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书摘

---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5週年暢銷紀念版〕/ 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著；王道還，廖月娟譯. — 四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 出版，2019.8
ISBN 978-957-137-852-7（平装）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 /（美）戴蒙德（Diamond, J.）著；谢延光译. — 修订本.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27-7232-2

---

导读　问苍茫大地，谁主浮沉？／王道还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讨论的人类社会，遍布于三大洋、五大洲。不平等则是常识，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议题，媒体上三不五时冒出「南北对抗」、「南北会谈」的名目，实质的内容，就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本书应该会让那些「南方国家」（贫国、弱国、以及受过富国剥削压迫的国家），稍稍释怀，甚至在谈判桌上更为振振有辞。因为作者强调：今天的世界现况，早在一万三千年前就决定了，各大洲上的祖先族群披荆斩棘，历尽沧桑，谁也没闲着，他们的子孙今天或贫或富，莫非天定。关键在生物地理学。
　　全书的论证借着一位新几内亚土著政治领袖的问题展开：「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运到这里来？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美洲土著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为何五百年前是西班牙人渡过大洋，到南美洲灭了印加帝国，而不是印加帝国的人到欧洲灭了西班牙？
　　澳洲、非洲也不例外。
　　过去五百年间各大洲都融入了世界史，过程各不相同，可是结果都一样，大家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世界史是欧洲人打造出来的？以哀矜勿喜自勉的人会问：为何世界上有些大洲上几千年前已经出现了灿烂的「文明」、有些大洲到了 20 世纪仍沉陷在「石器时代」？
　　作者卑之无甚高论，提出的答案是：各大洲「自然资源」（生物地理）不平等，因此各地的社会发展在起跑线上就有了落差。可是他的论证不仅表现出综合的本领，而且创造了新的视野。
　　首先，作者指出现代世界在 15 世纪开始形成，世界上各大洲的社群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由枪炮、病菌与钢铁决定。中国是人类史上唯一绵延 3500 年以上的文明古国，到了 19 世纪也不得不在船坚炮利的压迫下，加入世界体系。枪炮、病菌与钢铁是铸造现代世界的「近因」，大家已耳熟能详了。作者感兴趣的是：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怎样成为族群斗争的利器的？
　　根据作者，人类文明史的起点是农业。农业发生以前，所有的人类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地球上的狩猎－采集民，人口稀薄，从未发展出常识中的「文明」要项：文字、城市、复杂的政治组织、精巧的工艺、精致的艺术、繁复的知识体系，等等。农业创造了人口、社会与文化的发展空间，农业社会创造了所有的文明要项。枪炮、病菌与钢铁不仅是文明的产品，也是文明扩张的利器。
　　可是适合农作的植物，却不是到处都有的。今天大家熟悉的农作物，驯化的过程也各不相同，难易往往不可以道里计。中东的肥沃月弯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发明了农业，因为那里是麦类植物的原生地。而且野生麦与驯化了的小麦，形态上十分相似，驯化过程平顺得很。从所有的证据看来，麦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只发明了一次。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麦作农业，无论种子、知识、技术都从肥沃月弯传播出去的。
　　可是农业传播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一般说来，东西向的传播比南北向的传播容易。因为南北纬度的变换，涉及了气候的差异，而农作物必须在适当的气候下生存。「逾淮成枳」不只是句成语，而是农业传播的现实。所以农业族群在各大洲上的发展，还受到各大洲主轴线方向的影响。例如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各个农业核心区不易向外扩张，中东的农业西传欧洲，就容易多了。
　　动物资源的分布一样不平均。适于人类豢养的家畜，始终只有马、牛、羊、猪、狗这几种。理由是：一种野兽要是没有适合当家畜的「天性」，就当不了家畜。在人类历史上，许多改变「野兽」为家畜的努力都失败了。猎豹、斑马不用说了，连大象至今都不是家畜。非洲是人类演化的摇篮，有最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又是著名的野兽大地，可是人类在非洲驯化的哺乳动物，大概只有古埃及的驴与猫。
　　家畜资源分布不平均的情况，新、旧大陆的对比最为强烈。旧世界（欧亚大陆）是所有家畜的原产地。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包括马），在 1 万 3000 年前冰期结束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绝（有人推测那是因为最初殖民美洲的人猎杀的结果）。所以欧洲人 15 世纪「发现」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才第一次看见马。美洲缺少大型哺乳类家畜的一个明显后果是：没有发展出利用轮子的运输工具。缺少兽力，轮车的用途似乎就不大了。
　　美洲缺乏大型哺乳类家畜，产生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历史后果。美洲原住民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后，人口锐减。主要不是因为白人的屠杀，而是他们带来的传染病。实行农业、畜养家畜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畜接触成为主要的病源。例如人类的感冒就是源自猪的病毒。可是农业民族也逐渐的发展出针对这类传染病的免疫力。而美洲原住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类病原体，因此对这些疾病全无抵抗力。据估计 95% 的北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麻疹。
　　本书第 16 章专谈中国，简略了一点，可是富启发性。在东亚大陆，9000 年前农业就开始发展了。华北以栗米为主，华南则是以稻米和根茎类作物为主。目前的证据显示黄河、长江流域均有这些作物的原生种。这一自然条件使得南北向传播农业的问题消失。南北各自发展出农业文化，再互动、交融，3500年前在环太平洋区域龙蟠虎踞的中国青铜文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成形的。
　　本书作者戴蒙（Jared Diamond）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也是演化生物学家，在新几内亚做过田野工作，研究鸟类的演化。但是他前一本书《第三种黑猩猩》（The 3rd Chimpanzee, 1992 ）写的是人类的自然史，从人类与非洲大猿类的共祖谈起，直到人类族群间的暴力、战争以及全球核子威胁。本书的种子在那本书已经埋下了。不过我们得先讨论人类自然史的源流，才好欣赏戴蒙的论证。
　　人类的自然史大概在 18 世纪下半叶成为一门学问，今天叫做人类学。当时「人类自然史」的重点有二。一是说明人类的「自然」根源，以及蜕变的过程与动力；今天的体质／生物／演化人类学仍在探讨这个问题。另一个重点，是解释人类社会间的歧异现象。这两个重点是同一个自然史架构中的有机成份。19 世纪的历史（演化）「学派」，把人类社会依物质文化的「高下」排出「演进序列」，向前追溯到猿／人分化之际；整个地球是个人类学博物馆，不同的人类社群，都是人类自然史的标本。换言之，人类社群的文化表现，反映了社群成员的生物演化阶段。这样的「生物决定论」当然有许多的面貌，种族主义是比较流行的。
　　20 世纪初，人类学开始在学院中立足，由于对种族主义的疑虑，于是发展出新的人类学概念，将上述的两个重点给拆开了。文化人类学家宣布「文化是一超机体」，不受生物逻辑的支配，不愿再和自然史有任何瓜葛。按照这个观点，人类的文化自成一格，人的自然史无法帮助理解文化。从此人类学家对社会、文化的歧异现象存而不论，不再解释。各个文化都是理解的对象，并无高下之分。这个「文化相对论」固然是多元文化、多元社群的道德基础，在知识上却有过犹不及的缺憾。
　　戴蒙这本书提醒了学者：社会、文化的歧异现象是可以分析的，得到的结论未必就能为种族偏见张目。各大洲生物地理条件不同，是现代世界的「大历史基础」，戴蒙的论证超越了简单的「地理决定论」，令人信服。他的贡献并不在他所谓的「历史科学」，而是他为我们点明了重要的研究问题。
　　举例来说，要是文明有赖农业供养的大量定居人口，那么认定农业是世界史的「终极」原因，并不是有意思的发现。农业是文明的源头，是的。可是文明改造了世界，历史积重难返，我们瞻前顾后，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我们从历史研究中期望发现的，是不受时空局限的睿见；我们想要捉摸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要是人文创造必须集合众人，持续互动，才有所成，那么个人受到的限制是什么？戴蒙事实上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不同个体、不同社群的互动。只有在欧亚大陆块上，不同的族群可以「实验」不同的发展方向，不同的族群有机会从互动中累积集体的实力。这个事实透露的，是人类心灵的本质。
　　人类心灵似乎只能在多元互动的环境中才能发挥潜力。
　　（作者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生物人类学实验室）

书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外／萧胜明

　　这本中译占了476 页，每满页 720 字的厚书，一切只为了一个疑问开始。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作者花了二十五年从科学、历史、生态学、人类学、演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 种种层面搜集资料去分析思考，写出这本书才能回答。
　　先说说我们在大学校园，可能习以为常的见解罢。我们知道，固然联考这种依分数取功名的筛选入学方式，号称天子庶民人人平等，不过说实在的还是有些「特权份子」在。比如，除了「华侨子女」「美裔华人」等等有分数加权的权利，若是原住民血统，也可以加分。立意想是在于鼓励原住民子弟求学，隐隐或许也意味「原住民头脑不如平地人，要加点分才能取得上大学齐头式的平等」罢。
　　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是在我的经验，起码医科求学的过程里，「侨生」与「原住民生」成绩大多不如人，向来被视作较次等的一群。即使状似用功，总是事倍功半。侨生同学或可归究于「以往不惯用华语，语言适应不良，看不懂考卷」，原住民生就可能被认为是「反正原住民都懒，八成爱喝酒不念书」，或者「原住民智商本来就差，当初能念医科还不是靠加分的」之类。真是如此么？
　　一如这种心态，西方人甚至亚洲人，似乎向来认为黑人或非洲人，或者未开发国家的人民，大多是智商低劣的人种，演化上比文明人落后许多，如今样样不如人，也是其来有自。即使今日各国宣扬各色人种一律平等，许多白种人仍隐隐视有色人种为次等人，现实生活或多或少有所歧视。人类学对原始部落的研究，立意也在于以为他们保留几千年前先民生活的痕迹，以「活化石」看待，似也未视他们为「现代人」。
　　1972 年七月，作者贾德‧ 戴蒙为了研究鸟类演化，到新几内亚探访，也结识了当地著名政治领袖亚力(Yali) ，两人相谈甚欢。这段日子以来，贾德与许多新几内亚人交游，深深觉得除了现代文明不如人，他们与欧洲人，智力思考能力全无差别。亚力自然也接触过许多欧美白人，对先进文明的了解远胜于同辈。
　　一天，他们两人在沙滩散步，聊起新几内亚人的祖先如何在此地繁衍生息，而近二百年来，欧洲人又如何使新几内亚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亚力不禁要问：
　　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真是大哉问。一般人或许轻易就能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论调来打发，可是贾德情知绝不是如此。是啊，为什么不是新几内亚人或者非洲亚洲人，当初船坚炮利来攻打欧洲？为什么同样几千年生息，欧洲人能发展出现代文明，而非洲人大多还停留在初民的荒野畜牧采集生活？
　　要论起生活的应变能力，这些生活在丛林或旷野的「野蛮人」无疑胜于四体不勤的现代人。在大自然生活处处是险恶，他们必须随时因应突发状况，选择最恰当的求生方式，以万般手法谋存。再者，荒林野地本是疾病温床，诸如爱滋病或历史上许多世纪绝症就是起源于非洲丛林；他们镇日生活其中，抵抗力比文明人强得太多，不像有些人稍有感冒等小恙，就嗯嗯唉唉颓然不起。以这个观点，他们无疑才是强者。
　　就人类文明发展史，最原始的人类，经学者考证，大多相信来自非洲。最原始的文明发源地，来自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的肥沃月弯，或是中国黄河流域。欧洲文明的起源，是几次转手而来，起步晚得太多。就历史层面而言，同时期埃及出现文字，中国出现政府组织时，欧洲人可能还是半开化状态，甚至茹毛饮血，至于美洲更不消说。为何就在几百年间，欧美人迅速兴起，发展出枪炮武器，反过来把印加、中国、埃及…… 等等古文明吞没什至消弭，却不是古文明将欧美文明打倒？……
　　最常见的偏颇解释，是种族的生物差异。种族主义者，常把地域民族的发展差异解释成「智能原有先天性的优劣」。很容易就可证明，这论调除了反映背地里的自大优越心态，事实上也是大错特错。给两者同样的学习环境，落后种族未必不如文明人，甚至可能有过之无不及。另有一说，以为「严寒气候促进思考」，故北欧北美纬度高的地域，文明相对较佳。略加思索便可发现恰恰相反，文明发源多来自热带（印加文明）或温带（埃及文明、中国文明），欧洲人不过拾人牙慧罢了。第三种说法，以为「国家组织的建立」决定一切，有了国家制度，水利灌溉有组织的农业社会才能兴起。然而考古研究发现，复杂灌溉系统的兴起，与国家组织的建立颇有时差，两者相关性不大。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种族发展的差异？
　　贾德走另一条路线，自近代欧洲殖民历史设想，找出欧洲人致胜因素为何。归纳起来，无非因为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与工艺产品。那么下一步自然就是找出，为何欧洲人能发明这些，而起步较早或不同生活方式的别种文明种族不能，这箇中的原因何在了。
　　这项研究，牵涉太多不同层面的知识，诸如语言学、医学、生物学、史学、分子生物学、演化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等等。偏巧，贾德因缘际会都接触过。探察下来，他归纳出石破天惊的发现。归纳成一句话来表示，他以为「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差异造成的，而非生物差异」（页30）。
　　由于欧亚环境有马、牛、猪、羊…… 等等适合驯养的家畜，且欧亚大陆的地域大体呈横式走向，纬度气候相去不远，相同的文化或技术极易传播。而美洲、非洲大陆呈直式走向，天南地北酷热严寒差别太多，同样的农业畜牧业原就无从发展；再者野地生物如大象、狮子、美洲豹、美洲虎、斑马…… 等等，大多凶蛮不驯，不能为人所用，所以农业畜牧业自然无从生根，只能从事古老的采集狩猎生活了。而安定的农牧业才利于群集人群，发展组织架构，使得文明发展不得不出现分野。
　　再者，各地域生产的矿藏也有差异。以西班牙人灭亡印加王朝为例，印加古文明源远流长，虽生产许多黄金等贵金属，却缺少钢铁等坚硬金属，且也从无马匹等乘坐牲畜。是以西班牙骑兵队如入无人之境，先骗取印加王的大量黄金，再轻松以数十人杀灭数以万计的印加族人。另一方面，欧洲人入侵其他陌生地域，除了巧取豪取，带来家畜等生物豢养以建立殖民地，相对也带来陌生的病菌。比如欧洲人习以为常只造成数天不适的感冒病毒，对被入侵地域原住民而言就可能是致命的祸害，使大量土著死亡而消失。而家畜们也对原有物种造成侵扰甚至杀戮，使原有物种快速灭绝。例如澳洲诸多原产有袋类生物，就是如此灭种。所以归纳而言，标题列出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三者，实是欧洲人征服世界的三大利器。
　　纵使如此，或许华人还觉得不能释怀。比如，中国远古就有炼丹术，很可发展成化学或冶金学；有浑天地动仪、木牛流马等等奇巧机械，很可发展成天文学、机械学；甚至造纸、纺丝、活字印刷、火药…… ，太多太多现代文明赖以根植的技术，都由中国而来。这表示，中土的确具有较其他地域优秀的条件。为何这些技术没能再发扬光大起来，流传到西洋外地后，反叫他们发展出枪炮，回过头来对中国企图亡国灭种呢？
　　据贾德的研究，不免要归究于这些古文明（包括埃及、印加等）发展太进步，中央集权太过成熟了。由于私心自用，在位者经常牵制了进步的角度，甚至强迫人民采用落后的技术以维持社会秩序经济的稳定。相反的，欧洲是时正值岛国林立，百家争鸣，各国莫不相竞大胆尝试新技术以求优于他国，彼此竞争之下，促进了技术快速的提升与转变，于是高下立判。

前言　亚力的问题：各大洲族群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

　　译注：土著单纯指世居本地之人，即世代与一土地相附着的人民，无任何轻蔑意涵。《汉书·张骞传》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其俗土著。〔注〕为有城郭长居，不随畜牧迁移者。

　　一句话概括本书：“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差异造成的，而非生物差异。”

　　自冰期（Ice Age）结束以来，一万三千年间，有些地区发展出有文字的工业社会，有些区域仍旧是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则停滞于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使用金属工具的文明社会，征服了或灭绝了其他类型的社会。

　　两个世纪前，新几内亚人还活在“石器时代”，欧洲人早在几千年前就以金属工具取代了原始的石器。此外，新几内亚人仍在村落生活，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白人来到后，设立集权政府，输入货品。新几内亚人立刻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举凡铁铸的斧头、火柴、药品，乃至衣服、饮料和雨伞……应有尽有。在新几内亚，那些一概名之为“货物”。
　　许多来此殖民的白人公然鄙视新几内亚人。即使是最平庸的白人“主子”──一九七二年他们仍享有这个尊称，生活水准都远超过新几内亚人，连亚力那样的政治人物也不能企及。我们俩都很清楚，新几内亚人和欧洲人一样聪明。

　　欧洲、东亚、移民到北美洲的人，掌控了现代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族群，包括大多数的非洲人，虽已推翻欧洲殖民政权，但就财富和权力而言，仍远远落后。还有些民族，如澳洲、美洲、非洲南端的土著，连自己的土地都丢了，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杀戮、征服，甚至灭族。

　　塔斯马尼亚人的石器技术，比几万年前欧洲制作的石器简陋。

　　今日尚存六千种语言，大多面临消失的命运。英语、汉语、俄语及其他几个语言已成为主流语言。现世这些问题，全肇因于各大洲族群不同历史发展轨迹。

　　美国白人认知心理学家一直想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天赋智力比不上欧洲裔白人。然而这两个族群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差别很大。使得验证“技术水准反映智力高下”这个假设，遭遇双重困难。

1. 认知能力的发展，受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因此成人认知能力的差异，难以分辨先天遗传因素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2. 认知能力的测验（如智力测验），测量的是文化学习，而不是先天智力──暂时不谈所谓先天智力究竟是什么玩意。成长环境和学得的知识，势必影响智力测验结果，因此心理学家至今还未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非白人族群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新几内亚人比欧美人更聪明、机警，更有表达能力，对周遭的人事物也更感兴趣。有些任务执行起来比西方人利落多了。例如在陌生环境中，掌握四周动静、判断进退趋避的本领。那种能力应能反映出大脑功能的许多面向。当然，有些任务西方人从小就受过训练，新几内亚人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表现得很差。所以，没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从偏远的村落进得城来，西方人会觉得他们看来蠢得很。反之，换了我跟着新几内亚人到丛林中蹓跶的话，在他们眼中我是多么的蠢，我心知肚明。一些简单的任务（像是在森林中找出路、搭建蓬屋），我一点也帮不上忙，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那些可是新几内亚人从小练就的本事。
　　我对新几内亚人的印象是：他们比西方人聪明。我有两个理由。第一，几千年来，欧洲人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社会中，中央政府、警察系统和司法制度一应俱全。在这种社会中，传染病（例如天花）长久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死因，谋杀反倒比较不寻常，而战乱是变态而非常态。大多数欧洲人，只要熬过传染病的侵袭，就不再受死神的威胁。可以把基因传给下一代。今天，西方人婴儿，不管他们智力或基因的品质，大都不受致命传染病侵袭，顺利传宗接代。相形之下，新几内亚人的社会，人口稀疏，只能在稠密的人口演化的传染病，根本无从生根。新几内亚人的死亡原因，向来以谋杀、部落间的长期战争、意外、食物不足为大宗。
　　在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的人比较有机会逃出鬼门关，传递基因。然而，在传统欧洲社会中，传染病筛检出的不是智力，而是与基因有关的身体化学。例如，血型为 B 或 O 者，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就比 A 型的人来得强。也就是说，针对智力的天择压力，或许在新几内亚社会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相较之下，人口稠密、政治组织复杂的社会，天择鉴别的是身体化学。
　　还有一个原因。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了太多时间在不必动用大脑的娱乐上，如电视、收音机和电影。一般美国家庭，每天电视开机的时间长达七小时。相对的，新几内亚的孩子根本没有机会接触那种被动娱乐。他们只要不睡觉，就会主动做一些事，像是与人说话或游戏。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都强调：童年的刺激和活动有助于心智发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碍，与童年的刺激不足有关。
　　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先天上或许要比西方人强；就后天条件而言，新几内亚人不受文明之害，不像工业社会大多数的孩子，都在不利于心智发展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亚力的问题，答案不在新几内亚人的智力不如人。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儿童心智发展，这两个因素也许不只区别了新几内亚人与西方人，也区别了技术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和技术先进的社会。因此，种族主义者的一贯论调应该颠倒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欧洲人能生产出那么多的货物？尽管我认为新几内亚人比较聪明，他们却没搞出什么名堂，为什么？为什么枪炮、病菌、钢铁站在欧洲人这一道，为什么不是非洲土著或美洲土著？

　　北欧人相信北欧的寒冷气候有激发创意、精力的效果，而炎热、潮溼的热带气候使人迟钝。也许高纬度地区四季分明的气候，提供了复杂多样的挑战。终年溼热、四季长青的热带气候是单调了些。也许寒冷的气候让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明创造，建温暖的房舍、缝暖和的衣物，不然就活不下去。在热带只需要简单的房舍，衣服不穿也成。
　　虽然这种解释以前很流行，后来证明不堪一击。因为直到一千年前，北欧人对欧亚文明的发展，可说毫无贡献。他们只是运气好，住在一个方便输入先进发明的地点。农业、车轮、文字、冶金术，都是欧亚大陆比较暖和地区的产品。在新大陆，高纬的严寒地带更是落后。美洲土著社会唯一的书写系统，是在北回归线之南的墨西哥发展出来的；新世界最古老的陶器，是在南美热带靠近赤道之处发现的；新世界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为先进的，是古典玛雅社会，位于热带的犹卡坦、危地马拉，则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内兴起。

　　非洲大陆是猿人的演化摇篮，现代人可能也是在这里演化出来的。这里的风土病像是疟疾、黄热病，当年不知夺去了多少欧洲探险者的性命。要是先发制人、先驰得点这类成语符合世情，非洲为何不能“制人”反倒“受制于人”？为什么枪炮、钢铁不是在非洲最先发展出来的？为什么澳洲土著始终过著狩猎─采集生活？

　　现代美国是一个按照欧洲模式创建的社会，它占有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来的土地，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作为奴隶运到美洲来的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的后裔。现代欧洲却不是一个由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黑人塑造的社会，他们并没有把数以百万计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运入欧洲。
　　在殖民与奴隶贩运的几个世纪之后，被征服的族群今天仍居于弱势阶层。有人主张是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先天禀赋，例如弱势族群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不足，他们上进的机会有限。

　　演化生物学是历史科学，不能使用实验科学的方法。

　　世界上的语言约六千种，其中一千种在新几内亚。我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时，对语言的兴趣死灰复燃，因为我必须搞清楚各种鸟在一百种当地语言中的俗名。

　　为什么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出现得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传播要迅速得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主因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而美洲和非洲则主要是南北向（第十章）。

　　人类历史上，文字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出粮食生产生计的地区。其他的社会，或者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或受到那些书写系统的启发，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才，发展技术。
　　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流动人群相对都平等，政治领域局限于领地及结盟。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领地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至关重要。

　　农业在中国兴起后，促成了好几次史前人口或文化特质的大迁徙。其中一次发生在中国本土，创造了今日所知的中国。另一次在热带东南亚，源自华南的农民颠覆了东南亚狩猎─采集土著。再来就是南岛民族的扩张（南岛人源自中国华南，经由台湾到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继而向太平洋诸岛扩张​），他们颠覆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土著，深入南太平洋，散布到波利尼西亚各岛屿，但是没能在澳洲与新几内亚殖民。
　　东亚族群与太平洋族群的总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经济力量更有日益集中的倾向。

　　欧洲人没有在非洲亚撒哈拉建立大片的或长久的殖民地，只有南非是例外。比较有长远影响的，是非洲境内大规模的族群代换——班图族扩张。其实，这个戏码一再在各地上演，卡哈马卡、东亚、太平洋诸岛屿、澳洲和新几内亚。

PART 1　从伊甸园到印加帝国

第一章　人类社会的起跑线：公元前一万一千年各大洲到发生了哪些事？

　　现存人类最亲近的亲戚，是三种非洲大猿：大猩猩、黑猩猩和就是倭黑猩猩，牠们只生活在非洲。人类的历史大约在七百万年前开始，那时有一群非洲猿分化成好几个族群，其中一支演化成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黑猩猩，第三支演化成人类。很明显的，大猩猩这一支分化得稍微早一点，所以人类与黑猩猩有共祖。
　　化石显示我们的直接祖系，在四百万年前已经是直立的了，到了两百五十万年前，身体和脑容量都增大了。那些原始人类就是非洲南方古猿、能人和直立人，学者相信他们彼此间有演化亲缘关系。虽然一百七十万年前出现的直立人，身裁已相当接近现代人，但脑容量却不到现代人的一半。石器在两百五十万年前已很普遍，不过都是非常粗糙的石片器或砍砸器。从动物学来说，直立人当然已经不是猿了，但与现代人还差得远。

　　欧亚大陆是一个大陆板块，没有什么重大屏障把它分隔开。

　　大约五十万年前，人类的形态开始与直立人有分别，他们的颅骨较大、较圆，曲线柔和。五十万年前的非洲人和欧洲人，头骨已和我们相当似近，所以学者不再称他们为直立人，而将他们归入智人（Homo sapiens）。这种区别当然是武断的，因为智人是从直立人演化出来的。不过，早期智人头骨的形态细节仍和我们不同，大脑容积也比我们小得多，他们的工具和行为更和我们大相迳庭。二十世纪的石器时代族群，见到五十万年前的石器，一定会嗤之粗糙。早期智人的文化业绩中，唯一重要的新玩意，就是火的利用，目前已有明确的证据。
　　然而早期智人留给我们的，只有他们的遗骨与粗糙的石器，没有艺术品、没有骨器或其他的遗迹。那时，澳洲还没有人迹。原因很简单，东南亚的人得乘船才能到那儿。美洲也没有人迹，那得等到西伯利亚有人烟之后，或许那些人还得懂得造船。（今天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在冰河时代由于海面的升降，有时是海峡，有时则是宽广的洲际陆桥。）然而，不论是造船或是生活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都不是早期智人做得到的。

　　大约五万年前现代人的历史终于揭开了序幕，即我所谓“大跃进”时期。第一个表现出大跃进的迹象是东非出土的，有固定形制的石器和装饰品（驼鸟蛋壳磨成的串珠）。同样的发展很快在近东和东南欧出现，然后是西南欧（约四万年前）。在西南欧生活的完全的现代人──克罗马农人有大量工艺品遗留下来，他们无论在生物上，还是行为上，都和我们无异。
　　克罗马农人的遗址中除了石器，还有骨器。骨头很容易就可以改变形状（例如制成鱼钩）。工具的种类、形制繁多，看来又眼熟：有针、锥子、雕刀等。除了单件式工具如刮刀，也有复合工具。克罗马农人遗址发现的复合武器，有鱼叉、射矛器，弓箭等步枪之类的现代武器的前身。那些都是在安全距离之外进行杀戮的有效武器，于是人类得以猎杀犀牛和大象等危险的野兽。而发明了绳索后，就可以结网、搓绳、设陷阱，方便捞鱼捕鸟。人的饮食从此才有了山珍海味。房舍与织物证明克罗马农人能够在寒冷的气候中生活，他们的饰品和精心埋葬的骸骨，代表人类美感和精神层次发生了革命性的发展。
　　克罗马农人所制作的，最有名的是美术品：精美的洞穴壁画、雕像和乐器等，我们现今仍视为艺术。那些史前艺术家不只形态和现代人一样，心灵也一样。
　　显然，我们祖先的能力在十万年前和五万年前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两个无解的问题：触发原因及地理位置。至于原因，我主张：发声腔的演化是关键。因为发声腔是人类语言的解剖基础，而人类的创造力又依赖语言。其他的学者则认为大脑组织的变化才是关键，导致了现代语言的可能。
　　至于地点，大跃进是先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某一群人中，他们因而能够扩张势力范围、代换了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土著？或者好几个地区都发生了大跃进，现在居住在那些地区的族群，就是当初经历过大跃进的族群？非洲出土的十万年前的化石，因为形态上非常接近现代人，所以有学者用来支持前者的说法，主张非洲是大跃进的原生地。DNA 证据也解释成现代人发源于非洲，不过那些分子资料的意义目前仍有争议。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尼出土的一些几十万年前的人骨，有些体质人类学家发现了现代中国人和澳洲土著的区别特征。果真如此，就会推翻人类源自一个“伊甸园”的说法，而在好几个地区平行演化的说法可能就是真的了。然而目前还没有定论。
　　“人类起源于一个地区，然后扩散到世界各地”这个理论可以找到最有力的证据。四万年前，克罗马农人来到欧洲，他们形态现代、武器先进，还有其他进步的文化特征。不到几千年的光景，已在欧洲生活了几十万年的尼安德特人就消失了，当年他们是欧洲唯一的人类呢。极有可能，克罗马农人用他们先进的技术、语言能力或脑力，杀害或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证据显示这两种人曾经混血。
　　大跃进发生的时候，人类地理也扩张了。自从人类在欧亚大陆殖民以来。仍连成一块大陆的澳洲和新几内亚这时有了人迹。四万年前和三万年前之间，在很短的时间内，人类遍布整个大陆，适应了那里多样的栖境，从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木、高山，乃至澳洲干燥的内陆和潮溼的东南端。
　　冰河期中，由于海水大都结成冰河，世界海域的海平面足足比现在低了数百公尺。今日亚洲和印度尼西亚之间是浅海，当年就成了陆地（较浅的海峡，如白令海峡和英吉利海峡，也如此）。当时亚洲大陆的东南边比起现在的位置，要往东一千一百公里左右。不过介于峇里岛和澳洲之间的印尼岛屿，仍为深海环绕、深水海峡分隔。从当时的亚洲大陆到澳洲─新几内亚，得越过至少八个海峡，最宽的海峡少说也有八十公里。因此，人类殖民澳洲─新几内亚是划时代的事件，因为到达那里非得有船只不可，所以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船只的证据。直到三万年后（即一万三千年前）世上其他地区才出现了使用船只的铁证。
　　人类殖民澳洲─新几内亚，除了第一次使用船只；以及定居欧亚大陆之后第一次地理扩张之外，也可能是人类第一次造成大型动物大规模的灭绝。今天的非洲大陆是大型哺乳动物的王国，欧亚大陆也有不少大型动物，例如亚洲的犀牛、大象和老虎，以及欧洲的麋鹿、熊。而今天的澳洲─新几内亚却没有大型哺乳动物，最大的哺乳动物就是四十五公斤重的袋鼠了。但是澳洲─新几内亚过去有一群独特的大型哺乳类，种类繁多，包括巨型袋鼠，体型大如母牛，态似犀牛的草食性有袋动物双门齿兽，和肉食性有袋类动物。从前还有形似驼鸟、重达一百八十公斤的巨鸟，和大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爬虫类，如一吨重的巨蜥蜴、大蟒蛇和陆栖鳄鱼。
　　然而，这些巨兽却在人类出现之后消失无踪。近三万五千年来，牠们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些巨兽或许在人类登陆澳洲不久后，就灭绝了。
　　这么多大型物种几乎同时灭绝，引起一个明显的问题：原因是什么？一个明显的可能答案是：第一批到此殖民的人类直接杀死或间接消灭了牠们。因为在人类到达以前，那些动物在澳洲─新几内亚已经演化了好几百万年。我们知道加拉帕格斯群岛和南极的鸟类、哺乳动物仍然温驯得无可救药，因为牠们在没有人类的环境中演化，见到人类也是最近的事。要不是保育人士的努力，牠们可能早就灭种了。其他新近发现的岛屿，若没有迅速采取保育措施，的确发生过灭绝的事例。毛里求斯岛上的度度鸟（dodo）就是一例──牠已经成为代表动物绝种的符号。打从史前时代开始，海洋岛屿一但有人类殖民，岛上动物就会遭劫，例如新西兰的恐鸟（moa）、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巨型狐猴（giant lemur）和夏威夷一种不能飞翔的巨型野鹅。度度鸟和海岛海豹遇上现代人根本不知走避，等到刀斧加身，已经晚了；史前人类杀戮那些恐鸟和大狐猴，大概也是那么容易。
　　相形之下，非洲和欧亚大陆上大型哺乳动物大多至今犹存，因为牠们和人类的祖先共同演化了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有充分的时间演化出对人类“敬而远之”的本能。再说，我们的祖先当年是菜鸟猎人，没有什么惊人的艺业，狩猎技巧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改进。而对度度鸟、恐鸟，或许还有澳洲─新几内亚的巨兽来说，技术精良的猎人像是从天而降，根本没时间做演化准备，只好含恨九泉。
　　我认为人类导致巨兽灭绝是极有可能的，途径有二：直接的──将牠们宰来吃，间接的──人类破坏了牠们的栖境。
　　巨兽在澳洲─新几内亚灭绝后对人类往后历史的影响。巨兽灭绝后，人类就没有驯化动物当牲口的机会了，因此澳洲和新几内亚的土著没有土产牲口。
　　澳洲─新几内亚一直到大跃进之时才有人类繁息。人类势力的另一次扩张，紧跟其后，就是人类定居欧亚大陆最严寒的地带。虽然生活在冰河时期的尼安德特人已相当适应寒冷的天候，他们在北方的分布却从未超越德国和基辅（Kiev）以北。这点不足为奇，因为尼安德特人显然没有针线，不会缝制衣服，也没有温暖的房屋等可以在严寒地带生存的技术。拥有那种技术的是现代人，他们约在二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那一次扩张也许导致了欧亚大陆长毛象和毛犀（woolly rhinoceros）的灭绝。
　　南极洲不提，因为人类直到十九世纪才抵达那里，而且现在还没有自给自足的居民。另外两个则是北美洲和南美洲。人类最后才到达那里定居，理由很清楚：美洲与旧世界隔着大洋，要得有船横渡大洋（在印度尼西亚有证据显示四万年前已有船运，欧洲则晚得多），否则得先据有西伯利亚（约两万年前完成），再通过白令陆桥到达美洲。

　　克洛维斯人的族裔从美加边界推进到一万二千八百公里以南的巴塔哥尼亚，花了不到一千年的时间，或许有人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平均起来那不过等于一年大约只推进了十三公里。
　　对狩猎─采集族群而言，那实在算不了什么，他们平常四处觅食，也许一天就会走上十三公里。显然人类进入美洲后人口增长得很快，所以才必须不断向南推进，这个现象或许有人感到惊异。但是，若我们好好计算一下实际的数字，这个人口成长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南北美洲所能容纳的狩猎─采集族群，平均每两百五十九公顷一人（约一平方英里，今日的狩猎─采集族群人口密度远低于这个数字），那么整个美洲可以容纳一千万人口。但是，即使第一批移民只有一百人，人口成长率每年以一．一％计算，不到一千年就可以繁衍至一千万。此外，人口成长速率以一．一％来计算，可说是低估了。现代人类殖民从无人烟的土地，人口增长率可达三．四％。

　　西伯利亚永远是冰天雪地，在冰河时期，整个加拿大都被冰盖所占据，无法通行。而应付严寒气候的本领，要等到四万年前现代人占据欧洲后才发展出来，两万年后人类才定居西伯利亚。最后，那些西伯利亚早期居民到了阿拉斯加，他们或者坐船横渡白令海峡（今日宽约八十公里），或者在冰期中白令海峡是干地的时候步行通过。冰期中，宽达一千六百公里的白令陆桥反复浮沈，每次陆桥存在可达千年，对于习于严寒气候的人而言，穿越冻原不是难事。公元前一万四千年左右，海平面上升，海峡又形成了。不管当年西伯利亚人用什么方式到达阿拉斯加，步行也好，划船也好，阿拉斯加最早的人迹，出现在公元前一万两千年。
　　不久，占据加拿大的冰盖有部分消融，出现了一道南北向的走廊，让阿拉斯加最早的居民得以通过，来到北美大平原，就是现在加拿大西南的艾德蒙吞（Edmonton）附近。对现代人而言，阿拉斯加和巴塔哥尼亚之间最严重的障碍就此消失。最先来到艾德蒙吞的人会发现这个大平原到处都是猎物。他们在那里繁衍，人口增长，逐渐向南扩展，最后占领整个美洲。

　　家禽、家畜是肥料、肉品和乳品的来源，平日犁田靠它们，战时冲锋陷阵也少不了它们。尽管肥沃月弯和加州气候条件近似，前者有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可供驯养，后者却不幸挂零。
　　大约在 1 万 5000 年前，美国西部简直就是另一个非洲塞伦格替大平原，狮子和猎豹在原野上奔腾，对成群的大象和马穷追不舍。此外，还有一些对现在的美国算是希罕的动物，如骆驼和巨大的树懒。但这些大型哺乳动物不久都灭绝了。
　　整个北美，可供驯养的大型哺乳类只有一种：骆马，而且不是处处可见。猎人在 1 万 3000 年前经由白令海峡踏上美洲，显然已宰光所有不知恐惧为何物的哺乳类。赶尽杀绝的结果便是祸遗子孙──没有可以驯养的大型动物。

　　美洲的大型哺乳动物既已熬过了二十二个冰期，不可能全都栽在第二十三次上。大型哺乳动物灭绝之后，美洲土著可以驯养的物种就大大的减少了。

　　适应与开发，对现代智人不构成问题。例如毛利人的祖先登陆新西兰之后，不到一百年就找到了所有有价值的石头资源；再花了短短几个世纪，即使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地形上的恐鸟，都被杀戮殆尽；也不过几个世纪，己分化出各种不同的社会，有海岸地带的狩猎─采集族群，也有农业社会。

　　澳洲人和新几内亚人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出水运工具的族群。他们创作洞穴壁画，和欧洲克罗马农人大约同时。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地理因素对波利尼西亚社群的影响

　　现代毛利人是公元一千年在新西兰殖民的波利尼西亚农民后裔。在那不久，还有一群毛利人跑到查塔姆岛上开创自己的天地，是为莫里奥里人。在几百年内，这两个族群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演化：北岛的毛利人比较进步、复杂，而莫里奥里人无论在科技和政治组织都停留在原始阶段；莫里奥里人回复到以前的狩猎──采集生涯，而北岛的毛利人则更上一层楼，转往精密农耕。
　　新西兰东八百公里的查塔姆群岛本有一批莫里奥里人。这群莫里奥里人遗世独立，过了好几个世纪自给自足的天堂岁月。一八三五年十二月，恬静平和的生活突然变色，飘来阵阵腥风血雨。这个悲剧的开始是在前一个月：十一月十九日，五百个毛利人带着枪枝、棍棒、斧头乘船而来。十二月五日，又有四百个毛利人来到。这些毛利人成群结队走过一个个莫里奥里部落，告诉当地人：“乖乖束手就擒，当我们的奴隶吧！若有不从，格杀勿论！”起先，莫里奥里人团结抵御，与毛利人势均力敌之时偶尔还能取胜。然而，生性爱好和平的莫里奥里人开会决定不再反击，打算以和平、友谊和共享自然资源作为和解的条件。
　　就在莫里奥里人提议和解前，毛利人已大开杀戒，不出数日，宰了好几百个莫里奥里人，烹其肉，喝其血，活口则收编为奴隶，随兴所至，爱杀就杀。不到几年，莫里奥里人几乎被屠杀光了。劫后余生者心有余悸地说：“毛利人把我们当畜牲宰割。我们吓得逃到树丛中，躲在地洞里，但还是一一被揪出来杀掉，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毛利人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这些人就是我们的财产。根据我们的习俗，就是该通通抓起来，没有例外。逃走的，抓一个杀一个，没逃的，我们高兴杀就杀。这就是本族的习俗。”
　　我们可以想见莫里奥里人和毛利人发生冲突的下场。莫里奥里人是一小撮隔离的狩猎──采集族群，科技与武器极其原始，对于战事一无所知，更别提强而有力的领导和组织。打从新西兰北岛而来的毛利人却属于人口稠密的农业社会，饶勇善战，科技和武器先进多了，且在强势领导人的指导下行事，可见实力悬殊，莫里奥里人自然招架不住，没有第二种可能。
　　毛利人祖先来到查塔姆群岛之初还是农人，但他们带的热带作物无法在寒冷的查塔姆生长，只得回到狩猎─采集生活。他们无法生产多余的作物，更谈不上储藏以供养不事生产的专家、首领……猎物有海豹、贝类、海鸟、鱼，用手或棍棒来捕捉，不需要更复杂的技术。此外，查塔姆群岛小且偏远，可维持总数约二千的狩猎─采集人口生计。莫里奥里人共存共荣，不轻易刀戈相向。为减轻人口过多的压力，他们阉割男婴。结果成就了一个小型、和平的原始社会，科技和武器粗陋，也没什么领导和组织。
　　暖和的新西兰北岛（波利尼西亚群岛最大岛）非常适合农业，毛利人因而人口激增，很快饱和，直逼十万大关。他们形成了密集人口，长期从事与邻近的残酷战争。由于有贮藏剩余农作物，养活了手艺人、首领、兼职士兵。他们制作了各种工具，栽种、打仗、艺术创作……他们建造了用作举行仪式的建筑物和众多城堡。
　　由此产生的两个社会不知彼此存在，也许长达五百年之久没有接触过。最后，一艘海豹捕猎船在前往新西兰途中到过查塔姆群岛，给新西兰带来了关于这个群岛的消息：“有大量海鱼和贝类；湖里到处是鳗鱼；它是喀拉喀浆果之乡……那里居民众多，但不懂打仗，所以没有武器。”这个消息足以诱使九百个毛利人乘船前往查塔姆群岛。这个结果清楚地表明了环境在很短时间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技术、政治组织和战斗技巧。

　　波利尼西亚在环境上比新西兰和查塔姆群岛范围广泛得多。波利尼西亚人有的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有的是刀耕火种的农民，还有生活在不管哪种人类社会都算得上人口密度最高的某些地区从事集约型农业的人。粮食生产者在不同的时间里加强对猪、狗和鸡的饲养。他们组织劳动力去建设大型农业灌溉系统，围筑很大的池塘去养鱼。波利尼西亚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或多或少自给自足的家庭构成，但有些岛上还扶持一些由兼职世袭的专门手艺人组成的行会。在社会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人的社会范围很广，从相当平等的村落社会到等级最严格的社会，无所不有。这后一种社会有许多按等级排列的家族，还有首领阶级和平民阶级，这些阶级的成员只在自己阶级的内部通婚。在政治组织方面，波利尼西亚群岛从划分为部落单位或村落单位的一个个地区，直到一些由多个岛屿组成的原型帝国，也无所不有。这些原型帝国建有常备军事机构，专门用来对付其他岛屿的入侵和用来进行征服战争。至于波利尼西亚的物质文化，从只能生产个人用具到建造纪念性石头建筑，情况也各不相同。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之间，至少有六种环境可变因素促成了波利尼西亚社会之间的这些差异：岛屿气候、地质类型、海洋资源、面积、地形的破碎和隔离程度。
　　波利尼西亚从靠近赤道的大多数岛屿上热带或亚热带的温暖，到新西兰大部分地区的不冷不热，以及查塔姆群岛和新西兰南岛南部地区的亚南极的寒冷，各种气候都有。夏威夷的大岛虽然地处北回归线以内，但也有高山，足以维持一些高山栖息地，山上偶尔也会降雪。雨量也因地而异，有些地方雨量创世界最高纪录，有些岛上雨量只有上面的十分之一，干旱得只能勉强发展农业。
　　地质类型包括环状珊瑚岛、石灰岩、火山岛、陆地碎块，以及混合类型。极端的有一些刚刚露出海面的低平环状珊瑚岛。更早的环状珊瑚岛，已大大高出海面，形成了石灰岩岛。这两种环状珊瑚岛难以移居，因为完全由石灰岩构成，只有薄薄一层土壤，没有长年不竭的淡水。另一极端，最大岛新西兰是从冈瓦纳大陆分离出来的古老的、具有地质多样性的陆块，矿物资源丰富，包括铁、煤、黄金和玉石。其他多数大岛都是高出海面的火山，从来不是陆地的一部分。这些海洋火山岛虽不具备新西兰的丰富地质条件，但至少比环状珊瑚岛稍胜一筹，它们提供了多种火山石，有些非常适于打制石器。
　　火山岛各不相同。较高火山岛的海拔高度给山地带来了雨水，所以这些岛屿受到风雨的严重侵蚀，有很厚的土壤和长年不竭的溪流，尤其是夏威夷群岛。较低的岛屿，如复活节岛由于火山灰的缘故土壤也很肥沃，但它们没有夏威夷群岛上的那种大溪流。
　　海洋资源。大多数岛屿都由浅水和礁石包围，许多还有潟湖。盛产鱼和有壳水生动物。而复活节岛的岩石海岸陡峭直下洋底，缺少珊瑚礁，海产少得多。
　　面积。从只有 100 英亩的最小岛屿，到 103000 平方英里的微型大陆。有些岛上可住人的地带被山脊分隔成四面围着悬崖峭壁的山谷，另一些岛，如复活节岛，则是由起伏平缓的地形构成，对行走往来不造成任何障碍。
　　隔离程度。复活节岛和查塔姆群岛面积很小，同其他岛屿又相距甚远，一旦有了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就只能在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发展。新西兰、夏威夷和马克萨斯群岛也很偏远，但后两者在有了移民后与其他群岛有过接触，而这三者又都是由许多岛屿组成，岛屿相距很近，有利于同一群岛中各岛屿间接触。大多数岛屿都与其他岛屿保持着或多或少的接触。汤加群岛与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和瓦利斯群岛咫尺相望，使各群岛之间可以定期航行，最终汤加征服了斐济。

　　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曾带来 3 种驯化动物（猪、鸡和狗），从那以后，在波利尼西亚范围内就再也没有驯养过其他动物。许多岛上仍然饲养着这 3 种动物，但那些比较孤立的岛屿总要缺少一两种，这或许是由于用独木舟运送的家畜在移民的长时间的水上航行中没能存活下来，或许是由于家畜在岛上灭绝后无法迅速从外面得到补充。例如，与世隔绝的新西兰最后只剩下了狗；复活节岛和提科皮亚岛只剩下了鸡。由于无法到达珊瑚礁或海产丰富的浅水区，同时也由于陆栖鸟迅速灭绝，复活节岛上的居民转而建造鸡舍，集约化饲养。
　　然而，这 3 种驯养的动物最多也只能供人们偶尔吃上几顿。波利尼西亚人的食物生产主要依靠农业。主要是旱地作物（如芋艿、薯蓣和甘薯）、灌溉作物（芋艿）和木本作物（如面包果、香蕉和椰子）。几种作物的产量在不同岛上不同，由环境决定。
　　旱地农业需要投入很多劳动力修筑梯田、用覆盖料覆盖地面、轮作、减少休耕期、养护林场。
　　夏威夷用强征劳动力修建了浇灌芋艿田的复杂灌溉系统，使每英亩芋艿产量达到 24 吨，是整个波利尼西亚农作物的最高产量。这些产量反过来又支援了集约型的养猪业。在利用大规模劳动从事水产养殖方面，夏威夷也独一无二，它修建了大型鱼塘来放养遮目鱼和鲻鱼。
　　人口密度最低的是查塔姆群岛（每平方英里仅 5 人）和新西兰南岛上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还有新西兰其余地区的农民（每平方英里 28 人）。许多从事集约型农业的岛屿的人口密度则超过每平方英里 120 人。阿努塔这个高地岛则达到了人口密度的另一极端，每平方英里 1100 人，岛上的人把所有陆地都改作集约型粮食生产之用，从而在 100 英亩的土地上挤进了 160 个人。阿努塔的人口密度超过了荷兰，甚至和孟加拉国不相上下。

　　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简言之，人口密度高时，只有一部分人最后成为农民，他们被调动起来去专门从事集约型的粮食生产，从而生产出剩余粮食去养活非生产者。调动农民的非生产者包括首领、神职人员、官员和战士。最大的行政单位能够调集大批劳动力来修建加强生产的灌溉系统和鱼塘。

　　夏威夷群岛的社会的复杂程度达到了极点，有首领血统的人被分为 8 个等级森严的家族。这些家族的成员不与平民通婚，而只在家族内部通婚，甚至在同胞兄弟姊妹之间或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兄弟姊妹之间通婚。在高高在上的首领面前，平民必须倒地膜拜。首领家族的所有成员、官员和一些专门手艺人则被免除生产粮食的劳动。
　　政治组织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在查塔姆群岛和环状珊瑚岛，首领可以掌握的资源不多，决定也是通过全体讨论作出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整个社区，而不属于首领。比较大的、人口比较密集的行政单位把更多的权力集中在首领手中。在汤加和夏威夷，政治的复杂程度最高，世袭首领的权力接近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国王的权力，土地也由首领掌握，而不是由平民掌握。首领任命官员做代理人，利用他们向平民征用粮食，同时征召平民从事大型建筑工程的劳动，这些工程项目因岛而异：在夏威夷是灌溉工程和鱼塘，在马克萨斯群岛是舞蹈和宴会中心，在汤加是首领的陵墓，在夏威夷、社会群岛和复活节岛是庙宇。

　　亨德森岛是一个高出海面的古老的珊瑚礁，除了石灰岩没有别的石头，居民竟然沦落到用巨大的蛤壳来做扁斧。
　　至于人工制品的种类，查塔姆群岛的岛民们除了用来杀死海豹、鸟和龙虾的手持棍棒外，几乎再不需要其他东西。其他大多数岛民则制造了形形色色的鱼钩、扁斧、首饰和其他物品。在环状珊瑚岛上，这些人工制品都很小，也比较简单，建筑物也只是一些简单的茅屋。面积大而人口密度高的岛屿则供养着专门手艺人，他们为首领制作令人羡慕的物品——例如羽毛斗篷，需要用成千上万根鸟羽。
　　波利尼西亚的最大产品要算几个岛上的巨型石头建筑——复活节岛上著名的雕像、汤加首领的陵墓、马克萨斯群岛上的举行仪式的平台以及夏威夷和社会群岛上的庙宇。波利尼西亚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的演进方向，显然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墨西哥和秘鲁这些地方的金字塔相同。当然，波利尼西亚的这些建筑在规模上不及那些金字塔，但那只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埃及的法老能够从多得多的人口中征调劳动力，而这是波利尼西亚的任何一个岛屿上的首领所无法做到的。即便如此，复活节岛的岛民们仍设法竖立起一些 30 吨重的雕像——对于一个只有 7000 人的岛屿来说，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这些人除了自己的一身肌肉外，没有任何其他动力来源。

　　波利尼西亚内部的这种种文化差异，基本上也就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那些差异。当然，在世界其余地区的差异程度，要远远超过波利尼西亚群岛内的差异程度。
　　南美洲产生了一些熟练使用贵金属的社会，欧亚大陆的人和非洲人又进而利用铁器。这些发展阶段都不可能在波利尼西亚得到实现，因为除新西兰外，波利尼西亚没有一个岛有重要的金属矿床。
　　在波利尼西亚有人定居前，欧亚大陆已有了一些成熟的帝国，南美洲和中美洲在晚些时候也出现了帝国，而波利尼西亚这时才刚刚有了两个原型帝国，其中的夏威夷只是在欧洲人到达后才和另一个联合起来。
　　欧亚大陆和中美洲有了本地文字，而文字却没有在波利尼西亚出现，也许复活节岛是个例外，然而那里的神秘文字可能出现在岛民与欧洲人发生接触之后。
　　由于人类历史上波利尼西亚的拓殖时间很晚，历史最久的也只有 3200 年，而最后拓殖的美洲大陆至少也有 13000 年的历史。如果再给汤加和夏威夷几千年时间，它们也会达到成熟帝国的水平，彼此为争夺对太平洋的控制权而战斗，用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字来管理它们的帝国，而新西兰的毛利人也许会在他们用玉石制作的作品外再加上铜器和铁器。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为什么不是印加帝国灭了西班牙？

　　新大陆族群与欧洲人唯一的早期接触与古挪威人有关，公元 986 年到 1500 年左右，人数很少的古挪威人占领了格陵兰。但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对美洲土著社会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相反，由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土著居住的人烟稠密的加勒比海诸岛，先进的旧大陆与新大陆社会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在公元 1492 年突然开始的。

　　欧洲人与美洲土著最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 1532 年 11 月 16 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皮萨罗率领一群由 168 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对当地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北面 1000 英里的巴拿马）完全失去了联系，根本无法得到及时增援。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中心，8 万军队不久前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胜利的团团护卫着他。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 8 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 22 英尺、宽 17 英尺、高超过 8 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阿塔瓦尔帕被俘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是决定性的。虽然西班牙人的精良武器无论如何也会确保最后胜利，但俘获阿塔瓦尔帕使西班牙人的征服变得快而容易。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的权威，他的臣民甚至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他死前的几个月使皮萨罗得以从容地把一些探险队不受干扰地派往印加帝国的其他地区，并派人从巴拿马调来援军。在阿塔瓦尔帕死后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间的战斗终于开始时，西班牙的军队已经比较难以对付了。

　　“皮萨罗总督希望从来自卡哈马卡的印第安人口中得到情报，于是就叫人拷打他们。他们招供说，他们听人说阿塔瓦尔帕正在卡哈马卡等待总督。总督于是命令我们前进。在到达卡哈马卡的入口处时，我们就看见了一里格外山边上的阿塔瓦尔帕的营地。印第安人的营地看去像一座很美丽的城市。他们的帐篷如此之多，使我们全都在心里充满了莫大的疑惧。在这以前，我们在西印度群岛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这使我们的西班牙人全都感到害怕和不知所措。但我们不能露出任何害怕的样子，也不能转身回去，因为如果这些印第安人觉察到我们的任何怯懦的迹象，那么甚至我们带来当向导的那些印第安人也会把我们杀死的。于是，我们就装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并在仔细观察这座城市和这些帐篷之后，走下山谷进入卡哈马卡。
　　“我们用不少时间来商量对策。我们心里全都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们人数太少，又深入到一个不可能指望得到援军的地方。我们全都去见总督，讨论第二天的行动方针。那天夜里我们很少有人睡觉，我们守候在卡哈马卡的广场上，注视着印第安军队的营火。这个景象看了令人害怕。大多数营火都是在山坡上，彼此又靠得很近，一眼看去就像天空中的点点繁星。那天晚上再也不分什么大人物和小人物，也不分什么步兵和骑兵了。每一个人都全副武装地站岗放哨。那位极其精明能干的总督也不例外，他跑来跑去给他的部下打气。总督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估计，那儿印第安士兵的人数达到4万人，但他只是为了使我们宽心而撒了谎，因为实际上有 8 万多印第安人。
　　“第二天早上，阿塔瓦尔帕派出的信使到来，总督对他说，‘请转告贵国君主，欢迎他大驾光临，至于何时来和怎样来，都可按照他的意思办，不管他以什么方式来，我都会把他当朋友和兄弟来接待。我求他快来，因我渴望和他见面。他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或侮辱。’
　　“总督把他的部队埋伏在卡哈马卡的广场周围，把骑兵一分为二，一支交由他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指挥，另一支交由埃尔南多·德索托指挥。他把步兵也一分为二，他本人率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交给他的兄弟胡安·皮萨罗。同时，他命令佩德罗·德·坎迪亚和两三个步兵带着喇叭到广场上的一个小堡垒去，并携带一尊小炮驻守那里。当所有的印第安人和率领他们的阿塔瓦尔帕进入广场时，总督会向坎迪亚和他的士兵发出信号，同时喇叭也要吹响，骑兵听到喇叭声要从他们埋伏等待的大院子里冲出来。
　　“中午，阿塔瓦尔帕开始集合队伍并向前接近。很快我们就看到整个平原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时地停下来，等待不断地从他们身后营地里列队而出的另一些印第安人。到了下午，他们分成一个个小分队，不断地列队而出。走在前面的几个小分队这时已靠近我们的营地，同时仍有更多的部队不断地从印第安人的营地出发。在阿塔瓦尔帕前面的是 2000 个清扫道路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后面是一些战士，其中一半人在他一边的田野里行进，另一半人在他另一边的田野里行进。
　　“首先来到的是一群身穿五颜六色、棋盘格似服装的印第安人。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拾起地上的稻草并清扫道路。其次来到的是3群身着不同服装、载歌载舞的印第安人。接着又来了一批人，他们抬着盔甲、巨大的金属盘子和金银打就的皇冠。他们抬着的用金银制成的全套行头数量众多，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阿塔瓦尔帕的身影，他坐在华美的轿子里，轿子木支架的末端用银子包着，由80个身着鲜蓝色号衣的领主扛在肩上。阿塔瓦尔帕本人锦衣绣服，头戴皇冠，脖子上套着一个绿宝石大颈圈。他坐在轿子里的一个放着华丽鞍形坐垫的小凳子上。轿子的四周插着五颜六色的鹦鹉毛，并用金银盘子装饰起来。
　　“在阿塔瓦尔帕后面是另外两顶轿子和两只吊床，里面坐着几个高级酋长，随后又是几群抬着金冠银冠的印第安人。这几群印第安人合着响亮歌声的节拍开始进入广场，他们就这样不断进来，占领了广场的每个地方。在这期间，我们全体西班牙人一切准备就绪，埋伏在院子里等着，心里充满了恐惧。我们有许多人完全是因为惊恐而在不知不觉中尿了裤子。阿塔瓦尔帕在到达广场中心后仍然高高地坐在他的轿子里，而他的部队在他的身后继续列队而入。
　　“皮萨罗总督这时派托钵修会修士维森特·德巴尔维德过去和阿塔瓦尔帕搭话，并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要求阿塔瓦尔帕服从耶稣基督的权威和效忠西班牙国王陛下。修士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圣经》，举步向前，穿过重重的印第安人部队，来到阿塔瓦尔帕跟前，开口对他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仆人，我把上帝的福音教给基督徒，现在我也同样来教你。我教的就是上帝在这本书里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我代表上帝和基督徒，请求你做他们的朋友，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也是为了你的福祉。’
　　“阿塔瓦尔帕把书要过去，他想看一看。于是修士就把书合着递给了他。阿塔瓦尔帕不知道怎样把书打开，修士就把手伸过去帮忙。这时，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对修士的手臂打了一拳，他不愿别人帮这个忙。于是，他亲自把书打开，他发现书上的字和纸并没有任何令人惊异之处，就把书扔出去五六步远，满脸涨得通红。
　　“修士回到皮萨罗身边，大叫：‘出来吧!出来吧，基督徒们!向这些拒绝上帝福音的狗敌人冲过去!那个暴君竟敢把我的《圣经》扔在地上!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在平原上全是印第安人的时候，我们干吗还要对这个过分傲慢自大的狗杂种讲究谦恭礼貌呢？向他们冲过去，我会宽恕你们的罪孽的!’
　　“于是，总督向坎迪亚发出信号，坎迪亚开始开炮。与此同时，喇叭也吹响了，全副武装的西班牙部队，有骑兵有步兵，从他们埋伏的地方向在广场上挤成一团的手无寸铁的印第安人冲去，一边喊着西班牙的战斗口号：‘圣地亚哥!’我们已经在马身上缚了响器来吓唬印第安人。枪声、喇叭声和响器声使印第安人陷入一片惊慌。西班牙人向他们攻击，动手把他们砍成几段。印第安人吓得互相践踏，形成一个个人堆，彼此都因窒息而死。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可毫无危险地攻击他们。骑兵策马把他们撞倒，把他们杀死的杀死，打伤的打伤，对逃跑的就穷追不舍。步兵对剩下的人发动狠狠的攻击，其中大多数人很快就都成了刀下之鬼。
　　“总督本人一手拿剑一手拿匕首，带着身边的几个西班牙人冲进密集的印第安人群，并且非常勇敢地来到阿塔瓦尔帕的轿子旁。他大胆地一把抓住阿塔瓦尔帕的左臂，口中大喊一声‘圣地亚哥!’，但他无法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扯出来，因为轿子被举得很高。虽然他杀死了举着轿子的几个印第安人，但别的印第安人立刻接上来把轿子举得高高的，就这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制服和杀死印第安人。最后，七八个西班牙骑兵策马赶来，从一边向轿子猛冲，用很大力气把轿子推得侧倒在地。阿塔瓦尔帕就这样被捉住了。总督把阿塔瓦尔帕带到他的住所。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和护卫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印第安人没有丢弃他：全都在他的身旁死了。
　　“留在广场上的那些惊慌失措的印第安人被枪炮的射击和马匹吓坏了——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他们设法推倒一段围墙，逃离广场，跑到外面的平原上去。我们的骑兵从围墙的缺口一跃而出，冲进平原，一边大声喊叫：‘追那些穿花衣服的!一个也不要让他逃走!用矛刺他们!’阿塔瓦尔帕带来的其他印第安士兵全都在距离卡哈马卡一英里的地方严阵以待，但没有一个人移动一步，在发生所有这一切期间，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拿起武器来对付一个西班牙人。当留在城外平原上的一队队印第安人看见别的印第安人喊叫着逃跑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惊慌起来，拔脚就逃。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奇观，因为整个山谷在15或20英里范围内完全塞满了印第安人。夜色已经降临，而我们的骑兵仍在田野里用长矛刺杀印第安人，这时我们听到了要求我们回营集合的号声。
　　“要不是夜色降临，这 4 万多人的印第安人部队中能够活下来的人不会有几个。6000—7000 个印第安人死了，更多的印第安人被斩去了手臂或受了别的伤。阿塔瓦尔帕本人也承认说，那一仗他的部下被我们杀死了 7000 人。在一顶轿子里被杀死的那个人是他的大臣——钦查的领主，那是一个深得他的宠信的人。给阿塔瓦尔帕抬轿子的那些印第安人似乎都是一些高级首领和顾问。他们全都被杀死了，还有坐在别的轿子和吊床上的那些印第安人也都被杀死了。卡哈马卡的领主和其他一些人也被杀死了，但他们人数多得数不过来，因为来侍候阿塔瓦尔帕的人全都是大领主。如此强大的一个统治者，来时率领了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俘，这实在令人惊异。的确，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因为我们的人数是如此之少。这是上帝的恩泽，而上帝是伟大的。
　　“当西班牙人把阿塔瓦尔帕从轿子里拖下来时，他身上的袍子也被扯落了。总督命人给他拿来衣服，阿塔瓦尔帕穿好衣服后，总督命令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劝他不要因为自己从高高在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下来而生气和焦躁不安。总督对阿塔瓦尔帕说，‘不要把你被打败和被俘这件事看作是一种侮辱，因为我手下的这些基督徒人数虽少，但我和他们一起征服过比你们更强大的王国，打败过其他一些比你更强大的君主，把皇帝的统治强加给他们。我是皇帝的臣民，他也是西班牙和全世界的国王。我们是奉他的命令来征服这块土地的，这样就可以使所有的人认识上帝，认识他的神圣的天主教；而由于我们肩负的光荣使命，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才允许让这一切发生，以便使你们认识他，从而脱离你们所过的那种野蛮而邪恶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能以少胜多。如果你们明白你们生活在种种谬误之中，你们就会了解我们奉西班牙国王陛下之命来到此地给你们所带来的福祉。上帝的意思就是打掉你们的傲气，不让一个印第安人对基督徒有冒犯行为。’”

　　皮萨罗和科尔特斯的初期胜利，吸引了一些土著盟友。这些土著盟友相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应该同很有希望的胜利者站在一起。
　　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钢刀、长矛、匕首、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的武器只有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火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十来支这样的枪。在它们能够凑合着发射出去的那些场合，它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无棱无锋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
　　唯一能抵抗欧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马匹和枪炮从而缩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对一般的美国白人来说，一提起“印第安人”这个词，他们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骑在马上挥舞步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形象，就像 1876 年在著名的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消灭了乔治·卡斯特将军部队的苏族印第安人战士那样。美洲土著对马和步枪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它们是欧洲人带进来的，接着就开始改变获得它们的印第安人社会。由于掌握了马和步枪，北美的大平原印第安人、智利南部的阿劳干印第安人和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印第安人都击退过入侵的白人，其时间之长不是任何其他印第安人所能企及，只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被白人政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所打垮。
　　西班牙人因其战马取得巨大优势。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来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还可用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一匹战马在冲锋时的冲击力量、机动性、进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临下并且得到保护的战斗位置，使得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无招架之力。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于它们在第一次与它们交锋的士兵心里产生恐怖的感觉。到 1536 年印加人大反叛时，印加人已经学会如何在狭窄的通道上伏击和消灭西班牙骑手，在抵抗骑兵部队时最有效地保卫自己。但印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在空旷地带打败骑兵部队。继阿塔瓦尔帕之后为印加帝国皇帝的是曼科，曼科的最优秀的将军是基佐·尤潘基。1536 年，当基佐在利马围困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该城发动猛攻时，两个中队的西班牙骑兵向一支比自己大得多的印第安军队发起了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中就杀死了基佐和他的所有指挥官，从而击溃了他的军队。一次 26 名骑手的骑兵队冲锋击溃了曼科皇帝亲自率领的最精锐的部队，他当时正在库斯科围攻西班牙人。
　　马匹改变战争是从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在黑海北面的大草原上对马的驯化开始的。马匹使得骑马的人能够通过比步行远得多的距离，去奇袭，并在防御部队集合前逃之夭夭。这种武器在 6000 年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骑兵在军事上的支配地位才最后宣告结束。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西班牙人凭借军事装备竟能如此以少胜多。在卡哈马卡战役中，168 个西班牙人粉碎了在人数上 500 倍于己的一支美洲土著军队，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人，而自己却未损一兵一卒。皮萨罗随后与印加人的几次战役、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军事行动的记述，一再描绘了几十个欧洲骑兵大肆杀戮，击溃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进军期间，有过 4 次这样的战役，参加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 80 人、30 人、110 人、40 人，而每次所要对付的敌人或则数以千计，或则数以万计。

　　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胜利。皮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 1526 年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天花流行在 1520 年西班牙人第一次进攻失败后蹂躏了阿兹特克人，杀死了刚刚继承为阿兹特克皇帝的奎特拉瓦克。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 95%。北美人口最多并高度组织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著社会在 1492 年至 17 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甚至比欧洲人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时还要早。1713 年的欧洲移民使天花毁灭南非土著桑族人。在英国人于 1788 年移民悉尼后不久，大批毁灭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了。1806 年在斐济迅速蔓延流行病，由几个欧洲船员在船只失事后挣扎爬上岸时带来。类似的流行病也在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然而，疾病的作用只限于为欧洲人的扩张铺平道路。疟疾、黄热病以及热带非洲、印度、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其他疾病，是欧洲在这些热带地区殖民的最大障碍。

　　印加帝国的行政系统和专制君主完全是同一回事，所以阿塔瓦尔帕一死，帝国也就分崩离析。航海技术配合行政组织，不但对许多其他民族的扩张至关重要，对欧洲人的扩张同样至关重要。
　　使西班牙人来到秘鲁的一个相关因素是文字。西班牙人有文字，而印加帝国没有。用文字来传播信息，要比用口头传播来得广泛、准确和详细。从哥伦布航行和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传回西班牙的信息，使西班牙人大量涌入了新大陆。信件和小册子激发了人们的兴趣，也提供了必要而详尽的航海指导。皮萨罗的业绩被撰写成公开报告，于 1534 年 4 月，亦即阿塔瓦尔帕被处死后仅仅 9 个月，在塞维利亚出版发行。这份报告成了畅销书，迅速被译成欧洲其他语言，从而把又一批西班牙移民送去加强皮萨罗对秘鲁的控制。

　　阿塔瓦尔帕竟会走进皮萨罗设下的明显圈套，真使我们感到惊奇。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的西班牙人对他们的成功也同样感到惊奇。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直接的解释是：阿塔瓦尔帕对西班牙人、他们的兵力和意图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情报。他那一点少得可怜的情报是通过口头得来的，主要是从一个使者那里得来的，这个使者在皮萨罗的军队从海岸向内陆的行军途中曾在军中访问过两天。这个使者看到西班牙人军容不整，于是就对阿塔瓦尔帕说，他们不是战斗人员，只要给他 200 个印第安人，就能把他们全都缚来帐下。阿塔瓦尔帕绝没有想到那些西班牙人竟是如此难以对付而且会毫无缘由地向他进攻，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新大陆，只有现代墨西哥和在印加帝国北方很远的几个民族中的少数精英分子有书写能力。巴拿马距离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不过 600 英里。虽然西班牙人对巴拿马的征服在 1510 年就已经开始，但在皮萨罗于 1527 年首次登上秘鲁海岸之前，似乎没有任何关于西班牙人出现的消息到达过印加帝国。对于西班牙征服了中美洲大多数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阿塔瓦尔帕始终是一无所知。

　　今天看来，阿塔瓦尔帕被俘后的行为和导致他被俘的行为同样令人惊异。他交纳了他那笔著名的赎金，因为他天真地相信，只要付了赎金，西班牙人就会释放他并且远走高飞。他不可能了解皮萨罗的部下只是一支决心实现永久征服的军队的开路先锋，而不是单单为了一次孤立的袭击。
　　犯这种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并非只有阿塔瓦尔帕一人。甚至在阿塔瓦尔帕被俘后，弗兰西斯科·皮萨罗的兄弟埃尔南多·皮萨罗也哄骗得阿塔瓦尔帕的第一流将军、指挥着一支庞大军队的查尔库奇马自投罗网，落入西班牙人的手中。查尔库奇马的判断错误，标志着印加人抵抗失败的转折点，是几乎同阿塔瓦尔帕本人被俘一样的重大事件。当阿兹特克皇帝蒙特朱马把科尔特斯看作是神灵降世，并允许他和他的小小军队进入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时，他的判断错误甚至更加显而易见。结果是科尔特斯俘虏了蒙特朱马，然后又进一步征服了特诺奇提特兰和阿兹特克帝国。
　　如果阿塔瓦尔帕的社会对人类的行为有更多的经验，他“本来”是会产生更大的怀疑的。皮萨罗在到达卡哈马卡时，除了对他在 1527 年和 1531 年碰到的几个印加臣民进行的审问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外，他对印加人也是一无所知的。然而，虽然皮萨罗本人碰巧也是一个文盲，但他属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传统。西班牙人从书本上知道了同时代的许多与欧洲差别很大的文明国度，也知道了几千年的欧洲历史。皮萨罗伏击阿塔瓦尔帕显然是以科尔特斯的成功谋略为样板的。
　　总之，文化修养使西班牙人继承了关于人类行为和历史的大量知识。相形之下，阿塔瓦尔帕不但对西班牙人本身毫不了解，对来自海外的其他任何入侵者毫无个人经验，而且他甚至也没有听人说过（或在书本上读到过）之前在何时、何地，何人也曾遭受过类似威胁。这种在经验方面的巨大差距，促使皮萨罗去设下圈套而阿塔瓦尔帕走进了圈套。
　　因此，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这件事，表明了导致欧洲人向新大陆移民而不是美洲土著向欧洲移民的那组近似的因素。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之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已导致了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这我们将会在以后的几章中看到。

PART 2　食物生产的起源与传播

第四章　农业与征服：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根源

　　1956 年，我为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打工。他出生在瑞士，在 19 世纪 90 年代十几岁时来到了蒙大拿的西南部，接着便办起了一家农场，是该地区首批农场之一。在他来到时，原来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美洲土著有许多仍然生活在那里。
　　和我一起干活的农场工人多半是体格健壮的白人，经常满口粗话，除周末外每天劳动，在周末整天泡在酒馆里花光一周的工资。
　　过去，和其他白人小学生一样，我所受的教育是把对美洲的开发看作是英勇的征服行为。
　　利瓦伊的狩猎部落和著名战士的土地都被迁移来的白人农民抢走了。这些农民是怎样战胜这些著名战士的呢？

　　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古代中国人是靠自己独立发展粮食生产的，古埃及人则是从邻近部族学会粮食生产的。

　　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食物的：它们有的不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黑脉金斑蝶和有毒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猎捕起来危险（犀牛）。陆地上大多数生物量（活的生物物质）都是以木头和叶子的形态而存在的，而这些东西大多数我们都不能消化。
　　通过对能够食用的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构成了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 90%，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比狩猎采集多 10 倍到 100 倍。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 4 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家畜代替野生猎物成为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例如，今天的美国人从奶牛、猪、羊和鸡那里得到大多数动物蛋白，而像鹿肉这样的野味则成了难得的美味佳肴。此外，一些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则成了奶和诸如黄油、奶酪和酸奶之类奶制品的来源。产奶的哺乳动物包括母牛、绵羊、山羊、马、驯鹿、水牛、牦牛、阿拉伯单峰骆驼和中亚双峰骆驼，这些哺乳动物由此而产生的卡路里比它们被杀来吃肉所产生的卡路里要多几倍。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还在粪便和耕种上和驯化的植物相互作用，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
　　粪便做肥料可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尤其是牛的粪便，也有牦牛和羊的粪便。粪便也有燃料价值。
　　牲口可以用来拉犁，从而使人可以去耕种以前难以耕种的土地。用来犁地的牲口有牛、马。公元前 5000 年兴起的利尼尔班克拉米克文化，起初局限于使用手持尖棍来耕作松土。仅仅过了 1000 年，由于采用了牛拉犁，这些农民能够把耕种扩大到范围大得多的硬实土壤和难以对付的长满了蔓草的土地上去。同样，北美大平原上的美洲土著农民在河谷种植庄稼，但在广阔的长满蔓草的高地上耕种，则要等到 19 世纪欧洲人和畜拉犁的出现。

　　粮食生产所带来的定居生活方式。许多狩猎采集社会里的人经常跑来跑去寻找野生食物，但农民必须留在他们的田地和果园附近。因此而产生的固定居所由于缩短了生育间隔期而促使人口变得更稠密起来。一个经常变换营地、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母亲只能带一个孩子和很少几件随身物品。在前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能够快步行走，赶上大伙儿而不致成为累赘之前，她是不能生第二个孩子的。事实上，到处流浪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通过哺乳期无月经、禁欲、杀婴和堕胎等办法，把孩子出生的间隔安排为大约每 4 年一个。相比之下，定居的部族由于没有在迁移途中携带小孩这种问题的限制，他们可以多生多养，只要养得活就行。许多农业部族的生育间隔期是两年左右，为狩猎采集部族的一半。粮食生产者的这种较高的出生率，加上他们按每英亩计算养活更多的人的能力，使他们达到了比狩猎采集部族更大的人口密度。
　　定居的另一个结果是可以把多余的粮食贮藏起来，如果人们不能留在附近看管贮藏的粮食，那么贮藏就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些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部族可能偶尔也把几天吃不完的食品收藏起来，但这种富余对他们几乎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不能保护它。但贮藏的粮食对于养活不生产粮食的专门人才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养活全村社的人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社会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这类专职的专门人才，这种人才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中。
　　这种专门人才有两类：国王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往往比较平等，它们没有专职的官员和世袭的首领，只有在族群和部落层次上的小规模的行政组织，这是他们很大一部分时间要专门用来获取食物。一旦有了粮食储备，行政上层人物就可以控制别人生产的粮食，维护征税的权利，无需去养活自己，而以全部时间从事行政活动。有些狩猎采集部族由于生活在特别富足的环境里，如北美洲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厄瓜多尔海岸，也逐渐形成了定居社会，有了粮食储备和新生的酋长辖地，但他们没有在通往王国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通过税收建立剩余粮食储备，除了养活国王和官员外，还能养活其他专职的专门人材。与征服战争关系最直接的是，剩余粮食储备可以用来养活职业军人。这是不列颠帝国最终打败新西兰武装精良的本土毛利人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毛利人取得了几次惊人的暂时胜利，但他们不能在战场上保持一支常备军，所以到头来还是被 18000 人的英国专职军队拖垮了。粮食储备还可以养活为征服战争提供宗教理由的神职人员，养活像制造刀剑、枪炮和发展其他技术的金属加工工人之类的手艺人，以及养活能够保存信息的抄写员，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信息比人们能够准确记住的信息要多得多。
　　农作物和家畜还有其他用途，例如保暖和提供材料。农作物和家畜生产出的天然纤维，可以用来做衣服、毯子、网和绳子。大多数重要的植物驯化中心不但培育粮食作物，也培育纤维作物——主要有棉花、亚麻和大麻。有几种驯化动物则出产动物纤维——特别是绵羊、山羊、美洲驼和羊驼的毛以及蚕丝。驯化动物的骨头是冶金术发明前新石器时代各部族用作人工制品的重要原料。牛皮被用来制革。美洲许多地方最早栽培的一种植物是为非食用目的而种植的用作容器的葫芦。
　　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 19 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是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大型哺乳动物迅速地把人和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供人骑乘的驯化动物有马、驴、牦牛、驯鹿、阿拉伯单峰驼和中亚双峰驼。这 5 种动物和羊驼一样，都被用来背负行囊包裹。牛和马被套上大车，而驯鹿和狗则在北极地区拉雪橇。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马成了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手段。3 种驯化骆驼（阿拉伯单峰驼、中亚双峰驼和羊驼）分别在北非地区和阿拉伯半岛、中亚和安第斯山脉地区起着类似的作用。
　　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尽管那时人们还仍然骑在光马背上，但马可能已成为促使操印欧语的人从乌克兰向西扩张的必不可少的军事要素。当马在后来被套上马车和其他车辆时，马拉战车（公元前1800年左右发明）开始在近东、地中海地区和中国使战争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
　　再往后，在马鞍和马镫发明后，马使来自亚洲大草原的匈奴人和一波接一波的其他民族对罗马帝国和后继国家造成了威胁，最后以蒙古人于公元 13 世纪和 14 世纪征服亚洲和俄罗斯的许多地方而达到高潮。只是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卡车和坦克，马的作用才最后被取代，而不再是战争中主要的突击手段和快速运输的工具。阿拉伯骆驼和中亚骆驼也在各自的地理范围内起到了类似的军事作用。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像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这类传染病作为人类的专化病菌出现了，它们原是动物所感染的十分类似的祖代病菌由于突变而衍生出来的（第十一章）。驯养动物的人成了这些新演化出来的病菌的第一个受害者，而这些人接着又逐步形成了对这些新的疾病的强大的抵抗力。当这些有部分免疫力的人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接触时，流行病于是产生了，99%的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的人因之而丧命。
　　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第五章　如何在历史上领先群伦：农业发展的地理因素

　　某些条件很好的地区在现代以前没有粮食生产，现今成了最富足的农牧中心。土著在欧洲人移民前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这些盛产谷物的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尼西亚及非洲赤道以南。粮食的最早发源地已完全不是现代粮仓，在今天有点干旱或生态退化：伊拉克、伊朗、墨西哥、安第斯山脉、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非洲的萨赫勒地带。为什么粮食生产首先在看似相当贫瘠的土地上形成，只是到后来才在今天最肥沃的农田和牧场发展起来？
　　少数地方独立驯化当地动植物。大多数地方，则是引进别的地方已经驯化的作物和牲口。

　　驯化物种同野生祖先不同：驯化的牛羊形体较小，驯化的鸡和苹果形体较大，驯化的豌豆种皮较薄也较光滑，驯化的山羊角长成螺旋形而不是短弯刀状。
　　羊驼是新大陆唯一驯化的可用来负重的动物或牲畜。

两名新几内亚低地人在弗莱河支流的独木舟里。

一名新几内亚低地猎手和他的弓、箭和网袋。

西班牙士兵打败为数众多的印加人时所使用的钢刀样式。

秘鲁高地的4位盖丘亚妇女和儿童。

钦切罗，阶梯式石头建筑，位于秘鲁印加人举行宗教仪式的山谷里。

　　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的二粒小麦在公元前 8500 年左右出现在新月沃地。其后不久，这个作物逐步向西传播，在公元前 6500 年左右到达希腊，在公元前 5000 年左右到达德国。
　　如果同样物种是在不同的地点独立驯化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例如，印度瘤牛品种具有欧亚大陆西部牛的品种所没有的肉峰。

　　粮食生产独立出现的地区：新月沃地；中国；中美洲（墨西哥中南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可能还有亚马孙河流域的毗连地区；以及美国东部。在这些粮食生产中心中，可能包含了附近几个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如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中国南部的长江流域。另外还有 4 个不确定的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热带西非、埃塞俄比亚和新几内亚。

　　新月沃地是植物驯化（公元前 8500 年左右）和动物驯化（公元前 8000 年左右）有最早的明确年代的地区，中国发展粮食生产的年代几乎同新月沃地一样早，而美国东部则晚了差不多 6000 年。

　　欧洲西部没有独立发展起粮食生产，引进驯化了罂粟，随后向东传播。

第六章　下田好，还是打猎好？：农业起源之谜

　　农民和牧人的境况不一定比狩猎采集好。他们每天工作时数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可能只多不少。最早的农民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身材较矮小，营养较差，患严重疾病的较多，死时平均年龄也较轻。
　　狩猎采集族群的确看见过他们的邻居在粮食生产，不过他们还是拒绝接受粮食生产的好处，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例如，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几千年来一直同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托雷斯海峡诸岛上的农民交换物品。加利福尼亚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印第安人同科罗拉多河河谷的印第安农民交换物品。另外，南非菲什河以西的科伊族牧人同菲什河以东的班图族牧人交换物品，并继续摈弃农业。德国北部的近海族群，直到 1300 年粮食生产距离南部仅仅 125 英里的德国内陆地区后，才采纳了粮食生产。

　　狩猎采集族群与粮食生产者并不界线分明。
　　在 15000 年前的狩猎采集族群中，定居群体的比例比现在要高得多，因为那时世界上所有住人的地方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居住，而今天剩下来的狩猎采集族群只生活在一些贫瘠的地区，在那里游牧生活是唯一的选择。
　　粮食生产者中也有流动的群体。新几内亚湖泊平原的一些现代游牧民族在丛林中开垦土地，种植香蕉和番木瓜树，再离开几个月重新过狩猎采集生活，然后回来看看他们的作物，如发现作物在生长，就给园地除草，接着再出发去打猎，几个月后再回来看看。
　　有些狩猎采集族群集中力量经营土地。例如，新几内亚土著从未驯化过西谷椰子和山露兜树，却知道怎样来增加这些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的产量，他们清除掉与这些植物争夺地盘的树木，使生长西谷椰子的沼泽地里的沟渠中的水保持清澈，砍掉成熟的西谷椰子树以促进新苗的生长。还没有达到种植薯蓣和种子植物阶段的澳大利亚土著，却能预先考虑到有关耕作的一些原理。他们用畬田的方法来处理地面上的蔓枝杂草，以促进在烧荒后长出来的可供食用的种子植物的生长。在采集野生薯蓣时，他们把可食用块根的大部分切下来，但把茎连同块根的上端重新埋入土中，这样块根就又可以重新生长了。他们挖掘块根疏松了土壤，并使土壤通气，从而有利于块根的重新生长。如果他们想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只需把茎连同剩下的块根一起带回家，重新栽在自己的营地里就行了。

　　男性猎人的行动往往要受到声望这类考虑的影响。例如，他们可能宁愿每天去猎捕长颈鹿，每月猎获一头长颈鹿，从而赢得伟大猎人的身份，而不是降低身份，每天确保采集到坚果，一个月背回家两倍于一头长颈鹿重量的食物。人们也受到文化偏好的影响，例如把鱼或者看作是美味或者禁忌。还会受到他们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严重影响。例如，在 19 世纪的美国西部，养牛人、牧羊人和农民全都彼此鄙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农民总是看不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说他们粗野原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也看不起农民，说他们愚昧无知，而牧人则对这两种人都看不起。
　　最早的农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选择农业的。然而，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大陆的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决定。
　　日本从亚洲大陆采纳集约型粮食生产非常缓慢，而且是逐步实现的，这大概是因为那里的以海产和本地植物为基础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十分丰足的缘故吧。
　　一种粮食生产制度也可逐渐转换为另一种粮食生产制度。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已开始驯化本地的植物，但后来采纳了墨西哥的作物，抛弃了本地的驯化植物；
　　甚至偶然也有放弃粮食生产制度、复归狩猎采集生活的例子。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瑞典南部的狩猎采集族群采纳了以西南亚作物为基础的农业，但在公元前 2700 年时放弃了，重新回归狩猎采集生活，又过了 400 年才又一次恢复了农业生活。
　　发展粮食生产的原因：

1. 获得野生食物的可能性减少了。
2. 气候变化增加了获得可驯化野生植物的可能性。
3. 对野生粮食的收集、加工和贮藏的技术在日积月累地发展，包括燧石镰刀、篮子、石臼、杵、磨板、烘焙、地窖、灰泥防水。
4. 人口密度增加和粮食生产的双向作用。

　　在有些地方，由于存在着强大的地理或生态障碍，粮食生产者很难从外面移入，适合本地的粮食生产技术也很难传播进来。只有在这些地方，狩猎采集族群才能在一些适合粮食生产的地区一直生存到现代。

第七章　杏仁的前世今生：原始作物的发展：无心插柳的结果？

　　野生的杏仁有几十种含有足以致人死命的氰化物（即纳粹毒气室中使用的那种毒物）。森林中到处都有其他许多被认为不能吃的植物。
　　豌豆驯化的时间不迟于公元前 8000 年，橄榄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草莓要等到中世纪，美洲山核桃则更迟至 1846 年。

　　人工栽培的豌豆经过筛选和演化，重量超过野生豌豆的 10 倍。
　　人工栽培的苹果的直径一般在 3 英寸左右，而野生苹果的直径只有 1 英寸。
　　现代的玉米棒子可长达一英尺半，最早的玉米棒子的长度不超过半英寸。

　　驯化是有意识的选择。
　　判断标准：大小、味道、果肉、无子、种子含油量、纤维长度、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
　　为防动物吃掉种子，种子在演化过程中变苦有毒。因此，果实好吃，果实里的种子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野巴旦杏的种子含有苦杏仁苷，其苦无比，分解时产生有毒氰化物。
　　偶然有几棵巴旦杏树基因突变，不再能合成苦杏仁苷。这些树在荒野里灭绝了，没有留下任何后代，因为鸟儿发现了它们的种子，把种子吃个精光。但最初的农民的孩子们由于好奇或饥饿，把他们周围的野生植物每一种都弄一点来尝尝，最后竟品尝到并发现了这些没有苦味的巴旦杏树。（如果今天欧洲农民偶然发现了几棵橡实甜而不苦的橡树，他们也会庆幸）这些不苦的巴旦杏的种子就是古代农民可能会去种的种子，开头是无心地任其生长在垃圾堆上，后来则是有意地种在自己的果园里了。
　　埃及国王图坦卡蒙于公元前 1325 年左右去世后，在陵墓里供他死后享用的食品中就有杏仁，还有利马豆、西瓜、马铃薯、茄子和卷心菜。这些作物的野生祖先，有的味苦，有的有毒，其中偶然也有几个味道甘美的品种，但那必定是从古代旅行者的排泄处长出来的。

　　古代农民为了油选择了芝麻、芥菜、罂粟和亚麻，而现代的植物学家选择了向日葵、红花和棉花。
　　棉花的纤维（棉绒）是棉花种子上的茸毛。
　　亚麻（驯化时间不迟于公元前 7000 年）是亚麻布的原料，它一直是欧洲主要的纺织原料，直到工业革命后为棉花和合成纤维所代替。

　　农民 180 度地改变了自然选择的方向：豌豆的种子封闭在豆荚里。野豌豆要发芽生长，就必须破荚而出。为了做到这一点，豌豆就演化出一种基因，能使豆荚突然破裂，把豌豆弹射到地上。偶然产生突变的豌豆的豆荚不会爆裂。在野外，这种产生突变的豌豆一直到死都是包裹在亲株上的豆荚里面，无法传递基因。但人类与此相反，能够收获到的唯一豆荚就是留在植株上的那些不爆裂的豆荚。因此，一旦人类开始把野豌豆带回家去吃，立刻就产生了对这种单基因突变的选择。对同样不爆裂突变进行选择的例子还有兵豆、亚麻和罂粟。
　　对于在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生长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迅速地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只要一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种接代的种子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由于一次恶劣的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还会在以后发芽。因此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适应性变化，把种子裹在一层厚厚的皮壳或保护层中。
　　野生植物中偶然产生突变的个体没有厚厚的种皮，也没有其他的发芽抑制剂。早期农民无意识地选择了那些突变体。

　　如果可取的突变体接下去同正常植物杂交，突变就会立刻被淡化或完全失去。
　　对自我繁殖的植物来说，突变体会自动地保留下来。但大多数野生植物都不是无性繁殖的。它们或者是雌雄同株，但不能自花受精，必须同其他雌雄同株的个体进行品种间的杂交（我的雄蕊使你的雌蕊受精，你的雄蕊使我的雌蕊受精），或者像所有正常的哺乳动物一样，是雌雄异体。这两种情况对古代农民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可能刚刚找到了一种由突变产生的高产植物，它的后代就可能因与其他植物杂交而失去其遗传优势。因此，大部分作物都来自少数野生植物。
　　许多植物的突变影响到其自身的繁殖系统。有些产生突变的个体甚至不需要授粉就可以结出果实来，其结果就使我们有了无籽的香蕉、葡萄、柑橘和菠萝。有些产生突变的雌雄同株植物失去了它们的自交不亲和性，而变得能够自花受精——许多果树，如李、桃、苹果、杏和樱桃就是这一过程的例证。有些产生突变的葡萄通常都是雌雄异体，但也会变成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古代农民虽然不懂生物学，但最后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作物，能够繁殖纯种，因而值得去重新种植，而不是那些被湮没的突变体后代。

　　不同的植物由于各自特点得到选择。生菜取其茂盛的叶子而舍其种子，小麦和向日葵取其种子而舍其叶，南瓜取其果实而舍其叶。由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一种野生植物有不同选择，从而产生了外观十分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有种植，那时是为了叶子（如叫做牛皮菜的现代甜菜品种），后来再种植则是为了可吃的根，最后（在 18 世纪）则是为了它们所含的糖分（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菜原本是为了含油种子而被种植的，后来经过甚至更大的分化，有了不同选择：有的选择了叶（现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蓝），有的选择了茎（撇蓝），有的选择了芽（抱子甘蓝），有的选择了花芽（花椰菜和花茎甘蓝）。

　　农业耕作也改变了植物的生存环境。经过松土、施肥、浇水和除草的园地所提供的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于山坡上干燥、未施肥的园地。例如，如果农民在园子里播下的种子密密麻麻，那么在种子之间就会产生剧烈的竞争。大的种子可以利用良好的条件迅速生长，此时它们所处的地位就比小的种子有利，因为小的种子先前是长在干燥、未施肥的山坡上的，而那里种子比较稀少，竞争也不那么激剧，所以只有生长在那样的地方才对它们有利。植物之间的竞争，对于获得较大的种子和野生植物变成古代作物期间逐步形成的其他许多变化，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物培育的下一阶段包括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驯化的果树和坚果树，有橄榄树、无花果树、枣树、石榴树、葡萄藤。它们种植后至少要 3 年才开始结实，而达到盛产期则要等到 10 年之后。因此，只有那些已完全过上了定居的乡村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种植这些作物。这些果树和坚果树最容易栽种，和后来驯化的树木不同，它们可以用插枝甚或播种的办法来直接栽种。插枝还有一个好处：一旦古代农民发现了一棵多产的果树，这棵树的所有后代可以长得和它一模一样。
　　第三阶段涉及一些栽培起来难得多的果树，包括苹果、梨、李、樱桃。这些树不能靠插枝来种植。用种子来种也是白费力气，因为后代十分易变，所结果实多半没有价值。这些树要靠困难的嫁接技术来种植，而这个技术在中国农业开始后很久才发展起来。即使懂得嫁接的原理，嫁接也仍然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不仅如此，这原理本身也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实验才能发现。发明嫁接这种事情，大概不再是什么一个流浪者在某个排泄处方便，后来在返回时惊喜地发现那里竟因此而长出了结有甘甜水果的树来。
　　谷类作物的优点是生长快，碳水化合物含量高，每公顷耕地可产1吨食物。因此，今天的谷物占人类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半数以上，并包括现代世界上 12 种主要作物中的 5 种（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许多谷类作物蛋白质含量低，但这一缺陷可以由豆类来弥补，因为豆类的蛋白质通常达 25%（大豆为 38%）。因此，谷物和豆类一起为均衡饮食提供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成分。

　　大麻、4 种棉花、丝兰、龙舌兰在不同时期为中国、中美洲、印度、埃塞俄比亚、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南美洲提供了制绳和织布的纤维，在这些地区的几个地方，还用驯化动物的绒毛作为补充。在早期粮食生产的这些中心中，只有美国东部和新几内亚仍然没有纤维作物。
　　在赤道南美洲主食是木薯和甘薯，在安第斯山脉是马铃薯和圆齿酢浆草的块茎，在非洲是非洲薯蓣，在东南亚和新几内亚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薯蓣和芋艿。树生作物主要的有香蕉和面包果，它们也是东南亚和新几内亚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
　　因此，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驯化。
　　中古的僧侣栽培草莓和树莓，现代人仍在改良古代作物，并已增加了一些次要作物，主要是浆果（如乌饭树的蓝色浆果、越橘和猕猴桃）和坚果（澳洲坚果、美洲山核桃和腰果）。但和古代的一些主食如小麦、玉米和稻米相比，这些新添的现代作物始终只具有不太大的重要性。

　　许多具有食用价值的野生植物，不曾成功驯化。最引人注目的是橡树。橡实不但是欧洲农民在荒年作物歉收时的应急食物，而且也是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的主食。橡实含有丰富的淀粉和油。和许多野生食物一样，大多数橡实含有味苦的丹宁酸，但爱吃橡实的人学会了用处理杏仁和其他野生植物中味苦的化学物质的同样办法来处理丹宁酸：研磨和过滤或者只从丹宁酸含量低的偶然突变的橡树上收获橡实。
　　驯化橡树有 3 个不利因素。
　　首先，它们生长缓慢，使农民失去耐心。小麦种下去不消几个月就可得到收成；杏仁种下去三四年后就可长成能够结果实的树；但种下一颗橡实可能 10 年都不会有什么收益。
　　其次，橡树所结的坚果无论是大小还是味道都适于松鼠。我们都见到过松鼠埋藏、挖掘和吃橡实的情景，如果偶尔有一颗橡实松鼠忘记把它挖出，那么这颗橡实就可长出橡树来。有数以 10 亿计的松鼠，每只松鼠每年把数以百计的橡实传播到几乎任何一个适于橡树生长的地方。这样，人类就不可能为我们所需要的橡实去选择橡树。橡树生长缓慢和松鼠行动迅速这些问题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山毛榉和山核桃树同样未能驯化的原因，虽然欧洲人和美洲土著分别对这两种树种大量地加以利用以获得它们的坚果。
　　最后，杏仁和橡实的最重要差异也许是：杏仁的苦味由单一的优势基因所控制，而橡实的苦味似乎由许多基因所控制。如果古代农民栽种了偶然产生不苦的突变的杏仁或橡实，那么根据遗传规律，如果是巴旦杏树，那么，长成的树上的杏仁有一半可能也是不苦的，而如果是橡树，则几乎所有橡实可能仍然是苦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任何想要种橡实的农民的热情荡然无存，尽管他们已经赶走了松鼠并且保持耐心。
　　至于草莓和树莓，我们在与鸫和其他喜吃浆果的鸟儿的竞争中遇到了同样的困难。罗马人的确在园子里照料过野草莓。但是，由于千百万只欧洲鸫把野草莓的种子排泄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包括罗马人的园子里），所以草莓始终是鸫想要吃的小浆果，而不是人想要吃的大浆果。由于近来保护网和温室的发展，我们才终于能够把鸫打败，并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重新设计草莓和树莓。

第八章　苹果不驯谁之过？：为何有些族群无法驯化植物？

　　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数的 80% 以上：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高粱；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糖用甜菜；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
　　由于主要作物如此之少，又都是在几千年前驯化的，所以许多地区不曾驯化本地野生植物，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在现代甚至没有能驯化出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古代人也许探究完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新月沃地地处地中海气候带内，冬季温和湿润，夏季漫长、炎热干燥。植物必须熬过漫长的干燥季节，并在雨季来临时迅速恢复生长。新月沃地的许多植物，尤其是谷类和豆类植物，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从而变得对人类有用：它们是一年生植物，会在干旱季节逐渐枯萎死去。
　　由于只有一年的生命，一年生植物必然是矮小的草本植物。其中有许多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气力用来生产大籽粒的种子，种子在旱季休眠，并准备好在雨季到来时发芽。因此，一年生植物不会浪费气力去生长不可食用的木质部或纤维梗茎，就像乔木和灌木的枝干那样。但是许多大籽粒的种子，主要是一年生谷物和豆类的种子，是可以供人类食用的。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的 12 种主要作物中的 6 种。
　　新月沃地许多作物的野生祖先本就繁茂而高产，从天然的大片野生谷物中采集种子，每年每公顷可以收获近一吨的种子，只要花费一个大卡的劳力就可产生 50 个大卡的食物能量。有些狩猎采集族群在种子成熟的短暂时间里采集大量的野生植物，并把它们作为粮食贮存起来以备一年中其余时间之需，这样，他们甚至在开始栽培植物之前就已在村庄里定居了下来。
　　由于新月沃地的谷物在野生状态中即已如此多产，人工栽培几乎没有给它们带来别的什么变化。由于驯化如此容易，大籽粒的一年生植物也成为中国和萨赫勒地带最早的作物之一。

　　玉米的可能祖先是一种叫做墨西哥类蜀黍的野生植物，它的种子和花的结构都和玉米不同，以致植物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争论它是否就是玉米的祖先。墨西哥类蜀黍作为食物的价值，可能没有给狩猎采集族群留下什么印象：它在野生状态下的产量不及野生小麦，它的种子也比最终从它演化出来的玉米少得多，而且它的种子外面还包着不能食用的硬壳。墨西哥类蜀黍要想成为一种有用的作物，就必须经历其生物学的剧变，以大大增加种子的数量，去掉种子外面的那些像石头一样的硬壳。考古学家们仍在激烈地争论，在美洲的作物发展过程中，古代的玉米棒究竟经过了多少个百年或千年才从一丁点儿大小发展到人的拇指那么大小，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后来又经过了几千年它们才达到现代这么大小。一边是小麦和大麦的直接价值，一边是墨西哥类蜀黍所引起的种种困难，这两者之间的悬殊差别也许就是新大陆人类社会和欧亚大陆人类社会的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月沃地植物群的雌雄同株自花传粉的比例很高，帮助了早期的农民，这些植物偶尔也会异花传粉，从而产生了可供选择的新的植物品种。这种偶尔的异花传粉现象不仅发生在同种的一些个体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有亲缘关系的品种之间以产生种间杂种。新月沃地的面包小麦杂种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作物。
　　已在新月沃地驯化的最早的 8 种重要的作物，全都是自花传粉植物。其中3种是自花传粉的谷类作物——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小麦具有额外的优势，即蛋白质含量高达 8%—14%。相形之下，东亚和新大陆的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分别为稻米和玉米——蛋白质含量较低，从而造成了重大的营养问题。

　　然而，还有 4 个地中海气候带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智利、澳大利亚西南部和南非，为什么根本没有产生过本地的农业？
　　原来新月沃地具有胜过其他地中海气候带的 5 个有利条件。
　　第一，欧亚大陆西部是地中海气候带最大的地区。因此，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品种繁多，超过了比较小的地中海气候带。
　　第二，欧亚大陆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带的气候变化最大，每一季、每一年气候都有不同。这种气候变化有利于植物群中数量特别众多的一年生植物的演化。
　　第三，它在短距离内的高度和地形富于变化。它的高度从地球上的最低点（死海）到 18000 英尺的高山（德黑兰附近），应有尽有，从而保证了环境的相应变化，也因此保证品种繁多的野生植物可供成为作物的祖先。这些高山的近傍是河流纵横的地势平缓的低地、泛滥平原和适于灌溉农业的沙漠。新月沃地的高度变化意味着可以把收获季节错开：高地植物结籽比低地植物多少要晚一些。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可以在谷物种子成熟时沿着山坡逐步向上去收获它们，而不是在一个高度上由于收获季节集中而无法应付，因为在那里所有谷物都是同时成熟的。作物栽培开始后，对最早的农民来说，采下野生谷物的种子，并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这些野生谷物本来都是长在山坡上，依赖不知何时才会来到的雨水，而把它们种在潮湿的谷底，它们就能可靠地生长，也不再那么依赖雨水了。
　　第四，那里不仅有大量重要作物的野生祖先，而且也有大量得到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一些地中海型气候带，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相比之下，有 4 种大型哺乳动物——山羊、绵羊、猪和牛——很早就在新月沃地驯化了，可能比其他地方除狗以外的任何动物都要早。这些动物是世界上 5 种最重要的已驯化哺乳动物中的 4 种（第九章）。
　　最后，欧亚大陆西部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竞争可能要少一些。西南亚很少有大江大河，只有很短的海岸线，所以水产资源较少。为了肉食而被人猎杀的哺乳动物之一是瞪羚，瞪羚因人口增加而被过度利用，数目已大大减少。因此，粮食生产的组合很快就超过了狩猎采集的组合。以谷物为基础的定居村庄在粮食生产前就已存在，使狩猎采集族群容易接受农业和放牧生活。在新月沃地，从狩猎采集向粮食生产的转变较快：迟至公元前 9000 年，人们还没有任何作物和家畜而完全依赖野生的食物，但到公元前 6000 年，有些社会已几乎完全依赖作物和家畜了。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作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的 3 种谷物，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的 4 种豆类（含蛋白质 20% 至 25%）和 4 种家畜，再以小麦的丰富蛋白质为补充；以及作为纤维和油（亚麻籽油：亚麻籽含有约 40% 的油）的来源之一的亚麻。最后，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出现的几千年后，这些动物也开始被用来产奶和剪毛，并帮助人类犁田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农民的这些作物和牲畜开始满足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着、牵引和运输。

　　有些族群是博物学的活的百科全书，他们叫得出一千多种动植物的名称，他们对这些物种的生物学特点、地理分布和潜在用途具有详尽的知识。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已经驯化的动植物，这种传统知识逐渐失去了价值，甚至已经失传，直到人们成了连野草和野豆也分不清的超市购物者。
　　过去 33 年中，我在新几内亚做生物调查，在野外度过时光，身边有一批仍然广泛利用野生动植物的新几内亚人陪伴着我。有一天，我和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在丛林中饿得发慌，因为另一个部落挡住了我们返回补给基地的路。这时，一个福雷部落的男子回到营地，带来了一个大帆布背包，里面装满了他找到的蘑菇。他开始烤起蘑菇来。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但我在这时不安地想：如果这些蘑菇有毒，怎么办？
　　我耐心地向我的福雷部落的朋友们解释说，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些蘑菇是有毒的，我还听说过由于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难以区别，甚至美国的一些采集蘑菇的专家也因中毒而死，虽然我们大家都很饿，但完全不值得去冒这个险。这时，我的朋友们生气了，他们叫我闭嘴，好好听他们说。多少年来，我向他们查问了几百种树木和鸟类的名字，现在我怎么可以侮辱他们，认为他们连不同的蘑菇都不认识呢？只有美国人才会愚蠢到分不清有毒蘑菇和无毒蘑菇。他们接着给我上课，告诉我 29 种可以食用的蘑菇，每一种蘑菇在福雷语中的名字，以及森林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它。这一种蘑菇叫做坦蒂，是长在树上的，它鲜美可口，绝对可吃。
　　每次我带着新几内亚人到岛上的其他地方时，他们总要和其他新几内亚人谈起当地的动植物，并把可能有用的植物采集下来，带回他们住的村子里试种。我与新几内亚人在一起时所获得的经验，比得上研究其他地方传统族群的人种生物学家的经验。然而，这些族群或是至少在从事某种粮食生产，或是成了世界上部分被同化了的以往狩猎采集社会的最后残余。

　　新几内亚是仅次于格陵兰的世界第二大岛，它在澳大利亚北面，靠近赤道。由于地处热带，加上十分多样化的地形和生境，新几内亚的动植物品种非常丰富。
　　新几内亚本地驯化出甘蔗、香蕉、坚果树、沼泽芋以及各种各样可吃的草茎、根和绿叶蔬菜，面包果树、薯蓣、芋艿可能也是在新几内亚驯化的。今天甘蔗年产量的总吨数几乎等于第二号作物和第三号作物（小麦和玉米）产量的总和。

　　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受到 3 个方面的严重限制。
　　新几内亚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谷类作物，而在新月沃地、萨赫勒地带和中国都有几种极其重要的谷类作物。世界上 56 种种子最大的野生禾本科植物没有一种是生长在那里的。
　　新几内亚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现代新几内亚驯养的动物只有猪、鸡和狗，是过去几千年中经由印度尼西亚从东南亚引进的。因此，虽然低地居民从鱼类获得了蛋白质，但高原地区的居民在获得蛋白质方面受到严重的限制，因为提供大部分卡路里的主要作物（芋艿和甘薯）的蛋白质含量很低。例如，芋艿的蛋白质含量几乎不到 1%，甚至比白米差得多，更远在新月沃地的小麦和豆类（蛋白质含量分别为 8%—14% 和 20%—25%）之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儿童患有膨胀病，这是饮食量多但蛋白质缺乏所引起的典型的疾病。新几内亚人常吃老鼠、蜘蛛、青蛙和其他小动物，而在别的地方，由于能够得到大型家畜或大型野生猎物，人们对那些东西不屑一顾。蛋白质缺乏可能也是新几内亚高原社会流行吃人肉的根本原因。
　　新几内亚根用作物不但蛋白质少，而且卡路里也不高，因为这些作物在高地上生长不好。然而，许多世纪前，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根用作物传到了新几内亚，先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新几内亚。同芋艿相比，甘薯能够在地势更高的地方生长，长得更快，产量也更高，结果高原人口激增。

　　美国东部的始祖作物是 4 种植物，在公元前 2500 年至前 1500 年驯化，比新月沃地的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时间晚了整整 6000 年。当地的一种南瓜属植物不但能产生可吃的种子，而且还可用作小型容器。其余 3 种始祖作物完全是因为它们种子可食才被人栽种的（向日葵、菊草、藜）。
　　但 4 种种子作物和一种容器远远够不上粮食生产组合，不过是饮食的小小补充，印第安人仍然依赖野生食物，尤其是野生哺乳动物、水鸟、鱼、贝类、坚果。直到公元前 500 年至前 200 年，在又有 3 种种子作物（萹蓄、五月草、小大麦）得到栽培之后，农业才成为食品的主要来源。
　　现代的营养学家可能会对美国东部的这 7 种作物大加赞赏。它们的蛋白质含量都很高——达 17%—32%，而小麦是 8%—14%，玉米是 9%，大麦和白米更低。其中两种——向日葵和菊草含油量也很高（45%—47%）。尤其是菊草，由于含有 32% 的蛋白质和 45% 的油，可能成为营养学家梦寐以求的最佳作物。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没有吃上这些理想的粮食呢？
　　唉，美国东部的这些作物虽然在营养方面有其优点，但它们也存在严重的缺点。藜属植物、萹蓄、小大麦和五月草的种子很小，体积只有小麦和大麦种子的 1/10。更糟的是，菊草是靠风媒传粉的豚草的亲缘植物，而豚草是众所周知的引起花粉病的植物。同豚草的花粉一样，凡是在菊草长得茂盛的地方，菊草的花粉都会引起花粉病。如果这一点还不能使你想要做一个种植菊草的农民的热情完全消失的话，它还有一种令某些人讨厌的强烈气味，而且接触到它会引起皮肤过敏。
　　公元元年后，墨西哥的一些作物最后经由贸易路线开始到达美国东部。玉米在公元 200 年左右引进，但它所起的作用始终较小。最后，在公元 900 年左右，一个适应北美洲短暂夏季的新品种玉米出现了，而在公元 1100 年左右随着豆类的引进，墨西哥的玉米、豆类和南瓜属这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便齐全了。农业大大集约化，人口稠密的酋长管辖的部落沿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发展起来。各地区在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体系引进后宣判了当地驯化植物的命运：或者把它们完全抛弃，或者把它们的重要性降低。没有一个欧洲人见到过生长在印第安人园子里的菊草，因为到欧洲人于公元 1492 年开始在美洲殖民时，菊草作为一种作物已经消失了。古代特有作物中，只有向日葵和东部南瓜能够同其他地方驯化的作物相媲美，至今仍在种植。现代的橡实形南瓜和密生西葫芦就是从几千年前驯化的美洲南瓜属植物演化而来的。

　　美国东部地区看起来具有促进当地多产农业的条件。它有肥沃的土壤，可靠而适中的雨量，以及保持今天丰产农业的合适的气候。该地的植物群品种繁多，包括多产的野生坚果树（橡树和山核桃树）。当地的印第安人发展了以当地驯化植物为基础的农业，从而在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定居生活，他们在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400 年期间文化繁荣（霍普韦尔文化）。这样，他们在几千年中就能够把最有用的可以得到的任何野生植物当作潜在的作物来加以利用。
　　尽管如此，霍普韦尔文化繁荣的出现，还是比新月沃地乡村生活的出现晚了差不多 9000 年。直到公元 900 年之后，墨西哥三位一体的作物组合才引发了人口的较大增长，即所谓的密西西比文化的繁荣。人口的增长使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得以建设最大的城镇和最复杂的社会。但人口的增长毕竟来得太晚，没有能使美国的印第安人为迫在眉睫的欧洲人殖民灾难作好准备。仅仅以美国东部的作物为基础的粮食生产，还不足以引发人口的增长，这原因是不难说明的。这一地区现有的野生谷物，远远不如小麦和大麦那样有用。美国东部的印第安人没有驯化过任何可在当地得到的豆类、纤维作物、水果树或坚果树。除了狗，他们没有任何家畜，而狗大概也是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驯化的。

　　我们把欧亚大陆的一些水果作物（苹果、李、葡萄、树莓、黑刺莓、草莓）同北美的野生亲缘植物进行杂交来改良品种。

　　在一些根本没有在当地发展出粮食生产的地区——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阿根廷无树大草原、欧洲西部等等——适合驯化的野动植物可能比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还要少，因为在新几内亚和美国东部至少还出现了有限的粮食生产。这些不存在本地粮食生产或只有有限的本地粮食生产的地区，都缺少可驯化的牲畜和谷物的野生祖先。

　　人们也许认为，粮食生产出现缓慢或没有，是由于当地可以猎取和采集的资源特别丰富，而非适合驯化的物种是否容易获得。其实，大多数粮食生产出现很晚或没有的地区，资源特别贫乏，因为澳大利亚和美洲的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到冰期快结束时已经灭绝。粮食生产所面临的来自狩猎采集的竞争，在这些地区比在新月沃地还少。因此，在当地未能出现粮食生产或粮食生产受到限制这些情况，决不能归咎于来自大量狩猎机会的竞争。

　　在互相竞争的社会中，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开放，有些社会对新事物可能比较抵制。那些接受新作物、新牲畜或新技术的社会因而可能吃得更好，繁殖得更快，从而取代、征服或杀光那些抵制新事物的社会。

　　澳大利亚东南部是这个大陆上水源充足、最适合粮食生产的地方。那里的土著社会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似乎一直在按照一种可能最终导致本地粮食生产的发展轨迹在演化。它们已经建立了过冬的村庄，已经开始加强利用自然环境，建造渔栅、编织渔网，挖掘长长的水渠从事渔业生产。如果欧洲人没有在 1788 年向澳大利亚殖民，破坏了独立的发展轨迹，那么澳大利亚土著也许不消几千年就可成为粮食生产者，照料一池池驯化了的鱼，种植驯化了的澳大利亚薯蓣和小籽粒的禾本科植物。

　　苹果在历史上是最难栽培的果树之一，也是在欧亚大陆驯化的最后一批主要的果树之一，因为苹果的繁殖需要复杂的嫁接技术。
　　就苹果驯化必要的生物条件而言，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在于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微弱的驯化潜力，这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　斑马、不幸福的婚姻与安娜·卡列尼娜原则：为什么有些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就是不能变成家畜？

　　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提供了肉食、奶制品、肥料、陆上运输、皮革、军事突击手段、犁具牵引、毛绒以及使先前没有抵抗力的民族失去生命的病菌。
　　驯养的小型哺乳动物、鸟类、昆虫对人类也是有益的。许多鸟是因为肉、蛋、羽毛而被驯化的：中国的鸡、欧亚大陆某些地区的鸭和鹅、中美洲的火鸡、非洲的珍珠鸡、南美洲的美洲家鸭。狼在欧亚大陆和北美经驯化变成了狗，用来打猎、看门、做宠物，以及在某些社会里充当食物。为充当食物而被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欧洲的兔、安第斯山脉的豚鼠、西非的巨鼠、加勒比海诸岛的硬毛鼠。白鼬在欧洲被驯化来猎兔，猫在北非和西南亚被驯化来猎捕啮齿目有害动物。19 世纪和 20 世纪驯化的小型哺乳动物包括为毛皮而饲养的狐、水貂、绒鼠、当宠物饲养的仓鼠。有些昆虫也被驯化了，主要有蜜蜂和中国的蚕蛾，分别为了得到蜂蜜和蚕丝。

　　驯化的哺乳动物均为陆生食草动物，主要的 5 种遍布全世界：牛、绵羊、山羊、猪、马。次要的 9 种仅对某些地区重要：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印度野牛。

　　在东南亚仍被用作役畜的亚洲象被驯服了，但不是驯化。过去汉尼拔的象和今天亚洲的役用象只是捕捉后被驯服的野象，它们在圈养中是不交配的。

　　牛、猪、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豚鼠形体变大了。绵羊和羊驼因保留了毛绒并减少了硬毛而得到选择，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而得到选择。有几种驯养的动物同野生祖先相比，脑袋较小，感觉器官也较不发达，因为它们不再需要它们的祖先赖以逃脱野外捕食者的那种比较大的脑袋和比较发达的感觉器官了。
　　有些狗比狼大得多（丹麦大狗），而另一些狗则又小得多（哈巴狗）。有的生得体型修长，可用于赛跑，有的天生腿短，如用于赛跑则毫无价值（达克斯猎狗）。它们在毛形和颜色方面差异很大，有些甚至连毛都没有。波利尼西亚人和阿兹特克人培育出来的狗，是为了充当粮食而特地饲养的品种。

　　14 种大型食草类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分布不均匀，在南美只有 1 种，它产生了美洲驼和羊驼。北美、澳大利亚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连 1 种都没有。有 13 种的野生祖先只有欧亚大陆才有。（我所谓的“欧亚大陆”把北非也包括在内，因为从生物地理学和人类文化来看，北非与欧亚大陆的关系比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关系更密切）
　　欧亚大陆许多地方，有好几种同时生活在同一地区：例如，有 7 种出现在西南亚。野生牦牛只限于西藏和邻近的高原地区。
　　欧亚大陆是最大的陆块，它的生态环境也千变万化，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从广阔的热带雨林、温带雨林、沙漠和沼泽到同样广阔的冻原，应有尽有。欧亚大陆是一开始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在过去 40000 年中，这些动物因绝种而消失的也最少。

　　缺少适于驯化的本地野生哺乳动物的族群终于获得欧亚大陆的家畜时，都会接受。无论北美还是南美，在马从欧洲人的定居点逃逸出来后不到一代人时间，欧洲马就被印第安人热切地接受了。到 19 世纪，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已成了骑术精良的战士和猎捕野牛的能手，但他们却是在 17 世纪晚些时候才得到马匹的。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的绵羊，同样改变了纳瓦霍族印第安人的社会，尤其使纳瓦霍人得以织出他们因之而出名的美丽的羊毛毯。在数千文化各异的土著中，没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妨碍动物驯化。
　　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各个族群和野斑马和野牛近在咫尺，为什么没有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驯化它们？
　　把野生动物当宠物来饲养并加以调教，是动物驯化的第一阶段。各大陆几乎所有传统人类社会都有关于宠物的记述。这样调教出来的野生动物的种类，远远多于最后得到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种类，包括了我们不曾料想的动物。
　　例如，在我工作的新几内亚的村庄里，我常常看到人们带着宠物袋鼠、袋貂、从鹟到鹗无所不有的鸟。这些被捕捉到的动物虽然有些被当作宠物来饲养，但大多数最后还是被吃掉了。新几内亚人还经常去捕捉鹤鸵（形似鸵鸟的不会飞的大型鸟类）的幼鸟，把它们喂养大当美味来吃——虽然捕捉成年鹤鸵极其危险，不时地把村民来个开膛剖肚。有些亚洲族群调教雕用于打猎，虽然偶尔也有关于这些凶猛的宠物杀死训练它们的人的传闻。古埃及人和亚述人以及现代的印度人训练猎豹用于打猎。古埃及人还驯养有蹄类哺乳动物如瞪羚和麋羚，鸟类如鹤，还有长颈鹿（可能有危险），最惊奇的是驯养鬣狗。非洲象尽管明显有危险，但在罗马时代已有人驯养，亚洲象在今天仍被人驯养。也许最不可能成为宠物的动物是欧洲棕熊，但日本的阿伊努人经常把熊崽抓来驯养，待养大后在宗教仪式上杀来吃。

　　早期牧民很快就驯化了所有适于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元前 2500 年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世界上全部 148 种可以用来驯化的候补大型动物必定已被试验过无数次，结果只有几种通过了试验。
　　在公元前 2500 年的很久之后，有些小型哺乳动物首次得到了驯化。例如，直到中世纪兔子由于可以充当食物才得到驯化，实验室研究用的老鼠直到 20 世纪才得到驯化，作为宠物饲养的仓鼠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得到驯化。小型哺乳动物驯化的继续发展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确实有数以千计的野生动物可以用作驯化的候补者，同时也因为对传统社会来说它们的价值太小，不值得花气力去饲养。
　　印度人驯化了本地的亚种松毛长角野牛，西南亚人驯化了西南亚亚种松毛长角野牛，北非人驯化了北非的松毛长角野牛。
　　在包括美洲、中国、西南亚在内的不同地区，狼被独立地驯化成狗。现代猪的驯化地点按先后顺序有中国、欧亚大陆西部以及可能的其他地区。这些例子着重表明了：相同的几种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吸引了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注意。
　　过去驯化剩下的野生动物失败，是由于这些动物本身的缺点，而不是由于古代人的缺点。无论是几千年来的本地牧人，还是现代的遗传学家，都一直未能成功地使古代那 14 种以外的大型哺乳动物成为有用的驯化动物，而那 14 种动物至少在 4500 年前就已驯化了。
　　圣迭戈和洛杉矶的动物园正严格控制最后幸存的加利福尼亚兀鹰的交配，对每一只兀鹰做遗传鉴定，由计算机决定哪一只雄鹰同哪一只雌鹰交配，以产生最大限度的遗传差异，使这种濒临灭绝的鸟得以保存。

　　驯化失败的 6 组原因：
　　日常食物。动物进食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低于 100%，通常在 10% 左右。要花费 10000 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 1000 磅重的牛。如果你想要养一只 1000 磅重的食肉动物，你就得用 10000 磅重的食草动物去喂它，而这 10000 磅重的食草动物又需要用 100000 磅的玉米来饲养。即使在杂食动物中，也有许多像树袋熊这样的动物在偏爱植物方面过分挑剔，要想成为饲养场里的牲畜实在不敢恭维。
　　由于效率太低，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
　　在阿兹特克时代的墨西哥、波利尼西亚和古代中国，狗还被饲养来充当食物。然而，经常吃狗肉是缺乏肉食的人类社会的万不得已的事：阿兹特克人没有任何其他家畜，波利尼西亚人和古代中国人只有猪和狗。
　　狗不是严格的食肉动物，而是杂食动物，阿兹特克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养来吃的狗即使靠吃蔬菜和食物下脚料也一样能长得膘肥体壮。
　　生长速度。值得饲养的驯化动物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上 15 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繁殖问题。有些具有潜在价值的动物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之下性交。这就是对跑得最快的猎豹的驯化尝试中途夭折的原因，虽然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怀有驯化它的强烈兴趣。在野外，几个雄性猎豹兄弟要追逐一头雌性猎豹好几天，为了使雌性猎豹排卵或愿意接受交配。南美小羊驼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野骆驼，它的毛是兽毛中最细最轻的，因而为人们所珍视。古代印加人把野生小羊驼赶进围栏，剪下它们的毛，然后再把它们放走。现代商人要么用印加人的老办法，要么干脆把野生的小羊驼杀死。圈养繁殖小羊驼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其原因包括：小羊驼在交配前要经过长时间的复杂的求偶程式，一种在圈养中无法做到的程式；雄性小羊驼彼此之间水火不能相容；以及它们需要一个终年使用的觅食区和一个分开的终年使用的睡眠区。
　　凶险的性情。猪、马、骆驼和牛都杀死过人。有些大型动物具有动辄杀人的倾向。熊肉是昂贵的美食，灰熊体重可达 1700 磅，它们主要吃素，素食的范围很广，它们靠吃人的食物下脚料而茁壮生长，它们生长的速度也比较快。如果灰熊能被圈养，就会成为绝妙的产肉动物。日本的阿伊努人习惯把饲养灰熊的幼崽作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然而，阿伊努人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在灰熊的幼崽长到一岁大时便把它们杀来吃掉。较长时间地饲养灰熊可能是自杀行为；我不知道有谁驯养过成年灰熊。河马这个 4 吨重的素食动物，如果不是因为它们那样危险，可能会成为农家的大牲口，河马每年杀死的人甚至比非洲的狮子还多。中亚野驴经常被人猎杀，也经常被人捉来同驴和马杂交。然而，所有描绘过它们的人，从罗马人到现代动物园饲养员，对它们的暴躁脾气和咬人恶习都没有好评，因此从未被驯化过。斑马有咬了人不松口的讨厌习惯，它们咬伤的美国动物园饲养员甚至比老虎咬伤的还多！斑马实际上也不可能用套索去套——即使是获得套马冠军的牛仔也无法做到——因为斑马有一种万无一失的本领，在看着绳圈向它飞来时把头一低就躲开了。
　　容易受惊的倾向。有几种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变得神经紧张，动作敏捷，并立即逃走。还有几种则动作迟缓，不那么紧张，在群集中寻求保护，在受到威胁时站在原地不动，不到必要时不会逃跑。大多数鹿和羚羊属于前一种，绵羊和山羊则属于后一种。如果把容易紧张的关在围栏里，它们可能不是被吓死，就是为了逃生在围栏上撞死。想象一下放牧这样一种动物的情景吧：它飞速逃走，盲目地向围墙一头撞去，它一跳就能达到差不多 30 英尺远，奔跑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 50 英里!
　　群居结构。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的野生祖先都具有 3 个共同的群居特点：生活在群体里；群体成员中维持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的生活范围重叠，不相互排斥。例如，一个野马群包括一匹公马、多达半打的母马和一些小马驹。马群在行进时，其成员保持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次序：公马殿后；级别最高的母马居前，后面跟随着它的小马驹，次序按年龄排列，最小的排在最前面；其他母马按级别排列，每匹母马后面跟随着它的按年龄排列的小马驹。这样，许多成年马就可以在这个马群中共处，用不着经常打架，而且每匹马都知道自己在马群中的地位。
　　人类把这种优势等级照搬了过来，在驮运东西的马队中，马跟在带路人的后面，就像跟在级别最高的母马后面一样。绵羊、山羊、牛和狗的祖先（狼）的群体中也有类似的等级。随着幼兽在这个群体中长大，它们就牢牢记住了它们经常看到的身旁的那些动物。在野生环境中，它们看到的是同种的成员，但在圈养状态下，群体中的幼兽看到的还有身旁的人，于是也就把人牢牢地记住了。
　　谁见过一群猫（野生时是独居的和地盘性的）跟在人的后面或者让人把它们集中起来照管？猫不像狗那样对人出于本能地顺从。猫和雪貂是唯一的得到驯化的地盘性哺乳动物，我们驯化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它们当作肉食来源而大群地放牧，而是把它们当作独居的猎兽或宠物来饲养。
　　虽然大多数独居的地盘性动物因此而未能得到驯化，但不能反过来说大多数群居的动物都能得到驯化。有许多动物的群体保持排斥其他群体的独占领域。有许多动物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是群居的，到了交配季节就变成地盘性的了，这时它们见面就争斗，彼此不能相容。大多数的鹿和羚羊都是如此。许多群居动物，再一次包括大多数鹿和羚羊，并没有界限分明的优势等级，因此并不把任何占支配地位的领袖牢记在心（因而也不会把人记在心上）。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一结果及其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和生物学这 3 个基本事实。
　　首先，欧亚大陆由于其广大面积和生态的多样性，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
　　其次，澳大利亚和美洲，在更新世晚期动物灭绝浪潮中失去了大多数可供驯化的候补动物——可能是因为不幸首次接触到人类，而且这时已是我们的进化史的后期阶段，狩猎技巧已高度发达。
　　最后，适合驯化的幸存的候补动物，在欧亚大陆要多于其他大陆。

第十章　大陆轴线：历史的伏笔：农业在各大洲发展速率的迥异

　　比较各大陆的形状和轴线走向。美洲南北向距离（9000 英里）比东西向距离大得多：东西最宽处只有 3000 英里，最窄处在巴拿马地峡，仅为 40 英里。就是说，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向的。那么，大陆轴线走向的这些差异对人类历史有什么影响呢？
　　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
　　粮食生产沿东西轴线迅速传播：从西南亚向西传入欧洲和埃及，向东传入印度河河谷（平均速度为每年约0.7英里）；从菲律宾向东传入波利尼西亚（每年3.2英里）。在另一端是粮食生产沿南北轴线缓慢传播：以每年不到0.5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入美国的西南部；玉米和豆类以每年不到0.3英里的速度从墨西哥向北传播，在公元900年左右成为美国东部的多产作物；美洲驼以每年不到0.2英里的速度从秘鲁向北传入厄瓜多尔。
　　西南亚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和牲口的确向西传入了欧洲，向东传入了印度河河谷，但在安第斯山脉驯养的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和豚鼠）在哥伦布以前没有一种到达过中美洲。不过，有些南美洲作物还是成功地到达了中美洲，如木薯、甘薯和花生。是什么选择性的阻碍让这些作物通过，却筛选掉美洲驼和豚鼠？
　　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
　　大多数始祖作物都有也适于驯化的野生亲缘植物。例如，豌豆是豌豆属植物，这个属包括两个野生品种：豌豆和黄豌豆，前者经过驯化而成为园圃里的豌豆，后者则从未得到驯化。然而，野生的黄豌豆无论是新鲜的还是干的，味道都很好，而且在野外随处可见。同样，小麦、大麦、兵豆、鹰嘴豆、菜豆和亚麻，除已经驯化的品种外，全都有许多野生的亲缘植物。在欧亚大陆西部，在几个具有潜在价值的野生品种中，只有一种得到了驯化——这大概是因为这一个品种传播得太快，所以人们停止采集其他的野生亲缘植物，而只以这种作物为食。
　　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
　　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对季节性情势所发出的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的情势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变化。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长度全年固定不变，但在温带地区，随着时间从冬至向夏至推进，白天逐步变长，然后在整个下半年又逐步变短。
　　加拿大农民如果愚蠢到栽种适于在遥远南方墨西哥生长的玉米，这种玉米按照它那适合在墨西哥生长的遗传安排，应该在三月份就准备好发芽，但结果却发现自己仍被埋在 10 英尺厚的积雪之下。这种玉米也会缺少抵抗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而空自携带着抵抗南方气候区的疾病的基因。所有这些特点使低纬度地区的植物难以适应高纬度地区的条件，反之亦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在法国和日本生长良好，但在赤道则生长很差。
　　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这是我们通过内省知道的。我们中有些人受不了北方的寒冬，受不了那里短暂的白天和特有的病菌，而我们中的另一些人则受不了炎热的热带气候和那里特有的病菌。在近来的几个世纪中，欧洲北部凉爽地区的海外移民更喜欢迁往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同样凉爽的气候区，而在赤道国家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则喜欢住在凉爽的高原地区。被派往炎热的热带低地地区的北欧人过去常常成批地死于疟疾之类的疾病，而热带居民对这类疾病已经逐步形成了某种自然的抵抗力。
　　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使新月沃地的作物迅速开创了从爱尔兰到印度河流域的温带地区的农业，并丰富了亚洲东部独立出现的农业。反过来，最早在远离新月沃地但处于同一纬度的地区驯化的作物也能够传回新月沃地。
　　我们的一日三餐是个地理大杂烩。美国快餐店的一顿典型的饭食可能包括鸡（最早在中国驯化）和土豆（来自安第斯山脉）或玉米（来自墨西哥），用黑胡椒粉（来自印度）调味，再喝上一杯咖啡（原产埃塞俄比亚）以帮助消化。然而，不迟于 2000 年前，罗马人也已用多半在别处出产的食物大杂烩来养活自己。在罗马人的作物中，只有燕麦和罂粟是意大利当地生产的。罗马人的主食是新月沃地的一批始祖作物，再加上榅桲（原产高加索山脉）、小米和莳萝（在中亚驯化）、黄瓜、芝麻和柑橘（来自印度），以及鸡、米、杏、桃和粟（原产中国）。虽然罗马的苹果算是欧亚大陆西部的土产，但对苹果的种植却要借助于在中国发展起来并从那里向西传播的嫁接技术。
　　传播速度堪比新月沃地的是亚热带作物的向东传播，这些作物最初集中在华南，在到达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作物。在 1600 年内，新的作物（包括香蕉、芋艿和薯蓣）向东传播了 5000 多英里，进入热带太平洋地区，最后到达波利尼西亚群岛。
　　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对新月沃地的作物来说应该是理想的，但在埃塞俄比亚与南非之间的那 2000 英里的热带环境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样，新月沃地的家畜通过非洲向南的传播也由于气候和疾病（尤其是采采蝇传染的锥虫病）而停止或速度减慢。马匹所到的地方从来没有超过赤道以北的一些西非王国。直到公元元年至公元 200 年这一时期，牲畜在新月沃地驯化的大约 8000 年之后，牛、绵羊和山羊才终于到达南非。而热带非洲的作物没能传播到南非的菲什河彼岸，因为它们不能适应地中海型气候条件。结果南非土著科伊桑人（亦称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有些已有了牲畜，但仍没有农业。只有在欧洲移民于 1652 年由海路到达，带来新月沃地的一整批作物时，农业才得以在南非的地中海型气候带兴旺发达起来。
　　中亚沙漠、西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把中国的温带地区同气候相似的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分隔开来。因此，中国粮食生产的早期发展独立于处在同一纬度的新月沃地，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作物。然而，当公元前 2000 年西亚的小麦、大麦和马匹到达中国时，克服了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地区之间的这些障碍。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例如，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在西南亚发明的轮子，不到几百年就迅速传到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而在史前时代墨西哥独立发明的轮子却未能传到南面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同样，不迟于公元前 1500 年在新月沃地西部发展起来的字母文字的原理，在大约 1000 年之内向西传到了迦太基，向东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但在史前时期即已盛行的中美洲书写系统，经过了至少 2000 年时间还没有到达安第斯山脉。
　　当然，轮子和文字不像作物那样同纬度和白天长度有直接关系。这种关系是间接通过粮食生产系统的影响来实现的。最早的轮子是用来运输农产品的牛拉大车的一部分。早期的文字只限于由生产粮食的农民养活的上层人士使用，是为在经济上和体制上都很复杂的粮食生产社会的目的服务的（如对王室的宣传、存货清单的开列、官方记录的保存）。一般说来，对作物、牲畜以及与粮食生产有关的技术频繁交流的社会，也更有可能从事其他方面的交流。
　　同美洲本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农业传播速度相比，欧亚大陆农业的更快的传播速度在对欧亚大陆的文字、冶金、技术和帝国的更快传播方面发挥了作用。

PART 3　从粮食到枪炮、病菌与钢铁

第十一章　病菌屠城记：病菌演化史

　　原来他不久前到农场去时和母羊性交过几次，使他传染上那神秘的病菌，得了肺炎。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我们爱羊很少会像那病人一样是出于肉欲。但大多数人对猫、狗之类的宠物有一种柏拉图式的爱。从所饲养的羊和其他牲畜的庞大数目来看，我们毫无疑问对它们过度喜爱。例如，最近的一次人口调查表明，澳大利亚人对他们的羊非常重视，17085400 人竟养了 161600000 只羊。
　　麻疹、天花和结核病来自牛只；流行性感冒源于猪和鸭，而百日咳则来自猪和狗。
　　有些人会因宠物得传染病，儿童得传染病的更多。通常，这种病只不过有点不舒服，但有些也会发展成为大病。整个近代史上对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霍乱，都是从动物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大多数病菌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所有为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病菌只是一笔带过，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都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被欧亚病菌大批杀死的土著，以及企图征服亚非热带地区的欧洲人身上。
　　源自动物的疾病造成了现在人类的某些健康问题。
　　疾病症状是病菌改变身体或行为以便帮助传播病菌时的表现。

　　豢养家畜的人类虽然是这些新品种病菌最初的牺牲者，但随着时间经过，还是会慢慢对这些病菌产生抗体。

　　病菌传播的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等待着被动地传染给下一个受害者。有些病菌等待一个宿主被下一个宿主吃掉，就是这种策略的运用：例如，沙门氏菌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已被感染的蛋或肉而感染上的；引起旋毛虫病的寄生虫是等我们在杀猪后吃了未煮熟的猪肉而从猪身上进入我们体内的；引起线虫肉芽病的寄生虫是喜吃寿司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因为吃了生鱼片而有时感染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从被吃的动物传递给人的，但引起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强笑病（库鲁病）的病毒通常是从一个被吃的人传递给另一个人的。这种病是通过吃人肉传播的：高原地区的母亲们把死于库鲁病的人的脑髓挖出来等待下锅，一旁的孩子把这未煮过的脑髓用手摆弄后舔了舔手指，从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
　　有些病菌是在昆虫的唾液中“搭便车”，昆虫咬了原来的宿主，然后离开去寻找新的宿主。提供这种“免费搭车”的可能是蚊子、跳蚤、虱子、采采蝇，它们分别传播疟疾、瘟疫、伤寒或昏睡病。病菌通过妇女传给胎儿，使出生后的婴儿受感染，引起梅毒、风疹、艾滋病。
　　一些病菌改变宿主的结构和习惯，来加速自己的传播。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外露生殖器溃疡，用以帮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想要消灭“好斗的”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把天花患者以前用过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百日咳病菌的策略就更厉害了，它们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入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引起朝鲜出血热的病毒通过鼠尿传播。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钩虫和血吸虫之类的寄生虫通过前一个受害者的粪便被排泄到水里或土里，又从那里努力地钻进新宿主的皮肤。

　　从人类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活下去并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死病菌。
　　我们受到感染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发烧。而我们又习惯把发烧看作是一种“症状”，好像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照例发生了。但是，体温的调节是受到基因控制的，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有些病菌对热的反应比我们的身体更敏感。提高体温，实际上就是要在烤死我们自己之前把病菌烤死。
　　另一个普遍反应就是动员免疫系统。白血细胞和其他细胞积极地搜出并杀死外来病菌。在抵抗某种病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特定抗体，使我们在痊愈后不大可能再次受到感染。有些病如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抵抗力只是暂时的，还是可能再次感染。然而，对其他一些疾病——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百日咳以及现在已被战胜的天花——我们的由一次感染激发起来的抗体使我们获得终生免疫。这就是预防接种的原理：接种已死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抗体产生。
　　有些聪明的病菌会改变抗体能认出来的抗原。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演化，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疟疾和昏睡病由于有迅速改变抗原的能耐，成了甚至更难抓住的主顾。最难抓住的是艾滋病，因为它甚至在一个病人的体内也能演化出新的抗原，从而破坏了这个病人的免疫系统。
　　镰状红细胞基因、泰萨二氏病基因和囊性纤维变性基因使非洲黑人、德系犹太人和北欧人分别获得了抵抗疟疾、肺结核和细菌性腹泻的能力。
　　我们同大多数物种的相互作用，不会使我们“生病”，也不会使蜂鸟“生病”。无论是我们还是蜂鸟，都不需演化出相互防范的能力。这种和平的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因为蜂鸟不指望我们为它们传播后代，也不指望我们把身体给它们当食物。蜂鸟演化的结果是它们以花蜜和昆虫为食，而这些东西是它们靠运用自己的翅膀得来的。
　　但是，病菌演化的结果却是以我们体内的养料为食，一旦原来的受害者死了或者产生了抵抗力，它们也没有翅膀可以让它们飞到一个新的受害者的身体上去。因此，许多病菌不得不演化出一些花招，好让它们在潜在的受害者之间进行传播，而许多这样的花招也就是我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症状”。我们也已演化出我们自己的反花招，对此细菌又演化出反反花招来予以回答。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现在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难解难分，以竞赛一方的死亡为失败的代价。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流行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杀死 2100 万人的流行性感冒。黑死病（腺鼠疫）在 1346 年到 1352 年间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 70%。19 世纪 80 年代初，当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修经萨斯喀彻温时，该省以前很少接触过白人及其病菌的印第安人死于肺结核的人数每年竟达到惊人的 9%。
　　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这 4 个特点也适用于那些习见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其中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腮腺炎、百日咳、天花。
　　疾病的流行有一个典型事例。与世隔绝的法罗群岛上的麻疹病史。1781 年，一场严重的麻疹流行病到达法罗群岛，接着又消失了，其后该群岛就不再有麻疹发生，直到 1846 年，一个受到感染的木匠从丹麦坐船到来。不出 3 个月，法罗群岛的几乎全部人口（7782 人）都得了麻疹，于是有的人死去，有的人康复，麻疹病毒又一次消失，直到下一次流行。研究表明，麻疹可能会在任何少于 50 万人的人口中消失。只有在比较多的人口中，这种病才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直到原先受感染地区里出生的婴儿达到足够的数目，麻疹又会卷土重来。
　　然而，人口少同样会得传染病，不过只限于几种而已。有些是由动物身上或土壤中的病菌引起的，这种病不会消失，始终可以使人受到感染。例如，黄热病病毒是由非洲野猴携带的，它总是能够通过野猴感染非洲的农村人口，再从这些人通过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带去感染新大陆的猴子和人。
　　事实上，许多熟悉的传染病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 1600 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 400 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 200 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 1840 年，艾滋病出现在 1959 年。

　　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一堆堆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幼虫的排泄物。而农民定居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有些农业人口把粪便收集起来，当作肥料撒到人们劳动的田里，从而使粪便中的病菌和寄生虫去感染新的受害者变得更加容易。灌溉农业和鱼类养殖为蜗牛和水蛭提供了理想的生活环境。蜗牛是吸血虫的宿主，而水蛭则在我们涉过满是粪便的水中时钻进我们的皮肤。定居的农民周围不但有自己的粪便，而且还有被他们贮藏的粮食吸引来的传播疾病的啮齿类动物。非洲农民砍伐出来的林中空地也为疟蚊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
　　城市的出现给病菌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直到 20 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人群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 165 年到 180 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同样，腺鼠疫也第一次在欧洲出现了（公元 542—543 年）。但直到公元1346年，所谓黑死病的鼠疫才开始全力打击欧洲，那时一条新的与中国的陆上贸易路线，为满是跳蚤的毛皮提供了一条沿欧亚大陆东西轴线、从到处瘟疫的中亚地区到欧洲的快速运输通道。今天，喷气飞机使得洲际飞行比传染病的持续时间还要短暂。1991 年一架飞机就从秘鲁飞越 3000 英里把几十个感染霍乱的人当天送到洛杉矶。美国人周游世界和外国人移居美国的迅速增多，正在把我们变成病菌的熔炉，而这些病菌是我们原先认为在遥远国度的一些怪病。

　　动物原病转化为人类疾病的 4 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从宠物和家畜那里直接得来的病包括从猫那里得来的猫抓热，从狗那里得来的钩端螺旋体病，从鸡和鹦鹉那里得来的鹦鹉热，以及从牛那里得来的布鲁氏菌病。我们同样也会从野生动物那里感染疾病，例如猎人在剥野兔皮时可能得兔热病。所有这些病菌仍然处在向人类病原体演化的早期阶段，不能直接地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甚至从动物身上转移给我们也仍属罕见。
　　在第二阶段，原先动物的病原体已演化到可以直接在人群中传播从而引起流行病的地步。然而，这种流行病由于几个原因而消失了，如被现代医药治愈了，或因每一个人都已得过病，有的获得了免疫力，有的已经死了。布雷格堡热于 1942 年夏季在美国爆发，随后很快消失不见了。新几内亚的库鲁病因吃人肉而传染，是由一种作用缓慢的病毒引起的，人一旦染上这种病毒，终生都不会痊愈。就在库鲁病快要消灭新几内亚 2 万人的福雷部落时，澳大利亚政府于 1959 年左右建立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结束了吃人肉的习俗，从而也结束了库鲁病的传播。
　　第三阶段，动物病原体确已在人体内安家落户，但并没有消失。艾滋病来自猴子，1959 年左右有了关于人类感染这种病的最早记录。这种病的前途甚至更有保障。
　　最后阶段，以只有人类才会感染的由来已久的疾病为代表。这些疾病必定是多得多的病原体在演化过程中的幸存者，所有那些病原体都曾力图迅速转移到我们身上——但多半失败了。

　　19 世纪，欧洲兔被引进澳大利亚，结果泛滥成灾。因此，在 1950 年，黏液病毒被特地引进澳大利亚，以期解决兔灾。在第一年，黏液病毒在受到感染的兔子中造成了 99.8% 的死亡率。第二年兔子的死亡率下降到 90%，最后下降到 25%，使得要在澳大利亚完全消灭兔子的希望落空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黏液病毒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演化的，为了少杀死一些兔子，使那些受到感染的兔子多活些时间再死。结果，不那么致命的黏液病毒就能比原先有高度毒力的黏液把下一代病毒传播到更多的兔子中去。
　　梅毒有两种症状：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慢的病情发展，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 1495 年首次在欧洲出现时，脓疱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 1546 年，梅毒已演化成今天所熟悉的症状。
　　1519 年科尔特斯率领 600 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队伍逃走，一路打回海岸，这既证明了西班牙人的军事优势，也证明了阿兹特克人开始时的幼稚。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就不再幼稚，而是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 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西班牙人不可战胜似的。到 1618 年，墨西哥原来 2000 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 160 万左右。
　　当我们想到 1492 年新大陆人口最多的社会时，出现在心头的往往只有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社会。我们忘记了北美洲也曾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养活了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社会，今天最好的农田就在这个地方。西班牙征服者对于摧毁这些社会并未起到直接的作用；一切都是由事先已经传播的欧亚大陆的病菌完成的。当埃尔南多·德索托于 1540 年在美国东南部行军时，他来到了两年前因当地居民死于流行病而被放弃的一些城镇旧址。流行病是从沿海地区的印第安人那儿传来的，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区来的西班牙人感染的。西班牙人的这些病菌赶在西班牙人之前向内陆传播了。
　　当时密西西比河下游沿岸仍有人口稠密的印第安城镇。到 17 世纪初法国移民出现时，所有大城镇已经消失殆尽。它们的遗迹就是密西西比河河谷的那些大土堆。构筑这种大土堆的社会，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时仍然大部分完好无损，它们的瓦解是从 1492 年到欧洲人勘探密西西比河这一段时间里发生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 100 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是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他们所征服的不过是一个几乎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 2000 万左右，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 95%。
　　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先是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随后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黄热病。1837 年，天花使某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内就从 2000 人急剧减少到不足 40 人。

　　没有一种致命疾病从美洲来到欧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伤寒，但它的原发地区有争议。
　　新大陆的驯化动物极端缺乏，同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的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人群病的来源。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们也不是我们喜欢搂搂抱抱与我们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如小绵羊）。美洲驼有 4 个方面使它们不能成为人类病原体的来源：它们不像绵羊、山羊和猪那样大群饲养；它们的总数绝少会赶上欧亚大陆的家畜种群，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外的地区；人们不喝美洲驼的奶（因此不会受到感染）；美洲驼不是在室内饲养，和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相比之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居民中做母亲的妇女常常用自己的奶喂小猪，而猪也和牛一样经常养在农民的简陋小屋里。

　　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 50% 和 100% 之间。例如，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口，从哥伦布于公元 1492 年到达时的 800 万左右减少到 1535 年的零。1804 年的斑疹伤寒大流行及许多“较小的”流行病，把夏威夷的人口从 1779 年的 50 万左右减少到 1853 年的 84000 人。
　　病菌也并不是只对欧洲人有利。虽然新大陆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本土的流行病在等待欧洲人，但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却有。旧大陆的整个热带地区的疟疾、热带东南亚的霍乱和热带非洲的黄热病，是最著名的热带致命疾病，是欧洲人在热带地区殖民的最严重的障碍，直到欧洲人瓜分新大陆开始后将近 400 年，欧洲人对新几内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瓜分才宣告完成。一旦疟疾和黄热病通过船只运输传播到美洲，它们也成了对新大陆殖民的主要障碍。这两种病使法国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努力中途失败，也差点使美国人修建失败。

第十二章　文字的起源：文字演化史

　　在伊斯兰教和欧洲殖民者向外扩张之前，澳大利亚、太平洋诸岛、非洲赤道以南地区和除中美洲一小部分地区外的整个新大陆，都没有文字。
　　知识带来力量。文字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力量，用文字来传播知识更准确、更大量、更详尽，传播更远、更久。当然，印加人竟能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掌管帝国，而且“文明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打败“野蛮人”，匈奴人打败了罗马军队。但欧洲人对美洲、西伯利亚和澳大利亚的征服，却为近代的典型结果提供了例证。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组织开拓殖民地的舰队的君主和商人的命令是用文字传达的。舰队确定航线要靠以前历次探险所准备的海图和书面的航海说明。以前探险的书面记录描写了等待着征服者的财富和沃土，从而激起了对以后探险的兴趣。这些记录告诉后来的探险者可能会碰到什么情况，并帮助他们作出准备。由此产生的帝国借助文字来进行管理。虽然所有这些信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里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来传播，但文字使传播变得更容易、更详尽、更准确、更能取信于人。

　　有 3 个基本策略构成书写系统。
　　大多数民族使用的书写系统是字母表，而字母表最好能为每个音素提供独一无二的符号（字母）。但大多数字母表只有 20 或 30 个左右的字母，而音素又多于字母表中的字母。因此，大多数用字母书写的语言，不得不给同一个字母规定几个不同的音素，并把字母组合来代表某些音素，如英语中的两个字母的组合 sh 和 th（而在俄语和希腊语字母表中，则分别由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
　　第二个策略就是利用语标，用一个书写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这是中国文字符号的功能，也是日语书写系统（称为日文汉字）的功能。在字母文字传播以前，利用语标的书写系统更为普通，包括埃及象形文字、玛雅象形文字和苏美尔楔形文字。
　　第三个策略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其实大多数这样的书写系统（称为音节文字）就是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后面的一个元音所构成的音节（如“fa-mi-ly”这个词的音节），并采用不同办法借助这些符号来书写其他音节。音节文字在古代很普通，如迈锡尼时代希腊的 B 类线形文字。有些音节文字直到今天仍有人使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人用于电报、银行结单和盲人读本的假名。
　　我故意把这 3 个方法称为策略，而不是称为书写系统。现行的书写系统没有一个是只有一种策略的。汉语的文字不是完全由语标组成的，英语的文字也不是全用字母的。同所有字母书写系统一样，英语用了许多语标，如数字、＄、%和＋：就是说，用了许多任意符号代表整个的词，但不是由语音要素构成的。“由音节组成的”B 类线形文字有许多语标，而“由语标组成的”埃及象形文字不但有代表每一个辅音的字母表，而且也包括了许多音节符号。
　　从头发明一种书写系统，其困难程度与借用和改造一个书写系统无法相比。最早的文字记录者必须拟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原则。例如，他们必须想出办法把一连串的声音分解为一些言语单位，而不管这些单位被看作是词、音节或音素。他们必须通过我们说话时的音量、音高、语速、强调、词语组合和个人发音习惯等所有正常变化中去学会辨认相同的音或言语单位。他们必须决定，书写系统应该不去理会所有这些变化。然后，他们还必须设计出用符号来代表语音的方法。
　　这个任务显然非常困难，历史上只有几次是人们完全靠自己发明出书写系统的。两个无可争辩的独立发明文字的例子，是稍早于公元前 3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和公元前 600 年的墨西哥印第安人（图 12.1）；公元前 3000 年的埃及文字和不迟于公元前 1300 年的中国文字，可能也是独立出现的。从那以后，所有其他民族可能是通过借用和改造其他文字，或至少受到现有书写系统的启发而发明了自己的文字。

　　“其他”所指的文字既非字母文字，亦非音节文字，它们可能是在更早的文字的影响下出现的。

　　苏美尔楔形文字在定形前的几千年中，新月沃地一些农村里的人用黏土做成的各种简单形状的记号来计数，如记下羊的头数和谷物的数量。在公元 3000 年前的最后几百年中，记账技术、格式和符号的发展迅速导致了第一个书写系统的产生。这方面的一个技术革新是把平平的黏土刻写板作为一种方便的书写表面。开始时是用尖器在黏土上刻划，后来这种尖器逐步让位于用芦苇秆做的尖笔，因为这种笔能在黏土板上画出整齐美观的记号。书写格式的发展包括逐步采用了今天普遍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惯例：应该把文字整整齐齐地安排在用直线画出来的行列中（苏美尔人的文字同现代欧洲人的文字一样都是横排的）；一行行文字读起来应该始终顺着一个方向（苏美尔人同现代欧洲人一样都是从左到右的）；以及在黏土板上逐行阅读应该是由上而下，而不是相反。
　　但是，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如何设计出人人同意的代表实际语言的显而易见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不顾发音的一些概念或单词。最早的苏美人的文字符号是所指称对象的图形（如鱼和鸟的图形）。这些图形符号主要是由数字加上代表看得见的对象的名词组成的；由此而产生的文本不过是没有语法成分的简短的速记式的流水账。慢慢地，这些符号形式变得比较抽象起来，尤其是在尖头的书写工具被芦苇秆做的尖笔代替之后。把旧的符号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符号，产生了新的意义：例如，为了产生一个表示吃的意思的符号，就把代表头的符号和代表面包的符合结合在一起。
　　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是由不表音的语标构成，不以特有发音为基础，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发音来表示其他语言中的同一个意思——4 在英语、俄语、芬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分别念成 four、чeTыpe、neljä、empat。也许整个文字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苏美尔人采用了语音符号，开始时是借助代表发音相同而又可以画出来的名词符号来书写抽象名词。例如，要为弓画出一个可以识别的图形是容易的，但要为生命画出一个可以识别的图形就困难了，但这两者的发音在苏美尔语里都是 ti，因此一张弓的图形的意思或者是弓，或者是生命。解决由此产生的歧义是加上一个叫做义符的无声符号，以表示拟议中的对象所属的名词类别。语言学家把这种决定性的创新称之为画谜原则，也是今天构成双关语的基础。
　　苏美尔人一旦偶然发现了这个语音原则，就不仅仅用来书写抽象名词，而且还用在书写构成语法词尾的音节或字母。例如，要给英语中的常见音节 -tion 画出一幅图来可不容易，但我们却能为同音动词 shun（避开）画出一幅示意图来。用语音来表达的符号也被用来“拼写”较长的词，成为一系列画面，每一个画面描绘一个音节的发音。这就好像一个说英语的人在写 believe（相信）这个词时先画一只蜜蜂（bee）再在后面画一片树叶（leaf）一样。语音符号也使造字的人能够用相同的图形符号来代表一组相关的词（如 tooth〔牙齿〕、speech〔说话〕、speaker〔说话者〕），但要解决歧义问题，就得加上一个语音表达符号（如为 two〔二〕、each〔每个〕、peak〔山峰〕选择符号）。
　　因此，苏美尔文字最后成了 3 种符号的复杂的组合：语标，指称一个完整的词或名字；语音符号，实际上被用来拼写音节、字母、语法成分或部分的词；义符，不发音，只用来解决歧义问题。尽管如此，苏美尔文字中的语言符号还远远没有达到一种完备的音节表或字母表的标准。苏美尔语的有些音节没有任何书写符号；同一个符号可能有不同的发音；同一个符号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读法，可以读作一个词、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

　　已知的中美洲文字约有十几种，其中全部或大部分显然有亲缘关系。尽管玛雅文字是独立发明出来并且具有与众不同的符号形式，但它的组成原则基本上类似于苏美尔文字，也类似于受苏美尔文字启发的欧亚大陆西部其他一些书写系统。
　　中美洲文字同欧亚大陆西部古代文字的所有这些相似之处，证明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本普遍性。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000 年前首创的解决办法，又在公元前 600 年前隔着半个地球被早期的中美洲印第安人重新创造出来。
　　埃及、中国和复活节岛的文字是可能的例外，留待以后讨论。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明出来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一些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这些书写系统或是把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们的启发而自行创造出来的。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们的派生文字抢先得去了。
　　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文字记录者。除了苏美尔人的社会和早期墨西哥人的社会外，其他许多人类社会——如古代印度的社会、克里特岛的社会和埃塞俄比亚的社会——也有了这样的先决条件。然而，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碰巧分别是旧大陆和新大陆最早有了这些先决条件的人。一旦苏美尔人和早期墨西哥人发明出文字，他们的文字的细节和原则迅速传播到其他社会，它们可以不必再用几百年甚或几千年的时间去进行造字的实验。因此，其他一些独立的造字实验的可能性就被取消或中止了。

　　今天，语言学家为一些没有文字的语言设计书写系统，大多是把现有字母表拿来加以修改，有些也设计出了音节表。例如，一些身为传教士的语言学家，通过修改罗马字母为数以百计的新几内亚和印第安语言设计文字。政府的语言学家不但为俄罗斯的许多部落语言设计出经过修改的西里尔字母，而且也设计出经过修改的罗马字母，于 1928 年被土耳其采用来书写土耳其语。
　　在人类历史上，字母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全都来自闪语字母这个老祖宗。
　　字母的演化可以追溯到埃及象形文字，包含代表埃及语 24 个辅音的全套 24 个符号。埃及人没有采取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即抛弃他们所有的语标、义符和代表双辅音和三辅音的符号，而只使用辅音字母。
　　从大约公元前 1700 年开始，一些精通埃及象形文字的闪米特人着手对这合乎逻辑的一步进行试验。
　　规定符号只能用来代表单辅音，这是把字母同其他书写系统区别开来的 3 大改革中的第一项改革。第二项改革是把字母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排列并给它们起一个容易记住的名称，从而帮助使用者来记住这些字母。我们英语字母的名称多半是没有意义的单音节（“a”、“bee”、“cee”、“dee”，等等）。但闪语字母的名称在闪语中是有意义的：它们都是代表人们所熟悉的事物的词（aleph＝牛，beth＝房子，gimel＝骆驼，daleth＝门，等等）。这些闪语词通过“截头表音法”同它们所涉及的闪语辅音发生关系：代表该事物的词的第一个字母，就是赋予该事物以名称的那个字母（a、b、g、d，等等）。此外，闪语字母的最早形式在许多情况下似乎都是那些事物的图像。所有这些特点使闪语字母的形式、名称和排列顺序容易记住。许多现代语言的字母，包括我们英语的字母，在3000多年后仍然保留了原来的排列顺序，只是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就希腊语而言，甚至还保留了字母原来的名称：alpha、beta、gamma、delta，等等）。
　　导致现代语言的字母的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改革的，是规定了元音。在闪语字母的早期，已经有人着手对书写元音的方法进行实验，或是另外加上一些小字母来表示特定的元音，或是在辅音字母上加上点、线或钩。在公元前 8 世纪，希腊人成为用代表辅音的那些字母来系统地表示全部元音的第一个民族。希腊人通过“征用”腓尼基语字母中用来代表为希腊语所无的一些辅音的5个字母而得到他们的元音字母 α－ε－η－ι－ο。
　　文字演变的一条路线是复制和修改闪语字母，发展成早期的阿拉伯字母，再进而发展成现代的埃塞俄比亚语的字母。还有一条重要得多的路线是经由波斯帝国的阿拉姆语字母，演变为现代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印度语和东南亚语言的字母。但欧美读者最熟悉的一条演变路线到公元前 8 世纪初经由腓尼基人到达希腊人，在同一世纪内又从希腊人到达伊特鲁斯坎人，又过了一个世纪到达罗马人，罗马人的字母稍经修改就成了英文字母。由于精确和简洁相结合的这种潜在优点，字母如今已在现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采用。

　　切罗基文字是关于思想传播产生文字的得到最充分证明的例子之一。
　　1820 年左右,阿肯色州名叫塞阔雅的印第安人为了书写切罗基语而发明了音节文字。塞阔雅注意到，白人在纸上做记号，并且用这些记号来记录和复述长篇讲话，很方便。然而，这些记号的复杂作用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因为（同 1820 年前的大多数切罗基人一样）塞阔雅是个文盲，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读。因为塞阔雅是个铁匠，他开始时发明了一种记账法帮助他记录顾客的欠账。他给每一个顾客画一幅画；然后他又画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圆圈和线条来表示所欠钱款的数量。1810 年左右，塞阔雅决定为切罗基语设计一种书写系统。他又一次开始画图，但由于画图太复杂，在艺术上要求太高，就放弃了。接下去他为每一个词发明一些单独的符号，但在他创造了几千个符号而仍然不够用时，他又觉得不满意了。最后，塞阔雅认识到，词是由一些不同的声音组成的，这些声音在不同的词里反复出现——即音节。他开始时设计出 200 个音节符号，又逐步减少到85个，大多数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的组合。一位小学老师给了塞阔雅一本英语单词拼写课本，他于是就用这本书来练习抄写字母，这些字母也就成了他的符号的一个来源。他的切罗基语音节符号大约有二十几个直接取自英语字母，当然意义完全改变了，因为塞阔雅并不知道它们在英语中的含意。例如，他挑出 D、R、b、h 这些符号来分别代表切罗基语的音节 a、e、si、ni，而数字 4 这个符号则被借用来代表音节 se。他把一些英语字母加以改变从而创造出其他一些符号，还有一些符号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创造。塞阔雅的音节文字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普遍赞赏，因为它非常切合切罗基语的发音，同时学起来也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切罗基人几乎全部学会了这种音节文字，他们买来了印刷机，把塞阔雅的符号铸成铅字，并开始印起书报来。

　　思想传播导致古代许多书写系统的样本的产生。
　　公元 1446 年朝鲜李朝国王世宗为朝鲜语设计的谚文字母，显然受到了中国方块字的启发，同时也受到了蒙古和西藏佛教经文的字母表音原则的启发。然而，世宗国王创造了谚文字母的形式和他的字母的几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包括用音节把字母组成方块，用相关的字母形状来代表相关的元音或辅音，以及用描写嘴唇和舌头位置的辅音字母的特有形状来发那个辅音。从公元4世纪左右起在爱尔兰和说凯尔特语的不列颠部分地区使用的欧甘字母，同样采用了字母表音原则（此时已有现成的欧洲字母可以采用），但也发明了独一无二的字母形式，而这种形式显然是以手势语的五指法为基础的。

　　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字，最早样本只可追溯到公元 1851 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人于 1722 年到达该岛之后很久。假定 1770 年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向复活节岛居民递交了书面的并吞声明，正是看了这个声明才促使岛上居民去发明一种文字。
　　至于中国文字，最早有实物证明的是在公元前 1300 年左右。中国文字具有为本地所独有的符号和某些组合原则，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也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于公元前 3000 年在中国早期城市中心以西 4000 英里的苏美尔发展起来，并在不迟于公元前 2200 年时在这些城市中心以西 2600 英里的印度河河谷出现，但在印度河河谷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没有听说过存在早期的书写系统。因此，没有证据可以说明中国最早的文字发明者已经知道了其他任何可以给他们以启发的书写系统。
　　埃及象形文字，通常也被认为是独立创造的产物，但如认为埃及文字是思想传播的结果，这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象形文字于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以几乎完全成熟的形式相当突然地出现。埃及在苏美尔西面仅仅 800 英里，埃及和苏美尔也一直有贸易往来。使我感到可疑的是，竟然没有关于象形文字逐步发展的任何证据流传下来，埃及的干燥气候有利于保存更早的文字实验成果，苏美尔同样干燥的气候至少在公元前 3000 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产生了关于苏美尔楔形文字发展的丰富证据。同样可疑的是，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出现之后，又在伊朗、克里特和土耳其出现了其他几种显然独立设计出来的书写系统（分别为原始埃兰语文字、克里特形象文字、赫梯象形文字）。虽然这些书写系统的每一种所使用的一套特殊的符号，都不是从埃及或苏美尔借用的，但发明这些书写系统的民族几乎是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邻近的贸易伙伴的文字的。
　　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竟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可能就是思想传播，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复杂难懂。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缀成文，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几个形容词。就好像由于没有必要的词和语法，无法写出“我们命令约翰把欠政府的 27 头肥羊交来”，只能写成“约翰 27 头肥羊”。后来，苏美尔楔形文字能够写出散文来，但杂乱无章，是语标、音符和总数多达几百个不同符号的不发音的义符的大杂烩。希腊的 B 类线形文字要简单一些，它根据的是一种大约有 90 个符号和语标的音节文字。和这个优点相比，B 类线形文字的缺点就是很不明确。它把词尾的辅音全都省略，并用同一个符号来代表几个相关的辅音（例如，一个符号代表 l、r，另一个符号代表 p、b、ph，另有一个符号代表 g、k、kh）。我们知道，如果土生土长的日本人连 l 和 r 都分不清楚就去讲英语，那会使我们感到多么莫名其妙：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字母把我刚才提到的其他一些辅音也同样类同起来，那会造成什么样的混乱。这就好像我们把“rap”、“lap”、“lab”和“laugh”这些词拼写成一个词一样。
　　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用的专职文字记录者，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克诺索斯和派洛斯宫殿保存下来的用 B 类线形文字抄写的文件分别出自仅仅 75 个和 40 个文字记录者之手。
　　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限制了使用者。如果希望去发现公元前 3000 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在已知最早的乌鲁克城苏美尔档案中，大约 90% 的刻写板上都是神职人员记下的采购货物、工人配给和农产品分配等事项。只是到了后来，随着苏美人从语标文字逐步过渡到语音文字，他们才开始写作记叙体散文，如宣传资料和神话。
　　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甚至没有达到写作宣传资料和神话的阶段，始终只在宫廷中记账。在克诺索斯宫殿出土的全部B类线形文字刻写板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绵羊和羊毛的账目，而在派洛斯宫殿发现的极大部分文字记录的都是亚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不识字的行吟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见诸文字。
　　同样的使用限制也是早期埃及、中美洲和中国文字的特点。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记录了宗教和国家的宣传材料以及官员们的账目。保存完好的玛雅文字也同样专门用于宣传、记录国王的生辰、登基和战争胜利以及祭司的天象观测结果。现存最早的商代晚期的中国文字被用来为朝廷大事占卜吉凶，卜辞就刻写在所谓甲骨上。
　　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文字记录者用来记录应完税缴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非专职人员个人使用文字只是很久以后的事，因为那时书写系统变得比较简单同时也更富于表现力。
　　随着公元前 1200 年左右迈锡尼时代希腊文明的衰落，B 类线形文字不见了，希腊重新回到了没有文字的时代。当文字在公元前 8 世纪终于又回到希腊时，这种新的希腊文字、使用者和用途已十分不同。这种文字不再是一种夹杂语标的含义不明的音节文字，而是一种借用腓尼基人的辅音字母再加上希腊人自己发明的元音而得到改进的字母文字。希腊的字母文字代替了那些只有文字记录者看得懂、只在宫中阅读的记录绵羊头数的账目，从问世那一刻起就成了可以在私人家中阅读的诗歌和幽默的传播媒介。希腊字母文字保存下来的最早例子，是刻在大约公元前 740 年的一只雅典酒罐上的一行宣布跳舞比赛的诗句：“舞姿最曼妙者将奖以此瓶。”第二个例子是刻在一只酒杯上的三行扬抑抑格 6 步韵诗句：“我是内斯特的酒杯，盛满了玉液琼浆。谁只要飞快地喝上一口，头戴花冠的阿佛洛狄特会使他的爱欲在心中激荡。”现存最早的伊特鲁里亚和罗马字母也是酒杯和酒罐上的铭文。只是到了后来，字母的这种容易掌握的个人交际媒介，才被用于公共或官方目的。因此，字母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同较早的语标文字和音节文字使用的发展顺序正好颠倒过来。
　　文字的独立发明（苏美尔、墨西哥、中国、埃及），和书写系统的采用（克里特岛、伊朗、土耳其、印度河河谷、玛雅地区），都涉及社会等级分明、具有复杂而集中统一的政治机构的社会，这种社会与粮食生产的必然联系，我们将留在下一章探讨。早期文字是为政治机构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宣传王室），而使用文字的人是由农民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因此，粮食生产和采用粮食后几千年的社会进化，对于文字的演进同对于引起人类流行疾病的病菌的演化是同样必不可少的。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印加、汤加、夏威夷等没有文字的社会在粮食生产方面比苏美尔、墨西哥和中国起步晚。如果假以时日，这些没有文字的社会也可能最后靠自己的力量发明出文字来。如果它们离最早的文字中心更近一些，它们也会获得启发，就像大部分社会一样。但它们距离太远了，所以没有能在现代之前获得文字。
　　北非国家（有文字）和西非国家（没有文字）中间隔着不适于农业和城市的撒哈拉沙漠。
　　非洲和美洲内的南北轴线和生态障碍阻滞了作物和家畜的传播。
　　文字史亦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发明为需求之母：科技演化史

　　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先见的需要。

　　菲斯托斯圆盘的年代估计为公元前 1700 年，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圆盘上的符号不是用手刻写的，而是用带有凸起铅字似的符号的印章在柔软的黏土上压印出来的（黏土随后被烘干硬化）。这位印工显然有一套至少 45 个印章，一个印章印出圆盘上的一个符号。制作这些印章必然要花费大量的劳动，而它们肯定不是仅仅为了印这一个文件而被制造出来的。使用这些印章的人大概有许多东西要写。有了这些印章，印章的主人就可以迅速得多、整齐得多地去进行复制。

　　印刷术直到 2500 年后才在中国出现，3100 年后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

　　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
　　爱迪生于 1877 年创造出了他的第一架留声机时，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他的发明可以有10种用途。它们包括保存垂死的人的遗言，录下书的内容让盲人来听，为时钟报时以及教授拼写。音乐复制在他列举的用途中并不占有很高的优先地位。几年后，爱迪生对他的助手说，他的发明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又过了不到几年，他改变了主意，做起销售留声机的生意来——但作为办公室口述记录机使用。当其他一些企业家把留声改装成播放流行音乐的投币自动唱机时，爱迪生反对这种糟蹋他的发明的做法，因为那显然贬低了他的发明在办公室里的正经用途。只是在过了大约 20 年之后，爱迪生才勉勉强强地承认他的留声机的主要用途是录放音乐。
　　当尼古劳斯·奥托于 1866 年造出内燃机时，马在满足人们陆上运输需要方面已有将近 6000 年的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又日益得到蒸汽动力铁路的补充。在获得马匹方面不存在任何危机，人们对于铁路也没有任何不满。
　　由于奥托的内燃机力量小、笨重和高达 7 英尺，所以它并不比马匹更为可取。直到 1885 年，内燃机的改进使戈特利布·戴姆勒得以在一辆自行车上安装了一台内燃机从而制造了第一辆摩托车；他一直等到 1896 年才制造了第一辆卡车。
　　1905 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昂贵而不可靠的玩物。公众对马匹和铁路的满意程度始终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需要卡车。战后卡车制造商和军队做了大量游说，使公众相信他们对机动车辆的需要，从而使卡车得以在工业化国家开始取代马车。甚至在美国的最大城市里，这种改变也花了50年时间。
　　发明家常不得不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坚持修补工作，因为他们的早期样机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场。最早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电视机同 7 英尺高的内燃机一样使人不敢领教。这就使发明者难以预知发明的原型最终是否可以得到使用，从而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费用来对它进行开发。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 7 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段。有一项大发明最终得到使用，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发明当初本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可能在满足意外需要方面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虽然詹姆士·瓦特设计他的蒸汽机是为了从煤矿里抽水，但它很快就为棉纺厂提供动力，接着又推动着机车和轮船前进。
　　因此，传统观点颠倒发明的作用和需要。它也夸大了诸如瓦特和爱迪生之类天才的重要性。
　　“某人发明某物”背后忽视了其先例。我们经常听说，“詹姆斯·瓦特于 1769 年发明了蒸汽机”，据说他是由于看到蒸汽从水壶嘴冒出来而受到了启发。这个故事实在太妙了，但可惜，瓦特打算制造自己的蒸汽机的想法，实际上是在他修理托马斯·纽科曼的一台原型蒸汽机时产生的。这种蒸汽机纽科曼在 57 年前就已发明出来了，到瓦特修理时，英格兰已经制造出 100 多台。而纽科曼的蒸汽机又是在英国人托马斯·萨弗里于 1698 年获得专利权之后才有的，但在萨弗里获得专利权之前，法国人丹尼·帕庞已于 1680 年左右设计出这种蒸汽机（但没有制造），而帕庞的设计思想则来自他的前人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和其他人。
　　爱迪生的 1879 年 10 月 21 日夜间著名的白炽灯泡的“发明”，只是对从 1841 年到 1878 年的其他发明者获得专利权的其他许多白炽灯泡的改进。在莱特兄弟的载人飞机之前已有了奥托·利林塔尔的载人无动力滑翔机和塞缪尔·兰利的不载人动力飞机；在塞缪尔·莫尔斯的电报机之前已有了约瑟夫·亨利、威廉·库克和查尔斯·惠斯通的电报机了；而伊莱·惠特尼的短绒（内陆）棉轧棉机不过是几千年来长绒（海岛）棉轧棉机的应用范围的扩大罢了。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否认瓦特、爱迪生、莱特兄弟、莫尔斯和惠特尼作出了巨大的改进，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发明物最后采用的形式可能已有所不同了。
　　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所有公认的著名发明家都有一些有本领的前人和后人，而且他们是在社会有可能使用他们的成果的时候对原来的发明作出改进的。我们将会看到，对用于菲斯托斯圆盘的印章作出改进的那位英雄的悲剧在于发明了当时社会不能予以大规模利用的东西。

　　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面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 1500 年左右）。

　　新几内亚人还知晓他们周围的几十种石头的硬度、颜色、在遭到敲打或削凿时的情况以及各种用途。这些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反复试验而获得的。每当我带领新几内亚人到远离他们家乡的地方工作时，我都看到了这种“发明”过程：他们不断在森林里捡起一些不熟悉的东西，拿在手中摆弄，偶尔发现有用就带回家去。当我放弃了营地，当地人跑来在丢弃物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时，我看到了同样的过程。他们把玩我丢弃的东西，设法弄清楚它们在新几内亚社会里是否有用。丢弃的马口铁罐的用途是容易确定的：它们最后被当作容器重新使用。其他东西则经过试验，用于完全不同于当初制造时的目的。把那支黄色的 2 号铅笔插进穿孔的耳垂和鼻隔做装饰品，看上去会不会很漂亮？那块碎玻璃是否很锋利，很结实，可以当刀来使用？尤里卡！
　　古人能够利用的原料都是自然材料，如石头、木头、骨头、兽皮、纤维、黏土、沙子、灰岩和矿物，各种各样，数量众多。人们根据这些材料逐步学会了把某些种类的石头、木头和骨头制成工具；把某些黏土制成陶器和砖；把沙子、灰岩和其他“污物”混合在一起制成玻璃；对现有的纯粹的软金属如铜和金进行加工，后来又从矿石里提炼金属，最后又对硬金属如青铜和铁进行加工。
　　公元前 20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人加热天然沥青提炼出大量石油。古希腊人发现，石油和沥青、树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可以用作由弩炮、弓箭、火焰炸弹和船只来发射的火攻武器。中世纪伊斯兰教的炼金术士为生产酒精和香水而发明的蒸馏技术，也使他们把石油蒸馏成馏分，其中有些证明是威力甚至更加强大的燃烧剂。用手榴弹、火箭和爆炸装置来发射的这些燃烧剂，在伊斯兰教最后打败十字军的战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之前，中国人也已观察到硫磺、木炭和硝石的一种特殊混合物的爆炸力特别强，这种混合物就叫做火药。公元 1100 年左右，伊斯兰教的一篇化学论文介绍了火药的 7 种配方，而公元 1280 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到了 70 多种适用于不同目的的配方（一种适用于火箭，另一种适用于大炮）。至于中世纪以后的石油蒸馏，19 世纪的化学家们发现中间馏分油可以用作油灯的燃料。这些化学家把最易挥发的馏分（汽油）当作一种没有用的废品而予以抛弃——直到后来发现那是内燃机的一种理想的燃料。今天还有谁记得汽油这种现代文明的燃料当初曾是又一个寻求使用的发明呢？

　　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无数技术要么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被采用：1971 年美国国会拒绝考虑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提供资金；全世界继续拒绝一种高效打字机的键盘设计；英国长期不愿采用电灯照明。
　　至少有 4 个因素影响对发明的接受：

1.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虽然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里情况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他们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2. 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今天千百万人去买设计师的品牌牛仔裤，而这种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穿的普通牛仔裤的两倍——因为设计师标名的社会声望的价值超过了额外的花费。同样，日本继续使用它的麻烦得吓死人的汉字书写系统，而不愿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率高的假名音节文字——因为与汉字体系连在一起的社会声望实在太大了。
3. 是否符合既得利益。标准打字机键盘因其上排最左面的 6 个字母而得名。这种安排是在 1873 年作为一种反工程业绩而设计出来的。它使用了一系列旨在迫使打字的人尽可能放慢打字速度的故意作对的花招，如把最常用的字母键全都拆散而集中在左边（用惯右手的人必须用不习惯的左手）。这些似乎产生相反效果的特点的真实原因是：如果在 1873 年发明的这种打字机上连续快速敲击相邻的键，会使这些键互相卡在一起，所以制造打字机的人不得不使打字的人把打字的速度放慢。当打字机的改进解决卡键这个问题后，1932 年对为提高效率而设计的键盘进行的试验表明，它可以成倍地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把我们打字所花的气力减少 95%。但这时，标准打字机键盘的千百万个打字员、教打字的人、打字机和电脑推销员以及打字机生产厂商的既得利益者，60 多年来压制了提高打字机键盘效率的所有行动。
   还有许多涉及重大经济后果的例子。虽然晶体管是在美国发明和取得专利权的，但为什么现在却是日本控制了世界晶体管化电子消费产品市场，以致破坏了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就在美国的电子器件消费工业拼命生产真空管并且不愿与自己的产品竞争的时候，日本的索尼公司购买了西方电气公司的特许权。为什么英国的城市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美国和德国城市已经改用电灯为街道照明之后很久，仍在使用煤气为街道照明？因为英国的一些市政府已对煤气照明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对竞争的电灯公司设置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障碍。
4. 新技术的优点能很容易看到。公元 1340 年，当火器还没有到达欧洲大部分地区时，英格兰的德比伯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碰巧遇上了西班牙的塔里法战役，阿拉伯人在战斗中对西班牙人使用了大炮。这两位伯爵对他们所看到的事印象深刻，于是把大炮引进英国军队，而英国军队热情地采用了大炮，并于 6 年后在克勒西战役中把它们用来对付法国士兵。

　　战争常常是促进技术革新的主要因素，但战争也能给技术发展带来破坏性极大的挫折。
　　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政府在 19 世纪后期的德国和日本对技术起了推动作用，而在公元 1500 年后的中国则对技术起了抑制作用。

　　新几内亚的土著社会在流行观点上差异很大。传统的新几内亚抵制新生活方式的保守社会同一些有选择地采纳了新生活方式的社会交织在一起。结果，随着西方技术的输入，那些比较有创新精神的社会现在正利用西方的技术来征服它们保守的邻居。
　　当欧洲人于 20 世纪 30 年代第一次到达新几内亚东部高原地区时，他们“发现了”几十个过去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石器时代的部落，其中钦布部落在采用西方技术方面特别积极。当钦布人看到白人移民种植咖啡，他们也开始把咖啡当作经济作物来种植。1964 年，我遇见了一个 50 岁的钦布男子，他不识字，穿着传统的草裙。虽然他出生在一个仍然使用石器的社会，但却靠种咖啡发了财。他用赚来的 10 万美元现款买下了一个锯木厂，还买下了一队卡车，用来把他的咖啡和木材运往市场。相比之下，同我一起工作 8 年之久的一个毗邻的高原民族——达里比族，就特别保守，对新技术毫无兴趣。当第一架直升机在达里比人的地区降落时，他们只是很快地看了它一眼，然后回去继续干活；如果是钦布人，他们就会为租用它来讨价还价。结果，钦布人现在正迁入达里比人的地区，把他们的土地接收过去改为种植园，并把达里比人变成为他们干活的劳工。
　　其他每一个大陆都有这种情况，某些土著社会证明有很强的接受力，它们有选择地采纳外来的生活方式和技术，并成功地使之融入自己的社会。在尼日利亚，伊博族同新几内亚的钦布族一样，成了当地富于进取心的族群。今天美国人数最多的印第安部落是纳瓦霍族，在欧洲人来到时，他们不过是几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但纳瓦霍人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并能有选择地对待新事物。他们把西方的染料和自己的纺织结合起来，他们做银匠和农场工人，现在虽然仍住在传统的住宅里，但已学会了开卡车。
　　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东的伊斯兰社会相对而言比较保守，并不居于技术的最前列。但在中世纪，伊斯兰教社会在技术上却是先进的，是能够接受新事物的。它的识字率比同时代的欧洲高得多；它吸收了古典的希腊文明的遗产，以致许多古典的希腊书籍只是通过阿拉伯文的译本才为我们所知；它发明或精心制作了风车、用潮水推动的碾磨、三角学和大三角帆；它在冶金术、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灌溉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它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又把它们传到欧洲。在中世纪，技术绝大多数是从伊斯兰世界流向欧洲，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从欧洲流向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公元 1500 年左右以后，技术的净流向才开始逆转。
　　中国的发明创造也是引人注目地随着时间而起伏不定。直到公元 1450 年左右，中国在技术上比欧洲更革新，更先进，甚至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的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不算菲斯托斯圆盘）、船尾舵和独轮车。其后，中国就不再革新，其原因我们将在本书的后记中加以推断。相反，我们倒是把西欧及其衍生的北美社会看作是领导了现代世界的技术创新，但直到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技术仍然没有旧大陆任何其他“文明”地区那样先进。
　　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富于创新精神，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趋于保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大陆上都有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此外，在同一个地区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迟早会产生波动。

　　陶器在大约 14000 年前出现于日本，不迟于大约 10000 年前出现于新月沃地和中国，以后又出现于亚马孙河地区、非洲的萨赫勒地带、美国东南部和墨西哥。
　　文字只有几次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字母只产生过一次。其他一些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装置、磁罗盘、风车和照相机暗箱，所有这些在旧大陆只发明过一次或两次，而在新大陆则从未发明过。
　　这些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的速度快。
　　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处于劣势，如果劣势太大，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恩加普希部落于 1818 年左右从欧洲商人那里得到了火枪。在其后的 15 年中，没有火枪的部落要么也去弄到火枪，要么被已经用火枪武装起来的部落所征服。结果，到 1833 年火枪技术传遍了整个新西兰：所有幸存的毛利人部落这时都已有了火枪。
　　采用技术的情况包括贸易（1954 年晶体管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间谍活动（公元 552 年家蚕从东南亚偷运进中东）、移民（1685 年被法国驱逐的 20 万胡格诺派教徒把法国的玻璃和服装制作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战争（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伊斯兰世界是由于公元 751 年阿拉伯军队在中亚的塔拉斯河战役中打败了中国军队，在战俘中发现了一些造纸工匠，于是就把他们带到了撒马尔罕建立了造纸业）。
　　还可能是通过刺激重新发明的模糊思想。瓷器于公元 7 世纪左右在中国发明。当瓷器于 14 世纪开始经丝绸之路到达欧洲时，人们对它赞赏不已，并为仿制它进行了多次不成功的尝试。直到 1707 年，德国的炼金术士约翰·伯特格尔在用许多制作方法和把各种矿物同黏土混合起来进行了长期的试验之后，才偶然发现了解决办法，从而建立了如今名闻遐迩的迈森瓷器工厂。后来在法国和英格兰进行的或多或少独立的试验，产生了塞夫勒陶瓷、韦奇伍德陶器和斯波德陶器。因此，欧洲的陶瓷工匠必须为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制作方法进行再创造，但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在他们的面前有那些完美无瑕的产品作为榜样从而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
　　社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接受来自其他社会的技术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他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澳大利亚 100 英里的岛上，没有任何远洋水运工具，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在过去1万年中，塔斯马尼亚人同其他社会没有任何接触，除了他们自己的发明外，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技术。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由于有印度尼西亚岛群把他们同亚洲大陆隔开，所以只能从亚洲得到一点零星的发明。
　　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

　　任何社会都要经历一些社会运动和时尚，此时一些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变得有价值起来，而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变得暂时失去了价值。
　　著名的例子是日本放弃枪支。火器在公元 1543 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枪）乘坐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 1600 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
　　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对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 1600 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单，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在同时代的欧洲也有一些鄙视枪支并竭力限制枪支使用的统治者。但这些限制措施在欧洲并未发生多大作用，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哪怕是短暂地放弃了火器，很快就会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邻国打垮。只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孤立的海岛，它才没有因为拒绝这种具有巨大作用的新军事技术而受到惩罚。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装备有许多大炮的舰队访问日本，使日本相信它有必要恢复枪支的制造，直到这时，日本因孤立而得到安全的状况才宣告结束。
　　日本拒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械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会技术倒退的著名例子。其他技术倒退的事情，在史前期也发生过。极端的例子是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他们甚至放弃了骨器和捕鱼而成为现代世界技术最简陋的社会（第十五章）。澳大利亚土著可能采用过弓箭，后来又放弃了。托里斯海峡诸岛的岛民放弃了独木舟，而加瓦岛的岛民在放弃了独木舟后又重新采用。陶器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被放弃了。大多数波利尼西亚人和许多美拉尼西亚人在战争中放弃使用弓箭。极地爱斯基摩人失去了弓箭和单人划子，而多塞特爱斯基摩人则失去了弓箭、弓钻和狗。
　　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得到的技术会更少，而丢失的现有技术会更多。
　　技术由于对自身的催化，整个过程以递增的方式加速。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绌。
　　铁矿冶金术是人类几千年经验的结晶，人类开始时只是利用天然显露的软质纯金属（铜和金），在不需加热的情况下把它们捶打成形。

　　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印工能够把 6 项新技术结合起来：纸、活字、冶金术、印刷机、油墨、文字中，纸和活字的思想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谷登堡发明用金属模子铸字的办法克服了字体大小不一这种致命的问题，而他的办法又决定于冶金术的许多发展成果：用以冲压字母的钢、做字模用的黄铜或青铜合金（后来用钢代替）、做铸模用的铅和做活字用的锡锌铅合金。谷登堡的印刷机来自榨酒和橄榄油的螺旋压床，而他的油墨则是在现有的墨水中加油改进而成。中世纪欧洲从 3000 年的字母发展中继承的字母文字适合于用活字印刷，因为只需浇铸几十个字母就行了，不像中国文字那样需用几千个语言符号。中世纪欧洲潜在的印刷品畅销市场则诱使许多投资者把钱借给谷登堡。

　　在漫长的加速发展的历史中，可以挑出两次意义重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 100000 年到 50000 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化，使现代语言和大脑功能成为可能。这次飞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第二次飞跃来自定居生活方式，在有些地区早在 13000 年前就发生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
　　定居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财产只能是小孩、武器和便于携带的小件必需品。这种实际困难可以说明何以有些技术出现得惊人地早，接着停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最早的陶瓷艺术品是 27000 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用黏土烧制的人像，在时间上大大早于已知最早的用黏土烧制的容器（在 14000 年前的日本发现）。捷克斯洛伐克的同一地区在同一时间还出现了关于编织的迹象，但直到大约 13000 年前才出现了最早的篮子，大约 9000 年前才出现了最早的布。尽管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迈出了这几步，但在人们定居下来从而免去携带坛坛罐罐和织机的麻烦之前，无论是制陶还是编织都不会产生。

　　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技术传播的障碍、人口的多寡这三大因素的变化，直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各大陆之间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欧亚大陆（实际也包括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块，包含有数量最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它也是最早开始拥有粮食生产的两个中心的陆块，这两个中心就是新月沃地和中国。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没有把美洲和非洲的主轴线切断的那种严峻的生态障碍，使欧亚大陆的许多发明得以较快地传播到具有相同纬度和气候的其他地区。因此，对技术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在欧亚大陆没有在其他大陆那样严峻。由于所有这些因素，后更新世技术的加速发展，在欧亚大陆开始得最早，从而导致了本地最大的技术积累。
　　北美洲和南美洲在传统上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大陆，但它们连接在一起已有几百万年之久，有着类似的历史问题，因此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以便和欧亚大陆相比较。美洲构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陆块，但比欧亚大陆小得多。它们在地理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巴拿马地峡宽不过 40 英里，等于在地理上把美洲给腰斩了，就像这个地峡上的达里安雨林和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在生态上所做的那样。墨西哥北部的沙漠把中美洲人类的先进社会同北美洲的社会分隔开了，而巴拿马地峡则把中美洲的先进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的社会分隔开了。此外，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走向，从而使大部分的技术传播不得不逆纬度（和气候）的梯度而行。例如，轮子是在中美洲发明的，而美洲驼是不迟于公元前 3000 年在安第斯山脉中部驯化的，但过了 5000 年，美洲的这唯一的役畜和唯一的轮子仍然没有碰头，虽然中美洲玛雅社会同印加帝国北部边界之间的距离（1200 英里）比同时享有轮子和马匹的法国同中国之间 6000 英里的距离要短得多。这些因素足以说明美洲在技术上落后于欧亚大陆这个事实。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陆块，但比美洲小得多。撒哈拉沙漠是把撒哈拉以南地区同欧亚大陆和北非隔开的主要生态障碍。非洲的南北轴线造成了欧亚大陆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之间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本身内部技术传播的又一障碍。陶器和炼铁术出现在或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地带（赤道以北），至少同它们到达西欧一样早。然而，陶器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非洲的南端，而冶金术在从欧洲由海路到达非洲南端时，还不曾由陆路传播到那里。
　　澳大利亚是最小的大陆。大部分地区雨量稀少，物产贫乏，因此，就其所能养活的人口来说，它实际甚至更小。它也是最孤立的大陆。加之，粮食生产也从来没有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过。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澳大利亚成为唯一在现代仍然没有金属制品的大陆。
　　1990 年，欧亚大陆（包括北非在内）的人口差不多是美洲人口的 6 倍，非洲人口的 8 倍，澳大利亚人口的 230 倍。人口多意味着搞发明的人和互相竞争的社会也多。

第十四章　国家的诞生：政治和宗教的演化史

　　法尤族人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大约有 400 人，分为 4 个族群，在几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游荡。他们原来有 2000 人左右，但由于自相残杀，人口大大减少了。他们没有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社会机构来和平解决严重的争端。法尤族人的一个群体邀请了一对勇敢的传教士夫妇和他们一起生活。这对夫妇如今已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并逐步说服法尤族人放弃暴力。这些法尤族人由此被带入了现代世界，在他们的前面是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
　　其他许多以前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新几内亚人和亚马孙河地区印第安人的群体，同样由于传教士的作用而被吸收进现代社会。跟在传教士后面到来的是教师和医生、政府官员和士兵。政府和宗教的扩张一直就是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最后对法尤族人），还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虽然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偶尔也打败过有组织的政府和宗教，但在过去的 13000 年中，总的趋势是：游牧民族和部落民族失败。

　　晚至公元 1500 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 20%。今天，除南极大陆外，所有的土地都被划分成国家了。有些社会最早实现了集中统一的政府和有组织的宗教，而这些社会的子孙后代最后主宰了现代世界。政府和宗教就是这样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它们是产生历史最广泛模式的 4 组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另外 3 组动力是病菌、文字和技术。

　　由于每一个阶段都是从前面的某个阶段发展来的，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分界线不可避免地带有任意的性质。
　　勃拉姆斯和李斯特如果知道他们现在一起被归入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一类，他们在坟墓里也会感到不安的。

　　族群是最小的社会，由 5 到 80 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事实上，一个族群就是一个大家庭或几个有亲缘关系的大家庭。今天，仍然独立生活的族群，几乎只能在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流域最偏远的地区找到。他们居无定所。族群的地盘为整个集体共同使用，而不是划分给小集团或个人。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分，族群中没有任何固定的经济专门化：体格健全的人一律自己去觅食。没有诸如法律、警察和条约之类的正式制度来解决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冲突。族群组织常常被人说成是“平等主义的”：没有社会阶层，没有世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对信息和决策的垄断。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威望，对决策都有同等的权力。族群中的“领导地位”是通过诸如个性、力量、智慧和战斗技巧之类的品质而获得的。
　　在新几内亚法尤族人居住的一个叫做湖泊平原的多沼泽低地地区，仍能碰到一些由几个成年人带着他们扶养的儿童和老人组成的大家庭，这些人住在溪流旁临时搭起来的简陋小屋里，他们出行靠独木舟和步行。在大多数新几内亚民族都过着大规模定居生活的今天，为什么湖泊平原上的民族仍然在过着游牧的族群生活？解释是：这个地区没有可以使许多人生活在一起的密集资源，而且（在传教士带来农作物之前）它也没有使多产农业成为可能的本地植物。族群食物的主要来源是西谷椰子树，这种树在成熟时，它的果心就产生了一种含淀粉的木髓。这些族群之所以过着流浪生活，是因为他们在把一个地区成熟的西谷椰子树砍光后，他们必须迁往别的地方。由于疾病（尤其是疟疾），由于沼泽地带缺少原料（甚至连做工具用的石头都必须靠交换得来），以及由于沼泽地带为人类提供的食物数量有限，族群的数目一直很少。
　　与人类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动物——非洲的大猩猩、黑猩猩和产于刚果河以南的倭黑猩猩——也是生活在族群中的。所有人类大概也都是如此，直到经过改进的觅食技术使得某些狩猎采集族群在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的永久性住所定居下来。这种族群就是我们从几百万年的演化史中继承下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超越这个阶段的发展则是近几万年中发生的事。
　　部落一般有几百人，通常有固定的居住地。然而，有些部落却是由随季节而迁移的牧人组成的。新几内亚的高原居民就属于典型的部落组织。在殖民政府来到前，他们的政治单位是一个村落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批村落。福雷族有 12000 人，操两种互相听得懂的方言，生活在 65 个村落里，每个村落有几百人。但在属于福雷语族的一些村落中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统一。每个小村庄都卷入了同邻近小村庄一会儿战争一会儿改变结盟的纷扰之中，不管邻居是福雷人还是操某种不同语言的人。
　　部落和族群的不同点是部落有固定的住所和更多的人口，由多个氏族（亲属群体）所组成，氏族之间互相通婚。土地属于某个氏族，不属于整个部落。部落的人数仍然很少，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名字及其亲属关系。部落中的每一个人之间或是有血缘关系，或是有姻亲关系，或是两种关系都有。把所有部落成员维系在一起的这种亲属关系纽带，使得人数较多的社会才有的警察、法律和其他解决冲突的制度变得不必要了，因为任何两个发生争执的村庄都有许多共同的亲属，他们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争执不致演变成激烈的冲突。
　　部落仍然具有“平等主义”，信息和决策都是公共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村庄会议，村子里的成年人全都到会，他们坐在地上，大家轮流发言，看不出有什么人在主持讨论。村子里的确有一个最有影响的人，但这种地位不是正式职务，只有有限的权力。这个大人物没有独立的决策权，对外交秘密一无所知，除了试图影响公共决定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大人物靠他们自己的德性获得了这种身份；他们的地位是不能世袭的。
　　部落的经济以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对等交换为基础，每个体格健全的成年人（包括大人物）都要参加对食物的种植、采集和猎捕。所罗门群岛最著名的木刻家并没有使他不必亲自去种甘薯。部落也缺乏奴隶，因为没有适合奴隶去做的专门的低贱工作。
　　部落渐变而为另一极端的酋长管辖地。部落在为举行盛宴而杀猪时由大人物来分配猪肉，他的这个角色预示了酋长在其管辖地收集和再分配食品和货物——贡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有没有公共建筑物大概也是酋长管辖地和部落的区别之一，但新几内亚的一些大村庄也常常建有一些供举行膜拜仪式之用的屋子（以西皮克河畔的鼓屋闻名），它们就是酋长管辖地庙宇的前身。
　　虽然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偏远生态贫瘠地区仍幸存着一些族群和部落，但完全独立的酋长管辖地到 20 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了，因为它们往往占据着使国家垂涎三尺的最好的土地。然而，直到公元 1492 年，酋长管辖地仍然普遍存在于美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存在于南美洲、中美洲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还没有被划归土邦的物产丰富的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的所有地区。
　　酋长管辖地的人口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这样多的人口造成了内部冲突的严重的潜在威胁，因为酋长管辖地的多数人之间既没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也叫不出对方名字。随着大约 7500 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部分解决办法是赋予酋长以使用武力的独占权利。与部落的大人物不同，酋长拥有得到公认的职位，并对这个职位有世袭权。酋长是永远的权力中心，他作出所有重大决定，垄断重要信息（如邻近酋长管辖地的酋长有什么威胁、诸神已应允赐予什么样的收获）。酋长都有醒目的标志，在远处就能认出来，如西南太平洋伦纳尔岛上的酋长背后插着一把大扇子。一个平民遇见了酋长就得按规矩做出尊敬的表示，如（在夏威夷）使自己拜倒在地。酋长的命令可以通过一两级官员来传达，这些官员中有许多本身就是低级酋长。然而，与国家官员不同的是，酋长管辖地的官员什么都干，没有专门分工。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夏威夷，这些官员征收贡品和管理灌溉，并为酋长组织徭役工作，而国家社会则分别设有税收官、水利地区管理人和征兵局。
　　酋长管辖地在小范围内的众多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这些粮食在大多数情况下靠粮食生产来获得，而在一些物产特别丰富的地区则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被降级为平民的一些人所生产的多余粮食被用来养活酋长、他们的家庭、官员和专门人材（制造独木舟、扁斧、痰盂或捕鸟、文身）。奢侈品包括那些专门的手工制品或与远方贸易换来的珍稀物品，这些东西都归酋长所有。
　　与部落一样，酋长管辖地由多个生活在一个住地的世袭家族组成。不过，酋长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世袭的特权。社会被分为世袭酋长和平民阶级两种人，夏威夷的酋长本身又再分为 8 个等级森严的家族，每一个家族只能在家族内部通婚。此外，由于酋长不但需要有专长的手艺人，而且也需干粗活的仆人，因此酋长管辖地设有许多可以由奴隶来担任的工作，这些奴隶一般都是在对外劫掠中俘获来的。
　　酋长管辖地在经济上已开始改变完全依赖对等交换的办法，根据这种办法，A 送给 B 一个礼物，同时又指望 B 在将来把一个类似价值的礼物送给 A。我们现代国家的居民只有在生日和假日才这样做。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例如：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侈的墓葬）。
　　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得不到公众支持的盗贼统治者有被推翻的危险，不是被受压迫的平民所推翻，就是被暴发的想要取而代之的盗贼统治者所推翻，这些新贵们用许诺为被窃取的果实提供更多服务的办法来谋求公众的支持。例如，夏威夷的历史上曾不断出现过反对压迫者酋长的叛乱，而这些叛乱通常又都是由许诺减轻压迫的酋长的兄弟们领导的。从过去夏威夷的情况来看，我们也许会觉得这听起来滑稽可笑，但只要我们考虑一下这种斗争在现代世界所造成的种种苦难，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 4 种办法：

1. 解除平民的武装，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更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 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这个原则对过去的夏威夷的酋长与对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同样有效。
3. 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在族群社会和部落社会中，谋杀是死亡的首要原因。当一个又一个女人被要求说一说她的丈夫时，她会说出一连几个死于非命的丈夫。典型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的第一个丈夫被埃洛皮族的袭击者杀死了。我的第二个丈夫被一个想要我的人杀死了，这个人就成了我的第三个丈夫。这个丈夫又被我第二个丈夫的兄弟在为他哥哥报仇时杀死了。”此类生活遭遇对于所谓温和的部落民来说竟是家常便饭，因此，随着部落社会的扩大，这种情况就对接受中央权威起了促进作用。
4. 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以得到公众支持。族群和部落本来就都相信鬼神，就像现代的国教一样。但是，族群和部落的鬼神并不能用来为中央权威和财富转移辩护，也不能被用来维持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和平。当对鬼神的迷信获得了这些功能并被制度化之后，它们也就变成了宗教。夏威夷的酋长们宣传神性、神灵降世、与诸神沟通，在仪式上吟诵求雨、好年成、捕鱼成功的咒语，声称向诸神说情是为人民服务。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兼政治领袖和祭司两个职务，也可以借助单独的祭司集团，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是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今统治着世界上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地区。国家在公元前 3700 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 300 年左右出现于中美洲，2000 多年前出现于安第斯山脉地区、中国和东南亚，1000 多年前出现于西非。
　　原型国家的发展规模从族群到部落，再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不断地扩大。大多数现代国家的人口都超过 100 万，中国的人口则超过 10 亿。最重要的酋长居住地可能成为国家的首都。首都以外的其他人口中心也可能取得城市的资格。城市与村庄的区别是城市有重要的公共工程，有统治者居住的宫殿，有来自贡物和税收的资本积累，还有粮食生产者以外的集中的人口。
　　早期国家有一个世袭领袖，对信息、决策和权力实行垄断。即使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至关重要的知识也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他们控制信息流向政府其余部门，从而控制决策。例如，在 1963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开始时肯尼迪总统把关于确定核战争是否会吞没 5 亿人的信息和讨论，限制在他亲自任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10 人执行委员会范围内；后来，他又把最后决定权限制在由他本人和 3 名内阁部长组成的 4 人小组范围内。
　　国家的经济专门化进一步走向极端，以致甚至今天的农民也无法维持自给自足。因此，当国家的政府垮台时，社会所受到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就像不列颠在罗马于公元 407 年至 411 年撤走军队、行政官员和硬币时所碰到的情况那样。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国家对经济也实行中央控制。粮食由 4 个专业群体（农民、牧人、渔民、果园和菜园的种植者）生产的，国家从每一个群体那里得到产品，又向每一个群体分配必需的日常用品、工具、食物。国家向种植谷物的农民供应种子和耕畜，从牧人那里得到羊毛，通过远方贸易用羊毛交换金属制品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并向维护农民所依赖的灌溉系统的劳动者发放粮食。
　　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奴隶制，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国家行政管理层次，除了纵向的各级官员大大增加外，还有横向的专业部门。酋长管辖地的官员要负责夏威夷一个地区的所有行政事务，国家的政府则分为几个不同的部门，分别处理水利管理、税收和征兵等事宜，而每一个部门又都有自己的一套等级系统。
　　为了解决国家内部冲突，法律、法制、警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有文化的上层精英经常制定法律，而文字也已在差不多与最早的国家于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出现的同时被发明了出来。
　　早期国家已有国家的宗教和标准化的寺庙。许多国王被看作是神授的，在无数方面被给予特殊待遇。例如，阿兹特克和印加的皇帝出行都用轿子抬着；仆人们走在印加皇帝轿子的前头清扫地面；而日本语中有特殊形式的代词“你”，专门用来称呼天皇。早期的国王本人就是国家宗教的领袖，否则就另外设立一个大祭司。美索不达米亚的寺庙不但是宗教活动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再分配、文字和手工技术的中心。
　　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国——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大多数国家，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
　　国家在与较简单的实体发生冲突时所以能取得胜利，部分原因是国家拥有武器和其他技术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拥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还有两个潜在优势。首先，中央决策者拥有集中军队和资源的优势。其次，许多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爱国热忱使它们的军队在作战中视死如归，心甘情愿地为国捐躯。
　　在现代国家中，乐于为国牺牲的思想由我们的学校、教会和政府大力灌输给我们公民，使我们忘记了它标志着同以往人类历史的彻底决裂。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鼓动其公民准备好在必要时为国牺牲的口号：英国的口号是“为了国王和国家”，西班牙的口号是“为了上帝和西班牙”，等等。同样的思想感情也在激励着16世纪阿兹特克的战士：“战死沙场最最光荣，给我们以生命的神（阿兹特克的民族之神维茨罗波切特里）最最看重这种光荣的死：我远远看见了它，我的内心充满了对它的渴望!”
　　这种思想感情在族群和部落中是无法想象的。新几内亚朋友谈起过以前的部落战争，在他们的全部描述中看不出有丝毫的部落爱国主义、自杀性的冲锋，也没有任何不惜冒生命危险而采取的军事行动。相反，进行袭击都是采用埋伏或优势兵力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把为自己村庄牺牲性命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和国家社会相比，这种态度严重限制了部落的军事选择。当然，把狂热的爱国者和宗教信徒变成危险对手的，是他们的意愿，即不惜以他们一部分人的死来换取消灭异教徒敌人。在过去的 6000 年中，在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记载的驱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去征服的战争狂热，大概不曾有过。

　　史前的国家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北部、尼罗河和印度河河谷、中美洲、安第斯山脉地区和西非的那些国家。
　　在处理国家起源问题的许多理论中，最简单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不需要作任何说明。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他可能认识的社会——公元前 4 世纪的希腊社会——都是国家。然而，我们现在知道，直到公元1492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是酋长管辖地、部落或族群的天下。国家的形成的确需要予以说明。
　　第二种理论是大家最熟悉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推断说，国家是按照一种社会契约来组成的，人们在计算自身的利益时作出了理性的决定，一致同意他们的经济情况在国家中会比在较简单的社会中更好，因而自愿地废除他们的较简单的社会。但我们的观察和历史记载，都没有揭示出有哪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国家是在带着轻松优雅气氛的冷静远见下组成的。较小的单位不会自愿地放弃自己的主权去合并成较大的单位。只有通过征服或在外部的胁迫下，它们才会这样去做。

　　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一个原因是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几百人”是个界限，在这个界限内每个人能够认识另外每个人，一旦超过这个界限，越来越多的两人组合就成了一对对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了。当陌生人打架时，在场的人很少会是打架双方的朋友或亲属，没有什么私利要他们去制止打架。相反，如果许多旁观者是打架一方的朋友或亲属，他们就会站在他的一边，这样，本来是两个人的打架结果就逐步升级为一场乱哄哄的群殴。因此，一个继续把冲突交给全体成员去解决的大型社会必然会分崩离析。仅仅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几千人的社会只有在形成完全控制武力和解决矛盾冲突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时才能存在。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一个大型社会如要有效地作出决定，就必须加以组织并使之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
　　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一个人可能在某一天碰巧获得了较多的某种基本商品，而在另一天则获得较少。由于各人才智各不相同，一个人通常总是对某些生活必需品收获过多，而对另一些生活必需品收获不足。大型社会只有在除了有互惠经济还有再分配经济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超过个人需要的财货必须从这个人转移到一个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然后再由这个机构再分配给财货不足的人。
　　最后一个原因与人口的密度有关。粮食生产者的大型社会不但成员多，而且人口密度也大。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从这个地区以外的地方获得。这种受空间条件限制的现实情况，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去养活大型的组织复杂的社会。
　　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对于任何一个熟悉任何现代人的分类的人来说，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早期社会的发展，那些获得集中权力的人逐步地成了公认的上层人物。

　　归在同一类的社会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例如，某些族群和部落中的大人物必然会更具魅力，更有权势，在作决定时更富技巧。具有更强有力的大人物因而更权力集中的部落，拥有对其他部落的某种优势。像法尤族那样拙劣地解决冲突的部落，往往又分裂为族群，而酋长管辖地则分裂成更小的酋长管辖地或部落。能有效地解决冲突、作出正确的决定和实行和谐的经济再分配的社会，能够发展更好的技术，集中军事力量，夺取更大的物产更丰富的地盘，逐一地打垮独立自主的较小的社会。
　　因此，同水平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部落间征服兼并以达到酋长管辖地的规模，酋长管辖地之间征服兼并以达到国家的规模，国家之间征服兼并以形成帝国。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觊觎领导地位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小单位合并成大单位，同卢梭的看法相反，这种合并决不是一些没有受到威胁的小型社会为了促进其公民的幸福而自由决定的。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珍惜自己的独立和特权。合并不外乎两种方式：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征服。
　　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的很好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切罗基族印第安同盟的组成。切罗基族印第安人原来分为三四十个独立的酋长管辖地，每一个酋长管辖地就是一个大约有 400 人的村庄。日益扩大的白人殖民地的开拓，导致了切罗基人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当个别的切罗基人抢劫或袭击白人移民或商人时，白人无法区别不同的切罗基酋长管辖地，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任何切罗基人进行报复，或是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或是断绝与他们的贸易往来。作为对策，各个切罗基酋长管辖地在 18 世纪逐步发现它们不得不加入一个单一的同盟。起先，较大的酋长管辖地于 1730 年选出了一个统领全局的领袖，1741 年由他的儿子继任。这些领袖的首要任务是惩罚攻击白人的个别切罗基人，并与白人政府打交道。1758 年左右，这些切罗基人把他们的决策规范化，仿照以前的村社会议，每年在一个村庄召开一次会议，这个村庄因此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首都”。最后，这些切罗基人都成了有文化的人，并通过了一部成文宪法。
　　美洲白人殖民地在受到不列颠君主国的强大外力威胁时，也被迫建立自己的国家。美洲各殖民地在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自治权，它们根据《邦联条例》（1781）的第一次合并尝试，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为前殖民地保留了太多的自治权。只是在出现了进一步的威胁之后，著名的有 1786 年的谢斯起义和未解决的战争债负担问题，才克服了前殖民地极不愿意牺牲自治的态度，并促使它们通过了我们现行高效能的 1787 年联邦宪法。
　　征服的例子，是非洲东南部祖鲁国的起源。在白人移民第一次看到祖鲁人时，祖鲁人分为几十个小型的酋长管辖地。在1700年代晚些时候，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战争变得日益剧烈起来。在所有这些酋长管辖地中，在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的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被一个名叫丁吉斯韦约的酋长十分成功地解决了。1807 年左右，他杀死了一个对手，从而获得了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的统治地位。丁吉斯韦约从各个村庄挑选了一些年轻人，按照年龄而不是按照他们的村庄把他们组成团队，建立了优秀而集中的军事组织。他还发展了出色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他在征服其他酋长管辖地时禁止杀戮，对被打败的酋长的家族秋毫无犯，只是用这个酋长的一个愿意与丁吉斯韦约合作的亲属来接替酋长的职位。他扩大了对争吵的审理范围，提出了较好的集中解决冲突的办法。这样，丁吉斯韦约就能够征服并开始把其余 30 个祖鲁族酋长管辖地合并起来。他的继承人扩大司法系统，加强监督和发展礼仪，结果使这个萌芽中的国家得到了加强。
　　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战争一直是人类社会恒久不变的事实。为什么只是在过去的 13000 年中战争才明显地开始造成社会的合并？我们业已断定，复杂社会的形成以某种方式与人口的压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应该寻找一下人口压力与战争后果之间的某种联系。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这有 3 种可能的后果：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河地区游牧部族之间战争的结果往往就是这样。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没有大片空旷的地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隶，战败部落的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被打败的人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就像在《圣经》时代通常发生的那样。或者，由于战败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与国家或帝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战役的结果通常就是这样。例如，西班牙征服者想要从被打败的墨西哥土著那里勒索贡物，所以他们对阿兹特克帝国的贡单很感兴趣。原来阿兹特克人每年向臣服他们的人收取的贡物包括 7000 吨玉米、4000 吨豆类、4000 吨苋菜籽、200 万件棉斗篷、大量可可豆、军服、盾牌、羽毛头饰和琥珀。
　　因此，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由于这些终极原因在不同的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征服的这些原动力在不同的大陆上也有不同的发展。因此，这些原动力往往是相互联系着一起出现的，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印加人中出现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帝国，而在阿兹特克人中则出现了一个有文字但很少有流行病的帝国。祖鲁人则证明了，每一个原动力都多少独自地为历史模式作出了贡献。在几十个祖鲁族的酋长管辖地中，姆特特瓦酋长管辖地无论在技术、文字或病菌方面都不具有对其他酋长管辖地的优势，但它还是成功地打败了它们。它的优势仅仅存在于管理和意识形态方面。这就使由此而产生的祖鲁国得以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征服了一个大陆的部分地区。

PART 4　环游世界

第十五章　亚力的族人：澳洲和新几内亚的历史

　　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它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陆。在欧洲人占领前，它已在维持着与任何大陆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类社会和最少的人口。
　　澳大利亚是唯一没有任何文明特征的大陆——没有农业、畜牧业、金属、弓箭、坚固房屋、村庄、文字、酋长管辖地、国家。澳大利亚土著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组成族群，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或简陋小屋中，仍然依靠石器。在过去的 13000 年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变革积累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少。
　　然而，直到 40000 年前，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还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发明了已知最早的边缘经过打磨的石器，最早的装有木柄的石斧、最早的水运工具、最早的岩画。从解剖学上看，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
　　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把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分隔开来的阿拉弗拉浅海那时还是干燥的低地。随着大约 12000 年前到 8000 年前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低地被海水淹没，原来的大澳大利亚大陆分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两个半大陆。
　　这两个原来连接在一起的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到了现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土著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都是农民和猪倌。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里，行政组织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新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还使用陶器。同澳大利亚人相比，新几内亚人通常都有坚固得多的住所、更多的适于航海的船只、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器皿。由于新几内亚人是粮食生产者，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以他们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亚人高得多：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它所养活的当地人口却数倍于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类社会，是与建立它们的亚洲社会基本隔绝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隔绝状态在语言中反映了出来。经过这几千年的隔绝，现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现代新几内亚主要群体的语言，都没有显示出与任何现代亚洲语言有任何明显的关系。
　　这种隔绝状态也反映在遗传与体质人类学上。对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原居民同现代亚洲人的类似之处，要稍多于与其他大陆人的类似之处，不过关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体貌方面，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与大多数东南亚人也有区别，如果把澳大利亚人或新几内亚人的照片同印度尼西亚人或中国人的照片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亚最早的亚洲移民与家乡的亚洲同胞分道扬镳，在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生有限的遗传交换。不过，也许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利亚移民原来在东南亚的祖先，到这时已大部分被从中国向外扩张的其他亚洲人取代了。
　　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土著在遗传上、体质上和语言上也产生了分化。例如，在人类主要血型中，ABO 系统中的 B 型和 MNS 系统中的 S 型，在新几内亚同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都有出现，但这两种血型在澳大利亚则几乎没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浓密卷曲的头发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直发或鬈发是明显不同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彼此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
　　新几内亚紧靠赤道，而澳大利亚则远远地延伸进温带，几乎到达南纬 40 度。新几内亚多山，地势极其崎岖不平，高度可达 16500 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盖着冰川，而澳大利亚大都地势低平——94% 的地区的海拔高度在 2000 英尺以下。新几内亚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澳大利亚则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为 100 英寸，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区则超过 200 英寸，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则不到 20 英寸。新几内亚的赤道气候只有不太大的季节变化，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亚的气候则是高度季节性的，年年不同，其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大陆的气候。因此，新几内亚境内的大河纵横交错，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亚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数年份里只限于东部地区，甚至澳大利亚最大的水系（墨累河——达令河水系）在发生干旱时也要断流达数月之久。新几内亚的大部分陆地覆盖着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却只有沙漠和开阔干旱的林地。
　　新几内亚覆盖着受侵蚀尚少的肥沃土壤，这是火山活动、冰川的反复进退与冲刷高原以及山间溪流把大量泥沙带到低地所造成的结果。相形之下，澳大利亚有的则是所有大陆中最古老、最贫瘠、养分被滤去最多的土壤，因为澳大利亚很少有火山活动，也没有高山和冰川。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十分之一，但由于新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势高低错落和土壤肥沃，那里成了几乎同在澳大利亚一样多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生息之地。所有这些环境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这两个半大陆的全然不同的文化史。
　　大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艺术。但新几内亚始终是人口最少的农业中心。由于只有 100 万人口，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割成数以千计的生存于特定区域内的群体，新几内亚不可能发明出像在中国、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几千万人中出现的那种技术、文字和政治制度。
　　传统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居民一生中离家外出从来不超过 10 英里。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 6000 种语言中有 1000 种挤在一个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一点的地区里，分成几十个语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语和汉语那样不同的互相独立的语言。在所有新几内亚语言中，差不多有一半语言说的人不到 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10 万）也在政治上分成几百个村庄，彼此凶狠斗殴。每一个小社会其自身实在太小，无法养活酋长和专门的手艺人，也无法发明出冶金术和文字。
　　新几内亚发展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妨碍了技术和思想从别处流入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 3 个邻居全都被溪涧流过的峡谷分隔开，直到几千年前，这些邻居在技术和粮食生产方面甚至比新几内亚还要落后。在这 3 个邻居中，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新几内亚人所没有的东西，他们几乎全都无法提供。新几内亚的第二个邻居是东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的第三个邻居就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那些岛屿。但这个地区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始终是由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文化落后地区。从 40000 多年前新几内亚最早有人移居时起，直到公元前 1600 年左右南岛人扩张时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确定是经由印度尼西亚传到新几内亚的。
　　随着这一扩张，印度尼西亚就为来自亚洲的粮食生产者所占有，他们带来了家畜，带来了至少同新几内亚的一样复杂的农业和技术，还带来了可以被用作从亚洲前往新几内亚的有效得多的手段的航海技术。南岛人在新几内亚西面、北面和东面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并进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几内亚本土北部和东南部海岸定居。南岛人把陶器、鸡，可能还有狗和猪引进新几内亚。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贸易往来把新几内亚同技术上先进得多的爪哇社会和中国社会连接了起来。作为对出口天堂鸟羽毛和香料的交换，新几内亚人得到了东南亚的货物，其中甚至包括诸如东山铜鼓和中国瓷器之类的奢侈品。
　　虽然新几内亚就这样发展起家畜饲养业和农业，但澳大利亚却未能发展任何一次。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任何可以驯化的本地哺乳动物。唯一的外来驯化哺乳动物是狗，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从亚洲引进（大概是乘坐南岛人的独木舟来到的），在荒野里定居而变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亚当地人把这种野犬捉来饲养，把它们当作伴侣、看门狗，甚至当作活毯子，于是就有了“五条狗的夜晚”这种说法，形容夜晚很冷。但他们并不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把狗当食物，也不像新几内亚人那样把它们用作打猎的帮手。
　　农业是澳大利亚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非一年一度的循环——厄尔尼诺现象，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年成好的时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发生干旱时便又死亡殆尽。澳大利亚早期土著农民中可能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循环。年成好的时候，他们便在村子里定居下来，种植庄稼，并生儿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头，这众多的人口便会因饥饿而大批死去，因为那一点土地只能养活比这少得多的人。
　　澳大利亚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代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 56 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只有几乎位居名单最后的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有些植物，如薯蓣、芋艿和竹芋，在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对象。在澳大利亚气候条件极其有利的地区，土著在沿着最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方向演进。但任何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的粮食生产，都可能会由于可驯化的动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而受到限制。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在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歉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告乏。他们维持较少的人口，这样在丰年时固然有丰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歉收时也不致有饥馁之虞。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湿的、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部的墨累－达令河水系、东部和北部海岸和西南角。这些地区养活了现代人口最稠密的欧洲移民。我们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的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了。
　　过去 5000 年内，在物产丰富的地区中，发生了土著强化食物采集方法和人口密度增加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东部发明了一些技术，用滤掉毒素或使毒素发酵的办法，使大量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极强的铁树种子变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亚东南部以前未得到开发的高原地区，开始有土著在夏季经常来光顾，他们不但饱餐铁树的坚果和薯蓣，而且还大吃特吃大群潜伏不动的博贡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种逐步形成的强化了的食物采集活动，是墨累—达令河水系的鳗鲡养殖，这里沼泽中的水位随着季节性的雨量而涨落。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修建了长达一英里半的复杂的沟渠系统，使鳗鲡的游动范围从一个沼泽扩大到另一个沼泽。捕捉鳗鲡用的是同样复杂的鱼梁、安放在尽头边沟上的渔栅和在墙洞里放上鱼网的垒在沟渠上的石墙。在沼泽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渔栅随着水位的涨落而发生作用。虽然当初修建这样的“养鱼场”必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它们以后却养活了许多人。
　　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项发展，是收获野生黍子的籽实，这是与中国早期农业的一种主要作物蜀黍同属的一种植物。黍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来脱粒，然后贮藏在皮袋或木盘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这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石头镰刀和磨石，类似于新月沃地为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出来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亚土著所有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中，收获黍子也许是最有可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种植的一种方法。
　　同过去 5000 年中强化食物采集一起产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锋刃经过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亚只有局部地区才有，这时已变得普遍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贝壳做的渔钩也出现了。

　　在澳大利亚明显的退步现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人口中心与世隔绝和居民相对稀少所致。回飞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但却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弃置不用。澳大利亚西南部土著不吃有壳的水生动物。
　　塔斯马尼亚人缺乏在大陆上已很普遍的许多技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钩的矛、各种骨器、回飞镖、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鱼钩、鱼网、有叉尖的矛、渔栅，以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习俗。这些技术中有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一部分的时候被带来的，不过随后又在塔斯马尼亚的文化孤立中失去了。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渔场消失了，骨钻、骨针和其他骨器也消失了。
　　这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一个有 4000 人的群体能够生存 10000 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依次较小的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我们不应把土著间的关系想像成一种从未间断的友好聚餐，土著迫不及待地从海岛老师那里汲取文化。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和把女人捉来做老婆。

　　欧洲人到新几内亚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殖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用来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用来印刷地图、描述报告、有助于建立控制的行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用来组织船只、士兵、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用来射击以弓箭和棍棒抵抗的新几内亚人。然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始终很少，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然以新几内亚人为主。这同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的殖民地数量多、时间久，在广大地区内取代了原来的土著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却不同呢？
　　热带疾病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法国侯爵德雷伊于 1880 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的，结果 1000 个殖民者在不到 3 年的时间里死掉了 930 人。即使在今天能够得到现代医药治疗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和欧洲朋友还是由于疟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离开，新几内亚使我得了一年的疟疾和一年的痢疾。
　　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病菌没有击倒新几内亚人？有些新几内亚人的确受到了传染，但并没有达到杀死澳大利亚和美洲大多数土著那样大的规模。对新几内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 19 世纪 80 年代前新几内亚没有永久性的欧洲人殖民地，而到了这个时候，公共卫生方面的发现已经在控制欧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人的扩张在 3500 年中已经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和商人带到了新几内亚。由于亚洲大陆的一些传染病已在印度尼西亚滋生繁衍，新几内亚人因此而长期地接触到这些疾病，所以逐渐形成了比澳大利亚土著强得多的抵抗力。
　　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高海拔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为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到达这里。到这时，澳大利亚政府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几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大批杀死土著族群或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来开放土地供建立白人殖民地之用。
　　对欧洲移民来说，剩下的一个障碍是，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欧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找不到立足之地。虽然引进的美洲热带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马铃薯现在已有少量种植，茶和咖啡种植园也已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建立起来，但欧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一直未能占主导地位。引进的牛和山羊仅有少量饲养，并且同欧洲人一样，也为一些热带疾病所折磨。在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新几内亚人在过去几千年中予以完善的那些作物和农业方法。
　　新几内亚东部（巴布亚新几内亚）为新几内亚人所占有和管理，不过他们却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用英语字母书写，生活在以英国为模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使用在海外生产的枪炮。
　　新几内亚西部就不一样了，印度尼西亚于 1963 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将其更名为伊里安查亚省。这个省现在为印度尼西亚人治理和享有。它的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新几内亚人，但由于政府鼓励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亚人。由于长期接触疟疾和其他一些与新几内亚人共有的热带疾病，印度尼西亚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碰到强大的病菌障碍。对于在新几内亚生存问题，他们也比欧洲人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已经包括了香蕉、甘薯和其他一些新几内亚农业的主要作物。伊里安查亚省正在发生的变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继续进行 3500 年前开始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人的扩张。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现代的南岛人。
　　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不同。今天的澳大利亚为 2000 万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大多数是欧洲人的后裔，同时由于澳大利亚于 1973 年放弃了先前的白人移民政策，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减少了 80%，从欧洲殖民地时代的 30 万人左右下降到 1921 年的最低点 6 万人。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许多人住在布道站或政府保留地里，或者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为什么土著的境况比新几内亚人差得这么多？
　　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某些地区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现在在澳大利亚温带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亚大陆温带的主要作物小麦（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再加上原产非洲萨赫勒地带的高粱和棉花以及原产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欧亚大陆的绵羊使粮食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的不适于农业的贫瘠地区成为可能，而欧亚大陆的牛则成为较湿润地区饲养的牲口之一。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和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严重到可以令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疾病。只有在热带的澳大利亚北部，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迫使欧洲人在 19 世纪放弃了殖民企图，随着 20 世纪医药的发展，这种企图才得以实现。
　　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最富饶的农田和产奶地区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 19 世纪和 18 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 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主要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梅毒。
　　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两种办法消灭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一个世纪内，有 40000 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技术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引进罢了。欧洲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所继承的欧亚大陆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生存。
　　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成的。

第十六章　中国如何成为中国人的：东亚史

　　在欧洲人定居前，美国大陆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部落和语言的发源地，只是在最近的几百年内才受到单一政府的控制。
　　在人口最多的 6 个国家中，除美国外，其余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仍然保持着几百种语言和种族群体。例如，俄国曾是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小的斯拉夫国家，直到公元 1582 年才开始向乌拉尔山脉以外的地区扩张。从那时起直到 19 世纪，俄国开始并吞了几十个非斯拉夫民族，其中许多民族仍然保有自己原来的语言和文化特性。俄国的历史就是关于俄国如何成为俄国人的地区的故事。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也是不久前的政治创造（或者印度是政治再创造），它们分别是约 850 种、670 种和 210 种语言的发源地。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中国。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 221 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自从中国开始有文字以来，它始终只有一个书写系统，而现代欧洲则在使用几十种经过修改的字母。在中国的 12 亿人中有 8 亿多人讲普通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 3 亿人讲另外 7 种语言，这些语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
　　对于中国表面上的统一，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以致忘了这多么令人惊讶。我们本来不应该指望有这种统一，其中有一个遗传上的原因。虽然有一种从人种上对世界各民族的不精确分类法把所有中国人统统归入蒙古人种，但这种分类所掩盖的差异比欧洲的瑞典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差异大得多。尤其是，中国的华北人和华南人在遗传上和体质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华北人最像西藏人和尼泊尔人，而华南人则像越南人和菲律宾人。我的华北朋友和华南朋友常常一眼就能从体貌上把彼此区别开来：华北人往往个子较高，身体较重，鼻子较尖，眼睛较小，眼角更显“上斜”（由于内眦赘皮）。
　　华北和华南在环境和气候方面也有差异：北方比较干燥也比较冷；南方比较潮湿也比较热。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产生的遗传差异，说明华北人和华南人之间有过适度隔离的漫长历史。但这些人到头来却又有着相同的或十分相似的语言和文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虽然有人长期定居，但语言并不统一，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语言上明显的近乎统一也就令人费解了。例如，新几内亚的面积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它的人类历史也只有大约 40000 年，但它却有 1000 种语言，包括几十个语族，这些语族之间的差异要比中国 8 种主要语言之间的差异大得多。西欧在印欧语传入后的 6000—8000 年中，逐步形成或获得了大约 40 种语言，包括像英语、芬兰语和俄语这样不同的语言。然而，有化石证明，50 多万年前中国便已有人类存在了。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必然会在中国产生的那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语言到哪里去了？
　　中国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在早得多的时候便已统一了。它的“中国化”就是在民族大熔炉里使广大地区迅速单一化，再向热带东南亚移民，并对日本、朝鲜以及可能还有印度发挥重大的影响。因此，中国历史提供了了解整个东南亚历史的钥匙。本章就是要讲一讲关于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这个故事。
　　中国除了 8 “大”语言——普通话及其 7 个近亲（常常统称为“汉语”），说这些语言的人从 1100 万到 8 亿不等——还有 130 多个“小”语种，其中许多语种只有几千人使用。所有语种分为 4 个语族，它们在分布密度上差异很大。
　　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构成了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族，连续分布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人们可以从中国东北徒步穿行整个中国到达南面的北部湾，而仍然没有走出说普通话及其亲属语言的人们所居住的土地。其他 3 个语族的分布零碎分散，为一些“聚居区”的人们所使用，被说汉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人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特别分散的是苗瑶（亦称曼—勉）语族的分布，这个语族包括 600 万人，大约分为 5 种语言，带有富于色彩的名称：红苗语、白苗语、黑苗语、绿苗语、瑶语。说苗瑶语的人生活在几十个孤立的小块地区，被其他语族的人所包围，它们散布在一个 50 万平方英里的地区内，从华南一直延伸到泰国。来自越南的 10 多万说苗语的难民把这个语支带到了美国，不过他们在美国却是以这个语族的另一名称曼语而更为人所知。
　　另一个零碎分散的语系是南亚语系，这个语系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越南语和柬埔寨语。6000 万说南亚语的人的分布地区，从东面的越南到南面的马来半岛，再到西面的印度。最后一个语支是傣—加岱语支（包括泰语和老挝语），这个语支有 5000 万人，其分布从华南向南进入泰国半岛，向西到达缅甸。
　　今天说苗瑶语的人如此零碎分散，可以猜想本来连续的分布由于其他语族的人扩张或诱使说苗瑶语的人放弃自己的语言。这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过去的 2500 年内发生的。现代说泰语、老挝语和缅甸语的人，都是从华南和邻近地区迁往并相继淹没了早先移民者的后代。说汉语的族群特别卖力地取代其他族群，并在语言上改变他们，因为说汉语的族群鄙视其他族群，认为他们是原始的劣等族群。从公元前 1100 年到公元前 221 年的中国周朝的历史记载，描写了一些说汉语的诸侯国对中国大部分非汉语人口的征服和吸收。
　　中国的华北原先为说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的人所占据；华南的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为说苗瑶语、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人所占据；而说汉藏语的人取代了整个华南地区大多数说其他语言的人。语言剧变席卷了从热带东南亚到中国南部的整个地区——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马来半岛。不管当初那些地方说过什么语言，现在都已全部消亡了，这些国家的现代语言都是近代的外来语，主要来自中国华南，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来自印度尼西亚。鉴于苗瑶语在今天几乎无法维存，还可以猜测当年华南除苗瑶语、南亚语和傣—加岱语外，可能还有其他语族，不过没有留下任何幸存的现代语言罢了。南岛语系（所有菲律宾和波利尼西亚语言属于这一语系）可能就是从中国大陆消失的那些其他语系之一，而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一语系，仅仅因为它传播到了太平洋诸岛并在那里存活下来。
　　英语不是因为听起来悦耳才取代了印第安语言的。相反，这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疾病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占人数优势的语言。语言更替的直接原因是外来欧洲人在技术上和政治组织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归根结底又是来自很早就出现粮食生产所带来的优势。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为英语所更替、非洲赤道以南地区俾格米和科伊桑语言为班图语所更替，基本上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中国可能有更多的独立出现粮食生产的中心。我已经提到过中国凉爽、干燥的北方与温暖、潮湿的南方在生态方面的差异。即使在同一纬度，沿海低地与内陆高原之间也存在着生态差异。不同的野生植物生长在这些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因此中国不同地区的早期农民对这些植物可能会有不同的利用。华北的两种耐旱的黍子，华南的水稻表明可能存在南北两个不同的植物驯化中心。
　　除了猪、狗、鸡这些驯养的动物，渐渐又有了水牛（用于拉犁）、蚕、鸭、鹅。作物包括大豆、大麻、柑橘果、茶叶、杏、桃、梨。此外，西亚的驯化动植物也向东传播到中国，对经济特别重大的贡献是小麦、大麦、牛、马、（在较小的程度上）绵羊和山羊。
　　粮食生产在中国逐步产生了“文明”标志。中国非凡的青铜冶炼传统开始于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2000 年间，最后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导致在中国发展出世界上最早的铸铁生产。其后的 1500 年则是中国技术发明的大量涌现时期，这些发明包括纸、罗盘、独轮车、火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间出现了，墓葬形制出现了很大变化，有的朴素无华，有的陈设奢侈，这表明出现了阶级差别。保卫城市的高大城墙、巨大的宫殿、最后还有沟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全长 1000 多英里），证明等级社会已经出现，因为只有这样的社会的统治者才能把大量的平民劳动力动员起来。现在保存下来的文字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间出现的，但也可能出现得更早。我们关于中国出现了城市和国家的考古知识，后来又得到了关于中国最早的几个王朝的文字记载的补充，这些王朝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兴起的夏朝。
　　至于粮食生产的副产品传染病，从罗马时代到中世纪的一些欧洲著作清楚地记述了腺鼠疫、可能还有天花来自东方，因此这些病菌可能源自中国或东亚。流行性感冒（起源于猪）甚至更可能发生在中国，因为猪很早就在中国驯养了，并且成了中国十分重要的家畜。
　　中国广大的幅员和生态的多样性造就了许多不同的地区性文化，在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期间，这些地区性文化在地理上扩张了，它们开始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如驯化动植物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一样，文化多样性地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而交战的酋长管辖地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国家的形成。
　　虽然中国的南北梯度妨碍了作物的传播，但这种梯度在中国不成为障碍，因为中国的南北距离较短；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南北之间既不像非洲和墨西哥北部那样被沙漠阻断，也不像中美洲那样被狭窄的地峡隔开。倒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大河（北方的黄河、南方的长江）方便了沿海地区与内陆之间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而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广阔地带和相对平缓的地形最终使这两条大河的水系得以用运河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南北之间的交流。所有这些地理因素促成了中国早期的文化和政治统一，而西方的欧洲虽然面积和中国差不多，但地势比较高低不平，也没有这样连成一体的江河，所以欧洲直到今天都未能实现文化和政治的统一。
　　在中国，有些新事物是由南向北传播的，尤其是铁的冶炼和水稻的栽培。但主要的传播方向是由北向南。这个趋向在文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欧亚大陆西部产生过太多的书写系统，中国则只产生了一种得到充分证明的书写系统。它在华北得到完善，并流传各地，预先制止了任何其他不成熟的书写系统的发展或取而代之，最后演化为今天仍在中国使用的文字。华北社会向南传播的其他重要的东西是青铜工艺、汉藏语言、国家的形成。中国的 3 个最早的王朝——夏、商、周都是在公元前第二个一千年间在华北兴起的。
　　存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著作表明，当时的华夏族就已常常（就像今天世界上许多人仍然在做的那样）觉得在文化上比非华夏族的“野蛮人”优越，而华北人也常常把华南人也看作野蛮人。例如，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周朝后期的一位作家对中国的其他民族作了如下的描绘：“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这位周朝的作者接着又把南方、西方和北方的原始部落说成是沉溺于同样野蛮的习俗：“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华北的周王朝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向华南扩展，最后于公元前 221 年实现了秦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统一。中国的文化统一也在同一期间加速进行，有文字的、“文明的”华夏诸国吸收并同化了没有文字的“野蛮人”，或成为这些人仿效的榜样。这种文化的统一有时是很残暴的，例如秦始皇宣布以前的所有典籍都是没有价值的，并下令把它们焚毁，这给我们现在了解中国的早期历史和文字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这些和其他一些严厉的措施对于华北的汉藏语向中国大部分地区传播，并使苗瑶语和其他语族的分布落到如今零碎分散的状况，必定起到过推动的作用。
　　中国在粮食生产、技术、文字和国家形成方面的领先优势所产生的结果是，中国的创新改革对邻近地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例如，直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热带东南亚仍然为狩猎采集族群所占据，制造了越南和平遗址的砾石工具和石片工具，之后源自中国的作物、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村居生活、陶器传入了热带东南亚，也许一起来到的还有华南的一些语族。历史上缅甸人、老挝人、泰人的向南扩张使热带东南亚的中国化宣告完成。所有这些现代民族都是他们的华南同胞的近代旁系亲属。
　　中国的这种影响就像压路机一样势不可挡，先前的热带东南亚民族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剩下狩猎采集族群的 3 个孑遗群体——马来半岛的塞芒族矮小黑人、安达曼群岛岛民、斯里兰卡维多依族矮小黑人——使我们想到热带东南亚的原先居民可能是黑肤、鬈发，就像现代的新几内亚人，而不像肤色较浅、直发的中国华南人及其旁系亲属现代的热带东南亚人。东南亚的这些孑遗的矮小黑人可能就是当初开拓新几内亚的原住民的最后幸存者。塞芒族矮小黑人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他们和附近的农民物物交换，但也从这些农民那里采用了一种南亚语言——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菲律宾矮小黑人和非洲俾格米狩猎采集族群也是采用了他们的农民交易伙伴的语言。只有在遥远的安达曼群岛上，一些与华南语族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继续保存了下来——它们是曾经多达几百种而现已灭绝的东南亚土著语言中的最后幸存者。
　　甚至朝鲜和日本也受到了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过它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隔绝的状态，确保了它们没有像热带东南亚那样失去自己的语言以及体质和遗传特征。朝鲜和日本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采纳了中国的水稻，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青铜冶炼术，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采用了中国的文字。中国还把西亚的小麦和大麦传入朝鲜和日本。
　　东亚的文化进步也并不全部源于中国，朝鲜人、日本人、热带东南亚人也不是毫无贡献的没有创造能力的野蛮人。古代日本人发明了最古老的陶器制造技术，并在粮食生产传入前很久，在村庄里定居，过狩猎采集生活，靠丰富的海产资源维持生计。有些作物可能是在日本、朝鲜和热带东南亚最早或独立驯化出来的。
　　但是，中国的作用仍然是太大了。例如，中国文化的声望值在日本和朝鲜仍然很高，虽然日语中源自中国的书写系统在表达日本语言方面存在着种种缺点，但日本并不打算抛弃它，而朝鲜也只是在不久前才用本国的谚文字母取代了源自中国的文字。由于东亚最早的农民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成了中国人的中国，而从泰国去往复活节岛的民族就成了他们的表亲。

第十七章　飞航大洋洲：南岛民族扩张史

　　阿什马德决定留在城里，他指着和新几内亚人完全不同的粗直头发说，新几内亚人会杀死任何一个长着这样头发的爪哇人，如果他们发现他远离军队的支持的话。
　　爪哇人在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大权独揽，印度尼西亚政府于 20 世纪 60 年代并吞了新几内亚西部，并用炸弹和机关枪粉碎了新几内亚人的反抗。
　　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商人都是中国移民。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华人与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爪哇人之间潜伏着的相互恐惧在 1966 年爆发为一场流血的革命，当时爪哇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华人。大多数新几内亚人抱有对爪哇人独裁统治的愤恨，但他们又互相瞧不起对方的群体。高原居民认为低地居民是光吃西谷椰子的无能之辈而不屑一顾，而低地居民也不把高原居民放在眼里，说他们是未开化的大头鬼，这是指他们那一头浓密的鬈发，也是指他们那出名的傲慢态度。我与维沃尔和索阿卡里建立了一个孤零零的森林营地还没有几天，他们就差点儿用斧头干起架来。
　　这些群体之间的紧张状况，主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世界上第四位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现代的这种紧张状况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在考虑海外重大的人口流动时，往往着重考虑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的那些人口流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欧洲人更替非欧洲人的情况。但在哥伦布之前很久也存在大规模的海外人口流动，而在史前期也已有了非欧洲人被其他非欧洲人所更替的现象。史前时代从亚洲大陆进入太平洋的 3 次海外移民浪潮。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居民可能是不迟于 40000 年前开拓新几内亚的早期亚洲移民的后代。爪哇人的祖先在大约 40000 年前从华南一路沿海到达，完成了对那里与新几内亚高原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的人们的更替。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的祖先大约在 36000 年前到达新几内亚，他们来自华南沿海的同一批移民浪潮。
　　把爪哇人和新几内亚北部沿海低地人的祖先分别带到爪哇和新几内亚的人口流动，被称为南岛人的扩张，这是过去 6000 年中发生的几次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之一。其中一支成为波利尼西亚人，住在太平洋中最偏远的岛上，是新石器时代最伟大的航海者。南岛人今天所说的语言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语言，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覆盖了大半个地球。

　　今天的大部分印度尼西亚岛屿（最东端的一些岛屿除外）以及菲律宾群岛上的居民颇为相似。在外貌和遗传上，与华南的中国人相似，与热带东南亚人更加相似，尤其与马来半岛的居民相似。语言也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在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及中部地区 374 种语言，都属于南岛语系的同一个语支。南岛语到达亚洲大陆的马来半岛、越南、柬埔寨的一小块地区、印度尼西亚最西端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附近，在大陆其他地方就没有了。南岛语中的一些词被借入英语，其中包括“taboo”（禁忌）和“tattoo”（文身）（来自波利尼西亚语）、“boondocks”（荒野）（来自菲律宾的他加禄语）、“amok”（杀人狂）、“batik”（蜡防印花法）和“orangutan”（猩猩）（来自马来语）。
　　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同热带东南亚人和中国华南人非常相似。
　　或是热带东南亚人，或是说南岛语的中国华南人，在不久前扩散到整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更替了这些岛屿上除菲律宾矮小黑人以外的所有原来的居民，同时也更替了所有原来岛上的语言。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显然太近，那些移民还来不及形成黑皮肤和截然不同的语系，也来不及形成遗传特征或遗传差异。

　　南岛语系包括 4 个语族，3 个在台湾，另一个（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分布甚广。台湾高山族语言属南岛语系。
　　整个南岛语系包括 959 种语言，分为 4 个语族。但其中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包括了 945 种，几乎覆盖了南岛语系整个地理分布范围。在说印欧语的欧洲人最近的海外扩张之前，南岛语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系。
　　台湾土著占据该岛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最近的几千年中中国大陆人才开始在岛上大批定居。1945 年后，尤其是 1949 年中国共产党打败了中国国民党后，又有一批大陆人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土著现在只占台湾人口的 2%。南岛语系的 4 个语族中有 3 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
　　几千年前把新石器文化带到台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说的是南岛语，是今天这些岛屿上的人的祖先。这两种证据清楚地表明了向台湾的移民是从华南沿海向外扩张的第一阶段，而从台湾向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则是这种扩张的第二阶段。

　　刳木而成的独木舟，是一段用扁斧挖空并使两端成形的结实的树干。由于用来掏挖的树干是圆的，所以独木舟的底部也是圆的，这样，重量的分配只要有一点点不平衡，就会使独木舟向超重的一边倾翻。每当我乘坐独木舟由新几内亚人划着沿着新几内亚的河流逆流而上时，一路上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提心吊胆，好像我只要稍微动一动，独木舟就会倾覆，把我和我的双筒望远镜翻落水中去与鳄鱼为伍。在风平浪静的江河湖泊里划独木舟，新几内亚人能够做到行所无事，但如果是在海上，即使风浪不太大，就连新几内亚人也不会去驾驶独木舟。
　　因此，设计出稳定装置对南岛人在印度尼西亚扩张和对台湾的最早开拓至关重要。解决办法是把两根较小的圆木（“浮材”）绑在船舷外侧，一边一根，距离船体几英尺远，用垂直地缚在船体和浮材上的支杆来连接。每当船体开始向一边倾侧时，那一边浮材的浮力使浮材不会被推入水下，因而实际上不可能使船倾覆。这种双舷外浮材张帆行驶独木舟的发明可能是促使南岛人从中国大陆向外扩张的技术突破。

　　语言学家可以比较来源于已经消失的古代语言的现代语言词汇来重构古代语言的词汇。
　　我们可以把现代的台湾语、菲律宾语、印度尼西亚语、波利尼西亚语加以比较，重构出远古所使用的原始南岛语来。重构出来的原始南岛语有这样一些意思的词如“二”、“鸟”、“耳朵”、“头虱”；当然，原始的南岛人能够数到 2，知道鸟，有耳朵和虱子。更有意思的是，有表示“猪”、“狗”、“米”这些意思的词，因此这些东西想必是原始南岛文化的一部分。有大量表示海洋经济的词，如“带舷外浮材的独木舟”、“帆”、“大蛤”、“章鱼”、“渔栅”和“海龟”。不管原始的南岛人生活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关于他们的文化的语言学证据与关于大约 6000 年前生活在台湾的能够制陶、面向海洋、从事粮食生产的民族的考古学证据非常吻合。
　　同样也可用来重构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这是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后所使用的祖代语言。原始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中有一些用来表示热带作物的词，如芋艿、面包果、香蕉、薯蓣和椰子，而原始的南岛语中，无法重构出任何表示这些作物的词。因此，语言学的证据表明，南岛语中许多热带作物的名字是在南岛人从台湾向外移民后才有的。结论与考古学上的证据相一致：随着农民移民从台湾（位于赤道以北 23 度附近）南下，向赤道热带地区扩散，他们越来越依赖热带的根用作物和树生作物，接着他们又把这些作物带进了热带太平洋地区。

　　农民的稠密得多的人口、优良的工具和武器、更发达的水运工具和航海技术以及只有农民才有抵抗力的流行疾病。在亚洲大陆，说南岛语的农民同样能够更替马来半岛上以前的狩猎采集族群，因为他们从南面和东面（从印度尼西亚的岛屿苏门答腊和婆罗洲）向该半岛移民，与说南亚语的农民从北面（从泰国）向该半岛移民差不多同时。其他一些说南岛语的人终于在越南南部和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立定了脚根，成为这两个国家中说占语的现代少数民族的祖先。
　　然而，说南岛语的农民未能再向前进入东南亚大陆，因为说南亚语和加岱语的农民已经更替了那里原有的狩猎采集族群，同时也因为说南岛语的农民并没有对这些农民的任何优势。
　　虽然根据推断，说南岛语的人来自华南沿海地区，但今天的中国大陆已没有人说南岛语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说汉藏语的人向南扩张时同其他几百种原有的中国语言一起被消灭了。但据认为与南岛语最接近的语族傣—加岱语、南亚语、苗瑶语，这些亲属语言却逃过了。
　　说南岛语的人从华南沿海经过台湾和菲律宾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西部和中部，行程 2500 英里。从海岸到内陆，从低地到山区，逐步占据了这些岛上所有适于居住的地区。他们到达了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哈尔马赫拉岛，距离新几内亚这个多山的大岛的东端不到 200 英里。虽然他们到过新几内亚地区，但未能完全深入该岛腹地，所以在遗传上被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和岛屿上的原先居民所削弱了。
　　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黑皮肤、浓密的鬈发和脸型，与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和华南人是明显不同的。
　　但对新几内亚北部和东部的沿海民族和新几内亚北面和东面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民族来说，就比较复杂。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上的居民有大约 15% 的南岛语族群成分，和 85% 新几内亚高原人的成分的人，大多数语言是南岛语言。
　　说南岛语的入侵者的后代和原来新几内亚人的后代，几千年来一直在新几内亚北部沿海地区及其岛屿上进行贸易、通婚并获得了彼此的基因与语言。这种长期的接触对转移南岛语言效果较大，而对转移南岛人的基因则效果较小，其结果是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岛民现在说的是南岛语，而他们的外貌和大多数基因却仍然是巴布亚人的。但南岛人的基因和语言都没有能深入新几内亚的腹地。这样，他们入侵新几内亚的结果和印度尼西亚的结果大不相同，因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些岛屿以不可阻挡之势把原先居民的基因和语言消灭殆尽。
　　因此，南岛人在新几内亚地区扩张的结果与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扩张的结果全然不同。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当地的人口消失了——大概是被这些入侵者赶走、杀死、用传染病害死或甚至同化了。而在新几内亚，当地的人口多半把这些入侵者挡在外面，就像它在热带东南亚与说南亚语和傣—加岱语的粮食生产者的对垒中也未能取得进展一样。不利的生态环境也使南岛人未能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西部扎下根来。
　　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只有稀少的连石器都没有的狩猎采集族群。相比之下，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可能还有新几内亚低地地区以及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粮食生产的确立已有几千年之久。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养活了在现代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算得上最稠密的石器时代的人口。
　　南岛人与已经扎根的新几内亚人的竞争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南岛人赖以生存的一些作物，如芋艿、薯蓣和香蕉，可能在南岛人到来之前就已在新几内亚独立驯化出来了。新几内亚人很快就把南岛人的鸡、狗、尤其是猪吸收进粮食生产经济中来。新几内亚人已经有了打磨的石器。他们对一些热带疾病的抵抗力至少不比南岛人差，这些基因都是在新几内亚独立演化出来的。新几内亚人早已是熟练的航海者，虽然不如南岛人。南岛人到来之前的几万年中，新几内亚人便已向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而至少在南岛人到来之前的 18000 年中，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锋锐工具的火山石）贸易便已兴旺发达起来。新几内亚人甚至在不久前逆南岛人的移民浪潮而向西扩张，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那里的哈尔马赫拉岛北部和帝汶岛上所说的语言是典型的巴布亚语，与新几内亚西部的某些语言有着亲属关系。

　　马莱岛在俾斯麦岛的外面。马莱岛的大部分地区都建有一排排木屋，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用作园圃的隙地——简直就是新几内亚版的曼哈顿闹市区。沙滩上有成排的大独木舟。原来马莱岛的居民除了会捕鱼外，还是专业的陶工、雕刻工和商人。他们的生计靠制造精美的有纹饰的陶器和木碗，用独木舟把它们运往一些大的岛屿，用他们的物品换来猪、狗、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甚至马莱岛的居民用来造独木舟的木材也是从附近的翁博伊岛上的村民那里交换来的，因为马莱岛没有可以用来做成独木舟的大树。
　　在欧洲航运业出现以前的日子里，新几内亚各岛屿之间的贸易是由这些制造独木舟的陶工集团垄断的，他们没有航海仪器但却精于航行，他们生活在近海的小岛上，有时也生活在大陆沿海的村庄里。到 1972 年我到达马莱岛的时候，当地的这些贸易网或者已经瓦解，或者已经萎缩，一部分是由于欧洲内燃机船和铝制壶罐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在几次淹死商人的事故后禁止独木舟长途航行。在公元前 1600 年后的许多世纪中，拉皮塔的陶工就是新几内亚地区进行岛际贸易的商人。

　　至此，我们已经考查了南岛人通过印度尼西亚直到新几内亚海岸和热带东南亚的扩张。在第十九章我们还将考查一下他们渡过印度洋向马达加斯加扩张的情形，而在第十五章我们已经看到不利的生态环境使南岛人未能在澳大利亚的北部和西部扎下根来。这种扩张重振余势之日，就是拉皮塔陶工扬帆远航之时：他们进入了所罗门群岛以东的太平洋海域，来到了一个以前没有人到过的岛屿世界。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拉皮塔陶器碎片、人们熟知的三位一体的猪鸡狗，以及其他一些常见的关于南岛人的考古标志，出现在所罗门群岛以东一千多英里处的斐济、萨摩亚和汤加这些太平洋群岛上。基督纪元的早期，大多数这样的考古标志（引人注目的例外是陶器）出现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东部的那些岛屿上，包括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更远的独木舟长途水上航行把一些移民往北带到了夏威夷，往东带到了皮特凯恩岛和复活节岛，往西南带到了新西兰。今天在这些岛屿中，大部分岛屿上的土著都是波利尼西亚人，他们因而都是拉皮塔陶工的直系后裔。他们说的南岛语和新几内亚地区的语言有着近亲关系，他们的主要作物是南岛人的全套作物，包括芋艿、薯蓣、香蕉、椰子和面包果。

公元1400年左右，也就是在欧洲“探险者”进入太平洋之前仅仅一个世纪，亚洲人占领了新几内亚海岸外的查特姆群岛，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太平洋的探险任务。他们的持续了几万年之久的探险传统，是在维沃尔的祖先通过印度尼西亚向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扩张的时候开始的，而只是在目标已尽、几乎每一座适于住人的太平洋岛屿都已被占领的时候，它才宣告结束。
　　中国的华南人发展了本地的粮食生产和技术，接受了华北的文字、更多的技术和政治组织，又进而向热带东南亚和台湾移民，大规模地取代了这些地区的原有居民。在东南亚，在那些从事粮食生产的华南移民的后代或亲戚中，在泰国东北部和老挝山区雨林中的永布里人重新回到狩猎采集生活，而永布里人的近亲越南人（所说的语言和永布里语言同属南亚语的一个语支）始终是肥沃的红河三角洲的粮食生产者，并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以金属为基础的帝国。同样，在说南岛语的来自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的农民移民中，婆罗洲雨林中的普南人被迫回到了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他们的生活在肥沃的爪哇火山土上的亲戚们仍然是粮食生产者，在印度的影响下建立了一个王国，采用文字，并在婆罗浮屠建有巨大的佛教纪念性建筑物。这些进而向波利尼西亚移民的南岛人同东亚的冶金术和文字隔绝了，因此始终没有文字，也没有金属。然而，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经济结构在不同的环境中经历了巨大的分化。在一千年内，波利尼西亚东部的移民在查特姆群岛回复到狩猎采集生活，而在夏威夷则建立了一个从事集约型粮食生产的原始国家。

当欧洲人终于来到时，他们的技术优势和其他优势使他们能够对热带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各个太平洋岛屿建立短暂的殖民统治。然而，当地的病菌和粮食生产者妨碍了欧洲人大批地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定居。在这一地区内，只有新西兰、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这几个面积最大、距离赤道最远、最偏僻的，因而处于几乎最温和的（像欧洲一样的）气候之中的岛屿——现在生活着大量的欧洲人。因此，与澳大利亚和美洲不同，东亚和大多数太平洋岛屿仍然为东亚民族和太平洋民族所占有。

第十八章　欧美大对抗：欧亚和美洲的比较

　　粮食生产是人口和社会复杂程度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的最大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欧亚大陆的 13 种大型哺乳动物，成了动物蛋白（肉和奶）、毛绒、皮革的主要来源，是对人员和货物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增产的保证。在水轮与风车于中世纪开始取代欧亚大陆的哺乳动物之前，它们还是人的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业”动力——例如，用来转动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而这种动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很小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沿海地区才有。虽然人们利用它是为了肉、毛绒、皮革和货物运输，但它从不产奶供人食用，从不供人骑乘，从不拉车或拉犁，也从不被用作一种动力源或战争工具。
　　如果不是由于更新世晚期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科尔特斯率领他的满身泥污的雇佣军于 1519 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时，他们可能会被几千个骑着本地驯化的美洲马的阿兹特克骑兵赶进大海。那么，结果就不是阿兹特克人死于天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会被对疾病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所传染的美洲病菌消灭光。依靠畜力的美洲文明国家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的结果由于几千年前哺乳动物的灭绝而被排除了。
　　这两个半球还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美洲有火鸡、豚鼠和完全属于本地的美洲家鸭以及比较普遍的狗；在欧亚大陆有鸡、鹅、鸭、猫、狗、兔、蜜蜂、蚕和其他一些动物。但所有这些小型的驯养动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驯养动物来是微不足道的。
　　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没有动物性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大。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最肥沃的农田和草原：美国的沿太平洋各州、加拿大的小麦产区、阿根廷的无树大草原和智利的地中海型气候带。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种家畜无法引进。在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和作物后，这些地区立即变得富饶起来。在美国西部和阿根廷无树大草原，印第安社会以驯马和精于放牧牛羊而著称。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到五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面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 1492 年为止，欧亚大陆农业产出的人均每小时卡路里和蛋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

　　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 5 个技术领域可以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 1492 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虽然铜、银、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饰物，但石头、木头和骨头在所有印第安社会中仍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利用铜器。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欧洲的兵器是钢刀、长矛、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护身的盔甲也是由纯钢打就的，或是由锁子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钢铁，他们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头（在安第斯山脉偶尔也有用铜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软衬料缝制的盔甲，这些东西无论防护还是进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与马匹相抗衡的牲口，而马匹在进攻和快速运输方面的价值使欧洲人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直到有些印第安社会后来也采用了马匹。
　　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超越人力的最早进展是利用动物——牛、马和驴——来拉犁耕地或转动轮子来磨谷、提水、灌溉、排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到了中世纪数量日渐增多，这时又出现了潮汐磨机和风车。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机械和传动轮系统结合起来，不但被用来磨谷和运水，而且还可用于多种多样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为鼓风炉拉风箱、碾碎矿石、造纸、打磨石头、榨油、制盐、织布、锯木。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定为从 18 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直到 1492 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用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做的工作，在美洲仍旧靠人力来做。在轮子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很久，轮子就已成为大部分陆上运输的基础——牲口拉的车子和靠人力来推的独轮车。独轮车使一个或更多的人即使仍旧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动比不用独轮车时大得多的重量。轮子在欧亚大陆的制陶和时钟上也得到采用。轮子的这些用途没有一样在美洲得到采用，据考证在美洲采用轮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海上运输。欧亚大陆的许多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无论在装载量、速度、机动性或是抗风浪能力方面，欧亚大陆的这些船只都比新大陆最先进的社会即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社会用来贸易的木筏优越得多。这些木筏靠风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萨罗的船在其前往秘鲁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费力地就撞翻并俘获了这样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家的统治之下。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的历代王朝、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 13 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一开始就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多种语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说成是帝国。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社会和族群社会，主要限于北极地区放牧驯鹿的牧人、西伯利亚狩猎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狩猎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体。
　　美洲有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面积、人口、语言的多种组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国的策源地等方面，与欧亚大陆的一些帝国相似。在美洲，这两个帝国是仅有的能够以许多欧亚大陆国家的那种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公共工程或进行战争的两个政治单位。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文化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以结绳为基础的会计制度和记忆符号，但作为一种传递详细信息的手段，它还不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中美洲的书写系统未传播到本来是会采用它们的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国东部的复杂社会。
　　在中美洲作为玩具零件而发明出来的轮子，从未与安第斯山脉地区驯化出来的美洲驼碰头，以便为新大陆产生装有轮子的运输工具，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独轮车上的。

　　美洲发展晚于欧亚大陆的原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系列有限、较大的地理和生态传播障碍、稠密的人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区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小。

　　古挪威人于公元 874 年从挪威向冰岛移民，然后于公元 986 年从冰岛向格陵兰移民，最后从大约公元 1000 年到 1350 年屡屡到达北美洲的东北部海岸。
　　冰岛的气候使放牧和极有限的农业成为可能，它的面积也够大，足以养活古挪威人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人口。但格陵兰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冰帽，甚至两个条件最好的峡湾也只能做最起码的粮食生产。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从未超过几千。它始终依靠从挪威运进粮食和铁器，从拉布拉多沿海运进木材。格陵兰无法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进行粮食生产的社会，虽然它在古挪威人占领之前、占领期间和占领结束之后，确曾养活了一些自给自足的伊努伊特狩猎采集群体。冰岛和挪威本身的人口太少、太穷，不可能继续养活格陵兰的古挪威人口。
　　在 13 世纪开始的小冰川期间，变冷的北大西洋使格陵兰的粮食生产和从挪威或冰岛前往格陵兰的航行变得比以前更加勉为其难了。已知的格陵兰岛民与欧洲人的最早的一次接触发生在 1410 年，当时一艘冰岛船被风吹离了航线，靠上了格陵兰海岸。格陵兰岛上古挪威人的殖民地在 15 世纪便已消失。
　　但是，考虑到公元 986 年至 1410 年这一时期古挪威人的造船技术，如果船只直接从挪威本土开航，是无法到达北美海岸的。古挪威人要想到达北美海岸，就得从格陵兰的殖民地出发，因为格陵兰与北美只隔着宽 200 英里的戴维斯海峡。然而，要使这样一个勉强够格的殖民地去支持对美洲的探险、征服和殖民，其希望等于零。甚至位于纽芬兰的古挪威人的唯一遗址，不过是几十个人住过几年的一个过冬营地。古挪威人的传说描写了他们在文兰的营地遭到叫做斯克里林人的袭击，显然这些人或者是纽芬兰的印第安人，或者是多西特爱斯基摩人。
　　古挪威人在格陵兰和美洲殖民失败的原因非常清楚。发起者（挪威）、目标（格陵兰和纽芬兰）和时间（984—1410 年）必然使欧洲在粮食生产、技术和政治组织方面的潜在优势无法得到有效的运用。在不适宜大部分粮食生产的纬度过高地区，在欧洲穷国之一的无力支持下，几个古挪威人手中的铁器没有斗得过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狩猎采集族群手中的石器、骨器和木器，要知道这后两种人是世界上掌握在北极地区生存技巧的最杰出的大师!

　　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很快又有六七个欧洲国家加入到开拓殖民地的行列中来。
　　第一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以哥伦布于 1492 年建立的殖民地为其开端。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在被“发现”时估计人口超过 100 万，但大多数很快就被疾病、驱逐、奴役、战争和随便杀害消灭了。1508 年左右，美洲大陆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巴拿马地峡建立。随后分别在 1519—1520 年和 1532—1533 年发生了对美洲大陆上两个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在这两次征服中，欧洲人传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起了主要的作用，不但杀死了大批人口，而且还杀死了皇帝本人。其余的事则是由一小撮西班牙骑兵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和他们利用当地人口的内部分歧的政治技巧来完成的。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中，接着又发生了欧洲人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土邦的征服。
　　至于北美洲的那些最先进的土著社会，即美国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地区的社会，它们的毁灭主要由病菌独立完成，病菌由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带来，但却走在他们的前面。随着欧洲人的足迹踏遍美洲，其他许多土著社会，如大平原的曼丹人社会和北极地区的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社会，也是不用军事行动就被疾病消灭了。没有被疾病消灭的人口众多的土著社会，则遭到了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同样命运，被一些全面的战争摧毁了，发动战争的是欧洲职业军人和他们在当地的盟友。作为这些军人的后盾的，先是欧洲母国的政治组织，后来是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政府，最后是继承殖民地政府的独立的新兴欧洲国家。
　　较小的土著社会则被私人组织的小规模的袭击和屠杀更随便地消灭了。例如，加利福尼亚的土著狩猎采集族群起初总共有 20 万人，但他们分散在 100 个小部落中，要打败其中任何一个小部落根本用不着战争。在 1842—1852 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或其后不久，大多数这样的小部落被杀光的杀光，被赶走的赶走，同时大批的移民涌入了该州。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亚希小部落，人数在 2000 左右，也没有火器。在 4 次袭击中，他们被武装的白人移民消灭了：一次是 1865 年 8 月 6 日，17 个移民在黎明时对一个亚希人的村庄发动的袭击；一次是 1866 年，在一个深谷中对亚希人出其不意的屠杀；一次是 1867 年左右，跟踪到一处洞穴后对 33 个亚希人的屠杀；最后一次是 1868 年左右，对被 4 个牛仔诱进另一个洞穴的大约 30 个亚希人的屠杀。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割胶热中，亚马孙河地区的许多印第安群体被白人移民用同样的方式消灭了。始终独立的雅诺马马人社会和亚马孙河地区其他的印第安人社会，或是死于疾病，或是被矿工杀害，或是被置于传教士和政府机构的控制之下。
　　最终结果是：在适合欧洲的粮食生产和欧洲人生理机能的气候最温和的地区，人口众多的印第安社会被消灭了。在北美洲，保存下来的社会，多半生活在居留地里或被认为不适于欧洲的粮食生产和采矿的地方，如北极地区和美国西部的贫瘠地区。许多热带地区的印第安人已被来自旧大陆热带地区的移民所取代（尤其是非洲黑人、印度人、苏里南的爪哇人）。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的一些地区，印第安人本来人数很多，即使在流行病和战争之后，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仍然是印第安人或混血人。然而，即使在印第安人生存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已被旧大陆的文化和语言所取代了。原先在北美洲使用的几百种印第安语言，剩下 187 种，而就是在这最后的 187 种语言中，也有 149 种奄奄一息，就是说只有老人还在使用，儿童已不再学了。在大概 40 个新大陆国家中，现在全都把某种印欧语或克里奥耳语作为官方语言。甚至在那些现存印第安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如秘鲁、玻利维亚、墨西哥、危地马拉，只要看一看政界和商界领袖的照片，就可以看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只有几个加勒比海国家的领袖是非洲黑人，圭亚那的领袖是印度人。

第十九章　非洲大陆为何黑暗？：非洲史

　　在白人殖民主义者来到之前，已经生活在非洲的不仅有黑人，还有世界 6 大人种中的 5 种，其中 3 种只生活在非洲。世界上的语言，有四分之一仅仅在非洲才有人说。没有哪一个大陆在人种的多样性方面可以与非洲相提并论。
　　非洲多样化的人种来自它的多样化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史前史。非洲是唯一的地跨南北温带的大陆，它有几处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长得多：我们的远祖大约在 700 万年前发源于非洲，智人可能是在那以后在非洲出现的。非洲许多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令人着迷的史前史，包括过去5000年中两次最引人注目的人口大迁移——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向马达加斯加的移民。所有过去的这些相互作用在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谁在谁之前到达了哪里之类的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采用了大家熟悉却有问题的分类法，为防止误解而作的解释，参见正文。

　　到公元 1000 年，这 5 个人种已把非洲当作自己的家园。外行人不严密地把他们称为黑人、白人、非洲俾格米人、科伊桑人、亚洲人。他们的肖像会告诉你他们在肤色、发形和颜色以及面部特征方面的明显差异。黑人以前只生活在非洲，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现在仍然生活在非洲，而白人和亚洲人生活在非洲之外的多得多。这 5 个群体构成了除澳大利亚土著及其亲戚外的全部人种。
　　许多读者可能已在抗议了：不要用随意划分“人种”的办法把人定型！是的，每一个所谓的主要群体都十分多样化。把祖鲁人、索马里人、伊博人归并在“黑人”这一个类目下，是无视他们之间的差异。当我们把非洲的埃及人、柏柏尔人、欧洲的瑞典人一起归并在“白人”这一个类目下时，也同样无视了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此外，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群体这种划分是随意的，因为每一个这样的群体和其他群体的界限很难分得清楚：地球上所有人类群体只要和其他每一个群体中的人接触，就会发生婚配关系。不过，承认这些主要群体对了解历史十分有用，我们可以把这些群体的名称当作一种简略的表达方法，而不用每句话都重复一下上面为防止误解而作的解释。
　　到公元 1400 年，黑人仍然占据着非洲最大的地区：撒哈拉沙漠的南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还有东非地区：北达苏丹，南至南非的东南海岸。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摩洛哥人的白人占据了非洲的北海岸带和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这些北非人几乎不可能与蓝眼金发的瑞典人混同起来，但大多数外行人仍然会把他们称为“白人”，因为同南面的叫做“黑人”的人相比，他们的肤色较浅，头发较直。大多数非洲的黑人和白人靠种田或放牧或两者维持生计。
　　美洲的非裔黑人后代主要源自非洲西海岸带
　　其次两个群体——俾格米人和科伊桑人则是没有作物和牲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俾格米人和黑人一样，生有深色皮肤和浓密的鬈发。俾格米人身材矮小得多，皮肤微红色较多，黑色较少，脸上和身体上的毛较多，前额、眼睛、牙齿较突出——这些都是和黑人不同的地方。俾格米人广泛分布在中非的雨林中，与邻近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换（或为他们干活）。
　　科伊桑人以前分布在非洲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中不但有叫做桑人的较少的狩猎采集者，而且还有叫做科伊人的较多的牧人（人们更喜欢用更熟悉的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称呼）。科伊人和桑人与非洲黑人很不相同：皮肤微黄，头发浓密而卷曲，妇女往往在臀部积累了大量的脂肪（医学上称为“臀脂过多”）。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科伊人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因为欧洲殖民者枪杀、驱赶、疾病消灭了很多人，幸存者则多半和欧洲人通婚生下了混血种，这些混血人口在南美有时叫混血人，有时叫巴斯特人。桑人同样地受到枪杀、驱赶和疾病的感染，但在不适于农业的纳米比亚沙漠地区，有一批人数日渐减少的桑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特色。
　　马达加斯加大岛离东非海岸只有 250 英里，与亚洲及澳大利亚之间隔着广阔的印度洋。马达加斯加岛上的人是两种成分的混合。一种是非洲黑人，但另一种从外貌上一眼就可看出是热带东南亚人。特别是，所有马达加斯加人——亚洲人、黑人和混血人——所说的语言是南岛语，与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上说的马安亚语非常相似，而婆罗洲与马达加斯加隔着开阔的印度洋有 4000 多英里远。
　　当欧洲人于 1500 年第一次访问马达加斯加时，那些说南岛语的人带着他们的南岛语和经过改造的南岛文化已经在那里扎下根来。我认为，这是地理学上一个最惊异的事实。这就好像哥伦布在到达古巴时发现岛上的居民竟是蓝眼金发、说着一种类似瑞典语的语言的北欧人。据推测，史前的婆罗洲人在没有地图和罗盘的情况下乘船航行，最后到了马达加斯加。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我们常被教导说，西方文明起源于近东，被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欧洲发展到光辉的顶峰，并产生了世界上的 3 大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些宗教发生在说 3 种叫做闪语的近亲语言的人们当中，分别是阿拉姆语（基督和使徒的语言）、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我们本能地把闪语民族和近东联系在一起。
　　然而，格林伯格断定，闪语只构成了阿非罗-亚细亚语系中 6 个或更多语言分支中的一支，阿非罗-亚细亚语系的所有其他分支只分布在非洲。甚至闪语族本身也主要是非洲语言，其现存的 19 种语言中有 12 种只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这就表明，阿非罗-亚细亚诸语言起源于非洲，其中只有一支传播到近东。因此，也许正是非洲产生了作为西方文明道德支柱的《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和《古兰经》的作者们所使用的语言。
　　科伊桑语言和科伊桑民族的分布，以前并不只限于现今的非洲南部，而是到达了遥远的北方，后来他们也和俾格米人一样，被淹没在黑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是在语言学上留下了他们过去存在的遗产。这是语言学证据的独特贡献，仅仅根据对活人的体质研究是几乎不可能推测出来的。
　　英语仅仅构成了日耳曼语族的一个低阶位的语支。所有其他的语支——各种各样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德语和荷兰语——都挤在欧洲的西北部。
　　非洲人在种植5组作物。
　　第一组作物只在北非种植，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原。北非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其特点是雨量集中在冬季的几个月。农业发源地的新月沃地也属于冬季多雨的地中海型气候。北非原来的作物都是适合在冬天雨季里发芽生长的作物，在新月沃地被驯化后传播到气候相似的北非邻近地区，为古代埃及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包括小麦、大麦、豌豆、菜豆、葡萄之类为人所熟悉的作物。这些作物之所以为我们所熟悉，完全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气候相似的欧洲邻近地区，并由欧洲传播到美洲和澳大利亚，从而成为全世界温带农业的主要作物。
　　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的萨赫勒地带下雨是在夏天，而非冬天。即使适应冬雨的新月沃地作物能够越过撒哈拉沙漠，也难以在夏季多雨的萨赫勒地带生长。有两组非洲作物的野生祖先正好出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它们适应了夏季的雨水和日长方面的较少的季节性变化。其中一组包括高粱和珍珠稗，这两种作物成了撒哈拉以南广大地区的主要谷物。高粱被证明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作物，现在在各大洲的炎热、干旱地区（包括美国）都有种植。另一组包括在埃塞俄比亚驯化的的有麻醉作用的球果、象腿蕉、含油的努格、用来酿制国产啤酒的龙爪稗、用来做国产面包的叫做画眉草的籽粒很小的谷物、咖啡。每一个咖啡成瘾者都该感谢古代的埃塞俄比亚农民，因为是他们驯化了咖啡植物。咖啡本来只在埃塞俄比亚种植，后来在全世界受到欢迎，成了巴西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遥远的国家的经济支柱。
　　倒数第二组非洲作物是生长在西非湿润气候下的非洲稻（几乎只限于在当地种植）、非洲薯蓣（已传播到撒哈拉以南所有地区）、油棕和可乐果（已传播到其他大陆）。西非人把含咖啡因的可乐果当作麻醉品来嚼食，而可口可乐公司诱使全世界的人去喝一种原来是用可乐果的萃取物调制的饮料，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最后一组非洲作物也适应了湿润的气候，但却最令人感到意外。香蕉、亚洲薯蓣、芋艿在 15 世纪初已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广为种植，而非洲水稻也已在东非海岸地区移植生长。但这些作物都发源于热带东南亚。是不是当年从婆罗洲启航的南岛人在东非海岸登陆，把他们的作物赠与满心感激的非洲农民，又搭载了一些非洲渔民，然后扬帆向东方驶去，到马达加斯加岛拓殖，因而在非洲没有留下其他任何关于南岛人的蛛丝马迹？
　　所有非洲本地作物都起源于赤道以北地区。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告诉我们来自赤道以北、说尼日尔－刚果语的人何以能取代赤道地区的俾格米人和赤道以南的科伊桑人。科伊桑人和俾格米人之所以未能发展出农业，仅仅是由于碰巧非洲南部的野生植物大都不适于驯化。无论是班图农民还是白人农民，尽管继承了几千年的农业经验，后来还是没有能把非洲南部的本地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
　　至于非洲的驯化动物，唯一确定在非洲驯化的只有珍珠鸡。牛、驴、猪、狗、家猫的野生祖先原产北非，但西南亚也有，所以不能肯定它们最早是在什么地方驯化的，虽然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家驴和家猫出现在埃及。近来的证据表明，牛可能是在北非、西南亚和印度各自独立驯化出来的，而这 3 个地方的品种与现代非洲牛的品种都有关系。除此以外，非洲其余所有的驯养的哺乳动物想必都是在别处驯化后引进的，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驯化的，鸡是在东南亚驯化的，马是在俄罗斯南部驯化的，骆驼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驯化的。非洲以大型野生哺乳动物而著称，数量非常丰富——斑马、牛羚、犀牛、河马、长颈鹿、野牛，但没有一种上了驯化清单。
　　公元前 90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间，撒哈拉沙漠比较湿润，有许多湖泊，到处都是猎物。在那个时期，撒哈拉人开始养牛、制陶，后来又养绵羊和山羊，他们可能也已着手驯化高粱和黍。撒哈拉的放牧业早于埃及引进粮食生产，而那次引进了整套的西南亚冬季作物和牲口（公元前 5200 年）。粮食生产也出现在西非和埃塞俄比亚，到了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牧牛人已从埃塞俄比亚进入肯尼亚北部。
　　虽然这些结论是以考古证据为基础的，但也有一种独立的方法来判定驯化动植物引进的年代：那就是比较现代语言中用来指称它们的词汇。即使我们没有掌握任何植物学的或考古学的证据，我们也仍然能够仅仅靠语言学的证据来予以推断：先是驯化西非本地的作物，其次是引进印度尼西亚的作物，最后是欧洲人带来的美洲作物。通过词源统计分析法，根据词语在历史上的变化速度，比较语言学家能估计出作物驯化或引进的年代。
　　现代非洲本土的 4 个语系之所以能幸存下来，不是由于这些语言有什么内在优越性。相反，这应归因于历史的偶然因素：说这些语言的祖先，碰巧在最合适的时间生活在最合适的地点，使他们获得了作物和家畜，从而使人口繁衍，将自己的语言强加给其他种族。现代的为数不多的说科伊桑语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在非洲南部不适于班图人农业的、与世隔绝的地区。
　　南岛人至少不迟于公元 800 年，也可能早在公元 300 年，即已到达马达加斯加。南岛人碰到了（并着手消灭）一个陌生的动物世界，这些动物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非常特别，因为它们是在长期隔绝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它们中有大隆鸟，有同大猩猩一般大的狐猴，还有矮小的河马。
　　他们是一个经过充分准备的探险队。这次史前的行程4000英里的探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随着公元 800 年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印度洋贸易兴旺发达起来。商人们等待着有利的风向，好让他们横渡中非和印度之间的印度洋。
　　在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之间，也有一条同样兴旺的海上贸易路线。也许，马达加斯加的南岛人殖民者就是从这条贸易路线从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后来偶然碰上了向西的通往东非的贸易路线，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南岛人与东非人的这种结合，今天仍在马达加斯加的语言中体现出来：马达加斯加的语言基本上是南岛语，仅从肯尼亚沿海班图语中借用了一些单词。但肯尼亚的语言中却没有相应来自南岛语的借用词，而且东非也几乎没有多少南岛人的痕迹：主要是印度尼西亚乐器（木琴和筝），还有在非洲农业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南岛人的作物。因此，人们怀疑南岛人是不是没有走经由印度和东非到达马达加斯加的比较容易的路线，而是令人难以置信地直接渡过印度洋，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后来才加入了东非的贸易路线。因此，关于非洲最令人惊异的人类地理学上的事实多少还仍然是个谜。

　　班图人的农民祖先从西非内陆的稀树草原往南向较湿润的海岸森林扩张，可能早在公元前 3000 年就已开始了。那时班图人已有了牛和在湿润气候下生长的作物，但他们还没有金属制品，仍然从事大量狩猎采集活动。他们的牛群甚至由于森林中采采蝇传播的疾病而绝种。他们进入刚果河流域的赤道森林地带，开垦园地，增加人口。这时，他们开始“淹没”从事狩猎采集的俾格米人，把他们一步步挤进森林。
　　公元前 1000 年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缘走出来，进入了东非有裂谷和大湖的比较开阔的地带。在这里他们碰到了民族大熔炉，这里有在较干旱地区种植黍和高粱以及饲养牲畜的、说阿非罗-亚细亚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还有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科伊桑人。由于有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这些班图人得以在不适合以往居民的湿润地区耕种。到了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不断前进的班图人到达了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从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邻居那里得到了黍和高粱，重新从这个没有采采蝇的地区获得牛群，还得到了铁。公元前 1000 年后不久，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便已有了铁制品的制造，但起源仍不清楚。时间可能接近于北非海岸迦太基引进近东铁制品制造技术的年代。因此，历史学家常常假定冶金知识是从北面传入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另一方面，自公元前 2000 年以后，铜的熔炼就已在西非撒哈拉地区和萨赫勒地带进行。那可能是非洲独立发现铁冶炼术的先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铁匠们的铁熔炼技术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因为它们和地中海地区的铁熔炼技术差异很大，足以表明这是独立的发展：非洲的铁匠们发现了如何在他们村庄的熔炉里制造高温从而炼出钢来，这比 19 世纪欧洲和美国的贝塞麦转炉早了 2000 多年。
　　有了适应湿润气候的作物，再加上铁器，班图人终于拼凑出一整套在当时非洲赤道以南地区所向披靡的军事——工业力量。在东非，他们仍然不得不同为数众多的说尼罗-撒哈拉语和阿非罗-亚细亚语的铁器时代的农民竞争。但在南部 2000 英里的地区内生活的科伊桑狩猎采集族群，不但人口稀少，而且没有铁器和作物。在几个世纪内，班图农民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推进到今天南非东海岸纳塔尔省的地方。
　　班图农民占据了原先属于科伊桑人的大部分地区；这些科伊桑人的遗产除了埋在地下等待考古学家去发现的头骨和石器外，就只剩下分散在非科伊桑语言中的吸气音；以及非洲南部某些班图族群酷似科伊桑人的外貌特征。
　　这些消失了的科伊桑种群究竟经历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在科伊桑民族生活了也许有几万年之久的一些地方，现在生活着班图人。我们只能大胆猜测，狩猎采集者被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方法很快地消灭了：他们或者被赶走，或者男人被杀死或沦为奴隶，女人被霸占为妻，或者无论男女都受到农民的流行病的感染。在非洲，这种病的一个例子就是疟疾，疟疾是蚊子传染的，而蚊子是在农民村庄的四周滋生的，而对于这种疾病，入侵的班图人已经形成了遗传的抵抗力，而科伊桑狩猎采集者大概还没有。
　　然而，班图人并没有搞垮所有科伊桑人，在非洲南部一些不适合班图人农业的地区，仍有科伊桑人幸存下来。最南端的班图人是科萨人，他们在南非南海岸的菲什河停了下来，并非因为好望角过于干旱不适合农业，它可是现代南非的粮仓。好望角冬天多雨，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在这个气候条件下，班图人的适应夏雨的作物是不能生长的。
　　到 1652 年，荷兰人带着原产近东的适应冬雨的作物到达开普敦的那一年，科萨人仍未渡过菲什河。这对今天的政治具有重大意义。1652 年的荷兰移民只须全力对付的，是人口稀少的科伊桑牧人，而不是人口稠密的用钢铁装备起来的班图农民。当白人最后向东扩张，于 1702 年在菲什河与科萨人遭遇时，一场长期的殊死战斗开始了。虽然欧洲人当时能够从他们在好望角的巩固基地调派军队，但也经过了 9 次战争、历时 175 年才把科萨人征服，军队前进的速度平均每年不到一英里。如果当初那几艘最早到来的荷兰船遇到这样的激烈抵抗，白人怎能成功地在好望角站稳脚跟呢？
　　因此，现代南非的问题至少一部分源自地理上的偶然因素。好望角科伊桑人的家园碰巧很少有适于驯化的野生植物；班图人碰巧从他们 5000 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夏雨的作物；而欧洲人碰巧从他们近 10000 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应冬雨的作物。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非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探险和征服的昂贵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
　　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 7 亿，而欧亚大陆有 40 亿。
　　虽然马在公元前 1800 年左右已经到达埃及，并在那以后不久改变了北非的战争方式，但直到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它们才穿越撒哈拉沙漠，推动了一些以骑兵为基础的西非王国的出现，而且它们也从来没有通过采采蝇出没的地区而到达南方。
　　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 3000 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入了埃塞俄比亚，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

结语　人类史是历史科学

　　各大陆民族长期历史之间的显著差异，不是源自这些民族本身的天生差异，而是源自环境的差异。如果在更新世晚期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欧亚大陆土著互换位置，那么，原来的澳大利亚土著现在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原来的欧亚大陆土著现在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的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散的人口。
　　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有 4 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在发展出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从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长管辖地阶段向经济上复杂的、社会上分层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不适于驯化：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几种牲畜和作物。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和非洲严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亚最下，就像耶利的新几内亚那种情况（新几内亚的面积为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一，而且其原来的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即已灭绝）。
　　在每个大陆，动植物的驯化集中在很小几个条件特别有利的中心地。就技术创新和政治体制来说，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获得的要比它们自己发明的多得多。因此，大陆内部的传播与迁移，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从长远来看，这些社会又分享彼此的发展成果。起初缺乏某种有利条件的社会或者从拥有这种条件的社会那里得到，或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被其他这些社会所取代。
　　第二组是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主轴线和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大大依赖于气候因而也就是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话。传播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在新几内亚，这种传播也很困难，因为那里崎岖的地形和高山漫长的主脉妨碍了政治和语言统一的任何重大进展。
　　第三组是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间传播的难易程度不同，因为某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 6000 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陆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竞争对手所淘汰。在所有的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的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在这方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马尼亚更是瞠乎其后。美洲的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在地理上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较小的大陆。
　　这 4 组因素构成了环境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客观地用数量来表示，而且不会引起争议。我的主观印象是新几内亚人一般要比欧亚大陆人聪明，尽管人们可以对此提出质疑，但他们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比欧亚大陆小得多，新几内亚的大型动物品种也比欧亚大陆少得多。事情只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的更有利的条件。
　　这些答案比亚利想得到的答案冗长和复杂得多。然而，历史学家们则可能认为这些答案太短、太简单了。

　　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化的土地。这个地区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
　　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了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作木柴烧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生产力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王国首都佩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入 7000 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高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 10000 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15 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 400 英尺的船只和总共 28000 名船员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 3 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 3 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来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
　　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从公元 1405 年到 1433 年，这些船队一共有 7 次从中国扬帆远航。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局部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 19 世纪 80 年代伦敦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决定的愚蠢，以及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 3 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于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入西班牙，立刻又有 6 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
　　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 14 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 15 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专制的潜在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人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 5 年之久。
　　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已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 221 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 2000 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14 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 1000 个独立的小国，公元 1500 年有小国 500 个，20 世纪 80 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 25 国，而现在又上升到将近 40 个国家。欧洲仍然有 45 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深蒂固的执著。

　　因此，了解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的关键所在就是去了解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
　　欧洲海岸线犬牙交错，它有 5 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得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颠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隔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最终又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中国一旦于公元前 221 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 221 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很少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也会达成，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 1000 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 3 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陆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远的欧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素还包括：新月沃地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印度、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遥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
　　新月沃地和中国的历史还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人们甚至会怀疑，本书从头到尾所运用的地理学推论在现代世界上是否终于变得毫不相干，因为思想可以在因特网上立即向四处传播，而货物照例可以一下子从一个洲空运到另一个洲。看来，对全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已实行了一些全新的规则，结果，像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尤其是日本这些新的力量出现了。
　　然而，仔细想来，我们发现，这些所谓的新规则不过是旧规则的改头换面而已。不错，1947 年美国东部贝尔实验室发明的晶体管，跃进 8000 英里到日本去开创了电子工业——但它却没有跃进得近一些到扎伊尔或巴拉圭去建立新的工业。一跃而成为新兴力量的国家，仍然是几千年前就已被吸收进旧有的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最高权力中心的那些国家，要不就是由来自这些中心的民族重新殖民的那些国家。与扎伊尔或巴拉圭不同，日本和其他新兴力量之所以能够迅速利用晶体管，是因为它们的国民已在文字、金属机械和中央集权的政府方面有了悠久的历史。世界上两个最早的粮食生产中心——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或者是通过它们的一脉相承的国家（现代中国），或者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一些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欧洲），或者是通过由它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澳大利亚土著和美洲印第安人支配世界的前景仍然显得黯淡无光。公元前 8000 年时的历史进程之手仍然在紧紧抓住我们。

　　全世界文化的特点差异很大。有些文化差异无疑是环境差异的产物，但还可能是随机的：一种次要的文化因素可能由于当地一时的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产生了，但一经产生就变得确然不移，从而使社会易于接受一些更重要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过程属于历史的未知因素，而正是这些因素往往会使历史变得不可预测。
　　一个例子，我曾提到标准打字机键盘问题。在许多参与竞争的键盘设计中，这种标准键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开始被人采用，是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如美国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打字机制造技术、打字机的促销手段、一个在辛辛那提创建速写和打字学院的名叫朗利的女士于 1882 年作出的一个决定，以及朗利女士的杰出的打字学生弗兰克·麦克格林所取得的胜利，因为他于 1888 年的一次打字比赛中彻底击败了朗利女士的使用非标准键盘打字机的参赛对手路易斯·陶布。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间的任何阶段都有可能迎来不同的决定；而美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任何因素只有利于标准打字机键盘而不利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决定一经作出，标准打字机键盘就获得了牢固的地位，以致在一个世纪后又在计算机键盘设计中得到采用。同样微不足道的一些具体原因，使苏美尔人采用了 12 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 10 进制运算系统（12 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现代的 60 分钟一小时、24 小时一天、12 个月一年和圆周 360 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 20 进制（产生了它使用的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 260 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是一年有 365 天）。
　　如果美国的打字机标准键盘都没有被世界上其他地方所采用——譬如说，如果日本或欧洲采用了效率高得多的德伏夏克键盘——那么，这个在 19 世纪作出的微不足道的决定，对于 20 世纪美国技术的竞争地位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样，对中国儿童的研究表明，如果教会他们用字母给汉语语音标音（称为拼音），他们就能比学习有几千个符号的传统的中国文字更快地学会写字。有人说，传统的中国文字的出现是因为它们便于区别大量的意义不同但发音相同的汉语词（同音异义词）。果真如此，那么汉语中丰富的同音异义词可能对中国社会中识字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如认为中国环境中存在某种因素促使选择了一种同音异义词丰富的语言，似乎也未必如此。复杂的安第斯山文明没有能发明出文字，这是否可以用某种语言因素或文化因素来予以解释？否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印度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涉及社会经济地位的种姓制度，而不顾对印度技术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国的环境中是否存在某种因素，使它容易接受可能也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家哲学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什么普度众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欧洲人和西亚人中而不是在中国人中成为殖民和征服的动力？
　　这些例子说明了涉及文化特质的范围广泛的问题。这些文化特质与环境无关，而且在开始时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它们可能逐步形成有影响的历久不衰的文化特点。它们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集中注意力于那些在考虑了主要环境因素的影响之后仍然令人费解的历史模式。

　　个人特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一个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是 1944 年 7 月 20 日行刺希特勒的图谋和同时在柏林举行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这两件事都是德国人策划的，他们深信不可能打赢战争，于是就希望在德俄两国军队的东部战线仍然主要在俄国境内时寻求和平。希特勒被放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里的一颗定时炸弹炸伤；如果公文包放得稍稍靠近希特勒的坐椅，他也许就被炸死了。如果希特勒真的被炸死，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结束了，那么现代的东欧地图和冷战进程可能就大为改观了。
　　不大为人所知但更重大的事件是 1930 年夏天的一次交通事故。那是希特勒在德国夺权之前两年多发生的事。当时他坐在一辆轿车的“死亡座”上（前排右边的乘客座位上），他的车和一辆满载的有挂车的卡车相撞。幸亏卡车及时刹车，才没有碾过希特勒的座车把他轧死。鉴于希特勒的精神机能障碍在决定纳粹的政策与成功方面所达到的程度，如果那个卡车司机晚一秒钟刹车，即使万一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情况大概也会十分不同。
　　我们还可以想出其他一些个人，他们的特质和希特勒的特质一样显然对历史产生了影响，他们是：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国皇帝帕查库蒂、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沙卡，就举这么几个。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改变了事件的进程，而不“只”是恰巧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最合适的地点？一个极端是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世界的历史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伟人的历史。”另一个极端是普鲁士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观点，他与卡莱尔不同，对政治的内幕活动具有长期的直接经验，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且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的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同文化的特质一样，个人的特质也是历史进程中的未知因素。无论是从环境的力量来看，还是事实上从任何可以归纳起来的原因来看，个人的特质都会使历史变得无法说明。然而，就本书的论题来说，所谓个人的特质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因为即使是伟人理论的最热情的支持者也觉得难以用几个伟人来解释历史最广泛的模式。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的确轻轻推动了一下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文字、粮食生产、铁器的国家的历史进程，但他与这样的事实毫无关系：当澳大利亚还仍然维持着没有文字、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部落时，欧亚大陆西部已经有了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和使用铁器的国家了。不过，具有某些特质的个人的历史的影响究竟有多广泛和多持久，这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历史这门学科一般认为不是一门科学，而是比较接近人文学科。历史最多可以划归社会科学，而在社会科学中，它又被列为最少科学性的一种。虽然研究政治的专业常常被称为“政治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指称“经济学”，但历史系即使有也很少称自己为“历史学系”。大多数历史学家并不把自己看作科学家，也很少在一些公认的科学领域及其方法论方面受过训练。在许多警句中都有历史不过是一大堆细节这种认识：“历史不过是一个又一个讨厌的事实”，“历史或多或少都是骗人的鬼话”，“历史和万花筒一样毫无规律可言”，等等。
　　无可否认，从研究历史中去获得普遍原则，要比从研究行星轨道中去获得普遍原则来得困难。然而，在我看来，这些困难并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历史学科，包括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虽然也碰到了同样的困难，但它们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却是牢固的。不幸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概念常常是以物理学和其他几个运用同样方法的领域为基础的。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往往由于无知而对某些领域不屑一顾，因为对这些领域这些方法是不适用的，因此必须寻找其他方法——例如我自己的研究领域生态学和演化生物学就是如此。不过，请记住：“science”（科学）这个词的意思是“knowledge”（知识）（拉丁语的 scire 即“to know”，scientia 即“knowledge”），而知识是要通过任何对特定领域最合适的方法来获得的。
　　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之类的学科）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把它们同非历史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之类区别开来。我可以挑出 4 个方面的差别来讨论：方法、因果关系、预测和复杂程度。
　　在物理学中，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实验，通过实验处理结果有疑问的参数，用恒定参数做平行的对照实验，保留始终恒定的参数，复制对实验的处理和对照试验，获得定量数据。这种方法在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中也适用，它在许多人的思想里成了科学本身，因此实验常常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本质。但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室实验显然只能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完全不起作用。人只能用别的方法获得这些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如观察、比较和所谓自然实验。
　　历史科学研究的是一连串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在大部分物理学和化学中，“终极原因”、“目的”和“功能”这些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但它们对于了解一般的生命系统尤其是人类的活动至关重要。例如，北极兔的毛色在夏天是棕色，到冬天就变为白色，但研究北极兔的演化生物学家并不满足于弄清楚从毛色素的分子结构和生物合成途径的角度来研究的毛色的普通直接原因。更重要的问题是功能（逃避捕食者的保护色）和终极原因（从没有季节性毛色变化的祖代兔群开始的自然选择）。同样，一个欧洲历史学家不会满足于把 1815 年和 1918 年欧洲的状况描写为经过代价巨大的泛欧战争之后刚刚获得了和平。了解形成对比的一连串导致两个和平条的事件，对于了解为什么 1918 年后而不是 1815 年后的几十年内又一次爆发了代价甚至更大的泛欧战争是必不可少的。但化学家不为两个气体分子的碰撞规定某种目的或功能，也不会去寻找这种碰撞的终极原因。
　　历史科学和非历史科学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就是预测。在化学和物理学中，测验一个人是否了解某个系统就是看他能否成功预测这个系统的未来变化。另外，物理学家还往往看不起演化生物学和历史，因为这两个领域似乎通不过这种测验。在历史科学中，人们可以提供一种事后的解释（例如，为什么 6600 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会使得恐龙灭绝，而没有使其他许多物种灭绝），而事前的预测就比较困难了（如果没有过去的实际情况作为指引，可能无法确定哪些物种将灭绝）。然而，对于未来什么样的资料发现会告诉我们过去所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历史科学家的确作出了并检验了一些预测。
　　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变得复杂。人类社会和恐龙都是极其复杂的，它们的特点是具有大量的互相反馈的独立变数。因此，较低组织层次上的小小变化可能会引起较高层次上的突变。典型的例子就是 1930 年险些让希特勒送命的交通事故中，那个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的 1 亿人的生命的影响。虽然生物学家大多同意生物系统完全决定于它们的物理性质并服从量子力学定律，但这些系统的复杂程度意味着这种决定论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转化为可预测性。量子力学的知识并不能帮助人理解为什么引进的有胎盘食肉动物消灭了那么多的澳大利亚有袋目动物，或者为什么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是协约国而不是同盟国。
　　每一条冰川，每一团星云，每一次飓风，每一个人类社会，每一个生物物种，甚至每一个个人和某个有性生殖物种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受到那么多的变数的影响，而且是由那么多的可变部分构成的。相比之下，对于物理学家的任何基本粒子和同位素以及化学家的任何分子来说，实际存在物的所有个体彼此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够在宏观的层次上系统地阐述带有普遍性的决定论的规律，但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只能系统地阐述统计学上的趋势。我能以很高的正确概率预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出生的下 1000 个婴儿中，男婴的数目不会少于 480 个，也不会多于 520 个。但我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会是男孩。同样，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当地的人口够多，密度也够大，如果存在发展剩余粮食生产的潜力，那么部落社会也许比不存在上述情况时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酋长管辖地。但是，每一个这样的当地人口都有其自身的独一无二的特点，其结果是酋长管辖地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原地区出现了，但却没有在新几内亚或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高原地区出现。
　　历史系统尽管有其终极的确定性，但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是不待言的。这种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另一体现就是，长长的一连串因果关系可能把最后结果同存在于那一科学领域之外的终极原因分开。例如，一颗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可能导致了恐龙的灭绝，但那颗小行星的轨道却是完全由古典力学的定律决定的。但如果有古生物学家生活在 6700 万年前，也不可能预测到恐龙的灭亡迫在眉睫，因为小行星属于与恐龙生物学关系疏远的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同样，公元 1300 年至 1500 年之间的小冰期也是格陵兰岛上古挪威人灭绝的部分原因，但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也许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现代气候学家能够预测到小冰期的到来。
　　因此，历史学家在确定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时所碰到的困难，大致上类似于天文学家、气候学家、生态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所碰到的困难。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困扰：无法做可复制的对照实验，大量变数带来的复杂性，每一个系统因而变得独一无二，结果不可能系统地阐述普遍的规律，以及难以预测突现性质和未来变化。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的预测一样，在大的时空范围内最为适宜，因为这时无数小的时空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特点趋于平衡。正如我能预测下 1000 个新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但却不能预测我自己两个孩子的性别那样，历史学家能够认识到使美洲和欧亚大陆社会在经过 13000 年的独立发展后发生碰撞所产生的广泛后果变得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却不能认识到 1960 年美国总统选择的后果。在 1960 年 10 月的一次电视辩论会上，哪个总统候选人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能会使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获得选举的胜利，但却没有谁说了些什么之类的细节，可以阻挡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
　　研究人类史的人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科学家们的经验中获益呢？有一个证明有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法和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无论是研究银河系形成的天文学家还是人类史家，都不可能在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中来处理他们的系统，但他们都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把一些因存在或不存在某种起因而不同的系统加以比较。例如，流行病学家虽然不可以在实验中使人服用大量的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在盐的摄入方面已经存在巨大差异的不同人群，来确定盐的高摄入量的影响；而文化人类学家虽然不能用实验在许多世纪中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丰富程度不同的资源，但仍然能够通过比较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程度不同的岛屿上的近代波利尼西亚人，来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对人类社会的长期影响。研究人类史的人可以利用多得多的自然实验，而不只是限于比较 5 个有人居住的大陆。在比较时不但可以利用数以百计的较小岛屿上的社会和从每个大陆都能到达的区域性社会，而且也可以利用一些在相当孤立状态中发展了复杂社会的大岛（如日本、马达加斯加、美洲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新几内亚、夏威夷和其他许多岛屿）。
　　任何领域的自然实验，不管是生态领域的还是人类史领域的，生来就容易受到可能的方法论的批评。这些批评不但包括了从观察到的变数之间相互关系来推定因果关系链方面的问题，而且也包括了混淆除关系重大的变数外其他一些变数的自然变异的作用。这些方法论问题已为了某些历史科学而得到了详尽的讨论。特别是流行病学——通过比较不同的人群（通常用历史追溯研究法）来对人类疾病作出论断的科学——长期以来一直成功地运用正式的程序，来处理类似人类社会历史学家所碰到的问题。生态学家也十分注意自然实验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用直接的实验介入法来处理相关的生态变量是不道德、不合法或不可能的。演化生物学家近来也发展出一些更复杂的方法，根据对已知的演化史上的不同动植物的比较来作出结论。
　　总之，我承认，了解人类的历史要比了解某些科学领域的问题困难得多，因为在这些科学领域里，历史是不重要的，起作用的个别变量也比较少。不过，有几个领域已经设计出一些用来分析历史问题的成功的方法。因此，人们普遍承认，对恐龙、星云和冰川的系统阐述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而不属于人文学科。但是内省的方法使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比对恐龙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多得多的真知灼见。因此，我很乐观地认为，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可以科学地进行，就像对恐龙的研究一样——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是什么可能塑造未来世界，因而使今天我们自己的社会从中获益。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在现代列强中，就文化和环境而言，最与众不同的当数日本人。其语言起源也位列语言学界最富争议性的话题：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哪种还与别种语言沾亲带故。
　　因为各种证据互相矛盾，索求答案甚为艰难。
　　日本民族的生理学特征并不清晰，就外貌和基因而言与其他东亚人（尤其朝鲜人）非常近似。正如日本人喜欢强调的，他们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相当均一：除了居住在最北端的北海道阿伊努人之外，日本各地的日本人几乎没有差别。
　　和众多非欧洲国家不同，日本在 19 世纪末从与世隔绝中成长起来，并创造出工业化社会，同时又保有了自身的政治独立和文化传统，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直到 1946 年，日本学校都在教授神话史学，其脚本是成书于公元 712 年和 720 年的日本最古老编年史。这些编年史描述了从造物主“伊邪那歧”的左眼诞生的太阳女神“天照”，如何派遣其孙子“迩迩艺命”降临日本九州大地并迎娶一位地祇。“迩迩艺命”的曾孙“神武”在一只光彩炫目的神鸟的帮助下，击败敌人，并在公元前 660 年成为日本的首位天皇。为填补公元前 660 年和有史料记载的日本最早君主之间的空隙，编年史又创造了 13 位同样虚构的天皇。
　　二战结束前，当裕仁天皇最终向日本人民坦白，自己并非神人后代时，日本的考古学家不得不为此做各种诠释。时至今日，虽然诠释的自由度更大了，约束却仍然存在。日本最重要的考古遗迹：公元 300 年和 686 年间修建，被认为埋藏了皇室祖辈的 158 座巨型陵墓，至今仍是宫内厅的财产。挖掘坟墓被严格禁止，因为此举亵渎神圣，而且可能会就日本皇室的真正来路（例如也许是朝鲜）引发不必要的猜想。
　　美国的考古遗迹来自美洲土著，而日本的遗迹都被认为是由自家祖先留下的。因此，日本的考古事业有庞大经费做支撑，公众关注程度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每年，日本考古学家都雇佣 5 万名实地勘探者做上万项挖掘。因此，在日本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在整个中国发掘的 20 倍之多。在电视上和最大几家报纸的首页，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有关挖掘的报道。下定决心要证明现代日本人的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来到日本的考古学家，在报道挖掘时着意强调日本的远古居民与同期其他地方的人种如何迥异，又与今天的日本人如何相近。例如，在讲述一座 2000 年前的遗址时，考古学家会将大家的注意力导向该遗址居民扔垃圾的垃圾坑，并说明日本人在久远的年代业已注重清洁，而此项传统正是他们假定的后代当今甚为骄傲之事。
　　而让理性探讨日本考古变得尤为困难之处，在于日本对其过往的诠释影响到了其当前的行为。东亚民族中，是谁把文化带给了谁，谁在文化上更优越，谁又是蛮夷？谁又对谁的土地在历史上行使过主权？比如，多项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 300 年到 700 年之间，日本和朝鲜存在过人员和物资交流。日本人将这解释为日本征服了朝鲜，并将朝鲜的奴隶和工匠带回日本；而朝鲜则认为是朝鲜征服了日本，日本皇室的始祖就是朝鲜人。
　　于是，1910 年，当日本出兵朝鲜并将之吞并后，日本的军事将领在庆祝吞并时，名目是“古老合法秩序的重建”。在接下来的 35 年里，日本占领部队竭力根除朝鲜文化，并在学校课堂上用日语替代朝鲜语。在日本居住了几代的朝鲜家庭要取得日本公民权仍是困难重重。日本的“鼻冢”至今仍埋藏着 16 世纪日本入侵朝鲜时，从朝鲜人脸上割下，并被当做战利品带回的两万只鼻子。如此，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普遍憎恨也就不足为奇，而日本人对朝鲜人的鄙夷也由来已久。
　　至于装神弄鬼的考古争议多么能激发狂热，在此仅举一例：在日本史料记载之前，最出名的考古遗迹，是作为指定国宝收入东京国家博物馆的公元 5 世纪江田船山古坟铁剑。铁剑上用银质镶嵌的中国汉字铭文，是日本留存下来的最古老的文字样本之一，内容涉及某位帝王与其侍从，以及一位名叫张安（Choan）的朝鲜书吏。因为缺损、生锈或遗失的原因，其中有几个汉字只能猜测。日本学者传统上对遗失汉字的解释是：帝王指日本反正天皇，也就是 8 世纪日本史料中的瑞齿别尊。然而，1966 年，朝鲜历史学家金松永（Kim Sokhyong）指出，遗失的名字实际上是朝鲜国王盖卤（Kaero），而有名字的那位侍从则是当时占领部分日本的朝鲜诸侯，此言一出，立即震惊了日本学者。所谓“古代合法秩序”到底是什么呢？
　　当今，日本和韩国都是经济强国，戴着浸染虚假神话和累累暴行的有色眼镜，隔着对马海峡彼此相望。倘若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无法找到共同立场，整个东亚的前景堪忧。正确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来路，及其与关联密切的朝鲜民族分化的历史，对于找到共同立场无疑至关重要。

　　日本独特文化的起源要追踪到其独特的地理和环境。日本的国土是英国的一倍半，差不多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样大。英国距对岸的法国仅有 22 英里，而日本距亚洲大陆最近点（韩国）却有 110 英里，距俄罗斯 180 英里，距中国大陆 460 英里。
　　这也许是造成英国在历史上与欧陆有着更多牵绊，而日本与亚洲大陆却较少瓜葛的原因。例如，英国遭遇了 4 次来自欧陆的成功入侵，而日本却安然无恙（除非朝鲜确实征服过史料记载之前的日本）。反过来，英国军队从公元 1066 年的诺曼底征服后，也在每个世纪都杀入欧洲大陆，而在 19 世纪晚期之前，日本一直未染指亚洲大陆，除了在史料记载之前和 16 世纪的最后 10 年出兵朝鲜。因此，地理上的细节使得日本更为孤立，也造就了比英国更为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征。
　　日本的气候，其每年降雨可达 160 英寸，是世界上最湿润的温带国家。并且，与欧洲普遍的冬季降雨不同，日本的降雨集中在作物生长的夏季。充分雨量与夏季降雨的结合，使得日本成为温带地区农作物产量最高的国家。得益于从潮湿山区流向倾斜的低地平原的众多河流，半数的农田都用于劳动力密集、高产型的灌溉水稻种植。虽说日本 80% 的国土都是不适合农耕种植的山区，只有 14% 的土地是农田，其每平方英里养活的人口却是英国的 8 倍。事实上，就可用农田的比例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主要社会。
　　日本的高降雨也保证了森林可以在采伐后迅速复原。尽管数千年来人口一直稠密，人们对于日本的第一印象仍然是青葱翠绿，因为至今，其森林覆盖率依然高达 70%（英国仅为 10%）。反过来说，这些森林也意味着天然草原或天然牧场不存在。传统上，日本大规模饲养供食用的唯一动物是猪，绵羊和山羊都微不足道，而养牛主要是用于犁地和拉车，而非食用。和牛至今仍是少数富人的享受，每磅售价可高至 100 美元。
　　日本森林的构成随纬度和海拔而不同：南部低海拔区是常青的多叶林，中部是落叶林，北部及高海拔处则是针叶林。对于史前人类而言，最为多产的当数落叶林，那里有丰富的可食用坚果，如核桃、板栗、马栗、橡果和山毛榉。而日本的水域也和森林一样多产。湖泊、河流、内海、日本海、太平洋盛产鱼类，如三文鱼、鳟鱼、金枪鱼、沙丁鱼、鲭鱼、鲱鱼、鳕鱼。今天，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类捕捞、进口和消费国。日本水域还盛产蛤蜊、牡蛎和其他贝类、螃蟹、小虾、小龙虾、食用海藻。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的高产是通向日本史的钥匙。

　　日本四个主要岛屿是九州、四国、本州（最大的岛屿）、北海道。直到 19 世纪末日本大规模移民北海道之前，那里（加上北方的本州）一直居住着阿伊努人，过着采集狩猎生活，只有非常有限的农业。日本人则占据着其他三个岛屿。从基因、头骨和外貌特征来看，日本人与其他东亚人非常接近，包括中国北方人、西伯利亚东部人，特别是朝鲜人。甚至我的日本和朝鲜朋友也说，单看相貌，他们自己有时候都分不清日本人和朝鲜人。
　　至于阿伊努人，他们独特的相貌也招致了关于其由来和亲缘的众多研究。阿伊努男子胡须浓密，体毛之丰居各人种之首。这个体征，加上其它一些遗传性状如指纹和耳垢类型，使得他们常常被归入不知何故从欧亚东迁最终落脚日本的高加索人种（即所谓白人）。但是，纵观其基因特征，阿伊努人和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冲绳人这些东亚人种还是有瓜葛。也许，当他们从亚洲大陆移民并在日本列岛开始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因为较少有通过性选择而产生的基因，而导致他们独一无二的外形。阿伊努人独特的外形和采集涉猎的生活方式，和日本人并不出众的外形和精耕细作的生活方式，常常被用作证据来直白地证明：阿伊努人是日本以采集涉猎为生的原住民后代，而日本人则是晚近从亚洲大陆而来的入侵者。
　　但是这种观点与日语的独特性又难以吻合。日语与其他语言没有密切关联。众多学者只能说它是亚洲阿尔泰语系的孤立语种这一步，而该语系还包括突厥语、蒙古语和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族。朝鲜语也常被视为该语系的另一孤立语种。并且在这个语系中，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联也许近过和其他语种的关联。不过，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相似处仅仅局限于大体的语法特征和约 15% 的基本词汇，而不是如同法语和西班牙语那样，共享具体入微的语法和词汇。如果日语和朝鲜语之间这种即便微茫的关联能被认可，那么共享的 15% 词汇意味着这两种语言是在 5000 年之前就开始相互分化，远远超过法语和西班牙语在不到 2000 年前才分家的历史。至于阿伊努语，它的由来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可能它与日语完全没有任何特殊关联。
　　留存下来年代最久的日本先人的象形物，是约 1500 年前树立在古墓之外，被称为“埴轮”的雕像。其外形尤其是眼部形状，活脱脱地反映了东亚人的形象，和现代日本人或朝鲜人别无二致。如果日本人的确取代了北海道以南的阿伊努人，那么这一事件肯定发生在公元 500 年以前。1615 年，当日本人在北海道设立通商口岸之后，他们对待岛上阿伊努人的方式，就和美国人对待美洲土著差不多。被征服的阿伊努人被圈入聚居地，为通商口岸劳动，其土地则被日本农民拿走，倘若他们起来反抗，一概格杀勿论。1869 年日本吞并北海道后，日本的学校教师开始对阿伊努文化和语言展开斩草除根的行动。今天，这种语言已经几乎灭绝，纯种的阿伊努人也很可能绝种了。
　　由于中国发明文字的年代远早于汉字向日韩传播的年代，我们可获得的关于日本的最早文字信息来自中国编年史。在公元前 108 年和公元 313 年之间，中国在北朝鲜占领了一块定居地，并与日本互换使节。由此产生的中国史料，将各种民族称之为“东夷”，而日本则被冠名为“倭”，其居民被分割在上百个频频争斗的小型邦国内。在公元 700 年之前，保存下来的日文碑铭中有关朝鲜人的记述很少，但是在公元 712 年和 720 年，先后在日本和朝鲜出现了大量编年史。两国编年史虽然旨在联系更久远的历史，但满纸的凭空捏造——譬如日文典籍中其帝王乃天照大神的后代——说明这些只不过是为统治家族正名和贴金的做法。不过，这些编年史还是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日本曾经受到大量来自朝鲜本身，以及来自中国经由朝鲜的影响，造就了佛教、书写、冶金、各种工艺、官僚组织的输入。编年史中还有众多关于朝鲜人在日本和日本人在朝鲜的记录，这些都被日本和朝鲜的史学家分别解释为日本征服朝鲜或朝鲜征服日本的证据。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在掌握书写之前就到达日本了。他们的生物学特征表明迁徙发生的时间并不久远，而他们的语言则似乎在暗示这至少有 5000 年历史。彼时，日本最北端的北海道，经由今天的库页岛，通过陆桥与俄罗斯大陆相连，而日本最南端的九州岛，经由今天的对马海峡，通过另一座陆桥与南朝鲜相连，日本所有的主要岛屿都互相连接，而今天的黄海和东海的大部分水域都曾是中国大陆的陆地延伸带。这样一来，在船只远未发明前，走路去日本的哺乳动物中，除了现代的日本熊和猴子的祖先之外，还包括古人类。石器表明，人类到达的时间约在 50 万年前。日本北部发掘的古石器很像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石器，但日本南部的石器就类似朝鲜和中国南方的石器，证明南北陆桥都曾经被使用过。
　　冰川期的日本并不是个宜居的地方。虽说日本逃脱了覆盖英国和加拿大的冰川，当时的气候仍然十分寒冷与干旱，到处都是无甚食用价值的松柏和白桦林。这些缺陷更凸显了冰川期日本人的早熟：大约 30000 年前，他们就成为首批将石器边角打磨锋利，而不仅仅用凿劈方式制造石器的人类。打磨边角的器具被认为是区分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重大文化进步，而直到近 7000 年前，类似的石器才随着农业的产生而在英国出现。
　　大约在 13000 年前，由于冰川快速消融，日本的环境发生了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巨变。温度、降雨和湿度的增加，使得作物产量提高到了当今在温带区令人称羡的高水平。被局限在日本南部的遍布坚果树的落叶林，向北延伸取代了针叶林，从而将大片对人类而言贫瘠的林种换成了丰饶的多产林种。海平面的上升切断了陆桥，把日本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大型列岛，将曾经的平原变为富饶的浅海，并创造了绵延数千英里的多产海岸线，夹杂盛产海鲜的无数海岛、海湾、滩涂和河口。
　　冰川期的终结伴随着日本历史上两项决定性变革的第一项：陶器的发明。人类第一次可以制造出各种款型的密封容器。随着对于蒸煮焖烧等烹调技能的掌握，此后他们获得了大量之前无法利用的食物来源：在火上烤后会变焦或脱水的绿叶菜、如今可以轻松打开的贝类、通过加热可去除毒素保留营养的橡果和马栗。煮软的食物可以用来喂养小孩，这样孩子就可以早日断奶，让母亲能够加快生育频率。作为前文字时代的知识库，掉了牙的老人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活得更久。所有陶器的这些巨大功劳最终引发了一场人口爆炸，使得日本的人口从大约数千人增长到 25 万人。
　　陶器并非远古日本人的专享。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都有独立发明的陶器。但是，已知最早的陶器是在 12700 年以前于日本制造的。1960 年，当放射性碳测年代被公布时，一时间连日本的科学家都不敢相信。根据考古学家的常规经验，发明的轨迹一般总是从大陆走向岛屿，小规模的边缘社会无缘向世界其他地区贡献革命性的创举。尤其以日本考古学家的经验而言，中国才是东亚文化进步的源泉，不管是农业、书写、冶金，还是其他的重要物事。在日本的陶器史向世人公布的 40 年后的今天，考古学家们还未从碳-14 测定的惊诧中回过神来。另有些早期陶器在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被发现。亚洲的考古学家们正在争相打破日本的纪录。（事实上，据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打败日本的节骨眼上）但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仍然属于日本，其出土的陶器较新月沃土或欧洲的最古老陶器还要早数千年。
　　日本陶器的世界纪录之所以带来如此动静，背后有许多原因，认为岛民向大陆人学习这一偏见只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那些第一批的制陶工显然是狩猎采集者，这一点也违背了既成观点。一般来说，陶器是定居社会的专享：有哪支游牧民族会愿意在每次搬迁营地时，除了携带家小和武器，再去倒腾那些个瓶瓶罐罐呢？因此，狩猎采集者通常没有陶器，世界上多数的定居社会是在掌握了农业之后才开始得到发展。不过，日本的环境实在是太过丰饶，在这样为数不多的地方，人们得以在保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安顿下来制陶。如此，在集约农业进入日本之前的 10000 多年前，日本的狩猎采集者就得以在陶器的帮助下开采丰富的食材。而相比之下，新月沃地则是在掌握农业之后又等了 1000 年，才开始采用陶器。
　　古日本陶器在技术上很简单，缺乏釉色，没有陶轮，完全是手工制造，在明火上而非炉窑内烤制，温度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脱胎换骨，成为造型各异、经得起任何年代标准检验的艺术瑰宝。很多陶器都是在陶土湿软时用绳子在上面滚动或碾压来进行装饰。因为在日语中的“绳压装饰”叫做“绳纹”，“绳纹”一词便被用来指代陶器本身、制陶的日本古人，以及从陶器发明之后 10000 年的整个日本史前时期。
　　距今 12700 年的最古老绳纹陶器来自最南端的九州岛。此后，陶艺向北传播，约在 9500 年前到达东京附近，继而在 7000 年前到达最北端的北海道。陶器的北上伴随着盛产坚果的落叶林向北扩展，证明食物的暴增是带来定居生活和陶器激增的原因。在日本各地，最早的绳纹陶器都有较为统一的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十种地区风格在 1500 英里的日本列岛上发展起来。
　　绳纹人是一群猎人、采集者、渔民，其享有的丰富均衡膳食连现代营养学家都要大加赞叹。
　　坚果是其中一种主要的食物门类，尤其是栗子和核桃，加上去除了有毒苦味的马栗和橡果。秋季可以收获大量坚果，然后把它们放进地窖里储存过冬。其他的植物食品包括浆果、水果、种子、叶片、嫩芽、球茎和根茎。考古学家通过对绳纹时期垃圾的检索确定了 64 种可食用的植物。
　　从那时开始，日本居民就是全球最大的海鲜消费者。在远洋可以用鱼叉捕捞吞拿鱼；鼠海豚被赶入浅海然后用棒子和矛捕杀，这个做法今天依然如此；海豹直接在海滩上猎杀，三文鱼则趁着季节洄游捕捞；大量的鱼被用网兜住、用堰围住，或是用鹿角刻的鱼钩钓起，而贝类、螃蟹和藻类则在潮间带采集或通过潜水捞取。绳纹人的头骨上有高发的耳骨增生，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潜水族中常常被发现。
　　在捕杀的陆地动物中，野猪和鹿是最常见的猎物，其次是山羊和熊。这些野味或是落入陷阱，或是被弓箭射中，或是被猎狗追获。在绳纹时期的近海岛屿也发现了猪骨，让人不禁遐想绳纹人是否在当时开始试验养猪。
　　最富争议的当数农业的可能贡献。在绳纹遗址常常发现某些食用植物的残留，这些植物在日本原本是野生，但当今却被当成作物栽培，如赤豆、绿豆、稗子。这些残留物并不清晰地显示农作物与野生祖先之间的区分特征，所以无法判断它们是否有意栽培而得。遗址中还有一些并非出自日本本土的食用植物残片，如荞麦、蜜瓜、葫芦、大麻和用作调味的紫苏，显然这些作物是因其自身价值从亚洲大陆引进的。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当绳纹时代接近尾声时，出现了几种东亚的主要谷物，如稻米、大麦、稷、蜀黍。绳纹人似乎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农业，但显然这种松散的经营对其膳食的贡献较为有限。
　　并非日本各地都能吃到上述所有食物。在日本北部富产坚果的森林，储存坚果的坑洞和海豹捕杀、海钓同样重要。而在坚果稀少的西南部，贝类则扮演更显要的角色。但在各地绳纹人的膳食中，仍然能看到多样性的存在。例如，从保存下来的残羹来看，绳纹人将不同比例的栗子核桃粉、猪肉鹿肉和血以及禽蛋搅拌制作高碳水化合物的绳纹夫人饼干或高蛋白绳纹巨无霸汉堡。近代的阿伊努狩猎采集者保留了一种可以长期搁在火上的陶土焖罐，任何食材都可以丢进去炖。他们那些生活在同样地方、吃这同样食物的绳纹老祖宗，有可能也是这么干的。
　　绳纹人的陶器（包括 3 英尺高的大家伙）、沉重石器、带修葺痕迹的半地下大屋、有着上百处住所的大村寨旧址、公墓说明这些狩猎采集者的定居特征超过游牧特征。这种定居的生活方式之所以成为可能，要归功于绳纹人能在近距离方圆内找到资源丰富又特色各异的栖息地，包括内陆森林、河流、海滨、港湾和深海。
　　绳纹人是人口密度最高的狩猎采集人群之一，尤其是在遍布盛产坚果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的日本中部和北部。据估计，绳纹时代的日本总人口在鼎盛期为 25 万人，对狩猎采集人群而言相当可观。在现代社会，只有太平洋西北海岸和加州的美洲印第安人可与之匹敌，而后者也是依靠坚果丰富的森林、洄游的三文鱼和多产海域为生，堪称人类社会趋同发展的惊人案例。
　　绳纹人没有集约化农业。除了狗之外（有没有猪尚不确定），也没有家畜。他们没有食具，没有文字，不会编织。绳纹村寨和墓地相对简朴统一，表明酋长和平民的社会分化还未形成。陶器风格的地区性差别意味着迈向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的进展还未发生。而所有这些缺陷特征与距绳纹时代日本仅有数百英里的中国和朝鲜的同时代社会形成反差，也带来了公元前 400 年后席卷日本自身的变革。
　　虽说绳纹时代的日本即便在东亚也显得与众不同，它却并非是个完全封闭的社会。陶器和黑曜石（一种适于制作石器的非常坚硬的火山石）的传播证明绳纹时代的船只曾经前往过东京以南 180 英里的伊豆群岛。陶器、黑曜石和鱼钩也证实了绳纹时代与朝鲜、俄罗斯和冲绳的贸易，刚才提到的 6 种来自亚洲大陆的作物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与之后中国对日本历史的重大影响相比，此时的日本与中国没有直接贸易证据。相比之后那些年代，令人震撼的是对外联系对绳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是一个保守的微缩宇宙，在 10000 年的时间长廊里维持着孤立的姿态和少得惊人的变化。
　　回顾在公元前 400 年，当绳纹式的生活方式走向尽头时，距日本西部几百英里的亚洲大陆的人类社会是何状况。当时的中国是一批由精英和平民组成的王国；人们生活在高墙筑起的城邑中，正处于成为世界最大帝国的大一统前夜。从公元前 7500 左右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发展以北粟南稻为基础的集约型农业，并饲养猪、鸡和水牛。此时，中国掌握文字已有至少 900 年，学会金属工具已有 1500 年，并刚刚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铸铁术。这些中国的发明流传到了朝鲜，而当时的朝鲜也有了数千年农业的历史（包括公元前 2200 年开始的稻米种植），并在公元前 1000 年掌握了冶金术。
　　直到公元前 400 年，对马海峡的前线分隔开的是贫穷农民和富狩猎采集者。中国自身和绳纹日本并无直接接触，而是由朝鲜担任日本对外贸易的桥梁。但是，由于培育新型的抗寒稻种耗时漫长，在温暖的中国南方栽培出的稻米很久之后才北上到了寒冷的朝鲜。早期的朝鲜稻米农业采取的是旱作法而非灌溉稻田技术，因此产量低下。是故，早期的朝鲜农业无法与绳纹时代狩猎采集者媲美。尽管绳纹人知晓朝鲜式农业的存在，但它对绳纹人来说并无优势，而贫穷的朝鲜农民也没有能力使其影响到日本。这种优势最终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戏剧性逆转。
　　在 12700 年前九州发明的制陶，以及由此产生的绳纹人口爆炸乃日本史上两项决定性变革之一。另一项决定性变革发生在公元前 400 年左右：来自南朝鲜的新型生活方式的到来引发了第二次人口爆炸。
　　新生活方式最早出现在日本最西南端的九州岛北海岸，隔着对马海峡便是南朝鲜。最重要的新元素是日本的第一批铁制金属工具，以及首度出现且无可争议的大规模农业。其农业具有灌溉稻米的特征，考古挖掘发现了一整套运河、大坝、堤岸、稻田和稻米的残留。考古学家把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按照 1884 年以独特陶器展露于世的东京某地名，命名为“弥生”。弥生陶器与绳纹陶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弥生陶器的器形与同时代的朝鲜南部陶器非常近似。在新型的弥生文化的众多其他源自朝鲜但之前不属于日本的元素中，包括青铜器物、编织、玻璃珠、地下粮仓、用罐子埋葬死人的习俗，以及朝鲜式样的工具及房屋。
　　虽说稻米是弥生时代最重要的农作物，另有 27 种之前未登陆日本的作物和家猪饲养于此间得到发展。弥生农民可能还实践了轮作，同一片田地在夏季用作灌溉稻米生产，然后抽干水分在冬季用作小米、大麦和小麦的旱地栽培。这种集约型农业的高产体系不可避免地在九州带来了迅疾的人口爆炸。
　　弥生时代的农民几乎立即就从九州搬到了邻近的大岛屿四国和本州，此后的 200 年里又到达了东京地区，再过一个世纪又到了本州北端。在九州最古早的弥生遗址发掘的罐子既有新弥生风格的，也有老绳纹风格的，但后者随着弥生文化和陶器途经本州北上传播而逐渐式微。但是，绳纹文化的某些元素并未完全消失。弥生农民继续使用着某些绳纹款式的削凿石器，而这些在朝鲜和中国早已被金属工具完全取代。弥生时代的某些房屋是朝鲜风格的，有些则是绳纹风格的。特别是当绳纹文化传播到东京以北，抵达那些稻米产量较低、曾有绳狩猎采集者密集居住的寒冷地带，一种绳纹与弥生混杂的文化诞生了，那里的鱼钩虽是金属材质但又为绳纹款式，那里的罐子虽是弥生器形但又有着绳纹装饰。在初步占领了寒冷的本州北端之后，弥生农民放弃了该地区，估计是因为稻米种植在当地无法与绳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比肩。在接下来的 2000 年里，北部的本州一直是边境地带，边境之外的日本最北端岛屿北海道和居住在那里的阿伊狩猎采集者甚至都不被视为日本国的一部分，直到 19 世纪这里才加入日本。
　　弥生铁器最早从朝鲜大量引进，几个世纪以后，日本才开始本土钢铁冶炼与生产。在数世纪之后，弥生日本才开始出现社会阶级分化的迹象，这一点突出地反映在墓地中。在公元前 100 年之后，墓地的某些区块被单独辟为明显是崛起的精英阶级的墓穴，其中可见来自中国的奢侈品，如瑰丽的玉器和青铜镜。随着弥生时代人口爆炸的继续，随着所有适合水稻种植的肥沃湿地和灌溉平原的占用，战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箭镞的大规模制造，围绕村庄的防御壕沟，被埋葬的用尖锐抛射物刺穿的骨架。这些弥生时代日本战争的印记证实了中国编年史中关于日本的最早记述，即倭土那里上百个政治团体互相争斗的描述。
　　从公元 300 年到 700 年，政治一元化日本出现。在公元 300 年之前，精英墓地都规模不大并显示出地区风格的差异。从公元300年开始，被称作“古坟”的越来越多锁眼形状的巨型土坟堆开始出现在本州的畿内地区，然后蔓延到从九州到北海道的整个前弥生文化地带。为什么是畿内地区呢？也许是因为这里有着日本最佳的良田，是当今超级昂贵的和牛饲养的地方，同时也是 1868 年迁都东京前，日本古都京都的所在地。
　　古坟长 1500 英尺，高 100 英尺，也许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土坟堆。建造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可观劳力以及遍布全日本的统一样式，暗示了指挥庞大劳动力的强有力统治者的存在，以及政治统一的进程。那些已经被发掘的古坟包含穷奢极欲的陪葬器物，但是所有最大陵墓的开掘至今仍是被禁的，因为那里被认为安葬着日本皇室的祖先。古坟所提供的关于政治集权的显要证据，补足了日本和朝鲜之后的史料中所记录的关于古坟时代日本帝王的历史。古坟时代朝鲜对于日本的强大影响——不管是通过朝鲜征服日本（朝鲜方面的观点）或者日本征服朝鲜（日本方面的观点）都直接导致了佛教、书写、骑术和新型陶器和冶金技术从东亚大陆向日本的传播。
　　最终，随着日本第一部半神话半真实事件改写的编年史在公元 712 年完成，日本进入了历史的光明之中。到了 712 年，居住在日本的民族终于可以确凿无疑地被证实为日本人，其语言（称作古日语）也确凿无疑是现代日语的祖先。日本当今的明仁天皇，乃是当政时成就公元 712 年首部编年史的天皇之八十二代直系后裔，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的来孙神武的第 125 代直系传人。
　　日本文化在弥生时代 700 年间所经历的变化远比绳纹时代的 10000 年间要剧烈得多。绳纹时代的稳定（或保守）与弥生时代的激进形成的鲜明对比是日本历史上最瞩目的特色。公元前 400 年显然发生了宏大的事件。那会是什么呢？现代日本人的祖先到底是绳纹人，还是弥生人，或者两者的融合？日本人口在弥生时代激增了 70 倍之多，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变革？针对这三种不同的假说，一场激烈的辩论拉开了帷幕。
　　一种理论认为，绳纹时代狩猎采集者在逐步进化中成为了现代日本人。由于他们之前已经在村寨里定居了数千年，他们也许已预先适应了农业社会。在弥生时代的变迁中，绳纹社会也许只是从朝鲜得到了抗寒的稻种和稻米灌溉技术，以提高农业产量、拉动人口增长，其他的变化乏善可陈。这种理论在某些日本人中受到欢迎，因为它将本就不受欢迎的朝鲜基因对日本基因库的影响说降到了最低，并且将日本人塑造成为至少有 12000 年历史的独一无二的民族。
　　第二种理论在那些偏好第一种理论的日本人中间颇遭冷遇，该理论认为弥生时代的变迁代表了来自朝鲜的大量移民输入，且这些移民还带来了朝鲜农业技术、文化和基因。九州对朝鲜农民而言宛若天堂，因其较朝鲜更温暖湿润，更适合稻米种植。据估计，弥生时代的日本接收了数百万朝鲜移民，完全颠覆了绳纹人（在进入弥生时代前约为 75 万人）留下的基因影响力。如果真相确实如此，现代日本人便是朝鲜移民的后代，在最近的 2000 年里才衍生出自身的文化。
　　最后一种理论接收朝鲜移民的证据，但是否认其巨大规模。认为其实是高产的农业使得为数不多的稻农移民以远超绳狩猎采集者的速度进行繁衍，并最终在人口上反超了他们。例如，假设只有区区 5000 朝鲜人到了九州，但是稻米技术使得他们能够以每年 1% 的增速喂养婴儿、壮大其人口规模。这种速率在农民人群中则很容易取得：肯尼亚目前的人口增速是每年 4.5%。700 年之后，5000 名移民有了 5000000 名后代，并挤垮了绳纹人。正如第二种理论，这一理论也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经过些微修正的朝鲜人，但摒弃了大规模移民的观点。
　　通过比较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变迁，第二种和第三种理论在我看来较第一种更具可信度。在过去的12000年里，地球上出现农业崛起的地方不超过9个：中国、新月沃土和其他几个地方。12000年前，地球上人人都是涉猎采集者，现在几乎所有人都或是农民，或被农民喂养。农业从这为数不多的几个起源地传播开来，通常并非是别处的涉猎采集者转向农业的结果，因为涉猎采集者倾向于保守，诚如绳纹人从公元前10700年到公元前400年表现的那样。农业的传播主要得益于农民生育的速度高于猎人，且发展出了更具潜力的科技，然后杀死猎人或者将其赶出适合农业的土地。在现代社会，欧洲农民正是如此取代了西部的北美印第安猎人、澳洲土著和南非桑人。在史前的欧洲、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使用石器的农民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那里的猎人。相比在这些史前扩张中，农民胜出猎人的优势之微弱，公元前400年的朝鲜农民胜出绳纹猎人的优势可谓巨大，因为当时的朝鲜人已经拥有了铁器以及高度发达的集约型农业。
　　哪种理论才是正解？
　　绳纹人的头骨与现代阿伊努人最为接近，异于现代日本人，而弥生人的头骨则与现代日本人最为相似。基因学家假设现代日本人是类似朝鲜人的弥生人与类似阿伊努人的绳纹人融合的结晶，尝试测算了这两种基因库的各自影响。结果表明，朝鲜/弥生基因总体占主导地位。阿伊努/绳纹基因在日本西南部的影响最为微弱，因为多数朝鲜移民在之前已经抵达当地，且绳纹人口本就稀少；而在日本北部，其影响则较为明显，那里的森林富产坚果，绳纹人口密度最高，弥生稻米农业发展得最不成功。
　　因此，来自朝鲜的移民确实对现代日本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我们尚不能确信起因是因为移民本就人数众多，还是因为数量不多的移民凭借高速人口增长而扩张的结果。阿伊努人的基因更接近日本古代绳纹居民，又掺杂了弥生殖民者和现代日本人的朝鲜基因。
　　开始朝鲜农业的生产力相对较弱，结果贫穷农民地位不如富有猎人。而最终打破平衡，将天平倾向农民并带来弥生变迁的，也许是四种因素合力的结果：灌溉稻田的发展取代了低产的旱地种植；耐寒稻种的持续改良；朝鲜农民人口的增长致使朝鲜人在压力下移民；铁器的发展使得高效生产大量木制铲子、锄头和其他用于稻米种植的农具成为可能。铁器和集约型农业同时抵达日本的事实不太可能是巧合。

　　这些事实证明，阿伊努人是日本原住民的后裔，而日本民族则是更为晚近的移民后代。考古学、人类体格学和遗传学都支持这种观点。
　　但开篇提到过一项强有力的反对意见。倘若日本人确为新近从朝鲜迁移过来的，日语和朝鲜语应当非常接近。如果日本人是在九州岛上类似阿伊努人的绳纹原住民与来自朝鲜的弥生入侵者相融合的民族，那么日语就该同时表现出与朝鲜语以及阿伊努语的亲缘关系。但是日语和阿伊努语未发现有关联，而日语和朝鲜语之间的关系也较为疏远。如果融合仅仅发生在 2400 年前，怎么可能是这样呢？
　　我的解释如下：九州的绳纹居民和弥生入侵者的语言，实际上与当今的阿伊努语和朝鲜语存在巨大差别。
　　首先来看阿伊努语，它是北海道阿伊努人晚近使用的语言，因此，北海道的绳纹居民也许也曾使用过类似阿伊努语的语言，但九州的绳纹居民则显然不是如此。从九州的南端到北海道的北端，日本列岛绵延 1500 英里，在绳纹时代曾经出现过从陶器样式到谋生技能的巨大地区差异，并且从未通过政治手段被调和。在绳纹占据的 10000 年间，绳纹人也发展出了巨大的语言学多样性。甚至这种多样性有可能在 12000 年之前就业已存在，如果绳纹人确是通过陆桥分别从俄罗斯和朝鲜到达日本。
　　实际上，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的多处地名都包含阿伊努语里对应于“河流”的词，但是这种阿伊努式的词语在日本的更南部地区就不存在。这表明弥生人和日本先人采用了许多绳纹地方上的地名，正如美洲白人从美洲印第安人那里获取地名一样（马萨诸塞、密西西比），只不过阿伊努语仅为日本最北部的绳纹语罢了。九州的绳纹语有可能与南岛语族共享同一个祖先，后者包括波利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台湾原住民语言。日语在开音节（一个辅音后接一个元音，如 Hi-ro-hi-to）偏好上显示出来自南岛语族的某些影响。古早的台湾人作为伟大的航海家，其后代也传播到了遥远的南部、东部和西部，其中一些或许也北上到了九州。
　　那就是说，北海道的现代阿伊努语并非古代九州绳纹语的模板。同理，现代朝鲜语也不能如实地再现公元前 400 年的朝鲜移民所使用的古代弥生语言。在公元 676 年朝鲜实现政治统一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存在着三个王国。现代朝鲜语源自成功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王国语言。但是新罗并非在之前几个世纪里与日本有着密切交往的王国。早期的朝鲜编年史告诉我们，不同的王国拥有不同的语言。虽然被新罗打败的两个王国的语言已鲜为人知，但作为战败国之一的高句丽，其留存下的少数几个词汇与古日语词汇的近似程度远胜于现代朝鲜语词汇。在政治统一进程到达三足鼎立的阶段之前，公元前 400 年的朝鲜语，也许多样性更甚。公元前 400 年传入日本并发展成为现代日语的朝鲜语，与发展成为现代朝鲜语的新罗语大不相同。因此，现代日本人和朝鲜人之间的外形和基因的相似性远超两种语言的近似性，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奇怪。
　　考虑到日本民族和朝鲜民族目前的相互仇视，这个结论很可能在日本和朝鲜都同样不受欢迎。历史给了他们对彼此产生厌恶的充分原因，而其中又尤以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厌恶为甚。正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是血脉相连的民族，但又深陷积怨的迷障。而积怨具有双向的毁灭性，这一点在东亚和中东都是如此。即便日本人和朝鲜人都不愿意承认，事实上，他们就像一对共享了成长岁月的孪生兄弟。在很大程度上，东亚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重新找回联系彼此的古老纽带。

2003 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枪炮、病菌与钢铁》讲述的是在过去 13000 年，为何在不同的大陆，复杂的人类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崛起。该书于 1996 年脱稿，1997 年付梓。
　　我的主要结论是，不同社会之所以在不同大陆得到不同发展，原因在于大陆环境的差异，而非人类的生物差异。只有在能够积累粮食盈余的稠密定居人群中，也就是依赖公元前 8500 年左右出现的农业崛起作为粮食来源的人群中，才有可能诞生先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和其他复杂社会特征。然而，对于农业崛起至关重要的可驯化野生动植物物种在各个大陆的分布却极为不均。最有价值的可驯化野生物种只集中在全球 9 个狭窄的区域，这些地区也因而成为最早的农业故乡。这些地方的原住民由此获得了发展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先机。这些原住民的语言和基因，随同他们的牲口作物技术和书写体系，成了古代和现代世界的主宰。
　　公元前 400 年左右，朝鲜农民扩张到了日本西南，继而朝着日本列岛的东北挺进。迁移的农民带来了精细的水稻农业和铁制工具，并与日本原住民（现代阿伊努人的祖先）融合产生了现代日本人，就像扩张的新月沃地农民与欧洲的土著狩猎采集人群融合产生了现代欧洲人。

　　19 世纪新西兰历史上的火枪战争，说明强大的新技术如何传播。火枪战争发生在 1818 年到 19 世纪 30 年代，是在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复杂且情况不明的部落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欧洲的枪炮在部落中传播，取代了之前使用的石头和木制武器。
　　在 19 世纪早期，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和捕鲸人开往新西兰——这片由称为毛利人的波利尼西亚农民和渔民占据了 600 年的土地。第一批欧洲来客都聚集在新西兰的北端。因此居住在那里的北方毛利部落就成了最早接触欧洲人并获得火枪的部落，这给了他们对抗尚未获得火枪的其他部落的军事优势。他们利用这种优势来与周边的宿敌部落结清恩怨。但是他们还把火枪用于一种新型战事：长距离袭击几百英里以外的毛利人，以消灭竞争对手，获取奴隶和地位。
　　在发动长距离袭击时，与欧洲火枪享有至少同等重要地位的，是欧洲人带来的土豆（源自南美洲），相比传统的以番薯为主的毛利农业，土豆的每英亩或人均产量，较番薯要高出许多。之前限制毛利人发动长距离袭击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给养长期离家的战士和喂养留守家园的妇孺之间的矛盾，后者指望着壮劳力留下来种植番薯。土豆的出现解决了这个瓶颈。因此，火枪战争的另一个较为平实的名字应该是土豆战争。
　　不管是叫火枪战争还是土豆战争，其破坏性都是惊人的，大约有 1/4 土著毛利人在战争中丧命。当拥有众多火枪和土豆的部落攻打稀缺或没有这两样东西的部落时，死伤最为惨烈。在不是第一批获得火枪和土豆的部落中，有些在得到这些东西前就已几乎被歼灭，而另一些则下定决心要得到它们，并因此修复了之前的军事平衡。这些战争中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在第二章中所描述的毛利人对莫里奥里人的征服和屠杀。
　　火枪/土豆战争说明了过去 10000 年间的主要历史进程：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或是拥有较早的技术和军事优势的人类群体，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进行扩张，直到后者被取代或者大家都开始分享这些新优势。近代历史提供了无数关于欧洲人扩张到其他大陆的例子。在很多地区，当地人因为没有机会去获得枪炮，而在欧洲人面前失去了生命或自由。不过，日本成功地获得了枪炮（确切地说是再次获得），保卫了国家独立，并在之后不到 50 年的时间里使用其新枪炮打败了欧洲强国，即 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北美的平原印第安人、南美的阿劳干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埃塞俄比亚人获得了枪炮，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用它们来阻挡欧洲人的侵略，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战败的命运。今天，第三世界国家正在通过掌握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农业优势，竭尽所能地追赶第一世界。这种技术和农业的传播，归根结底来自人类群体之间的竞争，在过去 10000 年间，在无数年代和无数地方发生过。
　　在火枪和土豆被引进新西兰北部后的 20 年里，它们被传播到了 900 英里之遥的新西兰南部。在过去，农业、书写、改进的武器要花多得多的时间才能传播到那么远，但是背后的有关人口更替和竞争的社会进程却基本相同。如今我们担心，核武器会不会从目前拥有它们的 8 个国家，遵循同样暴力色彩的进程在全世界扩散。

　　1997 年之后，引起热烈讨论的第二个领域，可以归纳为一个标题：“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
　　我认为欧洲超越中国的背后原因，比多数历史学家所提出的直接因素要来得深远（例如中国的儒家理论 vs.欧洲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西方科学的崛起，欧洲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英国的毁林兴矿等等）。在上述以及其他直接因素背后，我看到了一个“最优分裂原则”：伴随着欧洲始终的分裂，导致中国较早统一并保持相对统一的终极地理因素。促成技术、科学的进步，带来推动各国竞争，以可替代的资源支持并提供给发明者，并为他们提供可躲避迫害的庇护所，并由此孕育资本主义的，不是中国的统一，而是欧洲的分裂。
　　历史学家们后来也向我指出，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还有欧洲和中国的相对优势之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书中的讲述。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 15 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深层原因可挖。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仍然喜欢用直接原因来解释欧洲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不同道路。例如，杰克·戈德斯强调了欧洲（尤其英国）“引擎科学”的重要性，即将科学应用于发展机器和引擎。
　　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观点类似尾声部分所表达的那样，对此梁景文（Graeme Lang）做过具体的论述：“欧洲和中国在生态和地理上的差异解释了科学在这两地截然不同的命运。首先，欧洲的降雨使农业不需要国家的存在，而国家在大部分时间也远离地方团体。当欧洲的农业革命带来农产品富余时，相对自治的乡镇伴随着大学等城市机构应运而生，比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早诞生。中国的灌溉和治水农业恰恰相反，它助推了那些位于主要河谷地带国家的扩张野心，而乡镇及其机构则从未达到欧洲那种地方自治的程度。其次，中国的地理情况和欧洲不同，不适合多个独立国家的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地理造就了广袤地域内最终的征服和统一，并能在帝王统治下维持长期的相对稳定。由此带来的国家体制压制了现代科学出现所必须的多数条件。上述解释当然是过分简化了的。不过，这种讲述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避免了绕圈子，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或文化差异层面停滞不前，绕来绕去。这样的解释也往往会面临一个深入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和中国在社会或文化要素方面如此不同？这个答案归根结底是在地理和生态方面。”
　　要回答“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面临着调和这些不同思路的挑战。答案也许对如何最好地治理当今中国和欧洲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从梁和我的角度来看，中国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导致全世界最大国家的教学体系在少数领导人的错误指令下被关闭 5 年之久，如果中国不在其政治体制中引入更多的权力下放，这也许并非一次性的越轨事件，而有可能在未来再度重演。反过来说，向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冲刺的今日欧洲，必须审慎考虑如何避免瓦解其延续 5 个世纪的辉煌背后的基本成因。

　　商人和经济学家指出书中探讨的全体人类社会与商业世界中各个团体之间的相似点。这种响应关系到以下更广泛的问题：如何以最佳方式组织人类团体、社会团体和商业团体，使得生产力、创造力、创新力和财富达到最大化？你的团体应该拥有集中的方向（最极端是出现独裁者），还是应该让分权领导甚至无政府主义当道？你的团体应该将人员组织成一个群体，还是分散成若干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你应该在群体间维持开放沟通，还是设置屏障隔离彼此？你应该对外建立保护性关税，还是让生意沐浴自由竞争的洗礼？
　　这些问题，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组织：政府的最佳形式到底应该是仁慈独裁者、联邦制还是无政府自由状态？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同一行业内不同公司的组织上。我们如何解释微软近来的巨大成功，而曾经成功的 IBM 在面临落后时，大刀阔斧地改变组织形式从而改善了局面？我们如何解释不同工业带来的不同成功？我的孩提时代，128 号公路是波士顿周围的工业带，也是领导世界科学创造与想象的地带。但是 128 号公路后来没落了，硅谷成了当今的创新中心。硅谷的商业关系和 128 号公路那套完全不同，也许就是这些不同导致了结果的差异。
　　当然，在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差异，如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实际上，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生产力和财富差异。例如，韩国的钢铁产业效率与我国相当，但是韩国其他的产业就落后于美国同行。对于韩国来说，在同一国家内的这些不同产业，是否因为其不同的产业组织而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力？
　　当然，组织性成功的各不相同，部分原因在于领导的个人品质。例如，微软的成功显然与比尔·盖茨的个人才华分不开。就算像微软这样一个超级公司，如果领导无用，成功也难以为继。不过，有人还是会问，如果所有条件都相同，或是放在时间的长河里，或是从平均来看，哪种形式的人类团体组织是最好的？
　　在尾声部分，我对于中国，印度次大陆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对比，暗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所有国家对技术创新的应用。如同在上文所述，我推断出不同政治实体间的竞争引发了创新在分裂的欧洲大陆的诞生，而此种竞争的缺乏阻滞了创新在统一的中国的诞生。这是否意味着较欧洲更严重的政治分裂将会带来更好的创新？答案可能并非如此：印度在地理上较欧洲更为分裂，但是其技术创新却不及欧洲。这让我想到了“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

　　麦肯锡全球学院在引起创新的原因中，发现了竞争和团体规模的重要角色。以下是我从与麦肯锡高层的对话及他们的报告中收集的结论：
　　我们美国人经常幻想德国和日本工业享有超高效率，远远超过美国工业的生产力。而现实是，这并非实情。就各行业平均而言，美国工业生产力高出日本和德国。但这些平均数掩盖了各个国家的行业中有关组织差异的巨大差别。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麦肯锡针对德国啤酒业和日本食品加工业进行的两项案例研究。
　　德国人酿的啤酒世界一流。每次我和夫人去德国访问，我们都会携带一个空旅行箱，好装满德国啤酒带回美国家里享用整年。但是，德国啤酒业的生产力只有美国啤酒业的 43%。同时，德国的金属加工和钢铁产业的生产力也只和美国齐平。既然德国人被公认为是工业组织方面的行家，为什么他们的啤酒生产力上不去呢？
　　原来，根源在于德国啤酒业的小规模生产。德国有 1000 个微型啤酒厂家，它们受到彼此的竞争保护，因为几乎每个德国酿造厂都在当地享有垄断，并且它们还受到针对进口啤酒的竞争保护。美国有 67 家大型啤酒酿造厂，每年生产 230 亿升啤酒。而德国这 1000 家酿造厂加起来的产量不过半数。因此，中等的美国酿造厂的啤酒产量高出中等的德国酿造厂 31 倍。
　　这种现实是地方口味与德国政府政策的产物。德国的啤酒饮者对于其地方品牌近乎疯狂地忠诚，因此没有类似美国的百威、米勒或康胜这样的全国品牌。大多数德国啤酒都是在酿造厂方圆 30 英里内被消费。因此，德国啤酒无法从规模经济中获益。啤酒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生产成本随着规模增加而递减。酿酒厂的冷却车间越大，灌装啤酒的流水线越长，制造成本就越低。那些微型的德国啤酒厂相对而言效率不高。那里不存在竞争，只有上千家地方垄断。
　　而德国饮酒者个人对于本地啤酒的效忠也得到了德国法律的呼应：外国啤酒很难在德国市场上竞争。德国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啤酒纯度法，规定了啤酒内可出现的物质。毋庸置疑，这些政府的纯度规定是基于德国酿酒厂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而不是美国、法国和瑞典酿酒厂喜欢在啤酒中添加的物质。由于这些法律，没有几家外国啤酒得以出口到德国，而由于生产效率不高，加上价格昂贵，出口到国外的美妙德国啤酒也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你要是提出反对意见，举例说德国卢温堡啤酒在美国随处可见，请在饮用下一瓶卢温堡时读一下标签，它的产地并非德国而是北美，出自有许可证和高生产力，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北美大工厂）。
　　德国的肥皂业和消费品电子业也同样效率不高；这些公司处于彼此无竞争状态，且不参与国外竞争，因此没有获得国际产业的最佳实践做法。（你上次购买德国制造的进口电视是什么时候？）但在德国金属和钢铁行业，这种劣势就不存在。在这两个行业，德国公司必须彼此竞争且参与国际竞争，因此被迫采用国际最佳实践做法。
　　在麦肯锡报告中，我最喜欢的另一个例子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业。我们美国人总是近乎偏执地崇拜日本效率，确实，在某些行业其效率堪称惊人，但食品加工业另当别论。日本食品加工业的效率只有美国的 32% 这么可怜。日本有 67000 家食品加工企业，而美国只有 21000 家。美国的人口却是日本的两倍。这意味着中等规模的美国食品加工企业较中等规模的日本食品加工企业大 6 倍。为什么日本的食品加工业和德国啤酒业一样，尽是地方垄断的小公司呢？答案基本还是那两点：本地口味和政府政策。
　　日本人对于食品的新鲜度近乎膜拜。美国超市里的牛奶包装盒上只有一个日期，即过期日。一次，我和太太跟着她的某个日本表亲去逛东京一家超市，我们吃惊地发现，日本的牛奶包装盒上印着三个日期：生产日，上架日，过期日。日本的牛奶生产总是在午夜过后 1 分钟开始，这样次日进入超市的牛奶就可以标以当天的日期。如果牛奶是午夜 11 点 59 分生产，那么包装盒上的日期就得标明昨天生产，日本人也不会购买了。
　　结果就是，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获得了地方垄断。日本北方的牛奶厂家不能指望在日本南方打开市场，因为路上运输就得花一到两天，这在消费者看来是致命的缺点。这些地方垄断也得到了政府的撑腰，国外加工食品要进入日本，必须经过为期 10 天的检疫，这条和其他限制措施为国外食品进口设置了关卡。（想想看，连一天前生产的食品都要嫌弃的日本消费者，对十天前生产的食品是什么态度？）因此，日本的食品加工企业既不面临国内竞争，也不面临国外竞争，也不学习国际食品生产的最佳方法。结果之一就是，日本的食品价格高昂，最好的牛肉卖 200 美元一磅，鸡卖 25 美元一磅。
　　而日本有些产业的组织方式却和食品加工业完全不同。例如，钢铁、金属、汽车、汽车零部件、照相机、电子消费品企业竞争激烈，生产力也高于美国同行。但日本的肥皂、啤酒和计算机行业，就类似食品加工业，不处于竞争状态，也不采用最佳实践，因而生产力较美国的对应产业来得低。（如果你在家里环顾一周，你可能会发现电视机和照相机是日本货，汽车可能也是，但是电脑和肥皂却不是。）
　　最后，让我们用这些经验教训来比较美国国内的不同工业带或商业圈。硅谷及 128 号公路这两个工业带的公司在精气神方面大为不同。硅谷有很多彼此激烈竞争的公司，不过它们之间也存在广泛的协作，想法、人员和信息在公司间自由流动。而 128 号公路的商业圈则恰恰相反，那里的公司更加隐晦和孤立，和日本的牛奶企业差不多。
　　那微软和 IBM 之间又如何呢？微软有众多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大约有 5 到 10 人，各单元之间沟通自由，单元的管理并非微观管理——每个单元都有追寻各自想法的充分自由。这种不同寻常的组织形态，实际上是把组织分解为众多互相竞争的半独立单元，和 IBM 的组织形态截然相反。后者直到几年前还维持着更为孤立的内部结构，结果丧失了竞争力。之后 IBM 启用了新的首席执行官，雷厉风行地进行变革，现在 IBM 的组织形态甚至比微软还微软，据说创新能力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所有这些表明，我们或许可以提炼出关于团体组织的通用原则。如果你的目标是创新和竞争力，那么你并不需要过度的统一或过度的分裂。你会希望国家、产业、工业带和公司分解成彼此竞争的团体，同时维持较为自由的沟通，就像包含了　50　个互相竞争的州的美国联邦政府体制。

　　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如美国和瑞士），而有些国家贫穷（如巴拉圭和马里）？世界最富裕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 100 倍。这不仅是个让经济学教授有事可做的理论挑战，且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如果我们能找到答案，那么穷国就可以集中精力找到致贫的根源，采用使他国致富的办法。
　　一部分答案在于人类体制的差异。这种观点最清晰的证据来自那些分享相同环境，却拥有迥异体制的国家。对比可见，不同的体制带来了不同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昭然若揭的四个例子是韩国和朝鲜，西德和东德，多米尼克共和国和海地，以色列以及阿拉伯邻国。细数这几对国家中前者的致富原因，人们往往想到“好体制”中的高效法制、契约精神、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廉洁、低暗杀率、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开放、投资激励等等。
　　毋庸置疑，良好的体制确实是国家间富裕程度不同的部分原因。很多经济学家做了深入研究，相信好的体制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很多政府、机构和基金会根据这个原因设计政策、国外援助和贷款，把为穷国建立良好体制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越来越多的观察发现，良好体制的观点并不完善——并非错误，只是不够完善——如果穷国要致富，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这种观察也有其政策意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良好体制引进到巴拉圭和马里这样的穷国，然后坐等其采用良好体制，并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到美国和瑞士这样的水平。对于良好体制观点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强调良好体制之外的其他直接变量的重要性，如公共卫生、土地和气候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天然局限，以及环境的脆弱性。另一种类型则关心良好体制的起源。
　　根据后一种批评，对于起源缺乏深层实用价值的良好体制，将其认定为直接影响因素是不够的。良好体制不是一个可以在地球各处遍地开花的随机变量，在丹麦和索马里不享有同等的发生概率。与之相反，过往出现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现在，如果我们想在缺乏良好体制的国家快速将其建立，就必须了解这根链条。

　　我曾经评价道：“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左右公元前 8000 年的历史道路的手，至今还在深深地左右着我们。”经济学家对这只假定的历史之手做了详细的测试。结果，处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历史短的那些国家来得高，就算其他变量被控制后也是如此。这种影响解释了国民生产总值里的大部分变量。即便是在国民生产总值仍低下或近期低下的国家里，那些位于拥有悠久国家社会或农业历史地区的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其增长率也高过历史较短的国家，如新几内亚、菲律宾，尽管有些历史较短的国家自然资源丰沛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的影响，有很多明显的原因，如长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经验意味着管理者经验丰富、熟悉市场经济，等等。统计证明，这种历史的终极影响部分地被良好体制这个直接原因调和了。但是在控制好了良好体制的通常措施之后，历史的影响仍然大范围地存在。因此，势必还存在其他起调和作用的直接机制。因此，问题的关键，乃是了解从悠久的国家社会和农业历史到现代经济发展这根详细的因果链条，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快地沿着这根链条前进。
　　简而言之，本书的主题不仅是古老世界的驱动力，且是现代世界可供研究的成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