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种种》书摘
（开放人文系列丛书）
ISBN 978-7-5478-0100-0
笔记
“这个生物虽然不说话，但它肯定在思考！”这种习以为常的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
心灵不只存在于脑中，还存在于身体各部分之中。脑本只是平等的众器官之一，在人类这里，它慢慢爬上了掌权的位子，有了更强大的力量。以这种观点，移植脑到另一具身体，并不意味着个人永生，而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混合意识的诞生，身体里有两个心灵。
很多生物看上去有心灵，但很可能并不会思考。以“同一性”为例，许多动物需要重复识别出同一物体，如母亲、埋食之树。人类可以思考母亲这一概念，但于动物来说，母亲可能只是一系列气味、形状、颜色的集合。恰恰因为它们无法反思母亲的概念，而只能基于一些外在特征判断，导致它们很容易被骗。比如鸭子会把出生后看到的第一个大物体当作妈妈，而螃蟹可能会住进一个人工假冒的卵石巢穴中。
狗可以在 10 年后认出主人，是因为它意识到了主人这个概念，还是对一系列化学物质的反应形成了特定的条件反射呢？
达尔文式造物只有一种适应外界的方式，不适应的被淘汰，适应的得以繁殖；
斯金纳式造物有多种适应方式，通过尝试可以选定适应外界的特定方式；
波普尔式造物可以通过内部的洞察与预演，主动选择适应外界的方式。
动物躲藏、追捕而不知道自己在躲藏、追捕，它们是精神系统而非心灵的受益者。有些动物甚至可以在这种神经系统的反射下做出相当复杂的行动。学者们推测动物实际上有一个“配对清单”，在长期的演化中让他们自然习得“如果发生 A，那么就做 B”这样更能生存下来。
如果匹配清单有效，那为什么人还会产生意识？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有意识的个体更不容易被对方欺骗，在前面的例子里，因为人可以对母亲的概念进行反思，所以就不容易被不真正是母亲的物体蛊惑，有意识的个体有好几层机制可以互相反馈，来证明这一形而上的“母亲”概念和面前的这个人是相等的。其次，当“配对清单“太长的时候，意识也变得必须，因为单纯的神经反射已经无法应对这么复杂的内容。
产生心灵的必备条件是什么呢？这里的答案就比较常规了，丹内特认为是语言和符号。具备语言，人才得以反思，才可以在脑海中对自己和他人采取意向姿态，能够问“我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而符号——有可能作为语言的一部分，则起到了将所有外部事物分类、标签的作用，从而让头脑像图书馆一样“索引”，才有了无穷无尽的概念。而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动物也可以做同样的事。
人们喜欢问“鸟在筑巢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但这个问题可能一开始就错了，就如同问“每天我系鞋带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排除刚学会系鞋带时的场景，我们在系鞋带时其实没有任何感受，往往是手指完成了这个动作而自己并没有注意到。鸟可能就是这样，它在筑巢，但不需要对筑巢这个行为进行反思和思考。看起来有目的的动作，和这个动作附着在一定的意识之上，这二者之间不一定能建立起联系。
能认为虽然鸟可能不一定在思考，但它的意向性行为还是赋予了其道德地位吗？丹内特认为这也需要怀疑。小孩在面临极端痛苦时会有两种欺骗自己的“分离”策略，起到镇痛的作用。这就意味着疼痛和受苦的概念是可以分开的：既然人也可以让自己的疼痛的时候不受苦或少受苦，那动物就更有这种可能。
没有受苦感的疼痛具有道德份量吗？疼痛作为动物的一种应激反应，与我们触碰含羞草它就会合拢树叶之间是否反而有更多的相同点？而对于人类来说，受苦的含义可能不仅仅来源于疼痛，而是被殴打，被伴侣抛弃。这些事件本身就意味着受苦，因为这导致你想象自己的死亡，想象只会孤独的生活，这是比单纯的疼痛感更靠近我们心灵的部分。
第一章 心灵的种类
了解你自己的心灵
我们真的确信所有人都有心灵吗？也许你是宇宙中唯一的心灵呢？也许其他一切东西，包括本书的所谓作者，都只是一些没有心灵的机器呢？我第一次冒出这个古怪念头还是个小孩。也许你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我的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也声称他们在小时候曾独立地冒出并好生想过这个念头。当他们获知这是个很常见的、名为“唯我论”（solipsism）的哲学假说时，常常会觉得很好玩。从来没有人长久地把唯我论当真，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如果我们知道唯我论是愚蠢的，如果我们知道还有其他心灵，那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们有心者，我们用心者
要思考非人类动物是否具有心灵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追问它们是否具有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我们的心灵，因为我们真正有所了解的只有我们的心灵。不管心灵在别的方面还会咋样，它应该类似于我们的心灵才行，否则我们就不能把它叫做心灵。因此，我们的心灵，我们最初所唯一知道的心灵，是我们必须由之开始的标准。如果没有这一共识，我们就只是在愚弄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说着废话。
“我们——只是我和我的狗”听起来一点也不让人吃惊，而“我们——只是我和我的牡蛎”就有些不像话了。我们相当肯定狗是有心灵的，却非常怀疑牡蛎也有。
作为有心灵者的一员意味着一种极端重要的保障：特定道德地位的保障。唯独有心灵者才会操心，唯独有心灵者才会在乎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对你做了一些你不想让我做的事，这就事关道德了。它有关系，是因为它关系到你。或许它的关系不是太大，或许你的权益为各种理由所压倒，或许你很在乎这样一个事实正说明我做得对（比如我因为你做了坏事而公正地惩罚你）。不管是哪种情况，你对它的在乎都会影响到道德天平的平衡。如果花儿有心，那么我们对它们的所作所为对它们来说就很有关系，而不是只关乎那些在乎花儿遭遇的人。如果根本没有谁在乎，那么花儿的遭遇也就无所谓了。
有些人会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们会坚持认为花儿也有某种道德名分，哪怕没有任何有心灵的东西知道或在乎它们的存在。比如，不管其是否被欣赏，它们的美丽自身就是好的，所以当其他情况相同时，就不该被毁坏。
如果我们错误地扩大有心灵者的范围（比如说假定我们真是觉得既然细菌有心灵，我们就不应该杀死它们），就会使我们为了一些在伦理上根本不重要的东西而牺牲许多合法权益享有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宠物、我们自己的权益。关于堕胎的争论正是面临这样的难题：有的人认为十周的胎儿显然有心灵，而另一些人认为显然没有。认为没有的一方可能会说，十周的胎儿不应比一条坏疽的腿或者一颗脓肿的牙享有更多的权益，因此为了有心灵者的权益就可以将它除掉。反之，如果胎儿确实已经有了心灵，那么不管我们怎样决定，我们都必须在考虑其临时宿主的权益时也考虑胎儿的权益。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如果不受干扰，胎儿将很快发展出一颗心灵，那么，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其预期的权益呢？在这些情况下，有没有心灵这一点对于道德名分问题的重要性就表现得特别清楚，因为假定所讨论的胎儿是无脑畸形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就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里，道德与科学方法所追求的方向是相反的。伦理的路数是宁滥毋缺。而科学的路数则强调举证责任。比方说，作为科学家你不能只是宣称说哪里有谷氨酸分子（一种参与神经细胞间信号传递的神经递质）哪里就有心灵。你必须证明这一点，而且你的证明要以所谓“零假设”为背景：如果证明不了有心灵，就意味着没有心灵。
话与心
由于我们人类能够交谈，我们以地球上其他一切造物难以企及的方式共享着一个主观世界，并且知道我们确实如此。当然，那些（尚）不会用语言来交流的人是例外，所以才会有如何了解新生儿或聋哑人的体验这样的问题。
“出于狗知而我们不知的原因，许多狗母亲不会与它们的儿子交配。”。狗无疑具有拒斥这种近亲繁殖的本能，可是作者凭什么觉得狗对自己的本能之原因的洞察更甚于人对其本能之原因的洞察呢？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人在本能上非常不愿做的，而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为何会这样觉得。如果我们是在探讨科学问题的话，那么未经证明就假定狗比我们更能洞察它自己的本能欲望，是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忽略了零假设。非常简单的生物体可以十分契合地与它们的环境和同类相协调，却对这种协调一无所知。
无言之心的问题
存在着某些我们的好奇心所系统性地不可及的心灵，它们不可以被任何研究所了解、查验或洞察。
面对这样一个前景，传统的反应是欣然接纳。确实，心灵是终极的未知领域（terra incognita），超出了全部科学所能达到的范围，而且，就无言之心而言，也超越了所有推心置腹的对话。然后呢？我们的好奇心还应该用谦卑来中和一下。不要混淆了（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与（关于我们如何知道它的）认识论问题。面对存在着探索极限之外的事物这个美妙的事实，我们必须学会泰然处之。
显然，我们自己经常不假思索地做一些很机灵的事情，我们做起这些事来是“自动”或“无意识的。比如，当你行走在坎坷的地面上，利用边缘视觉中关于形体光流（optic flow）的信息来调整步长时，你的体验如何？答案是：没什么体验。即使你努力，也无法注意到这一过程。熟睡时，你的左臂转到了一个让左肩过分扭曲的位置，这时你的感觉像什么？什么也不像；因为这并非你的经验的组成部分。你会迅速而无意识地换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丝毫不打断自己的睡眠。如果我们被要求谈论我们心理生活中这些推定的部分，我们只会一无所获。无论我们身体里为了控制这些机灵的行为而发生着些什么，那都不是我们心理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另一种值得考虑的前景就是没有语言的动物中，有一些根本就没有心灵，而只是“自动地”或“无意识地”在做各种事情。
面对这个前景，传统的反应同样是欣然接纳。没错，有的生物完全没有心灵。细菌就没有，变形虫与海星也很可能没有。甚至蚂蚁，哪怕从事着很聪明的活动，也可能只是一些无心灵的自动机，在世上忙忙碌碌却毫无任何体验或思想。鳝鱼又怎样呢？小鸡又怎样呢？老鼠又如何呢？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断定有心灵与无心灵生物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而这又正是我们知识不可避免之局限性的另一个方面：这些事实或许是系统性地不可知的，而不只是难于发现。
新生儿令人心颤的一点是，从第一分钟起，就有个人儿在那里了。任何人俯身在他的小床上，凝视他时，他都会回视。
如果这一观察是关于我们人类观察者如何对视线接触本能地作出反应的话，那是正中要害，不过由此也说明了我们多么容易被误导。例如，我们可以被机器人愚弄。
我们来设想另一个关于胳膊的寓意不同的例子：某人的手臂在一次可怕的事故里被截断了，但是外科大夫认为可以再把它接上。那么当断臂躺在手术台上，仍然那么柔软而温热时，它会感到疼痛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应该给它注射麻醉药呢？尤其是如果我们计划在再植之前先用手术刀从断臂上切掉一些组织的话。）你会说，多么蠢的说法啊，要想感到痛，必须要有颗心。只要断臂没有与任何具有心灵的身体相连，不管你对它做仟么，都不会使任何心灵受苦。但是，也许断臂有它自己的心灵呢？也许它一直有却只是不能告诉我们呢？是啊，为什么不呢？它里边确实有相当数量的神经细胞，而且还在激发着。如果我们发现某个完整的生物有这样多活动着的神经细胞，我们会强烈地倾向于假定它它能够感到疼痛，哪怕它不能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来告诉我们。在这里，直觉是相互冲突的：手臂没有心灵，尽管它包含了很多通常会使我们相信某些非人类动物具有心灵的活动与物质。
那么，重要的是行为吗？假设你用手指捏那条断臂的拇指，它竟然捏了回来！你就会给它用麻醉药吗？如果不，为什么不呢？因为它的反应只能是一种“自动”的反射吗？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还是说，这里的不同是由神经细胞的组织方式造成的呢？
这些让人伤脑筋的例子思考起来很有趣。而且，当我们试着去摘清楚我们的直觉如何是这样时，也会学到关于我们那些朴素心灵概念的一些重要事实。
有一种前景我们应该考虑，哪怕我们最后又把它排除掉：或许语言并非处于心灵的外围；或许加上了语言的那种心灵与没有语言者所能拥有的那种心灵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把两者都叫做心灵将是个错误；就是说，或许我们对其他生物有着为我们所不及而于它们却当然的、丰富的心灵体验的那种感觉，不过是错觉而已。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958）有句名言，“即使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能理解他”。这无疑是一种可能性，但它却让我们的注意离开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当一头狮子会说话时，我们能够凭借平常在不同语言之间做翻译所需的那种努力很好地理解他，只是我们与他的对话无法回答任何关于普通狮子心灵的问题，因为他那配备了语言的心灵将是如此的不同。或许将语言加给一头狮子的“心灵”恰恰是首次给予他以心灵！或许也不会。但不管前景怎样，我们都应该进行研究，而不只是根据传统去假定不会说话的动物的心灵与我们自己的很像。
如果想要找到一些其他的研究途径，而不是无批判地依赖于我们的前理论直觉，我们应该如何开始呢？让我们考虑历史的、进化的途径吧。心灵并非从来就有。我们有心灵，但我们并非自古就存在。我们是从那些只有较简单心灵（如果那是心灵的话）的生物进化而来的，而它们又是由那些只有更为简单的候选心灵的生物进化来的。这样，大约在四、五十亿年前，曾经根本就不存在心灵，不管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至少，在这颗行星上没有。而后发生了何种创新，以什么次序，又是由于什么呢？这里，虽然关于日期与地点的细节只能是推测，但主要的阶段是清楚的。这样，等我们讲完了这个进化的故事，我们就至少有一个可以试着用来归置我们那些难题的格局了。
第二章 意向性：意向系统方法
质朴的开端：能动性的诞生
某些大分子有如下的神奇能力：如果让它们漂浮在原料丰富的培养基里，它们会无心地建构然后散发出与自己完全相同或几乎完全相同的拷贝。DNA 及其祖先 RNA 就是这样的大分子。它们是这颗行星上一切生命的基础，因而也是所有心灵的历史先决条件。在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出现之前，在地球上有大约十亿年时间，自我复制的大分子不停地变异、生长，甚至修复自己，越来越精于此道，同时一遍遍地复制着。
这真是超凡的技艺，让一切现有的机器人望尘莫及。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大分子有我们那样的心灵呢？当然不是。它们甚至还不是活的，从化学上讲，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极大的晶体。
病毒以显然无心的方式相互作用，产生出一些相当惊人的结果，最主要的结果就是自我复制。
连病毒自己的复制都是由细胞来完成的；它自己仅有的贡献只是一种专门地与病毒 RNA 相适应的蛋白质因子。这种酶只有当病毒 RNA 上出现了一个“口令”时才激活。当它看到这个口令时，就会高效率地复制病毒 RNA，而不理会数目多得多的宿主细胞 RNA 分子。这样，宿主细胞里面很快就充满了病毒 RNA。这些 RNA 被包裹到也是大批量合成的病毒外壳蛋白里面。最后细胞破裂，释放出许多后代病毒颗粒。整个过程不过是一个自动运行的程序，连最小的细节也忠实地重演着。
这里，分子生物学家曼弗雷德·艾根径直采用了好些涉及能动性的词汇：为了复制，病毒必须为自己信息的大量增殖“有所安排”，为此目的，它创建了一种能“看到”自己的口令并“忽略”其他分子的酶。这当然是一种诗意的放任，因为这些词的意义在这里被临时扩展了。但这是一种多么难以抗拒的扩展啊！这些关于能动性的词汇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所述现象中最突出的特点：这些大分子是系统性的。它们的控制系统不光是高效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它们对差异有着恰当的敏感，很会投机取巧，机灵而狡黠。它们当然可以被“愚弄”，但却只可能被那些其祖先并不曾规律性地遇到过的新情况所愚弄。
这些非人格、不反思、机器一般、毫无心灵的小片分子机械，正是所有能动性的最终基础，因而也是世界上的意义与意识的基础。
在分子生物学显微镜下，当大分子们复杂到能够完成行动，而不只是呆在那儿发挥作用时，我们就目睹了能动性的诞生。它们的能动性并不像我们所具有的能动性那样羽翼丰满。它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却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人类能动主体能够在有意识地仔细考虑正反两方面理由之后，完成意向行为。大分子的能动性则不同。它们的行为当然也是有理由的，但它们自身却意识不到那些理由。然而，它们那种能动性却是我们这种能动性的种子得以滋生的唯一可能土壤。
我们是这些自我复制机器的后代。我们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的祖先是爬行动物，爬行动物的祖先是鱼类，鱼类的祖先是蠕虫般的水生动物，这些水生动物又是几亿年前由更简单的多细胞生物进化来的，而这些多细胞生物是在大约 30 亿年前由自我复制的大分子繁衍而来。这世界上只有一棵家族树，所有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不光是动物，连植物、藻类和细菌也都可以找到。你与每只黑猩猩、每条蠕虫、每片草叶、每株红杉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所以说，大分子也是我们祖先中的一员。
你不仅是这样的大分子的后代，你还是由它们组成的：你的血红蛋白分子、你的抗体、你的神经元、你的前庭眼动反射机制-你的身体在分子以上的每个分析层次（当然包括你的脑）都由无知无觉地完成着奇妙而精巧工作的机械所组成。
或许，当我们以科学的眼光看到病毒和细菌无心地忙碌着它们的破坏活动，看着这些可恶的小自动机们的恶行，我们已经不再战栗。但是不能认为我们可以坦然地将它们视为外来入侵者，视为与构成我们的那些更为相容的组织截然不同。其实，构成我们的那些自动机与入侵我们的本是同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人性光环将你的抗体与它所攻击的抗原区别开来。你的抗体只不过刚好属于你这一伙，所以才替你打仗。那几十亿个凑在一起构成你的脑子的神经元也是细胞，跟引起感染的细菌和啤酒或面团发酵时飞快繁衍的酵母细胞是同一种生物个体。
作为可以完成有限数目任务的小能动体，细胞差不多与病毒一样没有心灵。当足够多的这种笨笨的小东西——小人儿聚集在一起，真的能得到一个有意识、有一颗真正心灵的货真价实的人吗？按照现代科学，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造出真正的人来。除非我们真的具有某种神秘的额外成分，就像二元论者和活力论者过去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就是由机器人组成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数万亿的大分子机器构成的。而所有这些最终又都来自最早的自我复制大分子。因此，某种由机器人组成的东西能够展示出真正的意识，因为如果有任何东西展示出真正的意识的话，你就是其一。
我们的大分子祖先（这不是在比喻，它们真正是我们的祖先）在某些方面是像能动体的，正如前面所引用的艾根的描述所清楚表明的。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无可非议地是被动、随机地四处漂浮，被推得忽东忽西。你或许会说，它们是箭在弦上等待行动，却又不是满杯希望或者毅然决然或者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它们可能大张着嘴，却只是像老鼠夹子一样无心无意。
那是什么改变了呢？不是什么突然的事情。在我们的祖先有心灵之前，它们先有了身体。首先，它们变成了简单的细胞，即原核细胞。原核细胞逐渐吸收了某些入侵者，或者说寄宿者，而最终成为复杂的细胞，即真核细胞。那大约是在简单细胞出现之后 10 亿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已经成为极其复杂的机器（由机器构成的机器所构成），不过它们仍然没有心灵。它们的行动轨迹与过去一样的被动和缺乏方向，只不过现在它们已经装备了许多专门化的子系统，用于从环境获取能量与物质，并在必要时保护和修复自己。
这一切相互协调的零件的精密组织还并不太像心灵。亚里士多德为它（或者为它的后代）取了个名字，叫做营养灵魂。营养灵魂不是跟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你自己也有一个营养灵魂（一种自我调节、自我保护的组织方式），它与你的神经系统很不一样，而且更为古老，由你的新陈代谢系统、免疫系统和你身体中其他极其复杂的自我修复与健康维持系统构成。这些早期系统所使用的通信线路不是神经而是血管。在出现电话与无线电之前，就已经有邮政服务了，它缓慢但可靠地在世界上传输着装有重要信息的物质包裹。在生物体中出现神经系统之前很久，身体依靠各种低技术邮政系统-在体内循环的液体，缓慢而可靠地将重要的信息包传输到需要将其用于控制与自我调节的地方。我们在动勃与植物身上都能看到这一古老邮政系统的后代。在动物体内，血流输送着货物与废物，但从很早开始，它已经是信息高速公路了。在植物中，液体的运动也提供一种相对原始的，从植物体的一部分向另一部分传递信息的媒体。不过在动物中，有个主要的设计革新，这就是能够更为迅速而高效地传输信息的简单神经系统的进化。只不过它仍然主要专职于内部事务，是自主神经系统的祖先，而自主神经系统根本就不是心灵，而更像一个控制系统，更多地与植物那维持活系统的基本完整性的营养灵魂类似。
我们将这些古老的系统与我们的心灵鲜明地区分开来，但奇怪的是，我们越是了解它们运作的细节，越觉得它们与心灵相似！那些小开关就好像一些原始的感觉器官，而开关打开或关上时产生的效果就好像意向行为。何以见得？因为产生的这些效果是由信息调节的目标寻求系统。这些细胞和细胞集合体似乎是些小的、头脑简单的能动体，是专职的仆役，遵照其对情况的知觉而行事，由此合理地推进着各自执着的事业。世界充满了这样的实体，从分子那样的到大陆般大小的，并且不仅包含“自然”的物体，如植物、动物及它们的组成部分（以及其组成部分的组成部分），也包括许多人造物。恒温器就是这种简单的伪似能动体的常见例子。
这些实体，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都被我称做意向系统；而使这些实体的能动体性质（伪似的也好真实的也好）可见的视角，我将它叫做意向姿态。
采取意向姿态
意向姿态把一个实体（人、动物、人造物、其他任何东西）当作似乎是以自己的“信念”与“愿望”来统率其“行动选择”的理性能动体。意向姿态是我们人类彼此之间通常所采取的态度或视角，那么对其他东西采取意向姿态就好像是在故意将它拟人化。
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计算机程序可以把一台计算机变成国际象棋棋手。尽管它们在物理层次和设计层次上千差万别，我们都可用同一个简单的解释策略来对付这些计算机棋手：只要把它们看作理性的能动体，想要取胜而且知道国际象棋的规则与原理以及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那就行了；预测和解释它们行为的问题就立刻变得比来用物理姿态或设计姿态时简单许多；在对弈过程中的任一时刻，只需要看看棋盘，列出一张轮到计算机走时它能走的所有合法步子就可以（通常有那么几十个备选的走法）。为何你可以只是局限于合法的步子呢？你推断道，因为它想要赢，并且知道只有走合法的步子才能赢，所以它理性地给了自己这些限制。接下来，把这些合法棋步从最好（最聪明最合理的）到最坏（最愚蠢最自取灭亡的）加以分级，并作出你的预测：计算机将走最好的那步棋。你很可能无法肯定哪步棋最好（计算机对局面的“理解”可能比你更好！），但几乎总是可以选出四五步候选的步骤，这样仍然给你带来巨大的预测效力。
有时候，当计算机面对困境时，比如说只有一步非自杀性的棋（被迫的一步）可走时，你可以极有把握地预测它的下一步。物理定律并没有限定这一步，该计算机的具体设计也不会去限定这一步。之所以限定于这一步，是因为走这一步的理由要远远好过任何其他步。任何棋手，不管是什么物质材料做成的，都会走这一步。哪怕是鬼魂或天使也会走这一步！你那意向姿态下的预测是基于你的一个大胆假定：这个计算机程序无论如何设计，它一定设计得足够好，因而可以为这样一个好理由所打动。你在预测它的行为时，它就好像是一个有理性的能动体。
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向姿态无疑是很有用的捷径。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我们所赋予的目标是不是地道的、自然的或者说是所谓能动体“真的领会了的”，意向姿态（当它能行的时候）都能行，而且这样的宽容对于理解地道的目标寻求当初如何建立起来是至关紧要的。大分子当真想要复制自己吗？不管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向姿态都解释了原因。以一种简单的生物为例，比如真涡虫或者变形虫，它们并非随机地在培养皿底部运动，而总是趋向皿中营养丰富的一端，或者远离有毒的一端。它在趋利避害-它自己的利害，而不是哪个人造物使用者的利害。寻求对自己有利的，是任何理性能动体的基本特征。可是，这些简单生物是在寻求呢？还是只在“寻求”？我们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不管答案怎样，这些生物都是可预测的意向系统。
这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表达《美诺篇》（Meno）里苏格拉底追问是否真有人明知故犯地追求邪恶时的观点。由于误解或误传，或者纯粹是精神错乱，我们这些意向系统们有时确实会欲求邪恶；然而欲求那些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却是理性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我们祖先的自然选择而认可或者说施行的，正是善与求善之间这种构造性的关系：那些不幸在遗传上被设计来寻求于已有害之物者，最终不会留下后代。因此，自然选择的产物寻求（或“寻求”）它们认为（或“认为”）好的东西，并不令人奇怪。
即便是最简单的生物，如果它们想要偏好对它们有利的东西，就需要某种感觉器官或者鉴别能力——某种简单的开关，当有利的东西出现时就打开，反之就关闭，并且这些开关或者说传感器必须与身体的反应相结合。这一需求的出现就意味着功能的诞生。岩石不会功能失常，因为它并不具备或好或差的促进善的能力。当我们决定对某一实体采取意向姿态时，我们就好像是让自己处于它的监护人的地位，就相当于我们在问自己：“如果我处在这个生物的境地，我会做什么？”这里，我们就揭示出意向姿态的拟人基础：我们把所有意向系统都看作就像我们一样，尽管它们并非如此。
那么，这是对我们的视角，我们有心灵者所共有的视角的误用吗？不见得。从进化史这一制高点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几十亿年里，生物逐渐进化，积累起越来越全能的机制，设计来增进它们越来越复杂而明确的善。最后，由于我们这一物种进化出了语言，以及语言所容许的各种反思性，我们变得能够感受对其他实体的心灵的惊奇。这些惊奇，在我们祖先天真的思想里，导致了泛灵论，就是认为每个运动的东西都有心灵或灵魂。我们不仅开始问自己老虎是不是想吃我们——它或许真想吃，我们也问河流为何想要流到大海，以及那些赐给我们雨水的云朵想要我们回报些什么。当我们变得更加老练——这是一个最近的历史性变迁而非漫长的进化史上任何其他可辨的发展——我们就逐渐不再对我们现在称为无生命的自然采取意向姿态，而把它保留给更像我们自己的东西，主要是动物，在许多条件下也包括植物。我们仍然“捉弄”花儿，用人工的春天般的光和热来“欺骗”它们，让它们提早开放，我们还通过扣留蔬莱所急需的水来“鼓励”它们把根向下伸得更长（有位伐木工曾经向我解释为何我家树林里的一些高地上见不到白松——“白松喜欢让自己的脚湿着”）。这种看待植物的方式不仅自然、无害，而且无疑有助于理解、有利于发现。当生物学家发现某种植物具有一定的初级的区分器官时，他们立刻问自己这个器官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植物有什么蹊晓的计划需要从其环境中获得这方面的信息呢？答案经常就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现在，我们把越来越多曾经认为的意向姿态转化为物理姿态和设计姿态，但对很多动物的行为，我们还是倾向于用意向姿态来理解。
意向系统，按其定义，包括一切其行为可以从意向姿态来预测和解释的实体，而且只包括这些实体。自我复制的大分子、恒温器、变形虫、植物、老鼠、蝙蝠、人以及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都是意向系统。当然其中一些比另一些要有意思得多。而既然意向姿态的要点在于为了预测其行为而把某个东西看作能动体，我们就必须假定它是个聪明的能动体，因为一个愚蠢的能动体可能会做任何傻事。假定能动体只采取（在其有限的视角之下）聪明的行动是大胆的一步，而正是这一大胆的假定给了我们预测力。而要描述一个能动体有限的视角，我们就只需要根据它对自己处境与目的或需求的知觉，将特定的信念与愿望赋予它。由于我们这样做的预测力很关键地依赖于这种特定性，就是说预测的好坏对我们表达信念与愿望和意向系统自身表征信念与愿望的特定方式非常敏感，所以我把这样的系统称为意向系统。它们表现出哲学家所说的意向性。
在这一专门的哲学意义上，“意向性”是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它经常被非哲学家所误解或误用，所以我必须哕嗦一下，仔细说说其定义。对于跨学科交流，很不幸的是“意向性”这一哲学术语有两个假朋友。这两个完全正当而且确实与“意向性”有密切关系的词语，很容易与之混淆。其中一个是日常用语，另一个是专门术语（我待会儿再介绍它）。”在日常语言里，我们经常谈论某人的行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当司机撞上了桥墩，他是有意要自杀呢，还是他睡着了？你刚才把警察叫做“爸”，那是有意的呢，还是口误？这里，难道我们不是在问这两个行为的意向性吗？在日常的意义上是的，而在哲学的意义上则不是。
在哲学的意义上，意向性就是关于性或者说关涉性（aboutness）如果一物的活动以某种方式关涉到另一物，它就表现出意向性。换句话说，表现出意向性的一物包含对他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不过，我觉得表征这种说法更含糊而且更成问题。一把锁包含着对打开它的钥匙的表征吗？锁对钥匙的接受表现出意向性的最初级形式，脑细胞中的类鸦片受体也是如此，这些受体被设计来专门接受大自然几百万年以来所提供的脑内啡分子。而两者都可以被蒙骗——就是说，被一个冒牌贷打开。吗啡分子就是最近造出来的用于打开类鸦片受体大门的万能钥匙。（事实上，正是这些高度专门化受体的发现，启发了进一步探求，从而导致发现脑内啡，这一脑自己的正痛剂。这里，研究者们推断道，脑中一定早已有了某种东西，是这些特殊受体本来所关涉的。）这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粗糙关涉方式，是大自然赖以设计出更精巧、更有资格被称为表征系统的子系统的基本设计元素。所以，我们还得从锁钥系统的（伪似？）关涉性来分析这些表征的关涉性。我们可以夸张一点，把恒温器中的双金属簧视为对室温的一种表征，并把恒温器调节杆的位置视为对所期望室温的表征。不过，我们同样可以否认它们是严格意义上的表征。不管怎样，这些部件是关于室温的信息的化身，并且正是由于它们是这样的化身，才对恒温器作为简单意向系统的能力有所贡献。
为什么哲学家把关涉性叫做“意向性”呢？这可以追溯到创造这个术语的中世纪哲学家们。他们注意到了关涉现象与把箭瞄准某物的行为之间的相似。你可以说，意向现象就好像装备了隐喻的箭一样，瞄准着这个或那个东西-瞄准着它所关涉或指向或提及的任何东西。当然，很多展示出这种最低限度意向性的现象并没有特意地做任何事情。例如，知觉状态、情绪状态以及记忆状态都表现出关涉某物的性质，而不必是通常意义下所谓有意的。它们完全可能是对这件或那件事情的不自觉或自动的反应。当你识别出突然跃入你眼帘的是一匹马时，你并不在有意做什么，而你的识别状态则表现了一种非常特定的关涉性：你把它认作一匹马。如果你把它错认作一只廉鹿或者一个人骑在摩托车上，你的知觉状态所关涉的就不一样。它就会将其箭头以很不一样的方式瞄准-瞄准了某种实际上不存在但却非常确定的东西，就是说那根本不存在的麋鹿或者幻觉中的摩托车手。错误地认为有只糜鹿出现在你面前与错误地认为你面前有个人骑在摩托车上，在心理上有很大差别，并进而有着各自可预测的后果。中世纪理论家们所发现的，就是意向性的箭头可以不瞄准任何东西却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瞄准着。他们把你思想的对象，不管是否真有那东西，叫做意向对象。
要想思考某件事情，你必须用一定的方式，以很多种可能方式之一，来进行关于它的思考。不管其“考虑”是关于什么的，任何意向系统都依赖于它考虑某事的那些特定方式，或知觉或搜索或辨认或惧怕或回忆，等等。正是这种依赖性造成了实践与理论上的各种迷惑。从实践方面而言，迷惑某个特定意向系统的最好办法就是利用它知觉或思考方式中的缺陷。由于使其他意向系统犯糊涂正是绝大多数意向系统生命中的主要目标之一，自然界由此得以探索这一旋律的无数变奏。毕竟，任何活的意向系统的基本需求之一是获得食物，以便为生长、自我修复与繁殖提供养料，因此，每个活的东西都需要将食物（好东西）与世上其他一切区别开来。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基本需求就是避免成为其他意向系统的食物。因此，保护色、拟态、隐秘以及大量其他计谋考验着大自然的锁匠们，促使它们进化出越来越多的区分一物与他物并对其加以追踪的有效方式。然而，没有任何方式是万无一失的。如果不存在误解的可能，也就不可能理解。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理论家辨认与区分意向系统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理解（及误解）的方式才显得尤其重要。为了弄清系统在其环境中实际“所理解”的意义，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其区分各种事物的特定能力，就是说它自己“考虑”事情的方式。
然而，不幸的是，作为理论家，我们容易做得过火，由此以为一切地道的意向性、一切名符其实的关涉性，都有我们自己（由于使用语言的能力而具有的）在思想中将一物与他物区分开来的那样近乎无限的能力。例如，当一只青蛙的舌头迅速伸出来抓住飞过的东西时，它可能犯了个错误：它可能吞掉了某个顽皮孩子扔出来的滚珠，或者钓鱼人鱼线上的诱饵，或者其他不能吃的异物。青蛙犯了个错误，但确切地说它是犯了哪个错误呢？青蛙“认为”它在抓什么呢？一只苍蝇？空中的食物？一个运动着的深色凸状体？我们这些语言使用者能够对可能的蛙式思想的内容加以无限细致的区分。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未经检讨的假定：在我们可以赋予青蛙任何真正的意向性之前，我们必须以考察人类思想及其命题内容时（在原则上）可能的同样精度来界定青蛙的状态与行为的内容。
这已经是理论混淆的一个主要来源。而更糟的是，内涵这个逻辑学上相当好使的技术术语，所指的正是语言无限定地进行这种精细区分的能力。内涵是语言的特征。它不能直接适用于任何其他种类的表征系统（照片、地图、图表、“搜索图像”……心灵）。按照逻辑学家的标准用法，语言中的词或符号可以分为逻辑词或者说功能词（“如果”、“与”、“或”、“非”、“所有”、“某些”等）与词项（terms）或谓词（predicates）。词项与谓词可以随谈话的主题而变化万干（“红的”、“高的”、“祖父”、“氧气”、“二流十四行诗作者”……）。语言的每个有意义的词项或谓词都既有其外延（extension），就是该词所指的某物或某类事物，又有其内涵（ntension），即该词选出或确定该物或该类事物的特定方式。“切尔西·克林顿的父亲”与”1995 年时的美国总统”所指的都是比尔·克林顿，从而具有同样的外延，但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指向这个共同的实体，从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等边三角形”与“等角三角形”这两个术语所指的是同一类东西，因而它们有相同的外延。可是，它们显然说的并不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三角形的边相等，而另一个则是三角形的角相等。所以说，与外延不同，内涵（intension）的意思不是别的，正是意义（meaning）。这不也是意向性（带”t”的intentionality）的意思吗？
逻辑学家们指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忽略不同词项在内涵上的区别，而只关注其外延。毕竟，不管用其他什么名字来称呼它，玫瑰花闻起来是一样的香。所以说，如果话题是关于玫瑰的话，从逻辑的观点看来，无限多的论及玫瑰这类事物的方式应该都是等价的。既然水是 H2O，那么我们用“水”这个词所说的关于水的任何真事，在代之以“H2O”时，也应该同样是真的，哪怕这两个词项在意义或者说内涵上有微妙的差别。这样的自由在数学一类领域中尤其明显而有用。在这些领域中你总是可以“以等量替换等量”，以 4^2 替换 16 或者反过来，因为这两个不同的词项指的是同一个数。语言情景里的这种替换的自由被恰当地叫做指称透明性：就是说，你可以完全透过这些词项见到其所指称的东西。然而，当话题不是玫瑰自身，而是关于玫瑰的思想，或者是关于致瑰（的思想）的讨论，内涵上的区别就可能很重要。就是说，每当话题关系到意向系统及其信念与愿望，理论家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对内涵敏感的。逻辑学家们会说，这样的话语表现出指称晦暗性，就是说它不是透明的；词项自身就成为障碍，以微妙而令人迷惑的方式掺杂进话题。
目标迷失的命题精确性
当一个能动体行动时，其行动是基于对情况的特定理解（或误解），而意向解释与预测依赖于对这一理解的准确捕获。要预测一个意向系统的行为，你必须知道该能动体的信念与愿望是关于什么东西的，而且你还必须知道-至少大概知道–那些信念与愿望是如何跟这些东西有关的。这样，你才能说那个关键的联系已经或者将要建立起来了。
不过，请注意，我说的是在采取意向姿态时，我们必须大概知道能动体如何认出其所关心的对象。对这一点的忽视是困惑的一个主要源泉。我们通常不需要精确地知道能动体是如何设想其任务的。意向姿态通常可以容许很大的出人，这正是其优点。要求分毫不差地表达能动体如何设想其任务只能是误入歧途，就好像通过显微镜来读一本诗集那样不得要领。如果所关注的能动体并不借助某种具有特定区分力的语言来考虑其境况，那么我们语言超卓的解析能力就不能直接用于表达那个能动体的特定思想、思维方式或各种敏感性（不过，语言能够以理论讨论所要求的详尽程度来间接地描述那些细节）。
狗的“思想”之所以不能（用人类语言）表达只是由于人类的语言过于精细。我们仍然能够彻底地描述我们所不能表达的东西，而不留下任何神秘的残余。狗必然有它自己区分事物的特定方式，这些方式结合成非常独特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弄清这些方式如何运作与相互协调，那么我们对狗的思想内容的了解就会与通过对话对另一个人的思想的了解一样多，哪怕我们不能找到（用任何人类语言）表达那一内容的句子。
第三章 身体及其心灵
从敏感性到感知？
大自然——或者我们今天所谓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没有任何远见，却逐渐造出具有远见的生灵。正如诗人保罗·瓦勒里所说，心灵的任务是产生未来。心灵从根本上讲是个预期者，是个期望生成器。它从当前发掘线索，再借助以往保存下来的材料来推敲这些线索，将其变成对未来的预期。然后，它再根据这些来之不易的预期，理性地采取行动。
自然界的基本准则是经济。最便宜、设计最省心的系统将首先被大自然“发现”，并且被很短视地选中。
最廉价的设计很可能不是效率最高或最精简的。对于大自然来讲，添加或保留大量额外的、不起作用的成分，经常会更便宜。这只是因为这些东西是由复制——发育过程所产生的，因而要把它们清除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现在已经知道，很多突变过程不过是插入一点代码将某个基因给“关闭”而并不是删除它，这是更便宜的做法。
旧的指令保留在“基因组”里，加上了标记以便它们永远不会在表现型中“表达出来”。保留旧代码几乎不花费任何东西，而它有一天说不定会派上用场。世界上的情况可能会改变，比如说可能会让旧版本更好用一些。或者，旧版本的额外拷贝在将来某一天又会给突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来之不易的设计不应该轻易抛弃，因为要从头再来创建一遍可能是蛮困难的。目前越来越清楚的是，进化经常利用这一策略，一次次重新启用早先设计过程的遗产。
对我们常规步调的偏宠叫做时间尺度沙文主义。以你认识的最聪明、脑瓜最快的人为例，设想用极端的慢动作来拍摄她的举动：比如说，用每秒三万帧的速度来拍摄而用每秒三十帧的正常速度来播放。一个闪电般的回击，一句“连珠”妙语，也会显得像条冰川从她口中缓缓而出，让最有耐心的电影爱好者也忍无可忍。有谁还会看出她所表现的高智力呢？哪怕在正常速度下，她的高智力会是如此显然。正如延时摄影所生动表明的，我们也会被相反方向上时间尺度的不匹配给迷倒。看到花儿在几秒钟里萌苏、含苞和开放，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到意向姿态上。看看吧，那株植物是如何奋发向上的，与它的邻居争夺阳光充足的地方，挑衅地把自己的叶子伸到阳光下，招架对方的反击，像拳击手那样上下躲闪左冲右突！看样子，完全相同的一个模式，当以不同的速度播放出来时，就可以或揭示或掩藏心灵的在场与不在场（空间尺度上也有强劲的固有偏见。如果蚊子有海鸥那么大，更多的人会认为它们有心灵，而如果我们必须通过显微镜来观察水獭的胡闹，我们就不太会相信它们喜欢玩乐）。
在心灵现象里，速度的实际角色到底是什么呢？会不会有这样的心灵，它就像任何其他心灵一样真实，只是它们活动的速度比我们的心灵慢很多个数量级？这样的心灵可能存在的一条理由如下：如果火星人的心思跟我们一样，只是速度比我们快上千万倍，当它们来访问我们的行星时，会觉得我们就好像树木一样笨，而且会倾向于嘲笑关于我们具有心灵这一假说。如果它们确实嘲笑了这一假说，它们就错了。难道不是吗？它们就成了自己那时间尺度沙文主义的受害者。
媒体与讯息
植物是活的，但没有脑子。因为它们那样的生活方式并不需要脑子。但它们还是需要保证自己完好无损、坐落有致以便能受益于周围环境。为此，它们演化出了自我治理或控制系统。这些系统根据关键的变量做出相应的反应。它们的牵挂（因而它们那初级的意向性）或者是指向内部情况，或者是指向身体与残酷的外部世界之间那至关重要的交界上的情况。监控与调整的责任是分散的，而不是集中的。对局部条件变化的感受可以以局部反应来应对。这些过程大体上是相互独立的。这有时会带来协调问题，比如某一队微能动体与另一队可能会在目标上相左。有时候，相互独立的决策确实可能会是个馊主意；不过，总体上讲，植物的这种极简主义（minimalist）策略可以由高度分散的“决策”来实现，以植物体内流淌的液体里的扩散作为缓慢而初级的信息交换来大致加以协调。
那么植物会不会是“很慢的动物”呢？它们会不会也拥有感知，只是这种感知由于我们的时间尺度沙文主义而被忽略了呢？由于“感知”一词的含义没有定论，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选择我们的定义。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或许可以用“感知”来指植物对其环境的缓優却可靠的响应性，不过我们仍然需要某些理由来把这种性质同细菌以及其他单细胞生命形式（更不要说相机里的测光器）的单纯敏感性区别开来。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现成的理由让我们这样做，却存在一条相当有说服力的理由，让我们将“感知”这个词保留给更特殊的东西：动物也有与植物相似的慢速身体维护系统，而通常的意见是把这些系统的运作与动物的感知区别开来。
自有动物以来，动物的慢速身体维护系统就存在。一部分漂荡在血流之类的介质里的分子自己直接就是为身体“做事”的。比如说，与有毒的人侵者单挑并消灭它们。而其他一些则更像信使，当它们抵达更大的能动体并被其“认出”时，就是在叫这个更大的能动体“做事”（比如说加快心率或开始呕吐）。有时候，这个大能动体是整个身体。比如，当一些物种的松果腺检测到白天阳光总量减少时，就会给整个身体广播一条激素讯息以开始为冬天作准备。这是一个有很多子任务的任务，但全都由一条讯息所发动。这些古老的激素系统在活动时，可能会伴随有我们可能会假定为感知的有力实例（比如，反胃、头晕目眩、寒颤，或者欲火难耐）。可是，这些系统的运作独立于感知的那些伴随物，而在睡着或昏迷的动物身上照样运行。医生们会说那些脑死亡之后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人是处于“植物状态”。这时候，就只有那些身体维护系统在维系着生命与肢体。感知是不在了，但很多种敏感性却还在，维护着各种各样的机体平衡。至少，很多人会这样来使用这两个词。
在动物身上，这个基于生化控制信息包的复杂系统最终为一个更快捷的系统所补充。这个新系统运行在一种不同的媒体上：神经纤维中传播的电脉冲，这就是自主神经系统。它不仅给更为迅捷的反应提供了机会空间，而且由于这一新系统允许各种不同几何构形的连接，控制的分布也可以不同。新系统所关注的仍然是体内的事情；或者好歹是时空上都很直接的事情：身体现在是应该发抖呢，还是应该出汗？由于对血液供应有别的更为紧急的需求，胃里的消化过程是不是应该推迟呢？射精的倒计时是否应该开始了？等等。新旧媒体之间的界面必须由进化来设计，这一发展的历史在我们现在的构造里留下了它的印记，使其比我们曾经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很多现代的心灵学说都有个共同的基本假定，即所谓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在日常生活里是很熟悉的，有很多谚语的说法，比如“做得漂亮才算真漂亮”（handsome is what handsome does），某物之为心灵（或信念、疼痛、害怕）不在于它是用什么做的，而在于它能做什么。在其他领域里，特别是在我们对人造物的评判上，我们把这一原则认为是无可争议的。某物之为火花塞是在于它可以被塞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并且在被召唤时进发出火花。真正重要的只是这一点，火花塞的颜色、材料或内部复杂度可以随意变化；只要能够符合其功能角色所要求的特定大小，其形状也可以变化。在生物世界里，功能主义被广泛采纳：心脏是用来泵血的，人造心脏或者猪的心脏可能会做得同样的好，因而可以替换人体内病变的心脏。溶菌酶这种可贵的蛋白质有 100 多个化学上不同的品种。所有这些品种之所以都是溶菌酶的原因，也正是令它们可贵的原因：它们能做的事情。就几乎所有的意图或目的而言，各个品种之间是可以互换的。
“我这身体有它自己的心思了！”
神经系统里的信息传播媒体是沿着神经细胞长长的分支前进的电化学脉冲。与沿着导线里以光速传播的电子不同，这是一种慢得多的连锁反应。一根神经纤维就好像拉长了的电池，在其中，神经细胞膜内外的化学差异会引发电活动，并沿着细胞膜以上下起伏的速度传输。这比分子包在液体里输送的速度快很多，却比光速慢很多很多。
笛卡尔那臭名远扬的身心二元论之影响，远远超出学术领域而进入了日常思维：“这些运动员们在心理上与身体上都作好了准备”，或者说“你的身体什么毛病也没有一问题全在你心里。”即使我们中那些反对笛卡尔观点的人，也有种很强的将心灵（即是说脑）看作身体的老板、轮船的驾驶员的倾向。陷在这种常规思考方式里时，我们就会忽略另外一种重要的可能性，即把脑（因而心灵）视为诸多器官中相对较晚出现的篡夺了控制权的那个家伙，只有当我们不把它视为老板而只是看作一个脾气有点大的仆人，服务于庇护它、养活它并赋予其活动以意义的身体的利益，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其功能。
这一历史或进化的视角让我想起牛津大学自我毕业之后三十年间的变化。过去，那里是由导师们（dons）主持的，而财务长与其他官员，直至副校长，都受他们指导、奉他们的命令行事。而今天，导师们就像美国大学里与他们对等的教授们那样，更明显是受雇于一个中央管理机构的雇员。可是，大学最终又是从哪里获得其意义的呢？在进化史上，有个类似的变化偷偷爬上了我们身体的管理机构。而我们的身体，就像牛津大学的导师们，仍然有着一定的决策权，或者说，当中央管理机构的行动与“政治机体”（body politic）的意见相左时，它们至少还有一定的反抗力量。
一旦我们把心灵与脑之间清楚的等同给抛弃掉，而让心灵伸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那么要以功能主义的方式来考察心灵就更为困难。然而补偿却是巨大的。我们的控制系统与轮船或其他人造物不同、非常之不隔绝这一事实，允许我们的身体自己（与它们所包含的神经系统相对而言）聚藏很多“我们”在日常决策过程里利用的智慧。
进化使得每个生物体的每一部分都体现（embody）信息。鲸的鲸须体现它所吃的食物以及它从其中觅食的液体媒体的信息。鸟的翅膀体现出翅膀工作于其中的媒体的信息。更为戏剧性的是，变色龙的皮肤携带关于它正处于其中的环境的信息。动物内脏与内分泌系统体现了其祖先所生活的世界的大量信息。这一信息完全不必复制到脑中。它不必以神经系统中的“数据结构”来“表示”。不过，它可以为神经系统所利用，而神经系统既是设计来依赖或者利用四肢与眼睛所体现的信息，也是设计来依赖或利用内分泌系统中的信息。所以说有的智慧，特别是关于偏好的智慧，体现在身体的其余部分。通过将老的身体系统作为共鸣箱，或着说活跃的听众，或着说评判员，中枢神经系统可以被时轻时重的推拉而引导到明智的方向上去。实际上就好像是请身体来投票表决一样。平心而论，我们应该指出可怜的老笛卡尔也至少是朦脱地看到了身体与心灵这一联合的重要性：
通过疼痛、饥钱、口渴等感觉，自然还教导说我之出现于我的身体不只是以水手出现在其船上的方式，而是我与身体紧密地连接起来，或者说与之混合在一起，如此紧密，以至于我和它成了一个东西。（沉思录 第六）
显然，有时候把身体所体现的部分信息扯到一块儿作为单独的一颗心灵是很诱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其组织方式使其能够作出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辨别、考虑偏好、做出决定、施行那些与你的心灵相争执的政策。在这样的时候，自我这个木偶艺人绝望地试图控制无法无天的身体木偶这样的笛卡尔式说法是非常动人的。你的身体可以活灵活现地把你使劲想隐瞒的秘密给泄露出来。脸红、颤抖或者出汗还只是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你的身体可以不顾你那苦心经营的计划，“决定”现在应该是做爱而不是进行智力讨论的时候，然后采取令人难堪的步骤准备一场政变。而在另外的时候，更让你恼火和丧气的是它可能完全不理会你动员它参加一场性运动的努力，迫使你想方设法，尝试各种滑稽可笑的招数来说服它。
可是。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它们自己的心灵，它们为何还要四处去获取额外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呢？难道每个身体有一个心灵还不够吗？确实，并非总是够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几十亿年里，老式的基于身体的心灵在将生命与肢体维系在一起这一点上，已经完成了非常可靠的工作，可是，它们却相对缓慢而且辨别能力也相对粗糙。它们的意向性是短程的，容易受骗。为了更老练地与世界打交道，需要更快、看得更远的心灵，能够产生更多与更好的未来的心灵。
第四章 意向性如何进入焦点
生成检验之塔
动物不止是食草的或食肉的。用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的话来说，它们还是食信息的。它们那认知饥渴来自于那精巧地组织成千百个子系统的亿万微能动体的特定认知饥渴。每个这样的小小能动体都可以被视为极小的意向系统，其一生所求就是一遍一遍反反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我的讯息正在进来吗？”“我的讯息正在进来吗？”而一旦答案为“是的”，就跳将起来采取有限但适当的行动。没有认知饥渴，就不会有知觉，不会有领会。哲学家经常想把知觉分成所予和此后心灵对所予进行的处理。当然，授者之所予的亦即受者之所取，但是取得所予这一任务却不是由处在动物脑的中央司令部中的某一总取者完成的。取的任务分布于一切个别地组织起来的取者。取者不止是边缘传感器-视网膜上的视杆与视锥细胞、彝腔上皮的专职细胞，而且也包括由这些边缘传感器反馈信息的内部职员，那布满了脑的连成网络的细胞与细胞群。它们被反馈的不只是光或压力的模式，而且还有神经元冲动的模式。不过，虽然饮食变了，它们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类似的。所有这些能动体如何组织成更大的、能够维系更复杂意向性的系统呢？当然是通过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但却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过程。
当婴儿开始学爬时，他对爬到一块支撑起来的玻璃板上去有一种天生的拒斥，因为他可以透过那块玻璃看到一个“视崖”（visual cliff），尽管妈妈在几米外召唤、引诱、鼓励，婴儿仍然害怕地向后缩着，哪怕在其生命里还从未摔过跤，其祖先的经历仍让他错误地选择了安全的一侧。
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甚至很多无脊椎动物都展示出利用从环境中获得的一般信息来在行动之前对行为进行预选的能力。关于外部环境的新信息又是如何进入它们脑中的呢？显然是通过知觉。环境里含有丰富得让人难堪的信息，比认知天使能够利用的还要多。知觉机制被设计来忽略绝大部分流入的刺激，而集中于最有用、最可靠的信息。收集来的信息又如何在行为选项被考虑时发挥其选择性效果，从而帮助动物设计出越发有效的与其环境进行交互的方式呢？无疑有各种不同的机制与方法，而其中之一就是以身体作为共鸣箱来使用。
寻找感知：一份进度报告
我们见到，某些方面特别惊人地类似心灵的行为可以由相对简单的、机械的、显然不像心灵的控制系统所产生。例如，我们对于运动速度或逼真性强烈的本能反应，就应该提醒我们，我们很可能被表象愚弄而赋予某个实体以超出情势所能保证的精明与理解。这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而不只是哲学上的可能性。认识到可观察行为可能迷惑我们，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有必要进一步追问这些行为背后的机制。
以疼痛为例。英国政府于1986年修正了保护实验动物的法律，将章鱼加入了不能在无麻醉情况下手术的优待动物之列。章鱼是种软体动物，生理上讲更像牡蛎而非鳝鱼（更不要说哺乳动物了），而章鱼以及其他头足纲动物（枪乌贼、墨鱼）的行为是如此惊人的聪明并且-显然-是有感知的，以至于科学权威决定让行为相似性凌驾于内部区别之上：头足纲动物（而非其他软体动物）被正式地认定为能够感到疼痛——只怕它们万一确实如此。与此对比，恒河猴在生理上与进化上非常接近我们，所以我们倾向于假定它们能够像我们那样受苦，但是在有的场合，它们却又表现出惊人的不同。灵长类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曾在交谈中告诉我，雄猴们在交配季节期间会非常激烈地厮打，而且有时可以见到一只雄猴将另一只制住，把它的一只睾丸给撕咬下来。受伤的雄猴既不叫，也没什么面部表情，只是舔膝伤口然后走开。一两天以后，人们可以看到受伤的雄猴进行交配！尽管猴子在生物亲缘上与我们很接近，还是难以相信这样一只动物会体验着受到同样伤害的人那样的极大痛苦——只要想想都会心里犯晕。所以我们不能再指望生理证据与行为证据可以顺当地合流而给我们以毫不含糊的答案。
疼痛的一个关键功能是负强化，亦即使重复行为的可能性降低的“惩罚”。任何斯金纳式造物都可以被这种或那种负强化所训练。那么，是否所有这些负强化都是疼痛，经验到的疼痛呢？可能存在无意识的或者说未被经验到的疼痛吗？存在一些简单的负强化机制，它们提供疼痛所具有的行为塑造能力，而显然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心灵状的效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只要发现斯金纳条件化就援引感知，那就错了。疼痛的另一个功能是中断那些可能使创伤恶化的身体活动的正常模式。例如，疼痛可能使动物更留意受伤的肢体，直到其痊愈，而这一般是通过神经化学物质的汇集以及这一汇集与神经系统相互作用的自维持循环来完成的。那么，这些物质的出现是否就保证有疼痛发生了呢？不，因为这些物质自身只是一些四处漂浮着寻找它们的锁的钥匙。
我们不想对自己的动物表亲不公平。因此，既然我们认识到我们在想着疼痛的可怕（以及某人之处于疼痛中为何在道德上很重要）之时所想到的很多东西其实正是这种拟人化想像下的附加，我们于是慷慨地决定它们只是附加而已，对于感知现象（及其作为道德上最重要之实例的疼痛）本身并不是“根本的”。然而，我们容易忽视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在一个方向上所减掉的正是在另一个方向上所寻找的，就好像暗夜里两艘船擦肩而过。
我不是说我们正在犯这样的错误，而只是说我们有可能在犯这样的错误。对目前而言，这就够了，因为它转移了举证责任。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关于感知问题的保守假说：并不存在这种额外的现象。“感知”以一切可以想像的等级或强度出现，从最简单与最“机器人式的”，到最为细致敏感的、极具活性的“人性化的”。正如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到的，我们确实必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事态连续体中进行划界，因为维护道德方针需要它。然而，我们会在一个其他各方面都是斜坡的地方发现一个阈值、一个道德意义重大的“台阶”的前景，非但极其不可能，在道德上也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我们可以就此再来考虑癞蛤蟆的例子。它们落在这条界线的哪就请你选择任何一种你不那么拿得准的生物，蚂蚁也好，水母也好，鸽子或老鼠也好）。接下来，假定“科学证实了”癞蛤蟆确实有最低限度的真正感知，比如说，癞蛤蟆的“疼痛”是真实的、经验到的疼痛，那么它就值得享受那些保留给感知者的特殊待遇。反之，假定在确定了x是什么之后，我们搞清楚了癞蛤蟆其实并不具有x，在这种情况下，癞蛤蟆的地位就落到了“不过是自动机而已”，从而允许我们以任何想得出来的方式对待它而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谴责。就我们已有的对癞蛤蟆的了解，难道真的有可能存在某种迄今为止未想像到的特性，使得在癫蛤蟆身上关于这种特性的发现足以证明我们在对待它们的态度上的巨大差异是正当的？当然，如果我们发现癞蛤蟆原来是些关在癞蛤蟆身体里的小人，就像童话里的那个青蛙王子，我们立刻就具有了给予最深切同倩的依据。因为我们会明白，尽管表面行为不同，癞蛤蟆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忍受着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将会极为严重的折磨与焦虑。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了癞蛤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所被要求去想像的是某个x，它一点也不像关在癞蛤蟆皮里的人类王子，但在道德上却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我们也已经知道，癞蛤蟆并非简单的发条玩具，而是十分复杂精巧的活物，能够进行各种惊人的自我保护活动，以推进它那预先注定的产生更多世代的癫蛤蟆的任务。这些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给它们某种特殊对待吗？而我们却被要求去想像有某个x，它与这种单纯的复杂控制结构毫不搭界，却仍然会在我们发现它时左右我们的道德意识。我觉得我们恐怕是被要求去沉迷于某种超出幻想的东西。还是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搜寻吧，看看下一步是什么。在抵达人类心灵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向光性到形而上
人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工具的使用伴随着智能上的巨大进步。野生黑猩猩为了捕食白蚁，会把准备好的钓竿深深插入白蚁的地穴中，然后很快地拽出满棍的白蚁，再把它们从棍上抹下来送进嘴里。当我们了解到并非所有的黑猩猩都发现了这一招时，这样一个事实就具有更深入的意义了；在一些黑猩猩“文化”中，白蚁是一种尚未开发的食品资源。这就提醒我们，工具的使用可以说是智能的双行线标志，不光是需要智能来识别与维护（更不要说制造）工具，工具也给那些幸运地得到它们的生物带来智能。工具设计得越好（在其制作中包含的信息越多），能带给使用者的智能也就越多。这里，格利戈里还提醒我们，在各种卓越的工具里面，有一种被他叫做心灵工具：言辞。
气味并不只是用做辨认信号。它们经常在吸引配偶甚至抑制对手的性活动或性成熟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嗅球来的信号经过丘脑，然后到达脑的其他部分，所以，与参与视觉、听觉甚至触觉的信号不同，嗅觉命令直接到达控制中心，免除了很多中介。很可能这一更直接的通路有助于解释某些气味对我们所具有的强制性的、近乎催眠的力量。
正如动物行为学家康拉德·洛伦茨（Konrad Lorenz）关于幼鹅与幼鸭“印记行为”的著名先驱性研究所表明的，视觉与听觉标志也是手段之一：如果幼雏在出生后没有很快被印记上一个适当的妈妈标志，它们就会盯上见到的第一个较大的移动物体，并从此以后将其视为自己的妈妈。
第五章 思想的创生
不思想的自然心理学家
很多动物躲藏而没想到自己正在躲藏；很多动物结群而没想到自己正在结群，很多动物追捕而没想到自己正在追捕。它们都是自己神经系统的受益者，而在控制这些聪明而适当的行为时，它们的神经系统并没有让宿主的头脑负载起思想或者任何像思想、像我们这些思想者所思想的思想的东西。捕猎与摄食、躲藏与逃跑、结群与分散似乎都在不思想的机制所及的范围内。但是，有没有一些聪明的行为必须有聪明的思想相伴，后于聪明的思想并为其所控制呢？
在笛鸻这一物种里，个体以非常复杂的控制来安排它们的分心表演。比如说，它们监视捕猎者的视线，如果捕猎者似乎在失去兴趣，就提高它们表演的强度。它们还以其他方式，针对从捕猎者处窥探到的特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德也根据侵扰者的形状与大小来进行区分：牛不是食肉的，不太会被一顿方便的鸟餐所吸引，所以一些鸻就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付牛，又是叫又是啄，以把这个畜生给赶走而不是诱开。
野兔能够估计接近的捕猎者（比如狐狸）的大小，并估计它的危险性。如果野兔确定有某只狐狸以某种方式进入到了攻击距离之内，它就会或者蹲伏下来一动不动，指望着能够完全逃脱狐狸的注意，或者蹲下来然后尽可能迅速而安静地逃离，闪避到任何掩蔽物的后面去。但是，如果野兔确定狐狸不太可能追到它，就会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它用后腿立起来，触目地站着，死死盯着狐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向狐狸宣告其应该放弃：“我已经看见你了，而且我不怕。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和更宝贵的能量来追我了。放弃吧！”狐狸通常正是会做出这个决定，让野免继续进食，而自己去别的地方寻觅晚餐，由此也节约了自己的能量。
其他各种捕猎者与猎物的行为也可以拿出来作为例子，而且也都有着缜密的原理，不过，动物实际上以某种方式向它们自己表征这些原理的证据是很少的或根本没有。如果这些造物被认为是“自然心理学家”，它们显然是些不思想的自然心理学家。这些动物并不表征那些它们与之打交道的动物的心灵，就是说，它们并下需要通过查看任何关于另一动物心灵的内部“模型”来预测其行为，从而驾驭自己的行为。它们很好地装备有一个比较大的备选行为“清单”，恰当地与一个比较大的知觉线索清单相连；它们并不需要知道得比这更多。笛鸻、野兔或者羚羊算不算高阶意向系统呢？与这种表面的读心术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开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何时产生了超越这些大的清单的需要呢？当清单变得太长而难以增补的时候，这一需要就产生了。
或许在某些物种里，开始出现外显式泛化这一高明创新，允许在新情况出现时，根据第一原则的要求将清单拆解并重建。看一下怀腾关于一个动物对另一个动物所持的特定欲求的内部表征图示。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整理背后的原理，但这一原理不需要以任何方式为整理者的心灵所了解。如果它们幸运地撞上这一设计改进，它们将只是它的受益者而并不理解它为何以及如何起作用。可是，这一设计真是它所看起来那样的改进吗？它的代价与好处各是什么呢？撇开价值不谈，它又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呢？是否有一天，作为对不断恶化的“额外开销”问题（为了保持太多条件式规则同时可用！）的随机而绝望的反应，它就突然冒出来了呢？也许吧，但是还没有人能够知道一个神经系统里能够同时存在的并发式半独立控制结构的可能上限是多少。（在有着真实神经系统的真实能动体里，或许没有任何上限。或许几十万个这样的知觉一行为控制回路能够在大脑里有效地混合起来-可能需要多少呢？）
以足够的真象保持自己那较高的可信度，以足够的假象保留选择的余地（这是纸牌游戏的首要之处：从不欺骗的人从不赢而总是欺骗的人总是输）。
在开阔地带紧密群居的动物极少长久地走出其同类的视听（以及嗅觉和触觉）范围，所以没有机会满足让秘密繁盛所需的条件。假设 p 是一个具有很高生态价值的事实，并且，假设你知道 p 成立而别人尚不知道。如果你和附近其他潜在竞争性的能动体有机会获得几乎同样的信息，那就几乎不可能出现适当的环境条件，允许你把这个暂时的信息差别转化成你的优势。你可能是第一匹看到或闻到西北方向上有狮子的牛羚角马，但你不能囤积（或出售）这一信息，因为那些和你肩并肩站着的牛羚自己也将很快获得这一信息。由于只在很少的可能下，才可以控制这样的暂时信息优势，一只狡猾的牛羚也将极难有机会从自己的才能中获益。
意向姿态让我们容易看出，保守秘密这一简单行为从绝大多数视角看来只是零行为，其成功取决于一套非常苛刻的条件。
野生的黑猩猩经常游荡得离群够远也够久，从而获得自己控制之下的秘密。至于那些其进化史所展开的环境里没有自然而经常地出现这种机会的动物，就不太可能演化出来利用这种机会的能力。
总之，这些情况暗示了思维必须等待言谈的出现，而言谈又必须等待保密的出现，而保密的出现又有待于行为环境那恰当的复杂化。
制造用于思维之物
格利戈里式造物从环境里吸取各种设计好的东西，利用它们来改善自己的假说检验和决策的效率与准确性。脑中有多少地方可以容纳这些人造物呢？又怎样安置它们呢？我们的脑比我们的近亲物种稍大一些（尽管没有某些海豚和鲸那么大），但这几乎肯定不是你更高智力的来源。我想指出，主要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将认知任务尽可能多地卸载（offloading）给环境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说将我们的心智（即我们的心灵之项目与活动）扩展到周围世界里，在其中建造很多外部设备用来存储、处理和再表征我们的意义，从而也精简、增强和保护作为我们思维的那些变换过程。这一卸载做法的广泛采用把我们从动物脑的局限下解放出来。
能动体以它当前所有的技能、知觉与行为去面对自己的环境。如果环境太复杂，不能由这些技能来对付，该能动体就会遇到麻烦，除非它发展出新的技能，或者干脆简化其环境，或者说双管齐下。绝大多数物种依赖于天然的地标来给自己引路，而有些物种发展出了给世界增加地标以便它们日后使用的招数。例如，蚂蚁能够留下外激素气味痕迹来指引蚁穴与食物之间的道路；而很多地域性物种的个体都能用它们的尿里面气味特别的化合物来标明自己领地的边界。以这种方式把你的土地标记起来，既可以警告非法入侵者离开，同时也为你自己提供了一种方便的设施，让你不必再以其他方式来记住你投入了大量努力进行资源改进甚至垦殖的那部分环境的边界。当你接近边界时，你就能闻到它。你让外部世界存储一些能够容易地传感的信息——关于自然中那些重要的接合部在哪里的信息，以便你能将你有限的脑子用于其他事情。这种管家的办法很棒。把蓄意的标志放在环境里，用来标明环境中对你最重要的特征，这是一种减少你知觉与记忆上的认知负荷的优秀方式。它是对进化在最需要的地方安装信标的好策略的一种改进。
现在让我们集中注意于所画的钩本身。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这个记号吗？显然不是。“每检查一个盒子，我就给它涂上个淡淡的污点。”“我把检查过的每个盒子的一个角给砸瘪。”这不是什么好的选择，因为很有可能其他什么东西已经无意之间在盒子上留下了这样的标记。你需要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某种你能够自信是你加标注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其他不相干的东西带来的瑕疵。当然，你还应该能够记住它，以便你不会在遇到某个特别的标记时搞不清它是不是你留在那儿的，或者如果它是的话，你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如果当你指头上系的绳子映入你的眼帘（正要履行它那作为卸载到环境里用于自我控制的信标的功能），你却不能想起当初系它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么在你的指头上系根绳子来提醒自己就是没用的。这种简单的、故意留在世界上的记号，是书写系统最原始的先驱，是走向在外部世界里创制专门的外部信息存储系统的一步。请注意，这一革新并不依赖于一种系统性的用于构成这些标签的语言。任何眼前的系统都可以，只要在使用时能够记住它。
哪些物种发现了这类策略呢？在很多个特定地方储备种子的鸟，能够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惊人准确地取回它们的秘密储藏。例如克拉克星鸦。实验环境是一个大房间，地面要么是泥土要么是地板，有很多用沙填满的洞，还装饰了各种地标。克拉克星鸦能够把提供给它们的种子存储在十几处地方，然后在数天之后回来找出它们。它们非常善于利用多个线索，找到它们绝大多数的窖藏，哪怕实验者移动或者除去了些地标。但它们也确实在实验室中犯错误，并且这些错误里的多数似乎是自我控制上的错误：它们浪费时间与能量来重复访问先前已经把东西拿光了的地方。由于这些鸟在野外可能建造几千处窖藏，并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访问它们，要在野外记录这种白费了的重复访问之频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将重复访问视为代价高昂的习惯是有道理的，而且其他种类的储物鸟类，比如山雀，就能够避免这样的重复访问。
在野外，人们观察到克拉克星鸦在挖出种子后就地将它们吃掉，留下乱糟糟的一堆野餐垃圾；不过，这或许就可以在它们下次飞临的时候，提醒它们这个鞋盒已经打开了。巴尔达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实验来检验这些鸟是否依赖于这些标记以避免重复访问。其中一个实验条件是在鸟下次访问之前把它留在访问过的地点的混乱给小心清除掉，而在另一个条件下则加以保留。不过，在这种实验室里的布置下，鸟在保留了混乱的地方并没有显著地做得更好，所以不能说明鸟实际上依靠这些线索。正如巴尔达指出的，或许它们在野外本来也并不能利用这些线索，因为这些线索很快就会被天气给抹掉。不过，他还指出，，迄今为止的实验尚无定论。因为在实验室的条件下，错误的代价是微小的，不过是浪费了一只饱食终日的鸟几秒钟时间而已。
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把鸟置于实验室环境里无意之间降低了它们的能力，因为它们将自我控制的部分任务分布到环境的日常习惯可能依赖于进一步的线索，而这些线索却在实验室里无意中缺失了。人们经常（但是还没有经常到足够的程度！）发现，从家里送到医院的老年人被置于巨大的不便中，哪怕他们基本的身体需要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经常显得智力低下，完全不能自己进食、穿衣和盥洗，更不要说从事任何更有趣的活动。不过，如果他们被送回家，他们经常能够非常好地照料自己。怎么会这样呢？多年以来，他们已经在自家环境里加载了极其熟悉的地标、生活习惯的触发器，以及关于做些什么、在那里拿食物、如何穿衣、电话在哪里等提示物。在这样一个过度学习过的世界里，老人可以是位真正的自助高手，哪怕他的脑对于不管是ABC式的还是其他新的学习越来越无动于衷。让他们离开家，简直就是将他们与自己心灵的很大部分给分开，其后果可能就像遭受脑手术那样具有毁灭性。
或许真的有些鸟类作为它们其他活动的副产品而不思考地做记号。我们人类无疑依靠很多不知不觉间放到我们环境里的记号。我们养成有益的习惯，却只是模糊地欣赏它们，而从未停下来理解为何它们如此宝贵。设想让你心算多位乘法：217 乘以 436 是多少？除非是作为特技表演，没有人会试图不用笔和纸的帮助来回答这个问题。在纸上记数的作用不止一个：它不仅提供中间结果的可靠存储，而且各个符号也作为可追踪的标记起作用，当你的眼睛和手指到达每一点时，它们就提醒你，这些过度学习过的步骤里面的下一步该是什么（如果你怀疑这第二种贡献，只要试试在进行多位乘法时，把中间结果写在各张单独的纸条上，然后不标准的摆在你面前，而不是将它们按标准的方式排成一列），我们格利戈里式造物是成千上万的这种有用技术的受益者。这些技术是在历史或前历史之晦暗的深处由其他生物发明的，通过文化的高速公路而非遗传的基因小道传递下来。由于这一文化遗产，我们学会如何将我们的心灵在世界上传播开去，在其中最优地利用我们那设计精巧的、先天的跟踪与模式识别才能。
在环境里进行这样的改变不光是减轻了记忆的负担，还可以通过（在最低情况下是不知情地）为其准备的特殊材料，让能动体启用那些否则不能充分利用的认知能力。
我们在自己头脑里保存“指针”与“索引”，而尽可能多地将实际数据留在外部世界，留在我们的通讯录、图书馆、笔记本、计算机乃至我们的朋友圈子里。一颗人类心灵不仅不局限于脑，而且如果这些外部工具被除去了，它可能变得很无能；至少像近视的人在眼镜被拿走之后一样的无能。当然，你卸载的数据和设备越多，你就越依赖于这些外部设备；即便如此，得益于你操纵外部对象的练习，你与它们越熟悉，你就越自信能够不必依赖它们，把问题吸收回你的头脑里，并在由其外部实践所训练出来的想像里解决它们。
我们利用自己的空间感觉来观看时间的流逝（按照标准的约定，经常是从左到右，不过在进化图中，早期的年代经常被画在底部而今天则被画在顶端）。
在以文化积蓄装备头脑的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心灵工具里，当然没有哪一种的重要性超过言语–首先是口头的，然后是书面的。言语通过简化认知而使我们更具有智能，就好像信标与地标使更简单的生物在世界里的导航更容易那样（只不过言语的好处还要加上很多倍）。如果没有一个可移动可记忆的庞大的地标库存，允许共享、批评、记录并从不同视角来考察，要在抽象思维的多维观念世界里导航就是不可能的。应该记住，说和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革新，相隔几十万（或许上百万）年，而且各有其力量。我们倾向于将这两个现象相提并论，尤其是在就脑或心灵进行理论化时。关于某种“思维语言”作为认知操作中介的可能性，已经有人写了很多，不过都预设我们在思考着一种书面的思维语言；正如我在多年以前所说的：“脑写而心读”（brain writing and mind reading）。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口头的思维语言，我们那公共自然语言的产物，去关注它为何与如何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就语言的到来如何可以放大我们的认知能力这个问题，我们将会获得一个更好的视角。
自言自语
在心灵设计史上，没有哪一步比语言的发明更有提升力、更具爆炸性、更重大。当智人“成为这一发明的受惠者时，此物种就仿佛走进了一把弹弓，被弹射到前瞻与反思能力远超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的地方。物种如此，个体亦如此。在个体生命里，任何转变都不像“学会”说话那样让人的能力无比增强。我必须把“学会”这个词放在引号里，因为（由于语言学家与心理学家们的工作）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类婴儿在很多方面是遗传上预先设计好来使用语言的。正如现代语言学之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经常（带点可原谅的夸张）所说：鸟儿不必学习其羽毛，婴儿不必学习其语言。设计一个语言用户（或者飞行用户）的艰难工作是在无数年代以前完成的，以先天能力与倾向的形式提供给婴儿，而且非常容易调整来适合词汇和语法的地域性情况。儿童以惊人的速度获得语言，在若干年里以平均每天十多个单词的速度学会新的词汇，直到青春期才减慢到点点滴滴。他们在就学之前就掌握了除最细微之处以外的全部语法。在跟他们的家庭成员（以及宠物）的语言交互之外，婴幼儿还用很多时间自己发声，开头是呀呀学语，然后是沉迷在词语和语调丰富的无意义音节（鼓励性的、安慰性的、解释性的、哄骗性的）之奇妙混合里，最后演化成详细的自我评论。
儿童乐于自言自语。这对他们的心灵有什么作用呢？我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有一些关于进一步研究的推测性建议。以儿童的语言生活早期所发生的事情为例。母亲说：“烫！别碰炉子！这时，儿童不必知道“烫”或“碰”或“炉子”的意思-这些词对于儿童主要是些声音，是些有某种气息、有点熟悉、在记忆里回响的听觉事件类型。他们逐渐开始幻想接近与避开炉子这一情景类型，在其中不光通常会听到特定的禁止，而且还会遇到模仿性的听觉复诵。粗糙地简化一下，我们可以假定儿童获得了对自己（大声地）说“烫！”“不要碰！”的习惯，但却不太清楚这些词的意思，只把它们当作接近再避开炉子的相关训练的一部分给说出来，也当作可以在任何其他时候说出的某种咒语。毕竟，儿童具有情不自禁复诵他们刚听到的词的习惯，通过这种具体情景内外的复诵，可以建立起听觉属性跟并行着的触觉属性、内部状态等的识别联系与联想路径。
这里粗略勾画出来的这种过程必定发生着。这一过程可以让我们开始形成或许可以称为一知半解的自我评论的习惯。在父母的告诫引起的持久听觉联想的最初提示下，儿童获得给自己的活动配音的习惯，就好像是在“解说”这些活动那样。一开始，实际的发声里面包含相当的“胡说八道”，亦即由词语似的声音组成的无意义的话，夹杂其间是一些有感觉而无理解地说出来的真正词语，以及少量理解了其意义的词语。其中有模拟的鼓励、模拟的阻止、模拟的表扬、模拟的描述，而所有这些最终将成熟为真正的鼓励、阻止、表扬和描述。这样，在理解甚至部分理解标签本身之前，加“标签”的习惯就会已经到位了。
这些开始时“蠢笨”的做法，在适当不适当的场合仅仅叨叨着标签的做法，很快会变成以新的方式向自己表征自己的状态与活动的习惯。随着儿童在听说过程和与其并行的活动之间建立更多的联想，就会在记忆里建立起相对突出的联结点。这样，一个词即使没有被理解，也可以变得熟悉。通过把熟悉性如此确立下来，标签也就可以在系统里获得独立的同一性。而没有这样的独立性，标签就是不可见的。要让某个词语在脑的资源优化里充当有用而可操纵的标签，它必须是系统中那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到位了的热门联系的强化者。除此而外，词语本身却可以是任意的，而其任意性实际上是其鲜明独特的部分原因：要想错过标签是很难的，因为与鞋盒角上的凹痕不同，它们不会轻易融入周围的环境里，而是把创建它们的深思熟虑毫无遮拦地表露出来。
我认为，深思熟虑地加标签的做法可以源自以词语（或者“胡说”或者其他私人的新词新语）进行一知半解的自我评论这一习惯；而这种加标签活动又能进一步导向更有效率的做法：抛弃所有或者绝大多数的听与说之间的联想而只依靠其他的联想（以及联想可能性）来确立标签。就是说，儿童能够抛弃高声说话并创建私人无声的新词新语来作为自己活动之特征的标签。
我们可以把某个语言对象当作抬得对象（哪怕我们曾经错误地以为它是我们自己造的而非从他人那里听来的），把它存放到一边，以备离线状态下进行深入考虑。我们这种能力有赖于我们在不同场合再认或识别这样一个标签的能力，而这又进一步依赖于该标签具有某个或某些可以藉以被记住的特征，一些独立于其意义的外观特点。一旦我们创建了标签，并养成了把它们贴到经历过的情境上的习惯，我们就创建了一类新的对象，它们自己就能够成为所有模式识别机制、联想建立机制等等的对象。正如科学家们事后不紧不慢地查看实验战斗最激烈时刻拍下的照片，我们也就可以对记忆中疏浚出来的、各种贴了标签的展品所具有的任何可辨别模式进行反思。
随着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标签也越来越精致明了，越来越清楚，最后终于开始逼近我们开头所讲的近乎魔术般的能力：仅需默想某个表征就足以在心中唤起所有适当的教训。我们由此成为自己所创造对象的理解者。我们可以把我们记忆里的这些人造联结点、这些说出与听到的词语的苍白投影叫做概念。那么，概念就是一个内部标签，其众多的联想里可以包括也可以不包括某个（公开或私有的）词的听觉和发声特征；而词语则可视为概念的原型或祖先。我认为一个人所能够操纵的第一批概念是“有声的”概念，而只有那些可以操纵的概念才会成为我们审察的对象。
当你想要某个东西时就能得到它。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利用技术。我们建造复杂精巧的助记联想系统——指针、标签、溜槽与梯子、钩子和链子等等。我们通过不停顿的复诵和修补来完善我们的资源，将我们的脑（以及我们获得的其他相关外部装备）变成我们各种能力的一个巨大的结构化网络。
第六章 我们之心与他者之心
我们的意识，它们的心灵
心灵由若干部分拼起来并仍然依赖于这些部分，心灵之所以显得不可思议，是因为每个部件都有很长的设计史，有时甚至长达几十亿年。心灵不光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也来自文化上的大规模再设计。
在能够思想的生物出现之前，存在具有不思想的粗糙意向性的生物，它们只是些能够进行跟踪与区分的装置，完全不能察觉它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那样做。但它们却干得不错。这些装置跟踪某些东西，并对其各种变化做出可靠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持着目标，很少长时间地脱离其任务。在更大的时间跨度上，这些装置的设计也可以说是在跟踪某种东西：不是躲躲闪闪的配偶或者猎物，而是某种抽象的东西，即它们自己那些功能的自由漂浮的原则。随着情形的改变，这些装置的设计也在对新条件的适当响应中变化着，让其拥有者保持装备精良却又不以个中道理给它们增加负担。这些生物捕猎，却不认为它们在捕猎，逃命但不觉得它们在逃命。就自己的需要而言，它们知道怎么做。知道怎么做是一种智慧，一种有用的信息，但它却不是表征出来的知识。
然后，有些生物开始完善环境中最容易控制的那部分，在内部与外部做记号，从而将问题卸载到环境或者其大脑的其他部分里。它们开始制造并使用表征，却并不知道自己在这样做。它们也不需要知道。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不知不觉的对表征的使用叫做“思想”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说这些生物在思考，却不知道自已在思考！无意识地思考——这是有智能而不思索的行为，因为它们的这种行为不仅不是反思性的，而且是不能被反思的。
我们人类不经思素地做着很多有智能的事情。我们不经思案地刷牙、系鞋带、开车、甚至回答问题。但我们这些活动的绝大多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能够对这些活动进行思考，而其他生物则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思考它们那些不思索而有智能的活动。确实，我们那些不经思索的很多活动，比如说开车，其实是在经过一个很长的明显有自我意识的设计开发过程之后，才可能成为不经思索的。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通过学习语言对自己脑的改善，使我们可以评论、画忆、复述并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活动，我们的脑就好像变成了回音室，那些在其他场合容易消失的过程得以在其中回荡并自成对象。而那些持存最久，并在其持存中取得影响力的，我们就将其称为我们有意识的思想。
心理内容之成为有意识的，并不是通过进入脑中某个特别的室腔，也不是通过传感为某种优越而神秘的媒体，而是要在与其他心理内容对行为控制的竞争中获胜，并由此取得长久的效果，或者误导地说，就是所谓“进入记忆”。由于我们是说话者而且对自己说话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使心理内容变得有影响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它去驱动控制机构里那使用语言的部分。
对关于人类意识的此一提议的常见反应是率直的迷惑，多少可以表达为：“就算在我脑子里运行着所有这些奇怪的竞争过程，就算如你所说有意识的过程不过是那些赢得竞争的过程而已。可是，这如何就使它们成了有意识的呢？它们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使我知道它们呢？那毕竟是我的意识啊，是我从第一人称视角所知道的啊。这需要解释！”这类问题暴露了一个很深的混淆，因为它们预设了你自己实乃某种其他东西，超出这些大脑与身体活动的某种笛卡尔式思维之物。然而，你自己不过就是你身体所开发的很多能力之间的各种竞争活动的组织。你“自动”地知道这些在你的身体内部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就不会是你的身体！
你能讲给我们听的那些行为与事件及其理由之所以是你自己的，是因为你制造了它们，也因为它们制造了你。你就是你能讲述其生活的那个主体。你能讲给我们听，也能讲给你自己听。自我描述的过程始于童年早期，从一开始就包含很多幻想（比如《花生》卡通里的史努比，坐在它自己的狗舍上想到：“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飞行员，驾机进入战斗”）。而且它将贯穿人的一生[比如让一保尔·萨特在《存在与虚无》里讨论“自欺”时讲到的咖啡店侍者，他完全沉浸在学习如何信守他对自己作为侍者的描述）。这就是我们做的。这就是我们。
狗是否真有猫这一概念呢？是而否。不管狗的猫“概念”在外延上多么地接近你的猎概念（你和狗将同样的一些实体鉴别为猫或非猫），它在一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狗不能考虑它的这个概念。它不能问自己是否知道猫是什么；它不能思考猫算不算动物；它不能（以自己的灵光）把猫的偶然与猫的本质区分开来。在狗的世界里，概念不像猫那样是一些事物。而在我们的世界里概念是事物，因为我们有语言。北极熊能够以狮子所不能的很多方式来对付雪。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北极熊具有狮子所缺乏的概念-关于雪的概念。但是，没有任何无语言的哺乳动物能够以我们那样的方式具有雪的概念，因为无语言的动物不能考虑“一般的雪”或“雪本身”。这并不是出于它们没有称呼雪的（自然语言）词语这样琐屑的原因，而是因为缺乏自然语言让它们不能从自己那错综复杂的联结主义窝巢里拧出概念来加以操纵。我们能够谈论北极熊那隐式或程序性的关于雪的知识，我们甚至能够经验地研究北极熊那嵌埋着的雪概念的外延，不过请记住，这不是一个北极熊所能舞弄的概念。
“它可能不会说话，但它肯定在思考！”——本书的主要目的之就是要动摇你对这一习以为常的反应的自信。也许，我们在尝试澄清非人类动物心理能力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在于我们那不可抗拒的习惯性想像，觉得它们有着与我们相当类似的反思性意识流，伴随着它们那些聪明的活动。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们不能做任何这样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研究的早期，我们不可以假定它们能够做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哲学与科学思考都受到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1974 年的经典论文“做只蝙蝠会觉得像什么呢？”的严重影响。文章的题目本身让我们第一步就迈错了脚。它诱导我们去忽路一种可能性，就是蝙蝠（以及别的动物）以各种不同方式施展其狡黠套路但却并不“觉得像”任何什么。如果我们一声不吭就假定内格尔的问题有意义并假定我们知道自己在追问些什么，那我们就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一般认为是神秘莫测的迷。
一只鸟筑巢时会觉得像什么呢？这个问题诱导你去首先想像你自己将如何筑巢，然后再试着去想像与鸟相比的细节。可是既然筑巢不是你所习惯做的事情，你就应该首先提醒自己，做某种熟悉的事情的感觉怎样。那么，你系自己的鞋带时觉得像什么呢？有时你注意了；有时当你在想其他事情的时候，你的手指做完了这件事情而你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你可能会认为，那么鸟在从事逐步建设时或许也在做白日梦想或筹划它明天的活动呢。或许如此，然而迄今为止的事实强烈暗示鸟并没有能力做任何这样的事情。你提到的用心注意与心不在焉地完成任务之间的对照，在鸟的例子里的确可能没有任何对应。你如果不对你自己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进行仔细反思就不能筑巢；但不能由此假定鸟在筑巢时（至少在掌握此任务之前筑第一个巢时）必须对它正在做的事情进行其鸟式思考。我们越多知道大脑如何参与其非人类主人取得聪明成就的过程，这些过程就越发不像我们曾经朦胧地想像是在起作用的那些思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思维不是发生在我们脑中的过程，或者我们的思维在统辖我们的行为上并非如我们通常假定的那样起着关键作用。我们人类自己脑中这些过程的一部分，大概最终会被认定为我们如此亲密地了解的思维活动，不过，有待澄清的是任何其他物种的心理能力是否真的依赖于它们具有我们那样的内心生活。
疼痛与受苦：要紧的是什么
在我们对种种心灵（以及原心灵）的勘察中，并没有任何清楚的阈限或者临界质量-直至抵达我们这些使用语言的人类所享有的那种意识。那种心灵是独特的，比任何其他种类心灵的力量高出很多个数量级，但我们也许并不想过分强调其在道德上的分量。我们很可以认为，在一切道德考量中，受苦的能力比对于未来（以及天底下其他一切）的深奥复杂推理更为重要。那么，疼痛、受苦和意识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尽管疼痛和受苦之间的区分，像绝大多数日常的非科学区分那样，在边缘上有点模糊，但它仍然是关于道德重要性的一个直观上令人满意的宝贵标记或度量。在物种之间，疼痛的现象既不是同质的，也不简单。其实从我们自身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只要注意到有些简单问题的解答是如此不明显。来自我们的痛觉感受器的刺激-防止我们在睡觉时肢体扭曲而损伤关节的那些刺激-被经验为疼痛了吗？还是说它们能够正确地被称为无意识疼痛呢？不管怎样，它们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吗？我们或许可以把神经系统的这种身体保护状态称为“感知”状态，但并不由此暗示说它们是任何自我、任何主体的经验。不管我们是否把这样的状态叫做疼痛，它们要有关系，必须有个忍受着的主体，对其而言，这些状态由于是受苦的来源所以重要。
以广泛报道的、面临巨大痛苦或恐惧时的分离（dissociation）现象为例。当幼小的儿童受到虐待，他们常常会采取一种绝望然而有效的策略：他们“离开”，即以某种方式向自己宣称，受苦的人并不是他们。主要有大致两类分离者：一种索性否认痛苦是自己的，然后就好像从远处旁观一样，另一种则至少是临时地分裂为像多重人格的情况（不是“我”在经受这些痛苦，而是“她”）。关于这一现象，我那并非完全滑稽的假说是：这两类儿童默默中对待“每一经验都必须是某个主体的经验”这一哲学教条的态度是不同的。拒斥这一原则的儿童没有觉得他们让痛苦无主，让它无主体地四处游荡而不伤害任何特定的人的做法有任何错误。而接受这一原则的儿童则必须发明一个他者作为主体——“可以是任何人，但不是我！”
不管任何对分离现象的这类解释能否成立，绝大多数心理医生同意分离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就是说，不管这一心理特技的本质是什么，它确实能镇痛；或者更精确地说，不管它是否消除疼痛，它确实缓和了受苦。所以，我们就得到算是差强人意的结论：不分离儿童与分离儿童之间的区别，不管它是什么，显著地影响受苦的存在或数量。
分离儿童没有不分离儿童那么多地受苦。那么，关于那些天然地分离的生物，我们又该说什么呢？这些生物从来没有达到或试图达到在正常儿童里是标准而在分离儿童中破坏了的那种复杂内部组织。顺理的结论似乎是：这样的生物天生不能受正常人类所受的那种苦或那么多苦。但是，如果所有非人类物种都处于这样一种相对无组织的状态里，我们就有根据说非人类动物确实感到疼痛，却不能以我们的方式受苦。
说得轻巧！动物爱好者肯定会以正义的愤慨与深深的怀疑对这个建议做出反应。它确实倾向于缓和对很多常见的人类实践的疑虑，至少部分免除其他人加在猎人、农夫和实验者肩上的罪责，因此，我们在考虑其根据时应该特别小心而公平。不管是站在这个激烈争论问题的那一边，我们都应该注意假象的来源。关于非人类动物受苦程度不及人类的这一建议，通常会引来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其中多数是关于狗的。狗为什么会那么突出呢？是否因为狗事实上比其他哺乳动物有更多的受苦能力，因而成了最好的反例呢？确实有可能，而且从我们一直所追随的进化视角可以解释个中原因。
狗，而且在家养动物中只有狗，对它们主人的很多可以称做“当人看”的行为反应强烈。我们对自己的狗说话，怜惜我们的狗，通常尽可能像对待人类同伴那样对待它们，同时我们为它们对这种友好行为的常见正面反应感到开心。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对待猫，但似乎很少会起作用。仔细想来这并不奇怪，家养的狗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后代，在几百万年的历史里，习惯了合作与高度互动群体里的生活，而家猫却是非社会性种系的后代。此外，家养的狗与狼、狐狸或草原狼（coyote）等表亲相比的重要不同在于对人类情感的反应上。这种情况其实并不神秘。家养的狗正是出于这些差别而被选择的历史也已经有几十万代了。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指出，人类为了配种出更迅速的马、更多毛的羊和更肥壮的牛等等而蓄意干预家养物种的繁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过，一种更为微妙却同样强大的力量在更长的时间里塑造着我们的家养物种。他将其称为无意识选择，意思就是说尽管我们的祖先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样做，但他们却从事着选择性配种。这一不知不觉中的倾向性，经过很多年代，使我们的狗在我们所喜欢的方面越来越像我们。我觉得，我们无意识选择的其他特征里面，包括了对人类社会化过程的易受性。这种易受性在狗身上所具有的组织性效果，与人类社会化过程在人类婴儿身上的许多效果相同。通过将它们像人那样看待，我们实际上成功地使它们更通人性。它们开始发展出组织性的特征，而这些本来是人类社会化所独有的领域。简言之，如果人类意识-作为真正受苦之必要条件的那种意识，如我所主张的，是对人类脑的虚拟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再组织，那么，其意识有可能与那种形式有任何相似的动物，将是那些能够通过文化使该虚拟机器在其身上起作用的动物。狗显然最接近于满足这一条件。
那么，疼痛的情况又如何呢？当我踩了你的脚指头，引起一阵短暂而确定的疼痛，给你带来一丁点伤害，而且通常根本没有伤害。这个疼痛尽管强烈，却太短暂而不要紧，而我也没给你的脚造成长期的损伤。你“受苦”一两秒钟的说法是对那一重要概念的可笑误用。即使假设我让你痛上几秒钟会使你忿忿几秒钟甚至几分钟，特别是当你认为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时候，那疼痛本身作为短暂的负面经验也只有稍纵即逝的道德意义。
很多讨论似乎都默认（1）受苦与疼痛是同一回事，只不过在程度上有差别；（2）疼痛是“经验到的疼痛”；（3）“受苦多少”的计算（“在原则上”）是把所有的疼痛加起来（而每一疼痛的可怕性则以其持续时间乘以强度来确定）。冷静地看起来（哪怕这是某些拥护者所难以做到的），这些假设其实很荒唐。发挥一下想像力可能会有所帮助：假设由于某种“现代医药奇迹”，你能够将你的疼痛和受苦与其发生的情境分开，把它们全部推迟到比如说年终的时候，那时再在一星期里忍受一种持续而巨大的可怕痛苦，或者遵照假设（3）的公式，将持续时间换成强度，使一年的不幸能够被压缩为一段比如说五分钟的痛苦之极的冲击。一整年没有任何轻微的烦恼或者头痛，换来短暂的完全可恢复却没有止痛剂的地狱——你愿意接受这一交易吗？如果我认为它有道理，我当然愿意。（当然，我们假设这可怕的一段不会置我于死地或者使我后来发疯，哪怕我会很乐意在那冲击下发疯！）事实上，我会很高兴接受这笔交易，即使要将受苦的总量翻一番或两番，只要它能够在五分钟内结束而并不留下任何持久的损害。我想所有人都会乐于做这笔买卖，只是它却实在是没有道理（比如说，这将意味着，为所有人提供这一免费服务的施惠者将使世界上的受苦翻一番或两番，而世界还会因此而爱戴他）。
这个情形的毛病当然在于你不可能按照想像中的方式将疼痛和受苦与其情境分开。预测与后果，以及对自己生活计划与前景之含义的认识，是不能作为受苦的“纯粹认知性的伴生物”而放在一边的。失去你的工作或者腿或者名誉或者爱人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这一事件给你带来的受苦，而在于这一事件就是受苦。如果我们致力于发现和减轻世界上尚未知道的受苦情形，我们就需要研究各种生物的生活，不只是它们的脑。当然，在其脑中所发生的，作为其正在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之证据的丰富来源，是高度相关的，不过，它们正在做的对于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而言最终是可见的，就如同植物、山溪或者内燃机的活动一样可见。如果（通过用各种科学方法进行勤奋研究）没有在这些可见的生活里发现受苦的迹象，我们就能放心地确信，在它们脑中也没有不可见的受苦。如果我们发现了受苦，我们将毫无困难地识别出它。它太熟悉了。
本书从一些问题开始，而且由于这是一本哲学家写的书，它并没有以答案来结束，但我希望是以这些问题的更好提法来结束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对不同心灵类型持续探索的途中一些值得追求的方向与需要规避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