前奴隶）

　　弗雷德里克·贝利是一个奴隶。19世纪20年代当他在马里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没有享受到父亲和母亲的照料。（“这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以后写道：“孩子们在未满12个月之前就和他们的母亲分离了……”）他正是那些不计其数的奴隶孩子中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未来理想生活的前景几乎是零。
　　在贝利成长历程中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一些事情给他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他说：“我常常在黎明时分被我的一个姑姑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所惊醒，她过去常常被绑在一根地板的托梁上，鞭子打在她赤裸的背上直到她几乎被鲜血覆盖。……从日出到日落。他总是在奴隶们中间不停地恶咒、痛骂、鞭打、砍杀……似乎展示他的凶残与暴戾能使他获得了无穷的乐趣。”
　　无论是在种植园还是在教堂讲坛，无论是在法庭还是议会大厅，奴隶们被不停地灌输着一种观点，那就是，他们生来就低贱、他们遭受苦难是上帝的旨意。《圣经》中的许多章节都确认了宽容的奴隶制。尽管奴隶制有其可怕的本质，甚至奴隶制度的执行者也肯定注意到了这种可怕的本质，但是，这种“特殊制度”却以其自有的方式依然得以维持。
　　最能揭露奴隶制度本质的一个规则是：奴隶们总是被迫保持文盲状态。在奴隶制时期的南部，教奴隶读书的白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为“使奴隶变得令人满意”，贝利后来写道：“使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人是必要的。将他们的道德和精神变成一片空白也是必要的，并且尽最大可能彻底消除他们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奴隶主一定要防止奴隶们听、看和思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说在非正义的社会里，读书和批判性的思考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
　　现在来看看弗雷德里克·贝利在 1828 年时的情景。那时他是一个十岁的非裔美国儿童，身为奴隶，他没有任何合法律的权力，自从他被人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后，长时间自己生存。他像小牛犊或小马驹一样从破烂的贫民窟的家中被卖到一个陌生城市巴尔的摩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家，从此开始了他永无止境的苦难生活。
　　贝利被安排为休·奥尔特上校和其妻索菲娅干活，他奔波于农场和城镇之间，不仅要干农活还要干家务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他每天都能接触到信件、书和一些能够读书的人。他发现了他称之为读书的“秘密”：在那些书页上的字母和读书人的嘴唇运动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些黑字的笔画和发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于是，他在别人无法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地学习小汤姆·奥尔特的《韦伯斯特拼写书》。他记住了字母表上的字母，并尝试着体会它们发音所代表的意义。最后，他请求索菲娅·奥尔特教他学习。索菲娅被这个孩子的智力与勤奋精神所打动，或许她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禁忌，于是她答应了教他学习。
　　就在弗雷德里克开始拼写三四个字母的单词时，奥尔特上校发现了这件事，狂怒之下，他命令索菲娅停止这种教育。当着弗雷德里克的面他解释道：“黑人除了孝忠主人做他所吩咐的事情以外应该一无所知。学习会使世界上最好的黑人变坏。现在，如果你教这个黑鬼读书，那就不能再让他留下来，学习对于黑鬼来说是永远都不该做的事。”奥尔特就是这样严厉地责备索菲娅，好像弗雷德里克根本不在场或者是根木头。
　　但是，奥尔特向贝利揭示了一个大秘密：“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权力。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什么是从奴隶通往自由的道路。”
　　索菲娅变得沉默寡言并受到威胁，弗雷德里克再也得不到她的帮助，只得另外寻找读书的方法，包括请教放学走在大街上的白人学生。然后，他将学会的东西教给他的黑奴伙伴们，他说：“他们的头脑如此饥渴，……他们的精神被禁锢在黑暗之中。我教他们，因为这是我精神上的快乐。”
　　读书获得的知识在贝利的逃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逃到了新英格兰，在这个国家奴隶制度是非法的，黑人是自由的。他改名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这是沃尔特·斯科特的《湖畔夫人》中一个人物的名字），以逃避对逃亡奴隶的悬赏追捕。后来他成为美国历史上一名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领袖。在他整个一生中，他认为受教育是奔向自由的出路。
　　在人类生存于地球上的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内，没有人能够读书写字。那时没有伟大的发明。除了第一手经验以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通过口头语言流传下来的，就像孩子们玩的游戏“打电话”。经过几十代和数百代的流传，信息逐渐偏离了原意和丢失了。
　　书改变了这一切。价格低廉的书籍使我们有能力购买，使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过去，汲取我们人类的智慧，了解其他人的，而不仅仅是那些统治者的观点；与最好的老师们一起深刻地思考人类历经辛苦从自然中得出的深刻思想。深刻思考我们全球的和整个人类历史中所得出的伟大思想。书籍能够让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先人在我们的头脑中与我们谈话。无论我们身处何处，书可以伴随我们。当我们理解速度很慢时，书会耐心地等待我们。书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反复阅读那些难懂的部分，从不批评我们的疏忽。书是我们理解世界并参与民主社会的钥匙。
　　用某些标准衡量，非裔美国人自从解放以来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获得了重大发展。1860 年，估计仅有 5% 的非裔美国人能够读书写字。1890 年，据美国统计，有 39% 的非裔美国人识字。1969 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96%。从 1940 年到 1992 年间，完成高中学业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从 7% 上升到 82%。当然还需要考察教育的质量和文化水准的测试方法。考察标准应该根据每个种族群体的不同情况设定。
　　美国教育部的一项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整个国家有 4000 万成年人仅具读书写字的文化水平。其他调查结果更糟。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近十年来惊人地下降，仅有 3% 到 4% 的人在五级阅读水平测试中得到最高分（而这组每个人都上过大学）。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差。阅读能力最高的人中只有 4% 的人生活贫困，而阅读能力最低的人中却有 43% 的人生活贫困。当然导致它们阅读水平低下不是仅有一种因素，但总的来说，读书量与收入是成正比的，这些阅读水平最低的人平均年收入为 1.2 万美元，而阅读水平最高的，平均年收入达 3.4 万美元。如果说阅读水平不一定是获得好收入的必备条件的话，但也似乎是很需要的。如果你是文盲或几乎不通文字，你就有更大的可能进监狱。（在评析这些事实时，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从相关因素中不恰当地推理出起因。）
　　另外，没有文化的生活和更为穷困的人也不懂得投票机构会对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可能会有帮助作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与选举。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主制度。
　　既然身为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能够自学成才、成就伟业，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更为进步的时代的人却没有阅读能力？当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那样聪颖和具有那样大的勇气的人几乎不再有，但是也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原因：
　　如果你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有很多书可供阅读，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叔叔、婶婶及表兄弟都以读书为乐，那么你自然也要学会读书。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以读书为乐，那你怎么会认为在读书上花费工夫是值得的呢？如果你能得到的教育质量不高，如果老师只让你死记硬背，而不教给你思维的方法，如果你刚开始读书就接触到几乎像天书一样的东西，那么，学会阅读就成了难以攀登的荆棘小路。
　　你必须使知识内在化，这样它们才能成为你自己的东西。你要记住几十个大小写字母、标志和标点符号，你还要逐个记住数以千计的固定拼写。要牢记许多硬性规定的绝不能违反的语法规则。如果你在没有开始学习之前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即家庭不给你提供基本支持，会对你大发光火、对你的要求不予理睬、让你做其他的事情，你时时会感到处于危险之中，并具有自我仇恨的心理，你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读书太费劲，不值得如此劳心费神。如果有人不断地给你传递这样的信息：你太笨，不适合读书（或具有相当于功能障碍的疾病，对读书过于冷漠），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对你这样的看法提出相反的意见，你就很可能会接受这种有害的建议。但总是有像弗雷德里克·贝利一样的孩子能够战胜困难。而很多人却做不到。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的潜在的方法，如果你很穷，你可能会在读书，甚至思维方式上，都遭受到另一种打击。安·德鲁彦和我都出生于饱受贫困折磨的家庭。但是我们的父母亲都是热爱读书的人。我们的一个祖母学会读书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曾经给过一位流动老师一袋洋葱当学费。在以后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她都一直坚持读书。我们的父母在纽约公立学校时接受了这个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个人卫生学和病菌理论。他们学会了美国农业部推荐的儿童营养配方，仿佛这些配方是从西奈山上流传下来的一样。政府发行的儿童健康的官方书籍由于反复地翻阅，书页散落，他们就将书页黏合到一起。书的四边也都卷曲，主要的建议也都被画线加注。在每一次家人遇到治疗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查阅这本书。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父母戒了烟，这是他们在大萧条时期所能享受的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得到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充。安和我十分幸运。
　　最近研究表明，很多食物不足的孩子理解和学习能力也会减弱（“认知损害”）。孩子们并非要到濒临饥饿时才会发生这种损害。即使是在美国的穷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营养不良也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食物，在婴儿出生之前，在幼儿时期和童年时期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当食物缺乏的时候，人的身体就要决定如何将有限的食物输送到身体最需要的地方去。生存第一，生长第二。在这种营养配比中，人体不得不将学习放在最后考虑。身体在想，愚蠢地活着总比聪明地死去要强一些。
　　与大多数健康的孩子对学习具有强烈的热情和兴趣不同，营养不良的孩子总是表现得厌倦、反感或者冷淡。更严重的营养不良将导致初生儿体重不足，最糟糕的形式表现为大脑变小。而且，即使看似健康的孩子也可能因缺铁而导致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直接下降。缺铁症可能对美国四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造成了伤害。它损害了儿童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其后果对其进入成人期以后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现在人们认识到，一度被认为是程度比较轻的营养不良，其实很可能是与终生的认知缺陷有联系的。即使是在较短时期内营养不良的孩子都会造成学习能力的下降。每个星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儿童在忍饥挨饿。铅中毒，这种旧城区的常见病也会导致严重的学习能力缺乏。用许多种标准来衡量，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贫穷范围在美国逐步扩展。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儿童目前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的儿童贫困率。
　　根据另一项调查，仅仅是在 1980 年到 1985 年间，死于无法防治的疾病、营养不良和其他可怕的贫穷所造成的后果的美国婴儿和儿童，比死于越南战争中美国人的总数还要多。
　　联邦或州级机构普遍建立了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物计划、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夏季食物供应计划，所有这些努力尽管还不能满足所有需要食物的人的要求，但确实起了作用。如此富裕的一个国家应该完全有能力为其儿童提供充足的食物。
　　有些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有害影响是可以消除的，比如，铁补充疗法可以消除缺铁贫血症的后果，但并非所有的损害都可以挽救。阅读困难，即各种有损读书能力的不协调症状，可能使我们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同样都有可能受到影响。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生理上的、心理上的或环境上的）通常无法确定。但是现在已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有读书缺陷的人学习读书了。
　　应该说任何人只要接受教育都可能学会读书。但是，在美国的很多学校里，读书教育方法就像是在向学生教授一种无人知晓的文明时代中枯燥而又难以接受的象形文字。在很多教室里甚至找不到一本书。可悲的是，成年人对学习文化的需求远远超出供给。
　　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国家家庭文教中心已经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对这些家庭的孩子和父母们实施阅读教育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三到四岁的孩子与一位家长、祖父母或监护人一起每周三天去学校学习。上午成年人学习基本的文化技能，孩子在预科班学习。然后家长和孩子共进午餐，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他们“学习如何共同学习”。
　　当问到有关人员家庭文教计划的结果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时，我们得到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回答：这种学习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控制力，通过了高等学校同等水平的考试、进了大学、找到了新工作以及与孩子们大大地改善了关系。孩子们的收获是：对父母更关心、更具有求知欲，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回答：对未来充满信心。类似的计划也可以在高年级中实行，传授数学、科学及其他更多的知识。
　　在早些年代，美国曾被吹嘘为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也许是最高）的国家（当然，当时奴隶和妇女不计在内）。早在 1635 年，在马萨诸塞已有了一些公立学校。1647 年，所有的城镇的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 50% 以上的“家庭”。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教育民主制度已遍及全国。世界各国的政治理论家到美国来亲眼目睹这一国家奇迹：大量的普通从业人员都能读书写字。美国对教育的投入推动了发明创造，开创了具有活力的民主进程，并产生了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今天，美国在文化普及程度方面已不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很多人被评定为不具有阅读能力，他们不理解非常简单的文字材料，比如大大低于六年级教科书水平的书籍、使用说明书、公共汽车时间表、抵押协议或者选举计划。今天六年级的教科书已达不到几十年前的教育标准，而工作岗位对职工文化的要求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文化水平低下所付出的代价对其他每一个人来说是惨重的：医疗费用和住房的费用、犯罪和监狱的费用、特殊教育上的费用、生产力丧失所造成的花费，以及那些具有潜在的聪明才智的头脑为解决这些困扰我们的难题所需要的费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文化是从奴隶制度通向自由的必由之路。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奴隶制度和自由，但是读书永远是寻求自由的道路。

　　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将近 20 岁的时候，他逃向自由之路。他与新婚妻子安娜·缪莉在新贝德福德定居，开始过上了普通工人的生活。四年之后他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在那时的北方，想听到著名的演讲家——也就是白人演讲家——发表抗议奴隶制度的演讲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即使是那些奴隶制度的反对者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本身是有点低人一等的。1841 年 8 月 16 日的一个晚上，小小的楠塔基特岛上，大多数曼彻斯特反奴隶制学会的成员虔诚地聆听着一些新思想的传播：一个根据自身的苦难经历所发出的反对奴隶制度的声音。
　　他出色的举止和社交风度粉碎了当时流行的非裔美国人“天生卑怯”的神话。在所有的评论中他对于奴隶制度的罪恶的雄辩分析被誉为美国演讲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当时主张废除黑奴制度的领袖威廉·路易德·加雷逊就坐在前排。当道格拉斯演讲完毕，加雷逊站起身来，转向为道格拉斯的演讲所倾倒的听众，用高昂的声音发问道：“我们刚才听到的演讲是谁作出的？一个东西、一件财物、还是一个人？”
　　1843，在马铃薯饥荒发生之前不久的一次在爱尔兰的巡回演讲中，他被那里可怕的贫穷深深震撼。他写信给加雷逊说：“我在这儿所见到的许多事情使我回想自己从前的境遇，我承认，我感到羞愧，因为我只反对了美国的奴隶制度，但我现在知道了人类进步是全球性的事业。”他直言不讳地反对消灭土著人的政策。在 1848 年的塞尼卡秋季会议上，当伊丽莎白·凯迪·斯坦婷号召大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努力时，他是所有人种组织中表示大力支持的唯一的男性。
　　1895 年 2 月 20 日夜里，在黑奴解放 30 多年之后，在一次与苏姗·B·安东尼共同参加的妇女权利集会中，他倒下了，从此长眠不醒。

第二十二章　概率与运气

　　棒球和足球有其阿兹特克原型，橄榄球实质上是狩猎的一种稍加改变的再创造的运动形式。在我们尚未进化成人类之前，我们就已开始玩这种游戏了。长曲棍球是古代土著美洲人进行的一种运动，曲棍球是从这种游戏演变而成的。但是篮球却是一种新运动。远在人类开始篮球运动之前，人类已经在制作电影了。
　　起初，他们没有想到要在桃形的篮子下面挖一个洞，这样就不用再爬一段楼梯去拿回球了。但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这种运动就有所发展变化了。这种发展过程主要是在非裔美国人运动员的手中完成的。篮球最终发展成为最完美的形式，它是才智、精确、勇气、胆量、预见性、技巧、团体合作、优美与文雅的一种最佳组合的运动形式。
　　篮球完全不像足球那种身体接触性很强的运动，它是一种技巧的较量。这是一种全场人盯人的运动，两队攻防转换迅速、接运球、在空中截球、将不知从何处高高飘飞过来的球从空中塞进篮筐，这一切构成了智慧和健美的结合，是头脑和身体的和谐与统一。难怪这项运动令人如痴如醉。

　　好运气不是经常遇到的，即使是在并非特定的事情中也是不会经常出现的。运气会造成一些令人疑惑的事情。如果我将一个硬币连续用手抛十次，硬币正反面出现的顺序是：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10 次中有 8 次正面，其中连续出现 4 个正面！似乎其中有一种不可能改变的规律性。
　　但是后来我想到，如果我继续抛这枚硬币，在一个排列更长的顺序中隐含了这样一种规律：正正反正反反正正正反正反正正正正反正反反正反正反反。如果允许我只注重某些结果，而不管其他结果，那么我总是能够“证实”我的运气中有意外情况。这是谎言探测装置所探测出的一个错误结论，运气仅仅是你最喜欢的状态而已。我们仅记住了自已过五关斩六将，却忘记了走麦城。

　　多年以来，大量的、容易使人轻信的、使人丧失批判能力的电视系列片和“特别节目”——如特异功能、心灵感应、百慕大三角区、UFO、古代宇航员、大脚兽等等——层出不穷。具有固定风格的电视系列片“我们在探索”一开始就宣称绝不对各种观点作任何评价。在这个节目中，你可以看到对奇迹的急切表达的愿望，尽管它们根本就经受不起即使是最基本的科学怀疑精神的检验。不管什么人，只要面对摄像机，随便说些什么都是对的。在这些节目中，任何可能的解释都需要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的思想从未表露过。“视点与不解之谜”的情况也是同样，正如片名所示，平淡无奇的谜底不受欢迎，数不清的离奇结果被炒来炒去。
　　“我们在探索”频繁地采用本质上有趣的主题，系统地歪曲证据。如果现在有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解释，还有一个特别非同一般的超自然的或从特异功能角度所作出的解释，你就知道他们要炒作哪一个。我们可以信手拈来一例：有一个作者在其书中说，比冥王星更远的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行星。他的证据来自古代苏美尔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个圆柱形印章，这方印章篆刻于望远镜发明之前。他说，他的观点逐渐被专业天文学家们所接受。在他的书中，只字未提天文学家在研究海王星、冥王星的移动规律以及宇宙飞船在更远的距离进行的四次探险，试图发现他所说的那颗行星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失败。

　　在电视科幻片中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星际迷航》，尽管这个片子很吸引人，其画面展示了动人的国际和星际间大战的宏伟场面，却在许多地方缺乏最基本的科学事实根据。斯波克先生是人类与一种在火神星上独立进化的生命形式的杂交生物，一般来讲，这种杂交成功的可能性不会比人与洋蓟之间杂交更大。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大众文化中开创了外星人与人类杂交的先例，这种思想后来变成了外星人绑架传说中的重要内容。随后在各种“星际旅行”的电视系列片和电影中出现大量的外星人种也是必然的。我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看的只是那些矮小的人类变种。这种现象是受经济利益驱使而形成的。这种影片的拍摄费用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工资和一个乳胶面具的成本，但却完全背离了进化过程的随机的本质。如果真有外星人，我想他们中的大多数看上去比克林贡人和罗姆兰人更不像人类（而且技术水平差距甚大）。《星际迷航》一直没有认真地看待进化论问题。
　　在很多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甚至是很肤浅的科学内容（对情节并不重要的漫不经心的台词与科学基本无关）也是有很大缺陷的。制作组仅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雇一个研究生读一下脚本草稿，检查一下其科学内容的准确程度。但是，就我所知，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在其他很多方面堪称楷模的电影《星球大战》出现把“秒差距”说成是速度单位而不是距离单位这种简单而愚蠢的笑话。如果在这方面稍加留意，他们甚至还能够改进情节。当然，他们也可能通过电影向广大观众传授一点科学知识。
　　电视给轻信者提供了大量的伪科学。电视节目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医药和技术，但却难以找到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在大型商业电视网中，在那些经理们的眼中，科学节目就意味着收视率降低，利润的减少。除了钱任何东西都不重要。在电视雇员中也有拥有“科学记者”头衔的人，偶尔也听说有一部新闻影片是专门讲科学的。但我们从这些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看到科学，而只是医学和技术。我怀疑在所有的电视网中是否有主要工作就是阅读每周的《自然》或《科学》的雇员，看看是否有具有新闻价值的科学发现。每年秋季宣布诺贝尔科学奖的时候就是“播送”科学超级新闻的时候，这是向公众解释授奖意义的机会。但是，我们听到的几乎总是这样的话：……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够战胜癌症。今天在贝尔格莱德……”
　　在广播节目中或电视脱口秀节目中，在那些无聊的星期日早间节目中，中年白人围坐在一起彼此附和，这其中到底有多少科学内容呢？你最后一次听到美国总统发表对科学的明智的评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全美国所有的电视剧中都没有一个讲述献身于探索宇宙运行规律的英雄？当一桩轰动的谋杀审判案使得人人都在随意地谈论 DNA 测试的时候，电视合是否在黄金时间特别节目中专门报道过核酸和遗传问题？我甚至记不得是否在电视上看过有关电视工作原理的准确而细致的描述。
　　迄今为止，能够引起人们科学兴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电视了。但是这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媒体在传播科学给人们带来的愉悦和教给人们科学方法方面却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然而“疯狂的科学家”这架机器却在呼呼地喘息着继续向前开着。
　　在美国 90 年代初的一次民意调查中，2/3 的成年人对“信息高速公路”一无所知；42% 的人不知道日本位于何处；38% 的人没听说过“大居杀”一词。但是听说过门内德斯、博比特以及辛普森谋杀案的比例却高达 90% 以上；99% 的人听说过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对一男孩性骚扰的事情。美国可能是全世界娱乐最多的国家，但是它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加拿大和美国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电视观众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科学节目。在北美的公共广播系统中有一个叫做“新星”的很好的科学系列节目。有时候在“发现”或“学习”频道，或者加拿大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也有很好的节目。比尔·奈在公众广播服务中心开办的“科学小子”节目发展迅速，其特点是节目引人入胜，涵盖了科学的很多领域，有时甚至还对发明的过程进行讲解。但是，大型电视网的节目编排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没有反映出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更别提反映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好处了。

第二十三章　麦克斯韦和“科学呆子”

　　思维模式化种类繁多。种族群体思维模式化，各个国家的国民和宗教的思维模式化，性别和对男女优先权的认识模式化，对在一年中各个出生时间的看法模式化（太阳星座占星术），对职业看法模式化。对这些模式化的最宽容的解释将其归咎于一种思维惰性：不是根据人的优点或缺点对人进行评价，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零星信息，然后将这些零星信息归入到以前建立的数量本来就不多的认识框架中。
　　这样做省去了思考的麻烦，但却造成了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深刻偏见所付出的代价。思维懒惰也使人不与大多数人进行接触，思维模式与人的思维多样性格格不入。即便在许多情况下模式化的思维方式有效，但肯定在很多个别情况下是要失败的。人的类型呈钟形曲线。平均值上显示的是每种不同特性的人，而极特殊的少数人分布在曲线的两个极端。
　　有些模式化的形成是没有控制各种变量，忘记了其他可能起作用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例如，模式化的思维方式通常认为，在科学领域内几乎没有女性。很多男科学家对此态度十分明确：这种情况证明女性缺乏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从气质上讲，科学不适合她们，对她们来说科学太难了科学要求具有一种女性所不具有的才智，她们太容易感情用事而难以探求客观事物。你能想象得出有什么伟大的女理论物理学家吗？……诸如此类。但从那以后，这种错误认识不攻自破。今天的女性已在大多数科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我所从事的天文和行星研究领域，女性近来异军突起，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为天文学吹来了一股急切需要的清新空气。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所有的著名男科学家都那么权威性地宣称女性在智力上有缺欠，他们遗漏了什么信息呢？坦率地讲，是社会使妇女们不能进入科学领域，然后指责她们不能从事科学。他们混淆了原因和结果。

　　有的科学家在社交方面相当笨拙。科学家中的“呆子”比例更高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与他人交往中没有天赋的人就到那些无需与人打交道的事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中去寻求自己的天地；也许对艰深难题的刻苦研究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们难有闲暇去学习社会处世方面的知识。或许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

　　发明收音机和电视机所需要的物理学来自一个没有人能预想到的方向。
　　
　　所有的磁性——包括存在于条形磁铁或马蹄形磁铁中的磁性——都产生于运动中的电。

　　正如费曼所指出的，我们通过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依赖固体的、可以感觉到的物理接触所获得的感觉，用来解释当你拿起切黄油的刀时它就到了你手中之类的问题，但这种感觉只是一种误解。物理接触意味着什么？当你拿起一把刀、推秋干，或者有节奏地拍打水床形成水波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现象？当我们深入研究时，我们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物理接触。实际上，是你手上的电荷影响了刀、秋千或者水床中的电荷，反之亦然。不论日常经验或一般的感觉如何，这里其实只有电场的相互作用，并没有什么物体实际接触。
　　没有哪个物理学家起初就对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表示厌烦，并期望用某种只能被极少数高深的理论物理学家才能理解的数学抽象概念来代替它们。实际上，他们一开始也和我们大家一样，有着感觉舒服的、标准的、通常的概念。问题在于自然并不遵从人们的愿望。如果我们不再坚持我们认为自然应该怎样去行为的观点，而是以一种开放和接纳的思想去面对自然，我们就发现通常的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的呢？因为我们关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学来的，都是在数百万年中当我们的祖先还过着群居的狩猎生活时所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感觉就是一种不可信赖的导引，因为狩猎的群居者不是靠对变化的电磁场的理解来指导自已的生活的。不了解麦克斯韦方程组也不会受到进化过程中的任何惩罚。但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我们可以毫无夸张地说，麦克斯韦引导我们进人了现代物理的时代。

　　理查德·费曼用下面的文字阐述了我们关于麦克斯韦变化的电磁矢量的寂静世界的观点：
　　让我们尝试着想象一下电磁场在这个讲演厅的空间中是个什么样子。首先，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磁场，它来自地球内部的流体——即地球本身固有的磁场。还有不规则的、基本上属于静电场的场，它们可能是许多人在他们的椅子上挪动或将衣袖在椅子扶手上摩擦而产生的。还有一些通过电线中的振荡电流而产生的磁场，这些场以每秒 60 个周期的频率变化，与博尔德水坝的发电机同步。更有趣的是电磁场以更高的频率变化。比如，当光从窗户到地板，从一面墙到另一面墙时，就有以每秒 18.6 万英里的速度运动的电磁场的振荡。此外还有从温暖的前额传输到冰冷的黑板的红外波。我们还忘记了穿过这个房间的紫外光、X射线和无线电波。
　　飞越这个房间的是携带着爵士乐队的音乐的电磁波。有很多波被一系列表达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事件的场景的脉冲所调制，或者我们想象的阿斯匹林溶解在胃中的脉冲。为了证实这些波动的存在，只需打开电子设备将这些波动转化为声音和图像。
　　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分析那些最小的振荡，就会发现那些从十分遥远的地方传到这个房间的很小的微电磁波。现在就有了电场的微弱振荡，其波峰相隔有一英尺的距离，它们是从百万英里之外刚刚经过金星的“水手2号”宇宙飞船上传输给地球的。它的信号装置中装载着关于各个行星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收集从行星向宇宙飞船传播的电磁波而获得的）。
　　有些非常微弱的电磁场振动是来源于亿万光年以外——字宙中最遥远的角落里的星系——的波动。现在这一事实已通过“将房间里装满电线”的方法得以证明，即建立一个像房间一样大的天线。这种无线电波已经从空间中的不同位置被探测出来，而这种太空空间即使用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也难以观察到。即使是这些光学望远镜也仅仅是电磁波的收集器。我们所说的恒星仅仅是一种推测，通过我们从它们那儿得来的物理事实，通过对到达我们地球的电磁场的永无止境的复杂波动的细致研究而推断出来的。
　　当然，更多的是通过数英里之外的闪电产生的场，当带电的宇宙射线微粒快速穿过房间时会产生场并发生其他变化。在你周围空间中的电场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啊！

　　1992 年 10 月，在莫哈韦沙漠，在波多黎各喀斯特岩溶洞谷，我们开始了一项迄今为止最有希望、最强有力并最全面的对外星智能生命的搜索计划。美国航空航天局第一次组织并参与这项计划。我们将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使用最为敏感的仪器和最高的频率对整个太空进行探测。如果在组成银河系的 4000 亿颗恒星中有一颗星上有生命给我们发射无线电信号，我们将有极大的可能接收到。
　　仅一年后，国会毁掉了这项计划。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十分重要，利益有限，代价过高。但是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文明的进步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宇宙深层次的问题，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我们是否是孤独的文明形式”更为深刻的问题。即使我们永远破译不了那些信息内容，但是，收到这样的信号也能够传送出我们关于宇宙和我们自身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来自先进技术文明世界的信息，那么，其现实益处将是前所未有的。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并非基础薄弱，它受到了科学界的热烈支持，也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公众对于这项事业的热情是广泛而持久的，而且认为开展这项研究是值得的。此外，这一计划也并非代价昂贵，其费用每年仅约一架军用直升机。
　　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关心费用的国会议员们为何不更多地关注一下国防部。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所有的费用应该符合和平时期的要求，而国防部每年仍要花掉 3000 多亿美元的费用（政府内的其他机构还有很多为改善生活增加福利而实施的计划）。当我们的后代回顾我们这个时代时可能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惊异——我们拥有探测其他生命的技术，但是我们对许多有益建议却充耳不闻，反而一味坚持花费大量的国家财富来使我们免于遭受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敌人的袭击。

　　政府一直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施加压力，迫使其将经费支持重点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支持技术、工程及应用。国会建议取消美国地理勘查局，削减对于地球易受损害的环境研究的财政支持。国家航空航天局对于已获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所需的财政支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很多青年科学家不仅找不到经费开展研究，他们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近年来，美国各公司的工业研究和开发经费全面削减。政府用于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同期也在下降（80 年代，只有军事研发经费在增长）。在年度支出中，日本是世界上对民用研究和开发投资最多的国家。在计算机、通信设备、航空航天、机器人、科学精密设备等领域，美国在全球出口份额的比例下降，日本的份额在上升。同一时期，美国把大多数半导体技术中的领先地位让位给了日本。美国的彩电、录音机、电唱机、电话机及机械工具的市场份额也急剧下降。
　　基础研究领域是科学家自由追随其好奇心和探索自然的地方，不要求在短期内获得可见的实际效果，而是探索知识本身的真谛。科学家当然对基础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事业，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也是使他们成为科学家的首要因素。但是支持基础研究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有利于人类的重大发明大量涌现的原因。少数规模宏大的、野心勃勃的科学研究计划是否就应该获得比数量众多的小型研究计划更多的投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麦克斯韦第一次得出四个基本电磁方程式时，他并没有想到收音机、雷达和电视；当牛顿首先了解了月球的运动规律时，他从没梦想到过太空飞行或通信卫星；当伦琴研究一种被他称为 X 射线的神奇的穿透性辐射时，他并未打算用于医疗诊断；当居里夫人辛苦地从数以吨计的沥青轴矿中提炼出含量极少的错时她没有想到过癌症的治疗；当弗莱明②注意到一株细菌菌落周围长满霉菌的现象时，他没有打算用抗生素来拯救无数人的性命；当沃森和克里克对 X 射线对 DNA 衍射产生的结果感到迷惑不解时，他们没有想到过这个发现可用于遗传疾病的治疗；当罗兰和莫里纳开始研究卤素在平流层光化学中的作用时，他们并没有指出氟利昂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
　　国会议员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不时忍不住嘲笑那些要求政府资助的看起来很费解的科学研究建议。甚至于像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威廉·普鲁克斯米尔这样有才华的议员也有偶尔颁发“金毛羊”奖的习惯——很多是为了纪念一些表面看起来毫无用处的科学工程的奖——包括外星智能生命搜索计划。我猜想以前的政府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弗莱明先生只是希望研究发臭乳酪中的虫子；一位波兰妇女只是想从数以吨计的中非矿石中筛炼出极少量的她说能在黑暗中发光的物质；开普勒先生也只是想听听行星们所唱的歌。
　　这些发现以及其他大量的发现为我们这个时代增添了光彩，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发现使我们过上现在的生活。这些发现完全是那些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思考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创造的，是在同行们严格的检验下进行的，是对自然进行基础研究获得的结果。在最近 20 年中，日本在工业可应用的发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但是可应用的发明是如何获得的？它们来自基础研究，来自对自然本质问题的研究。只有通过这些基础研究，我们才能获得用于发明实用技术的新知识。
　　科学家们有义务，特别是当他们要申请大笔经费的时候，就更需要非常明确而诚实地说明他们要进行的研究。超导超级对撞机（SSC）可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探究物质的细微结构和早期宇宙本质的重要工具。它的造价估计在 100 亿到 150 亿美元之间。1993 年，这个工程在花费了近 20 亿美元之后被国会取消了，这个结果无论对科学家还是对政府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但是这场争论的结果却不是最糟糕的。我认为，争论主要告诉了我们政府对科学支持的兴趣日益降低。国会中几乎无人知道现代高能加速器的作用。它们不是用来制造武器的。它们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在很多人看来，它们是用来产生令人担忧的称作“阐释万物的理论”的东西。包括各种对夸克、吸引力、气味、颜色等物质存在形态的解释，让人听起来似乎物理学家很聪明。至少是在那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国会议员们看来，整个事情说明“一帮‘书呆子’在发疯”。我想这是一种描述建立在探究精神基础上的科学的不大宽容的方式。如果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也就不可能有人会为此而掏钱。我曾经读过一些试图说明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必要性的材料。在说明其最终用途上，有些材料写得还不错，但是没有任何文章是真正为那些具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却不乏怀疑精神的人写的。如果物理学家们申请 100 到 150 亿美元去建造一个毫无实用价值的机器，那么他们至少应该花大力气，用复杂的图形、术语和可以使用的英语来说明他们的建议的合理性。我想，资金管理不善，财政、有限和政治上的不称职，这些都是导致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失败的关键因素。
　　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种关于人类知识自由市场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依靠政府资助，而应与社会其他机构和寻求资金的人展开竞争。如果他们的研究得不到政府资助，就必须参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那么，在我的名单上罗列的任何科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其基础性研究。现在基础研究的费用要比麦克斯韦时代大得多，这些费用不仅用在理论研究上，尤其用在实验研究中。
　　即使是基础研究要参与自由市场竞争，但是自由市场的力量是否能支持基础研究？如今仅有10%的值得称赞的医学研究申请课题获得了经费。花在庸医上的钱比用于所有的真正医学研究上的钱却要多得多。如果政府不支持医学研究将会出现什么结果？
　　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就在于它在未来将产生其应用效果，这种应用价值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另外，没人知道基础研究的哪些领域会具有或不具有实用价值。如果科学家都不能作出这种预测的话，政治家或实业家们可能作出吗？如果自由市场的力量只注重于短期效益——正如美国的公司中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必然会大幅度衰退一样—一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就等于放弃了基础研究吗？
　　砍掉基础性的、按照科学家的兴趣所进行的科学研究无异于吃掉玉米种子。今年冬天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点吃的，但是明年我们将拿什么去种植，以使我们和子孙后代们能有足够的玉米以度过下一个冬天呢？
　　当然，我们的国家和人类正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难题。但是减少基础科学研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科学家并不构成一个选举集团，他们也没有可以有效地向议员进行游说的团体。然而，他们的许多工作都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放弃基础研究将会对科学家的勇气、想象力造成挫折，使我们未竞的美好研究项目毁于一旦。它还可能会沉重地打击那些我们曾描绘过的假设的外星生命，它们再也看不到未来。
　　当然我们需要扫除文盲的工作、教育、就业、足够的医疗和国防力量、环境保护、老年人的保障、预算平衡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社会是富足的，难道我们不能培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麦克斯韦吗？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例子，我们难道真的无力支付仅值一架进攻性直升机的钱（相当于购买玉米种子）用于倾听来自外星生命的声音吗？

第二十四章　科学与巫术

　　将科学介绍给公众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仅仅为了出售一点科学小成品。传播科学的重点在于科学的思维方法，而不仅是介绍科学的成果。他们坚信广大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是抵制迷信、防止执拗棉狭思维方式的有效手段。正如科普专家沃森·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另一位科学家甚至认为，公众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将会起到“最终战胜愚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重要，但也很难实现的目标。
　　事情很明显，尽管科学家不断地提出抗议和要求按严格的科学原则办科学博览会，但是，博览会的展品中基本上没有真正的科学内容。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科学思想渗透到我的脑海之中，对我童年时期的思想进步具有帮助作用。公司和消费者仍是博览会关心的重点，而且基本上没有涉及科学思维方式的展览内容，也没有起到保障自由社会发展的作用。

　　半个世纪后，恰值苏联解体前夕，安·德鲁彦和我在莫斯科城外一个叫做佩里德尔基诺的小村庄里参加一次宴会。这个小村庄是共产党官员、退休将军及一些受宠知识分子的消夏之地。这里充满着对新自由——特别是表达自己思想，即使是政府不喜欢听的思想的权利——的渴望的气氛。蕴藏在公众中的日益增长的期望正在迅速发展。
　　尽管苏联已经开始提倡公开性，但是在人们中间还是广泛存在着许多疑惑。当权者真的允许自由开展对他们的批评吗？言论、集会、新闻、宗教信仰的自由真的会被允许吗？从未体验过自由的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吗？

　　《1984》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引人注目的政治虚构小说，它是根据斯大林主义苏维埃联盟的真实事实写成的。在这个国家，篡改历史已经形成了制度。斯大林当权不久，他的对手列昂·托洛茨基——一个在 1905 和 1917 年革命中的伟大人物——的肖像就开始消失了。
　　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了，他们确信这就是他们的历史。而老一辈的人却开始感觉到他们想起了某些事情，这是一种政治错误记忆综合征。乔治·奥威尔把他们的真实记忆与领导人希望他们相信的事情之间取得一致的思维方式描述为“双重思维”。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还能记得斯大林在革命中的次要作用，而托洛茨基实际上起主要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都被指责为叛徒、无法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托洛茨基分子”或“托洛茨基法西斯”，他们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被迫当众承认他们的叛国罪行，然后被处决。如果你绝对控制了媒体和警察，如果你拥有一代人的时间去实现你的目标，要改写千百万人的记忆是可能的。几乎在任何时候，这种方法都是用来满足掌权者加强控制，满足国家领导人的自我陶醉、妄自尊大、偏执多疑的需求的。它使改正错误的机制完全变成人为的控制过程。其作用是使公众忘记他们所犯的重大政治错误，这样就能够保证他们最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真实静物、活动图片和录音带进行全盘伪造，从技术上讲毫无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机，批判的思维能力在日渐下降，重新编造新的社会记忆似乎是可能的，甚至用不着秘密警察的过多关注。我这里所设想的并不是指由国家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在特殊治疗室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置入事先设计好的记忆。我所说的是，对新闻报道、历史书籍具有强大控制权力的少数人，他们对舆论的控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心中的各种形象，甚至对公众的整体态度产生重大的变化。
　　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在 1990~1991 年间的现实事件中得到了微弱的证实。就在那段时间内，伊拉克的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有了一个突然的转变，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亲近同盟——能够生产好商品、拥有高技术、武器精良，甚至拥有卫星智能数据——变成了一个危害世界的、对邻国财富垂涎欲滴的魔鬼。我本人不是侯赛因先生的崇拜者，但是他如此迅速地就从一个美国人几乎没有怎么听说过的人变成了邪恶的化身，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奇。这些天以来，令人愤怒的政府机构正忙于其他事情。我们对于那些策动和控制公众舆论的权力将永远掌握在有责任心的人之手这一点是否有信心呢？
　　想把历史真相永远封锁是十分困难的。新的资料库不断地被公开。具有新思想的、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少的一代历史学家成长起来了。80 年代后期和在此以前，安·德鲁彦和我还定期地非法携带一些托洛茨基的书——《俄国革命史》到苏联，这样我们的同事就能知道一些他们自己的政治起源的真相。在托洛茨基遇害（斯大林的刺客用锤子砸碎了托洛茨基的头）50 周年纪念日时，《消息报》称赞托洛茨基是“伟大的、无可指责的”革命家。一个德国共产党的刊物更将他描述为：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剑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 24 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UFO、阿司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 3.5 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他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齐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留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和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总统发布的每一个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将吸食大麻列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埃塞俄比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出温哥华 5 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出温哥华 10 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特定和通常有益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 21 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 5 世纪的中国，获得相印必须在家乡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下面这段摘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肋：
　　地球上的每个政府都具有某些人类弱点的形迹，都有一些腐败、堕落的蛀虫。他们的狡诈迟早会被发现，他们的道德堕落会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公众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当政府效忠无人监督的统治者时，这个政府便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即使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也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他们的思想必须得以升华……
　　杰斐逊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宪法的实际起草工作。在联邦宪法正式确立的过程中，他正出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当看到联邦宪法条款时，他非常高兴，但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认为，联邦宪法的一个缺陷是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期限。杰斐逊担心，如果这一点不在联邦宪法中确定下来，将会使得总统变成国王。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人权法案。杰斐逊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法案，那么，公民——每一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将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他主张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与众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常识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从个人来讲，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甚至不愿意批评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对其主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蒙特塞罗戏院大厅里的攻击泰然处之。但是，他认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种条件中的首要条件。他认为，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与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教育的费用是无足轻重的。他告诫说，只有国家是由民众来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我希望最近的移民公民权利宣言和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中应包括“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之类的话。那将真正体现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同时希望当总统宣誓就职时，对美国的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当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创建人——杰斐逊、华盛顿、塞缪尔、约翰·亚当斯、麦迪逊、门罗、本杰明·富兰克林、汤姆·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也是向历史学习的学生。他们深谙人类的易犯错误的本质、弱点以及易于趋向腐败的特性。他们的英语准确流利。他们自己撰写演讲稿。他们既现实又实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高尚的行为准则。他们不需要询问民意测验专家这个星期要思考什么，他们知道应该思考什么。他们乐于进行长远思考、作出比下一届总统选举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要求以政治家或游说议员者为谋生职业。他们是我们人类中最出色的人。他们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精通科学。他们试图为美国长远未来描绘出一种方向——不是建立法律，而是为什么样的法律应该得以通过设定限制。在什么样的法律应允许通过的问题上采用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如采用设置限制的方式那么广泛。
　　《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人类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建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美国大约只有 250 万公民。而今天公民人数则增长了约 100 倍。假如那时有 10 个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那么，今天应该有 10×100=1000 个杰斐逊。
　　这些人在何处？
　　《联邦宪法》之所以是一部大胆而敢于创新的文件，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保障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只要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形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英明到预见到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时究竟需要什么观念——即使某些观点与我们的直感明显相冲突，而且在过去曾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文件能够保证它有权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的个人观点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时，大多数人是赞成言论自由的。然而，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
　　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

  • 枪支拥有者有使用首席大法官、白宫发言人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肖像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的自由；受到伤害的普通市民有烧掉美国总统肖像的自由。
  • 即使是鬼神的崇拜者讥讽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嘲笑了我们视为亲切可爱的所有东西，但是，只要他们不违反联邦宪法规定有效的法律条款，他们就有权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
  • 断言一个人种比另一个人种“优越”的说法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或很流行的书，不管它们多么有害，政府都不应该查禁。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 个人或者团体都有权自由谈论犹太或共济会的阴谋正遍及整个世界，或联邦政府与撒旦结盟。
  • 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个人都有权赞美如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之类有无可争议的恶名的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甚至可恶的观点也有发表的自由。

　　由杰斐逊、麦迪逊及他们的同伴所建立的制度为那些不理解这个制度的起源，并希望用另外的制度替换它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途径。
　　兰德尔·特丽在 1993 年 8 月的一个集会上讲道：“让不宽容的思想冲击你们吧。……是的，憎恨很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召唤我们去控制这个国家……我们不想要多元论。”
　　这些言论的表达是受到保护的，按照《人权法案》的条款，这种言论的表达确实受到了保护。即使是在获得了机会的时候，这些受到保护的言论甚至会废除《人权法案》。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部《人权法案》所允许我们的言论自由，使每个公民都知道《人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
　　用什么方法防止人类自己少犯错误？其他学说和机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错误的机制？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人种？是民族主义？还是除了炸药和自动化武器，所有一切都与文明相分离？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黑暗之中，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屡犯错误？他们不需要蜡烛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认为，使一种观点噤声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以真理取代谬误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这面的论点，那便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密尔还写道：“如果社会让相当数量的成员仅仅像小孩子般地成长，使他们不能在对长远目标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决定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应当受到谴责。”杰斐逊曾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文明状态下使愚昧与自由共存，那么，过去做不到，今后也做不到。”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想法：“一个社会想用少量的自由换取少量秩序，那它将一无所得，它也不应该有所获得。”
　　当人们获准倾听其他观点并参加实际的争论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例如雨果·布莱克，年轻时是三K党党员，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历史上最高法院重大裁决的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部分是依据联邦宪法第 14 条修正案。该法案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当他年轻时，他穿上白袍子恐吓黑人，老了时，穿上黑袍子恐吓白人，据说这是法律允许的。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通常充当自由的先锋，它们从束缚人类思想的羁绊中挣脱而出。自由是进行精确科学实验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无法维持极权主义政府和展开技术竞争的一个原因。同时，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放与怀疑主义的巧妙结合，以及对多种观点和争论的鼓励——是在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进行精确的、自由的实验的前提。
　　在 17 世纪，如果你提出“为什么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 18 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联邦宪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托马斯·杰斐逊这样说：
　　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他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

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讲授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我的妻子为我在过去 10 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予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