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壮阔》书摘
（青鸟文丛）
ISBN 978-7-5345-6856-5
第一部 趋势何处寻
第 3 章 历史趋势的铸造
解读和确认趋势的舛误
假设有个由节食运动家统治的极权社会。他们的政策已经行之有年，社会成员迫于压力，体重都是 50 磅。之后接手的是较为自由的政权，允许成员自由地讨论体重问题。一切的改变都令人满意，只有一个基于生理而非政治的限制：50 磅是维持生命所需的最低体重，任何人的体重都不可低于这个标准。表面上市民可以任意变更体重，事实上却只有一个方向可行而已。多数市民安于旧状，只想维持 50 磅的体重。15% 的市民充分享受新获得的自由，开始放纵吃喝。半年后，他们的体重平均为 75 磅；一年后，平均体重为 100 磅；两年后，变成 150 磅。
支持这 15% 的居民，而又擅长虚构的统计学家这时出面了。他们说这些市民的观点，横扫了整个社会，全体居民平均体重的增加足以证明这一点。谁能否认这个证据？开放以前，平均体重是 50 磅；半年后升到 53.8 磅（另外 85% 居民的体重仍然是 50 磅）；一年后增为 57.5 磅；两年后是 65 磅（从原来的 50 磅增加了 30%）。这是稳定、前进而且实质的增加。
只要知道多数市民体重没有增加，而平均体重的稳定增加只是混合两种不同的“次群”加工制造出来的，就不至于受统计数字的愚弄。可是万一不知道整个故事内容，而只听到这些专家的说辞呢？万一你一向就认为平均数较诸个体和差异更为真实呢？（恐怕我们大都如此。）那么统计数据就会让你真的以为这个趋势横扫了整个社会，促成平均体重的增加。
这正是经济学大师或是政治虚构专家们最常用的招数。表现“平均值”的方法不止一种。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平均数”。如果 10 个小孩共有 10 元，每人的平均财富是 1 元。但是这个平均值可能完全是背离事实故意设计的例子：只允许差异朝一个方向变化时，情况更是如此。这时平均值只能朝开放的一端前进，给人的印象即是整体确实朝那个方向前进。
事实上可能只有 1 个小孩拥有一张 10 元钞票，其他 9 个一无所有。这时平均数仍为 1 人 1 元。但是这正确吗？掌权的政治家御用的虚构大师，就常用平均收入来粉饰乾坤。假设在里根式只为富人减税的系统下，只有少数巨富资产大增，而一般民众都处于贫穷状态，国民平均收入仍有可能增加。例如某一企业巨富的年收入由 600 万增加到 6 亿，就能使几百万贫民的收入平均数增加。如果某人收入增加 59400 万元，而 1 亿人每人减少 5 元（总数是 5 亿元），全国收入的平均数仍然增加，但是应该没人敢说国民的平均收入增加了。
统计学家们另有别的平均方式，用来应付这些情况。另一个方法叫做“众数”，指的是“全体中最普通的值”。
全体市民的常态体重仍然维持在 50 磅，虽有 15 位体重继续增加，而使平均体重上升，但有谁敢说多数人体重的稳定，不是全部人口的最佳写照？
此点之所以必须特别强调，是因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第二个重点实例——生命史中的进步，就是同样原因衍生的谬见。有些生物固然进化到较为复杂的程度，但只是朝开放的一端进行而已。然而历经整个生命史，细菌仍然一成不变。生物一出现时就有的细菌，现在还有，而且用任何标准衡量，永远都会是地球上最成功的有机体。
差异是普遍的事实
传统上把整个体系之中的明显趋势称为“事物”，但是他们可能提供错误的读数。这个错误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我们依据的只是系统内差异的扩张或收缩而已。原因有二：其一，过度强调一小部分的极端变化，结果把这些变化误认为整个体系的趋势；其二，也可能因为变化只有一个方向，所以误将“平均数”视为整个体系的特质，这时整个体系稳定的模式，代表的涵义则完全不同。
这么说，并不意昧所有的趋势都受了这种错误的荼毒，也不是说这个“具体化差异的讹误”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另外两种大家普遍知道的错误：把趋势和随机的序列混为一谈，或是混淆了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然而差异的讹误，却让我们严重误解了一些最重要、最受讨论的文化潮流。这种讹误激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对于差异的误解和低估，导致了一个严重、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对于物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Republic）中有段有关洞穴的著名类比，他认为本质一定存在于理想的领域中投射出影子，所以有机体都是洞穴墙上的影子而已。这种天马行空的柏拉图主义，今天已经少有人理会，但是有一个特别的观念至今仍然阴魂不散，那就是认为整体促成了事件的发生和进行，个体没有这种作用。这个观念为我们搜集了许多瑕疵的例证，每一个都不完整，所以都只能正确表示部分的理想。拼凑他们的最佳部分——从甲选择最对称的鼻子，从乙选出杏眼，从丙选出最圆的肚脐，最后再从丁选出形状最优美的脚，可以稍微了解一些本质；但是任何一个个体，绝对无法代表全类的实际情况。
承认这个阴魂不散的柏拉图主义，才能了解我们在计算平均数时，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在达尔文的世界里，差异才是根本的事实，平均数只是抽象的。可是古老相反的观念，却仍受到偏爱；差异仍然被视为不相关事件的总和而已。它之所以有价值，只在于可供用来计算平均数；然后平均数又被视为研究本质的最佳方式。了解了这些趋势方面的错误观念（柏拉图的遗产），本书的写作就成为必须之举了，因为系统内差异的扩张和收缩，被曲解成了变动的平均数。
第二部 死亡与马
第 4 章 第一例：我的致命癌症
当平均数变成抽象，而差异显得真实
开刀后初次会面时，我问她有什么读物可以帮助我了解病情，她的答复是任何文献都没有值得阅读的内容。但是要知识分子不看书，实在是难上加难。所以一旦能够行动，我立刻蹒跚地赶往医学院图书馆，利用电脑查询与腹部间皮瘤有关的书籍。置身于这些最新的文献之中半小时后，我才了解为什么我的医师会错误地支持给予病人有限资讯的立场。所有文献包含的都是千篇一律的残忍讯息：腹部间皮瘤无药可治，还注明经诊断确定之后，平均只有 8 个月的存活期。
抗争诸如癌症的重病时，积极态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的看法也一样，可是有两点必须注意的是：首先，我对精神上的镇静和坚持的潜在价值，不抱神秘的看法。虽然原因不明，可是我相信科学应该有能力提供解释。（而且还应该集中在思想和感情的生化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回馈免疫系统。）其次，我们必须坚决对抗“态度积极”运动不经心引起的残忍——责备无法克服绝望、无法鼓起勇气的人。我们的个性都经多年努力塑造才建立起来，不可能要它立即有根本的变化。我们怎可因为有人不能改变长期的性格，而有人较能面对难关，就责备前者呢？
阅读这些冷酷悲观的文献，使我了解一些原来怀疑不敢确定的事情（没有被迫接受最后的考验，很难真正了解一些事情）：我有乐观的本性、积极的态度。我承认开始时，确有几分钟目瞪口呆；可是想通之后，第二个反应就是微笑了：”啊！她叫我不要读，原来如此。”
我初期的积极，其实也只是情绪上的勇气反应而已。要不是从这些悲观之至的文献中做了良好的分析，获得了乐观的真正理由，这段勇气恐怕也不会持久。（如果我深入阅读，得出 8 个月之后就会死亡的结论，我一定无法克服内心的忧伤。）我的统计训练和对博物史的知识，使我能够把差异当重要事实。平均数不是适用于单一个体的抽象标准，和个别的案例通常也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避开它才能从事正确的分析。本书的主题——焦点必须放在系统内的差异，不该放在抽象的平均数之上，在我最需要的时刻，带给我实质的安慰。所以请不要认为，知识和学识只是贫瘠的学术土壤上毫无价值的玩物而已；也不要认为在生死关头，只有情感的力量才能发挥作用。
大脑经过初期震撼，再度恢复功能之后，我立即开始思考这些资料，还有“8 个月平均存活期”的残酷断言。我所依据的是身为进化生物学家所受的训练。“8 个月平均存活期”到底代表什么？此时（引起本书写作动机的）哲学性两难和错误出现了。多数人认为平均数才是基本的事实，差异只是衡量平均值的计算用具而已。以柏拉图式的解释而言，“8 个月平均存活期”可能只意味着“我很可能再过 8 个月就会死亡”。这大概也是任何人所能听到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诊断了。如果将平均值看成是个人最可能的结果，就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是我们都经常在犯的错误。平均值是抽象的；差异才是事实。我们先要问清楚“死亡率”的涵义是什么。中位数只是平均值的第三个衡量标准而已。（上一章已讨论了另外两个：以总和除以总数，可以求得平均数；而众数则是最普遍的值。）根据语源学的说法，中位数就是一系列分级的值当中，位于中间的那个。所以不管是什么种族，一定是一半在中位数之下；一半在中位数之上。以 5 个小孩为例：一个有一分钱，一个一毛，第三个两毛五，第四个一元，第五个有十元。这个有两毛五的小孩位居中位数，因为两个的钱比他多，两个比他少。平均财产是 2.272 元（总金额 11.36 元除以 5 人），位于第四和第五两小孩之中，因为有十块钱的这位大亨财富远胜其他 4 个穷小孩。我们都喜欢看到差异的一端，把平均值朝扩张的方向提升。对于间皮瘤和其他疾病的死亡率，我们通常喜欢把中位数当作平均值的衡量标准，原因是我们希望知道，加计时间之后，一系列的同样结果，中间点会落于什么地方。由于有一两位患者活了很久，把平均数大大拉高，让人误以为多数的间皮瘤患者可能活过 8 个月，所以它的高平均数，具有误导的可能性（相似于拥有十元的小孩）。但是中位数却正确显示，有一半患者在诊断后 8 个月之内死亡。
接着实用上的难题出现了：不论是就平均数或中位数而言，我都不是平均值的衡量标准，但是我必须恰当评估我的机会。我还有决定要做，我的事业也不能靠抽象的平均数来决定。我必须依据病情，确定我在差异地区的可能位置：我不能草率地假定，我的命运会跟平均值的某个标准相符。
然后在这紧要关头，我的洞察力支撑了我的生存意志。我思考差异问题；推论出死亡的分配一定是非常地右倾，也就是说在平均值的某种标准周围，呈现非常不对称的分布，而且右倾的程度一定远大于左倾。在最小值 0（诊断确定之后，立即死亡）和中位数（8 个月）之间，空间非常之小。差异的一半都挤在曲线的左半部（图 4），也就是最小值和中位数之间。但是理论上，右半部可以无限延伸，至少也可能延伸到老年。（统计学上以“尾端”称呼这种分布的尖端。所以左尾端紧靠 0 的纵轴，右尾端的最大值就是人类的寿命。）我尤其需要知道差异扩张的形式和程度。我也了解一切因素都指出，我的可能落点应该在右尾端。因为我还年轻、斗志高昂、居住于有最好医疗设备的城市、家人支持我，而且在患病初期就发现。因此我对于右尾端（我的可能落点）较感兴趣。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推论更令人振奋的吗？我再详查资料，确定了我的推论：差异极端右倾，因为有的人确实活了很久。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跻身于这群右尾端的居民行列之中。这个推论当然不能保证我可以享有正常的长寿，但至少我在紧要关头得到了最珍贵的礼物：我可以预期有足够的寿数来思考、计划和战斗。以前我曾经依据实际的资料，对于差异的重要性和平均数的有限功能，做过统计学的推论。我活用了知识，也获得救援。（这个故事另外还有更有利的结果。我的状况已经是朝向右尾端了，实验性的疗法又很成功，我的病几乎痊愈。老式的分配观念无法预测新的情况。我相信，由于治疗成功，我正在朝向右尾端前进：死亡时的年龄可能是大数目的两位数，甚至可能是三位数。）
我叙述这个故事，不仅是为了安然渡过难关而高兴；也因为它包含了本书核心主题的一切原则。第一，故事证明了系统内差异的重要性是确切不移的事实，而平均数的功能有限。其次，故事具体表现了构成以后所有例证的三个观念和术语。下面我将以正式但不冷峻的方法，介绍这些原则。
分配的左右倾
如想将差异当作主要事实时，就必须先考虑标准的术语和表示整体及分配的图表。传统的图表称为次数分配图，水平轴线有一系列渐进的刻度（例如高度、重量、年龄、存活率、命中率等）；纵轴则标出代表水平区域个体数目的刻度（例如体重 1020 磅之间、1015 岁之间、15~20 之间）。分配可能对称——平均值两边的形状跟数目相同。普遍、理想的“常态分配”，或是恶名昭彰的“钟形曲线”就是对称的（图 5）。我们看惯了这种正常曲线，总是把自然体系都当成这种理想形式对待。实际上，整体很少这么简单整齐。（平均数两边都是随机差异的体系，就是对称型，因为差异落于两边的机会相等，个别的案例大都接近平均数，不会远离它；丢铜板时，正反的几率是正常分配。我们认为这才正常，因为我们认为系统都有理想的正确值，随机差异分列两边。这又是另一个阴魂不散的柏拉图主义。大自然可没有这样配合我们的期望。）
真正的分布通常并不对称，而是倾斜的。就像我的故事所显示的，差异朝一个方向延伸得比另一个方向长，依据延长线的方向，而有左倾或右倾的分别（图 6）。倾斜的原因很迷人，而又充满对系统本性的了解，因为倾斜可以衡量与随机相违的程度。本书因为都在探讨差异的本质，以及它们随时间而变化的原因，倾斜就成为所有例子的重要原则。
平均值的量度和意义
我曾提过平均值的三个标准量度——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在对称分配中，三者重合，因为在这种情形中，中心同时是众数、中位数和平均数。就是这个重合使我们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异。原因在于将“正常曲线”视为正常，而视倾斜分配为奇怪稀少的现象。可是平均值的量度不同于倾斜分配，虚构大师们因此就可以按雇主的需求，选择需要的方式，达到宣传的目的。
前面讨论过收入的右倾分配，显示出如何取得较高的平均数和较低的众数。通常当分配的倾斜厉害时，平均数就朝倾斜方向移动，中位数移动程度较低，众数则安然不动。所以在右倾分配的情况下，平均数的值通常大于中位数（图 7）。如果从对称分配开始（众数、中位数和平均数重合），然后使差异成为右倾分配，平均数移动最大，因为右尾端新增一个百万富翁，就可以平衡左端的众多贫民。中位数变化较小，此时一个贫民就可以平衡这个百万富翁，因为这时只计算两边的人数而已。（如果只增加右边人口的财富，人数不增，中位数可能完全不动。如果人数也有增加，中位数也会往右移动，但是程度不及平均数。）这时众数可能毫无变动，而平均数和中位数则在渐增的右倾趋势中，有所增加。所以纵然富人数目持续增加，每年的平均收入，可能仍维持在 2 万元。
“墙”或差异分配的极限
差异是造成倾斜的主因，所以常常局限在可能朝单一方向分布的程度之内。限制的原因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是逻辑性的。例如在我自己的例子中，间皮瘤患者不可能在罹患病症之前就死于此症，因此开始时间到死亡发生时间的差距极小值是“0”。原因很微妙，也很有趣，此点将在本书第三部和第四部的命中率和生命史探讨中，再详细讨论。这两种情况中，限制常常产生倾斜趋势，只因倾斜光朝一个方向进行。没有罹患间皮瘤以前，不可能死于这个症状；诊断确定之后，也还可能存活好多年。8 个月的存活期加上开始和死亡时间的差距最小值，死亡的分布曲线怎能不强烈地往右倾斜呢？
在本书中都以“墙”来表示这种差异分配的极限。左墙招致右倾分配；右墙招致左倾分配。在我的癌症故事中，左墙导致了死亡的右倾分配。
（我曾经研究过，在随意指定左右这件事所显现的文化偏见。我们以右方代表高数值；以左方代表低数值；但在节食的故事中，低数值反而更好。这种偏见的理由有二：一个和善可爱，另一则阴险可怕。而主因必定就是对于居少数地位的左撇子的偏见，而这偏见恐怕又是一个古老普遍的文化特质所引发的。文字学上“右”具有灵巧的意思；“左”则代表笨拙邪恶。从好的观点而言，我们阅读英文时，从左边开始，所以才把成长和增加看成是向右的。本书如果运用以色列文撰写，我可能会以左墙为增加的方向；如以日文撰写，我可能说成上墙和下墙。所以就照习惯好了，其余的就随它去吧！
读者只要抓住差异的三个简单观念，就能够充分了解本书所有的例证：左墙和右墙都是差异分布的极限；左倾和右倾分配都是这些极限的后果；衡量平均值时，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并不相同。
第 5 章 第二例：马系谱的笑话
马的进化
初期的马像狐狸犬一样大小，然后增大到今日的驮马。
始祖马体型小、前足四趾、后足三趾、牙齿很短。传统的说法是较能适应环境，因为马的栖息地区从林地（四趾可以紧贴柔软的泥土，短牙便于啮食多叶的草木）迁徙到平原（足蹄在硬地上比较方便好用，长而有力的牙齿吃起硬草功用较好。草地在它们进化到似马阶段的中期出现，提供了广大的栖息地）。
现代马是现存惟一的马属，共有 8 种：3 种斑马、4 种驴子和现代马。
进化的进展是一系列精致复杂的分歧变异。趋势不是朝单一途径前进，而是好多系列的复杂变换，到达某一阶段时，又从旁分歧出去。马的进化树枝，有很多终端，然后在迷宫般的交错缠绕之中，又汇集到始祖马。当中所有的路径，没有一条是直线前进的，所以这些错综复杂的枝極当中，没有一枝是中心趋势（图10）。如果依照传统的图示法，把从始祖马到现代马的路径画成一条直线，就像开着压路机，冲过一片迷人的土地一样。
真正成功的哺乳类进化故事是什么？从种类之繁多、分布之普遍，答案清楚不过：老鼠、蝙蝠和羚羊。这三种族群的数目和生态分配支配着哺乳类的世界。可是有人见过描述它们成功的图片吗？
由于不知如何描绘它们的成功，我们从不以它们为主角。我们心目中的进化，就是生物沿着一条直线变得更大、更美丽，至少也更能适应环境。真正成功的族群，众多的分支同时繁殖，这时我们不能偏爱其中某一单列，因此它们的进化无法以图表显示，甚或无法理解。可是当进化之树只剩一条血统支系时，我们常把这个小小的剩余物，当成惟一的顶点；不是忘了曾有其他枝極存在过，就是蔑视它们，视之为“死亡的尾端”、从主干分出不相干的枝極，然后开着观念的压路机，把连接存活的小枝極到主干之间的小径压平，整理出一条平坦大道，最后再藉着虚构的进化趋势，大肆赞扬马之进化的成功。
很多典型的进化趋势，都是这些不太成功的族群的故事：把进化之树的枝梗修整得只剩一枝，不把它看成是从前旺盛生命力残留的遗迹，却把它奉为顶点。除非能够了解体系内差异的重要，除非了解这些差异的抽象事物或例证具有的推论力量，我们无法体会这个“生命小笑话”的真正涵义。马的进化之树是完整的体系；压路机轧出的从始祖马到现代马之间的直线，只是迷宫中的一条路径，其意义不能超越继续生存的偶然性之上。
让我们看看下述有趣的故事：麦克菲登研究了所有的祖先与后代对照组。跟传统的看法（马的体型毫无例外地增大）相反。在 24 组对照组中，有 5 组（超过 20%）体型减小。矮小是普遍而又永续的现象，在马的历史中，一再重复发生。甚至于始祖马在地质学的历史中，也有过体型缩小的时期。
侏儒马在 1000 万年前，生活于今日的美国和中美洲一带，刚在 200 万年前灭种而已。迄今发现的就有 4 种之多，而其 800 万年的寿命，也远比现代马长得多。如果你说现代马从美洲本土分布到了欧亚大陆和非洲，所以继续生存的机会大得多，而侏儒马从未到过旧大陆。那么让我告诉你：现代马曾在它发源的半球完全灭种，能继续存在真的是干钧一发。如果当时移民的是侏儒马，而留在原地的是现代马，情况又会如何呢？
第三部 打击王
第 6 章 命中率的问题
我常说人类是追求趋势的动物（也许该说是：“讲故事的动物”，因为人类确实喜爱好故事，而且由于文化和内在的原因，还把趋势当作最好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埋首于棒球纪录图表中，寻找明显的趋势，然后编造故事说明其成因。要记住我们的文化传奇中，包含了两个有关趋势的权威模式：进步和改善都值得赞扬；衰退随落则值得哀伤。（所以人们才会渴望神话般的“美好昔日”。）
第 8 章 似是而非的论证
现代马拉松的第一位冠军陆司（Spiridon Loues），在 1896 年花了将近 3 个小时跑完全程；近代的优胜者所花的时间则几乎降到两个小时。虽然以 4 分钟跑完 1 英里，是几十年来参赛者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诺尔米（Paavo Nurmi）1941 年缔造的 4 分 1 秒的迷人成绩，一直维持到 1954 年 5 月 6 日才被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打破。而最近的参赛者，几乎每年都跑出低于 4 分钟的成绩来。
每种运动的绝对性纪录，其进步都有一定的模式。进步并不按直线以固定的速率前进。相反的，有的刚开始时曲线快速下降，然后下降速度明显缓慢下来，再到无甚变化的滞留状态。换句话说，有时选手们遭遇到进步的瓶颈，所以纪录就显得稳定（有时只是进步的频率跟数量明显缓慢而已）。统计学者称之为渐近线：一般人可能就说是极限。本书的术语则是说到达“右墙”，阻碍了后续的进步。
我们谈论的都是世界级的顶尖高手，所以这些极限或右墙的理由十分明显。
赛马的优胜时间也有进步，但是历时过长、进步不大。例如 1840 年到 1980 年之间，纯种马在英国三大马赛的优胜时间，30 年的平均进步是 12、20 和 18 秒，只有 0.4%～0.8%。
这种有限度的进步，非常合理而且可以预测。两百多年来，纯种马只从有限的种类中挑选饲养。轻微的改良，动辄所费不赀，风险很高。投资于纯种马的改良，所费心血，超过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牲畜。所以结论应该是，这些纯种马早已到达遗传的右墙，进步必然趋缓。但是谢天谢地，人类没有培育制造特殊体能的司类，所以有关的纪录应该还有弹性——因为我们的右墙还没有专门用途的纯种存在。
所有流行的运动项目中，都出现开头时进步迅速，然后曲线渐趋平缓的模式。马拉松则可能出现例外，因为比赛的距离太长，牵涉的因素又很复杂，提供了各种策略的发挥空间；而最近它大受欢迎，声望大增，吸引了许多参加的人潮。（波士顿马拉松赛的进步曲线中，男性几成直线，而且在 1990 年以前，并未趋缓；但是由于目前的参加者均为一时之选，进步趋缓，所以可能变成一般的模式。）
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大多数的女性纪录比男性下降得快，可是曲线没有渐趋平缓，仍然维持直线型的进步模式。有趣的是大多数的男性径赛项目（200 米至 1000 米赛跑），进步都在同一范围之内——10 年平均 1 分钟进步 5.69 米到 7.57 米。（马拉松的进步更大，每 10 年平均 1 分钟进步 9.18 米，我认为马拉松还是未完全成熟的运动项目，在此得到证明。）同样的项目，女性每 10 年 1 米的进步，平均从 14.04 分到 17.86 分。这些发现引起不少解释，有的却显得有点愚麓。惠普（Whipp）和瓦德（Ward）就把曲线过分扩张，进而推论女性将在许多项目超越男性，其中几项且将很快发生。（依据这个理论，女性马拉松成绩应在 1998 年超越男性。
这种外推法经常失误，危险而又愚蠢。正如前面所述，将曲线外推，终将抵达 0 的位置，时间也将成为负数。（错误的外推，也常常出现在人口成长的图表上。根据这个推论，几个世纪之后，人类的质量将等于地球的整个容量，这时连想逃进外太空都不可能，因为增加的速度将使地球直径的膨胀大于光速。而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这将使运动速度有了上限。）明显可见的是，我们不可能进入负的时间，而人球也不可能以光速扩张。因为这么一来，就会抵达右墙，而增加速率先是减缓，然后就会停止。
有些项目中，女人可能真的超越男性，例如超长距离游泳。因为游泳时，女性的浮力和脂肪的分布，使她们的耐力优于男性（女性在英吉利海峡和卡塔利那岛的泳赛中，早已缔造了这种纪录）。马拉松也有可能。但百米赛跑和举重，女性应该没有希望。
女性项目的迅速进步（曲线不趋平缓），基本原因非常清楚。性别歧视是主因，而对于传统不公态度的扭转，则是大家乐见的回报。大多数运动项目，都是最近才容许女性参加。最近几年，女性才得以参与专业、密集训练和激烈竞争的世界。不久以前（现在也还很多）优雅的女性是不准参与运动的，过去许多伟大的女性运动员——尤其是狄特莉克逊（Babe Didrikson）都遭受指责，认为她们过于男性化。换言之，大多数的女性成绩曲线，现在都处于开始阶段，也就是线性进步的初期。当她们到达右墙时，这些曲线就会渐趋平缓。到那时，就可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两性机会均等了。在这以前，所有女性运动项目陡峭的进步曲线，都只是从过去到现在男女不平等的见证而已。
第 9 章 我的计算
我们应该考虑到本书的主题：“一对三同”中的差异；把整个系统看成是最基本的实体；对于整体的行为，平均数或特殊案例常常提供了偏颇误导的看法。
标准差是统计学上衡量差异的基本。每年计算出来的数值，记录了整个钟形曲线的分配，成了球员个人的成绩和全体平均的标准差，因此得到了衡量全部差异范围的最佳数据。计算标准差的方式如下：从球员个人的平均命中率，减去当年的全体平均命中率。然后将所得的数目平方，以消除平均数以下的负数（因为负数平方得到正数），然后求得全部数值的总和，再除以全部球员数目，得到了球员个人和全体平均数的标准差的平方，最后求得平方根，就是标准差了。标准差越高，差异的分配就越广泛或扩散。
第 10 章 棒球在进步吗
归纳而言，平均命中率差异的对称萎缩，显示的必定是棒球的整体进步，原因有二：
第一，（从组织的历史而言）规则长期不变，而且竞争的对手都是一时之选，窍门越学越精，大家技术都有增进，差异自然减少。
第二，（从选手以及人类极限而言）平均数朝右墙前进，缩减了差异的分布空间。0.400 是命中率差异的右尾端。由于整体进步导致了差异萎缩，0.400 命中率的消失代表了技巧的全面进步。
正态曲线——左端和右端分别代表水平很差的击球手和高水平的球星。在最厉害的球星右边，又有一堵无法逾越的墙——代表极限。当整个联盟还处于发展的初期的时候，球员水平分布的正态曲线很宽，表示球员间差异很大。当棒球联盟水平逐渐提高，大家水平比较接近之后，再想在一个赛季中达到高命中率就很困难了，厉害的球星和很差的球员都消失了，正态曲线“变瘦了”。它变瘦的途径，是通过“切掉”最左边的菜鸟和最右边的球星，球星与人类极限（右墙）之间的空间变小了，分布在这个区域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减小了。但在变瘦的同时，因为整体水平的提高，整个曲线会“右移”。
第 11 章 消失而不灭绝
读者难免会伤感地觉得，虽然不可能有人谴责球赛的进步，但是标准化的进步趋势因而增强，却削减了不少乐趣和戏剧性。当活动变得更科学化，像是时钟的运转时，球赛中的“游戏”成分也更加降低。棒球运动早期，也许地球上并无所谓的巨人，可是最佳球员的表现超越一般水准太多，看来真像来自外星的英雄；而现代的选手在全盘进步的情况下，表演的刺激性则远逊于他们。
对于差异的萎缩以及 0.400 命中率的随之消失，我们反而应该觉得欣慰。技巧进步，表示精确性和标准化的增强，对反复更新的优异美技，我们能有什么埋怨呢？我身为球迷已有 50 年历史，观赏过无数次完美的双杀、外场传球至本垒的封杀；这些动作显示的精密协调，在早期的赛事中，恐怕难得一见。观赏这种情况的再现，丝毫无损我的激情。巅峰的技巧稀少而珍贵，它们的再现精致而高雅。我们可曾厌恶过卡雷拉斯或帕瓦罗蒂的精彩表演？所以我宁可希望观球或观剧时，都能满足我对优越演出的期望；我不希望在大量的平凡演出中，只凭运气偶尔才能一瞥精彩的演出。
全盘的进步和差异的萎缩，并不能消除优越的可能性。由于出现的空间已经锐减，所以优越的出现就更加诱人、更加令人兴奋。而艰苦奋斗得来的这种成就，也更加令人心折。当一般标准远离右墙时，缔造新纪录比较容易；而当一般球员都几乎接触到右墙时，优越的平均数就真的代表人类成就的极限了。甚至标准越是接近右墙，越加刺激有心之士更上层楼的决心和努力。欠缺这种刺激，恐怕永远不会有卓越的成就。本书末章还要探讨有的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这种卓越；“冲破瓶颈”为多少人带来近乎神圣的狂热。这在诸如马戏或其他的危险行业中屡见不鲜。你也许会说这是愚蠢、疯狂，并且赌暂你绝对不会这么做，可是人类的卓越成就，很多都和这种狂热执着是共生的。结果有时是光荣，有时是死亡。
没有纪录是破不了的（除非更动规则或做法，以致无法达到过去的纪录）。0.400 命中率的“消失”，也许稍嫌夸张。但是所谓消失，其实就像吹熄蜡烛，仍有再度点燃的可能；不是指进化跟生态学的绝种，一去不返。
我不是说再也没人能够创出 0.400 命中率的成绩。我只是说这个成绩已经成为高不可攀的成就了；不再是棒球运动初期的普通巅峰而已，就像百年一度的洪水一样，也许百年才得一见。本章把 0.400 命中率定位为收缩的命中率钟形曲线之右尾端，足以阐释其中道理。这一切都是棒球整体进步时必然而且可以预测的结果。也许有一天，又有人打出 0.400 的成绩，但一定比过去困难得多，因此也更加值得尊敬。
第 4 部 细菌的优势
第 12 章 天择说的精髓
进化这个词深受宠爱，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大思想家都认为生物进化就是进步。由于史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提倡，进化才成为生物学的用语，用来表示“进步”。达尔文最初对于这个字相当抗拒，因为他的学说根本没有把全面的进步看成是机制变化可以预测的结果。初版的《物种起源》书中根本没有“进化”一词。
所有有机体生产的后代，数目都会超过能够实际存活的。（达尔文时代称为“超量生殖”。）
天择现象只能产生对附近环境的适应而已，永远是地域性的，不会是全面进步或复杂化的过程。
把变化的历史，看成整个体系内部差异的增加或收缩，而不是朝某一方向移动的事物。
第 13 章 浮游生物的体型
进步不是主导的趋势。因为生命以细菌的模式，从代表最不复杂的左墙衍生；将近 40 亿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还在原来的地方，显示着同样的生命模式。虽然最复杂的生物，可能随着时间变得更为精致，但是这小小的右尾端，不足以代表全部的生物，也不能和繁荣丰富的整体混为一谈。而人类则可能因为目前所居的地位，而非常珍视这个尾端。
提出有关全体生命的全面论证之前，先要解释：为什么朝一个方向前进的这么小小一点，不足以代表整个系统内具有因果关系的推动力——实际上它可能是整个系统的成员随意运动的结果。下章将再指出，生命史上明显的进步，也同样是人为的误判；单独的物种恐怕没有一般的进步趋势。
在高度倾斜的分配中，平均数是衡量“平均值”或“平均”观念的可怕方法。原因是只要引人一个盖茨，整个平均数就大量右移；在平均数右方的 10 亿元（他的年收入），作用等于在平均数左方平均收入 10000 元的 100000 人。所以平均数远离最普遍的分布高峰（众数），结果停在钟形曲线倾斜方向的侧翼（图 7）。中位数虽比平均数正确，但仍然离开钟形曲线的顶点过远，位于倾斜分配的侧翼（仍请参阅图 7 以及有关的讨论）。
稳定的上升，可能只代表众数确定的钟形曲线，随着时间而逐渐右倾而已。所以衡量高度倾斜的分配时，第三种方式——众数（也就是钟形曲线的高峰值），才是最好的选择。
体型最大的种类以及平均值，在这 3 幕的进化中，都确有增加。如果否认体型增大的全面优点或趋势，这种现象要如何解释呢？讽刺的是，这时所需要的，反而是跟一般说法完全相反的解释（大体型的“明显”优越性，在此不再有用）。整个现象之所以发生，因素有三：第一，左墙的存在，也就是最小体型的极限，大小由实验室的最小筛孔设定；第二，每次大灭绝后，都有接近极限的小型种类单独存在，所以每次进化都只从体型范围下部的种类开始；第三，每次种类数目的增多和成功的扩散，使整体的差异增加。
据此而论，大型种类体型之所以增大，只因为始祖从左墙开始，因此只有一个变化的方向而已。体型增大，只是从小体型偏移的随机进化，不是固定朝向大型进展的定向进化。
各个时期特殊化的种类，通常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大体型通常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杂食性的动物可以继续生存，但是需要特殊食物的种类就会死亡。食物缺乏时，小型种类可以生存，大型的就遭消灭。哺乳纲真的是源于小体型的祖先。其余的脊椎动物也都一样。
第 14 章 细菌统治地球
全部论证的梗概
遗憾的是，他只能依据极端的例子来肯定进化论——整个生命体系是从海中的简单植物和低等动物开始，以人类作为终点。
由于化学和物理的原因，生命必定以最不复杂的情形从左墙附近开始出现。不可能突然从“太古汤”中抓出一头狮子，然后开始述说生命故事。
化石记录最早的生命都是原核生物细胞，或粗略地称为细菌。事实上，生命史有一半以上都只是细菌的故事而已。从化石记录中的生物构造而言，细菌紧挨着复杂性最低的左墙。因此生命是以细菌模式开始的（图 29）。至于生命仍然在同一个位置维持细菌的模式。开始时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永远如此-至少到太阳爆炸、地球毁灭时为止。利用“一对三同”差异的正常标准，在复杂的模式丝毫未变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说，进步是促进进化的主要力量？（生命的复杂平均值可能有所增加，但请参考第四章相关的讨论：在强烈倾斜的分布中，平均数不很正确，众数比较适当。）本章标题所谓的样本细菌，就是生命经常成功的范例。
以尾端单一的极端例子，作为整体分布特性的舛误。考虑图 29 的生命全家福，惟一可以支持进步的论点，必须假定扩张的右端显示出可以预测的整体向上推力。
依据右尾端作成的全面进步论，因两点原因而显得荒谬：第一，尾端本身非常细小，而占据尾端的种类，所占百分比也太小。（80% 以上的多细胞动物是节肢动物，而这一门常被人类视为是原始而未演进的。）其次，极右端的占据者，历来并没有形成进化的关联；而是以各种不同形式，跌跌撞撞地闯到这个位置。次序可能如下：细菌、真核细胞、海藻、水母、三叶虫、鹦鹉螺、盾皮鱼、恐龙、剑齿虎，还有现代人。经过头两次转变之后，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被确认为下一代的直接祖先。
在必然从左墙开始的进化过程中，整个扩张系统的个体随机运动的结果，一定产生逐渐右倾的分布。
右端一定会出现，但是该处的生物，部分是随机的，完全无法预测、完全是偶然的。一点都不是进化的机制预定的。生命的历史如果可以一再重复，先从左墙开始，随着分化而扩张，几乎每次都可以到达右尾端；但是这个区域所住的复杂生物，每次都会大不相同。绝大多数的重演，在地球有生之年，都不可能产生有自我意识的生物。现在之所以有人类，纯粹是凭机运，靠的不是无可避免的方向性或是进化的机制。
各色各样的样本细菌
开明人士甚至认为，“哺乳类时代”的说法也还不够公平。因为哺乳类只有 4000 种左右，可是正式命名的多细胞动物却多达 100 万种左右。这 100 万种之中，有 80% 以上是节肢动物。而节肢动物大都是昆虫，所以这些开明人士喜欢把现代命名为“节肢动物时代”。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多细胞动物的话，这种命名应该是公正的，然而我们仍然无法摆脱偏狭的自大态度。如果想以代表性的部分作为整体的特色，那么应该尊重的是生命不变的模式。所以我们应该是生活于“细菌时代”之中。自从大约 35 亿多年前最早的化石——细菌封进岩石之中以来，地球一向都是处于“细菌时代”。
根据任何合理、公正的标准而言，细菌一直就是地球上最具支配力量的生物。我们之所以不能了解这个明显的事实，部分是因为自大招致的盲目，但是更重要的是“规模”的效应。我们习惯以自身的规模，作为自然的典型，观察一切现象——以英尺丈量身高、以年计算年龄。细菌小得肉眼无法看到，其生命短得只有一顿午餐或是祖父抽根雪茄的时间。可是天下的事情很难说。相对于人体高度分化、寿命长久而言，细菌适合于各种开发工作，而且危险性不高，除非遭到青霉素的攻击。
请考虑下列有关细菌支配地球的一些标准：
时间：我早已提过细菌统治地球，历史悠久。化石记录的生命，就从细菌开始，大概在 35 亿到 36 亿年前。大约在生命史过了一半之后，较为精致的真核细胞初次出现（大概在 18 亿到 19 亿年前）。最早的多细胞生物——海藻，不久也进入世界舞台。最早的多细胞动物要迟至 58000 万年前，才出现在化石记录中；也就是在生命史已经过了 5/6 的时候。由此可见，细菌才是整个生命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
不可毁灭性：现在暂时撇开这种长期统治的一面，转而探讨能和这么杰出的历史匹配的未来展望。从一开始，细菌就占据了生命模式，不论将来人类的智能将如何统洽地球，细菌地位的改变，仍然令人无法想像。它们的数目之多，实居于压倒性的地位；种类之繁，也是无可匹敌；它们的生活环境极为广泛；代谢模式又是无可比拟。人类的胡作乱为，可能在最近的将来，招致自己的毁灭。毁灭的同时，连陆生脊椎动物也可能一起殉葬，然而最多也不过几千种。我们能够制造严重的伤害，但无论如何，我们无力把 50 万种的甲虫一举消灭。我们对于种类繁多的细菌，更加无能为力。这种有机体不会形影不存，也不会受到我们邪恶行为的重大影响。
分类：生物的分类史是个漫长的故事——逐渐放弃偏狭的观念，渐渐认识单细胞生物以及其他所谓的“低等”生物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西方历史偏爱圣经钦定的动植物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制造了不少实用的效果，包括了把生物研究区分为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学术部门。在这种体系之下，所有的单细胞有机体不管是否合适，都得归入某一类。所以草履虫和变形虫，都因为会移动而且能消化食物，而跻身于动物界。而进行光合作用的单细胞，当然就得列为植物了。而有行动能力的光合细胞又该怎么办？尤其是原核生物细胞，它们根本没有决定位置的特性。因为细胞有坚固的细胞壁，很多种类又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细菌就都归入植物界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仍把肠胃道的菌落说成菌花。
我们本就知道利用解剖学的知识，绘制较为熟悉的多细胞生物系谱图，所以我们即可利用脊椎动物的骨骼、节肢动物的外壳、棘皮动物的放射状对称，来确定主要的进化族群。但是对于细菌世界的无知，使我们对于确定它们分歧的系谱，无能为力。也因此，我们都把全部细菌丢进一个杂碎的袋子。其实光是考虑细胞生存的年代，我们早该怀疑，它们之间的分别，应该比多细胞动物之间的分别更加广泛。
普遍性：
1. 数目：只要适合生命生存的地方，就有细菌定居。老祖母殷殷告诫我们：病菌无所不在，呼吸、饮食都必须经常保持警戒；但大多数的细菌都是无害的，不是致病的媒介。只要一件事实就足以说明：人体里面的大肠杆菌数目，超过现代的人口总数，甚至于也多过有史以来的全部人类数目。一克花园的泥土含有几十亿的细菌，一滴口水含有几百万的细菌。人体皮肤每一平方厘米就有 10 万左右的微生物（微生物还包括非细菌的单细胞生物，但绝大多数都是细菌）。
2. 地点：细菌忍受温度的能力和新陈代谢的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的有机体；它们能在适合任何生命的任何地方生存；而且生命忍受力的边缘地带都属于细菌——从最冷的冰河小泥坑到黄石公园的热泉，再到喷出华氏 480 度热水（还是低于高压的海洋底部的沸点）的海底裂缝。高于华氏 160 度地区的生命都是细菌。喜温嗜酸性细胞在华氏 140 度和酸碱度 pH1~2——浓缩硫酸的酸度时，会旺盛繁衍。这种细菌在燃烧的煤炭表面或黄石公园的热泉中都有发现，但一遇华氏 100 度以下的温度，就会冻死。
实用性：人类生活是评量一切有机体在生物体系中所占角色及其重要性的偏颇依据。
1. 历史：氧气——大气中人类最需要的气体，主要靠多细胞植物行光合作用时释放而维持稳定。地球初期的大气中，显然几乎不含自由氧，现在则依靠有机体的活动而维持。氧气大概在 20 亿年前开始在大气层中累积，远在多细胞植物进化之前；但在今日，则主要依赖植物供应。地球最初的氧气，是由细菌的光合作用产生的。（今天，它们配合多细胞植物，仍旧是主要的供应来源。）
纵使植物是氧气的主要供应者，再供应的主要来源仍然是细菌。行光合作用的真核细胞细胞器——叶绿体，其祖先就是行光合作用的细菌。根据一个周全而且可靠的观念——有关真核细胞起源的内共生说，真核细胞的一些细胞器，是由于原核生物细胞的共生小体合作结合而成。由此看来，真核细胞刚开始时是个殖民地，而入体上每个单位都可以追溯到这种开始时期的合作关系。
这个案例只能有力地说明线粒体（细胞的精力工厂）和叶绿体（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的状况；对线粒体和叶绿体而言，证据强而有力，令人信服：体型大小大约相同（原核生物细胞比真核细胞小得多，因此有些细菌细胞可以轻易置身于真核细胞内）；外表都像细菌；各有自己的 DNA 序列（因为大部分遗传物质都因进化而变成细胞核，所以形状很小）；这一切都显示祖先是独立的有机体。时至今日，大气中的氧仍然是细菌的产物：直接从光合作用排出，或是间接地透过后代真核细胞排放。
细菌的共生（它们互相黏附在一起，生态上互相依赖，但是分类上各自独立。）是多种生命过程和均衡的重要现象。没有肠道菌落，我们就无法消化吸收食物。食草动物——牛和它的亲戚，也一样依赖细菌在四个胃的反刍过程中，消化草料。大气中 30%的甲烷，也和产甲烷生物在反刍动物胃中的动作有关——利用打嗝和放屁排进大气之中。莎冈和马格理斯提出“半严肃”的看法：大型哺乳类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生物环境甲烷含量的平均分布。
另一种共生现象，对于人类农业也非常重要。植物需要氮气作为土壤中的重要养分，但是无法直接从大气中吸收。这样的自由氮经由细菌——一共生在豆科植物根部的根瘤菌的作用，才能转换成为植物能够吸收的形式。
有些共生复杂得很诡异，精密得很残忍。尼尔逊（Nealson）记录了线虫（一种圆形小虫）的故事：它寄生于昆虫身上，却对宿主的生物控制有所帮助。线虫从昆虫的嘴部、肛门或呼吸器官进入，直到血腔。然后从肠部排出数百万的共生生物，进入宿主的循环系统。这些细菌对线虫无害，却在几个小时之内杀死宿主。（细菌需要线虫才能以昆虫为食，因为它们无法自行进入昆虫的血腔，所以无法杀死昆虫。）这些死亡的昆虫成为生物发光体（细菌活动的另一结果），布满黑色素，但不至于使虫尸腐烂（可能是线虫分泌杀死别种细菌的抗生素，但对自己分泌的共生生物无害），这些色素和光点引来其他线虫饱餐一顿。线虫就这样成长繁殖，而且还利用其他有用的细菌当共生生物。遭受寄生的昆虫，每克的体重，可以生产大约 50 万只线虫。
生物教学中的一句老格言：一切生物活动的能源，最终都来自太阳。
“裂缝动物相”（生存在某水域里一定地理条件下，形成的多种动物类型的总体。）是这个权威规则的第一个例外：它们的最终能源来自地底的热能（地心热量加热水温，帮助矿物质溶解），细菌是这个独立独特的食物链——主要是氧化硫，能把泉水中的矿物质转化成为代谢上可用的物质的基础。有些裂缝中的有机体，能和这些细菌构成惊人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相中最大的动物，身长可达几英尺，但是没有嘴巴、肠子和肛门。这种生物在形态上过分简单，分类学者至今仍然不敢确定它们的动物属性（最近则趋向于把它们归入须腕动物门），它们具有大型的管状器宫，叫做营养介体，里面充满特殊的细胞（类菌体）。类菌体内又有共生硫黄细菌。营养介体重量的 35% 都是这些细菌。
2. 现状：正如上述情况，细菌制造大气中的氧气，处理土壤中的氮气，帮助动物反刍，建立了惟一非太阳能源的食物网。还有下列满足人类需要和舒适的作用：腐蚀垃圾成为植物的养分，驱散海中溢油，经由发酵制造干酪、酸乳和优果（人类酿酒大都利用真核酵母菌的发酵作用），还有利用酒精酿醋。
细菌（连同霉菌）是死亡有机体的主要清除者，因此成为制造（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细菌光合作用）和再生两个基本生态环之一，动物在这个环中无足轻重。
所有对地球生物重要的元素——氧、氮、磷、硫、碳，都由于微生物的参与，才能恢复到可用情况……整个生态都依赖微生物和真菌的分解功能，把死亡的动植物所含的化学养分，送回到整个生物体系之中。
生物质量的新资料：由于细菌的生活范围和进行的行为，使得众多的细菌支配整个生物界。有一个观念——在从前被认为不可能，而在今天虽然未经证实，却被认为非常可靠，可以确定这个论点。我们承认所有上述细菌的功能，但是生命的重点完全集中在真核细胞，尤其是在树林中的木头。生物学界长期以来都认为，纯就重量而言，生物质量中的绝大多数，就是植物的木质。细菌虽然到处充斥，但是重量太轻；天文数目的细菌，才有一棵小树的重量。因此细菌的生物质量怎么能够和真核细胞相提并论呢？但是对海洋和地球的研究，却证实了在生物质量一项，细菌照样居于支配地位。
细菌无所不在，只要适合任何生命形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芳踪。由于人类的居住地点相当有限，不能体会所有可能生存地点的全部范围，所以无法想像细菌的全部数量。
科学家早已知道进行光合作用的氰细胞（以前称为蓝绿藻），在海洋浮游生物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巨量的异营细胞（从体外觅取食物的非行光合作用细胞），却遭到忽略。在沿岸水域，这些异营细胞约占全部微生物生物质量的 20%，而且消耗全部“初级产物”（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中 20%-60% 的碳，所以在海底食物链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佛曼（Jed A.Fuhrman）和他的同事研究海洋中异营细胞的生物质量，发现它们在这种环境中，居于统治地位。例如在沙佳索海，70%-80% 的微生物制造的碳和氮，都来自异营细胞；占据了 90% 以上的地表生物地区。
佛曼估算海洋细菌的生物总质量约占包括木质在内的全地球生物总质量的 1/50，这结果也许不够感人，但是如果了解下列三点，就会知道上述的数字其实仍有重大意义：（1）因为木质在全体生物界的“规模次序”数值太高，传统的估计都把支配地位给予多细胞生物；（2）佛曼的计算不包含土壤中的细菌、肠道菌落、豆科植物的根瘤菌等；（3）他还排除了一个新而更大的生物数值来源——地球内部的细菌。如果累加计算惊人而有争论的地球内部细菌，结果可能会令人大吃一惊。
地球内部细菌先是深海裂隙周围，然后是油田，最后是地球内部岩石。这些发现使地面的生物总质量变得无足轻重；进一步还使我们觉得，地球内部细菌总质量才是生命的标准和模式。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海洋生物学家发现深海裂缝地区食物链的细菌基础，也发现这个食物链惟一的能源来自地球内部，并非来自太阳能。裂缝分两种：冒出华氏 40 度到 70 度热水的小裂缝，和冒出超过华氏 600 度热水，约 30 英尺高的大型圆锥体硫化物丘，小裂缝附近水中的细菌，早经确定，只是顺理成章地被认为“不可能存活在含有硫化物的超高热水中”。
这些结果支持下面的假设：微生物的生长，在一切生存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不是受制于温度，而是受制于液态水的存在。这一点大大地增加了地球跟宇宙之间，适合生命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然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几群科学家发现并且培养了油井和陆地跟海洋深处的细菌；显示细菌可以生存于地球内部，但不一定要有高温的热水：北海海底两英里下的油田、阿拉斯加北坡长年冰冻的地面、法国东巴黎盆地地下 1 英里深的 4 口井中。水从裂缝中或从地表岩石的接触处，甚至从岩石本身颗粒的毛孔之间，源源流出。（这是岩石的“多孔性”，对于石油工业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集中地下液体的自然机制，对于细菌也有同样的作用。）我们脚下土地的深处，必然充满无数的微生物。
史蒂芬（Stevens）和麦金莱（McKinley）描述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地底下 3000 英尺深处的玄武岩中，有着繁盛的细菌社区。这些都是厌氧性细菌，它们好像是从氢获得能源；而这些氢都是玄武岩中的矿物质和渗进的水反应生成的。就像深海裂鳞的微生物聚落，它们靠地球深处的能源维生，完全不需要传统生态系统所需、最终依赖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为证实他们的发现，史氏和麦氏把玄武岩捣碎，放进不含溶解氧的水中。这种混合确实有氢产生。然后他们把玄武岩和含有深处细菌的地下水，密封在一起。这种实验模拟地底深处的条件，使细菌存活了一年之久。深处细菌真的能够只靠岩石和水生存吗？答案好像是“是的！”。
所有生物当中最能把生活范围扩展到传统栖息的海陆之外的，细菌最有可能雀屏中选。它们小得什么地方都住得进去，生活范围也大过所有的有机体。歌尔德说：“我们所知的全部生物当中，细菌最能利用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获得能源。”
传统的看法，认为地表生物的绝大部分质量，都是树林中的木质，所以现在这种说法——地底下的生物总质量可能超过地表生物，代表了传统生物学的修正。地球的细菌不但超过其他生物的总和；细菌的栖息地点、代谢方式不但更多；它们不但独立写下前半段的生命史（分化并没有趋缓）；而且最令人惊异的是，全部细菌的总质量可能超过其余一切的总和。我们说细菌一直就是生命的最大影响力和最重要部分，难道还需要其他的说明吗？
但是歌尔德还有更进一步的惊人见解。我们现在大致认为，太阳系其他地方没有生命存在，因为别的行星表面，温度和液态水的条件都不适当。不但如此，地球表面的理想情形，在整个宇宙当中恐怕也非常稀少，这使得生命成为宇宙间非常稀少的现象。
但是地球内部浅处——液体流经岩石的裂缝和毛孔的环境，在别的星球可能非常普遍，无论是太阳系或别的星系，都有可能。（遥远行星冰冻的表面，可能没有细菌存在，但是星球内部可能形成液体，很可能适合地底岩石细菌层级的生活环境。）事实上，据他估计，“在我们的太阳系中，至少还有其他 10 个星体（包括巨形行星的卫星），也有产生微生物的同样机会”，因为“大部分星球内部的环境，与地球几英里深处的环境，相差不会太大”。
最后，我们应该把传统的看法整个倒转过来。另外也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传统上靠光合作用维生的地表生物，可能非常奇怪，只是地球浅层细菌层次生物的普遍现象。10 年以前我们连地底生物都一无所知，所以从一无所知转向为普遍认知，可以说是生命史认知的修正上极大的促进力量。他的结论说：
地表生物依光合作用获得全部的能源，很可能只是生物中怪异的一支；是对于表面环境特别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所作的调适而已。发生的机会非常难得：适合的大气层，与发光的恒星距离恰当，水和岩石表面混合存在等。然而，深处由化学物质支持的生命，在宇宙中，可能非常普遍。
换言之，细菌在地球上，可能不只在重量方面居于统治地位；可能还是宇宙之间惟一生命模式的代表。
没有朝向右尾的驱动力
读写的能力，是在人类为了其他功能而增加智力时的偶然结果。
复杂性增加的右尾端，在生命的钟形曲线中出现，可能是（传统的说法）进化一直驱使生命变得更高等、更复杂；也可能是（我的论点）生命从左墙最简单的情况，成功地扩张，并保持不变的细菌模式时，所造成的意外结果。造成同样结果的两种方式，在意义上的重大差别，凭借本能，就足以区分。而这种本能是正确无误的。对于不同的意义，我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在一种情形下，复杂性的增加是生命史存在的理由；在另一种情形，右尾端的扩张，却是结果截然不同的进化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在一种情形下，进步规范、塑造了生命史，成为基本原因的主要产物。在另一种情形下，进步却是意外，稀少，而且没有直接有利的原因在作用。
作为本书的主要论点，我不否认生命史中日益增加的复杂性。这个结论有两点限制，影响到它作为进化特质的传统霸主地位。第一，这个现象只存在于极为有限的少数种类，它们的钟形曲线细小的右尾端确有延伸，但不是多数系谱的普遍特征。因此这个范围有限的现象，只是偶发的意外后果，也是威廉士（G.C.Williams）和厄巴（Viba）所谓的“效应”，不是蓄意的结果。它的原因不含进步的机制；而且主要行为中，复杂性也没有增加。
托马斯（Thomas）的说法，在此可能更得人缘。他说：“复杂性增加的持续出现，长期看来，只是进化的主要效应。既然如此，它就值得注意。”换句话说，他承认复杂性的增加只是意外的后果，只是效应，而不是主因所造成的结果。可是他也认为，进步既然是全部进化的主要效应，也就值得重视。然而一旦超越狭隘而主观的渴望，认定这个主要效应-导致人类出现并且跃登进化顶点时，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证实这个说法？我想真正居于支配地位的细菌，对于把并非主流的小尾巴，如此神化，一定会嗤之以鼻。我知道细菌当然不会笑；我也知道宣称我们的伟大，依据的是细菌和我们之间差异的结果。但是人类不能靠地底 6 英里下的玄武岩和水维生，也没有能力利用地热，而不用太阳能建构新的生态系，更不能在大多数太阳系中作为可能存在的宇宙生命模式。
换句话说，把进步当成纯属偶发的意外效应，而且局限于右尾，无法满足人类传统的愿望，因为我们自认天生具有重要性；就是这个虚构行为阻止了达尔文革命的完成。我认为任何进化学家，如以本书的观点，考虑这个问题，他的结论一定是：以扩张的右尾方式出现的进步，必然是偶发的意外后果，不是主要的结果。
我一向屈服于支持全面利益和增加复杂性的标准论点；认为在达尔文游戏中，竞争有限的资源时，复杂精致的体型，具有优点。为什么复杂的构造比较普遍？如果把复杂解释为适应和计算能力的增加，那么用来说明哺乳类的大脑，应该不难了解。可是在许多情况之下，精致反而成为障碍——既由更多的部分组成，就有更多的部分可能失效；而且由于各部分儒要精密地配合，所以弹性减少。
但有一种达尔文式的成功（区域性的调适），确实造成明显的偏向，使复杂性有实质的减少——寄生虫的生活模式。这在有机界并不稀奇，而且牵涉千万种类的生活模式，在所有生物中所占比例非常高。虽然不是所有的寄生虫都从降低复杂性获得利益，但却有大量的种类确实如此，它们寄生于宿主身体内部深处，吸食宿主血液或宿主已消化的食物，而获得养分。它们不需要运动或消化器官；从天择观点而言，简化反而对它们有利。为应付特殊需要，可能会有一两种新的器官出现-抓住宿主的钩、吸收食物的吸管等。但因为损失的器官比增加的多得多，所以精致程度没有增加。
这些不会移动的寄生虫，通常都不过是生殖系统构成的袋子或管子；只是简单的生殖机器，依附在宿主的内部器官而已。一种藤壶专门寄生在蟹子或甲壳类，它只是没有固定形状的袋子（孵卵袋），夹住螃蟹的腹部，有一支茎状物伸进螃蟹体内吸取食物。人体肠道里面的绦虫，可能长达 20 英尺，含有几百个孢子叶球，内藏下代子孙。五口纲门寄生虫，专寄生于脊椎动物的呼吸道，吸血的器官相当精致，但是没有运动、呼吸、循环或排泄等器官。
如果标准的天择过程，对于寄生虫没有造成偏向；如果寄生虫大都朝向简化；那么小而全面的简化倾向，可能就是多数种类的共同性质。请注意，虽说各个种类都有降低复杂性的偏向，生命钟形曲线的右尾端，这时仍然会随着时间而扩张。左向朝向简化的种类，早已稳居支配地位；朝右的更少种类，则可能进入原来未被占据的复杂性领域。醉汉纵然为了某些原因，朝向墙壁的次数多过朝向水沟，最后仍将摔进水沟；因为他撞到墙壁退回之后，只有再向水沟前进，终于摔了进去。就算有些种类有逆向的偏向，整个系统仍然只朝一个方向前进。
轻轻的致命一击
脊椎动物在生命初期，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在寒武纪初期，只有极少数的先驱，例如柏吉斯页岩中的鼠兔化石。所以在任何重演过程中，脊椎动物的存活或繁荣，都将很难再现。从鲨鱼到河马再到人类，都将被排除于生命史之外。
如果这种偶发的好运只出现一次，而且还可以预测其后的繁荣，那么人类的出现，就可以看成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好运造成的。但是偶发事件依赖比例原则，影响极大而且扩及全面。在个案的进化过程中，造成今天的人类所需的千万步骤之中，只要小小的一个差异，就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人类的进化将像瀑布一样，冲向另一途径，智人-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也许永远无法出现。
如果鱼类中，有一种没有发展出能够支撑在陆上体重的鳍（在湖中或海中的进化，原因不同），陆上脊椎动物就不可能出现。如果没有一颗巨大的外星体完全是随机的晴天霹雳在 6500 万年前消灭了恐龙，今天的哺乳类将仍然是小生物，在恐龙当家的星球中，只能躲在角落里，无法进化成为今天的大体型，也无法有足够大的大脑应付自我意识所需。当年如果没有小小的一支原人经历干辛万苦（甚至可能灭种），在非洲的大平原活了下来，今天就不会有支配地球的现代人了。在这个无法预测、也没有复杂化趋势的过程中，人类真是幸运得让人意外，不是可以根据进化原则预测的结果。
第 15 章 我的人类史观
每一项新的竞争尝试，都有严重的限制。人类也许可以抵达天上，但是建筑物就像树木，永远不能抵达天上。每一次的升高，都代表工程的奇迹，利用科技突破极限。然而增加逐次减少，就像运动的进步，在人类接近右墙生理极限时，就会呈现尾端一样。1909 年都会生活高塔，是以前高度纪录的两倍。最近几次冠军，增加的高度都只在上次纪录保持者的 10% 以下。
本章将提出一个想像的案例，为人类生活史的右墙——文化改变的英雄故事而杞人优天一番，本书第四部曾经讨论，为什么自然或达尔文式进化的基本性质，只能以细小的右尾形式，产生消极趋势而增加复杂性。这根尾巴摇动不了代表永恒的细菌模式的生命重量。由此看来，几乎没有右墙的问题，因为它们的距离遥远，整体的生命还没有受到它们严重的影响。
但是人类文化的演变；则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所支配；这些原则极可能产生受驱趋势，造成所谓的“进步”（这只是就技术层面而言，这些变化是否真的有利，不在讨论之列）。就这点而论，传统上把人为产物和社会结构的历史，说成是“文化演进”，令人遗憾。当我们说“文化演进”时，不够理智地蕴含了一个看法，认为这个过程和自然进化现象的基本性质相似。所谓的进化，常常造成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分析时的错误——把达尔文的自然范例过度简化，结果涵盖了人类的社会史和科技史。放弃“文化演进”这种说法，真是我的愿望。为什么不使用更自然、更传神的“文化变异”呢？
达尔文的进化与文化变异，最明显的差别在于文化蕴含巨大的潜力，速度极快，而且可以累积方向性。在地质学上无法量度的一个“微瞬”之间，人类文化所改变的地球表面情况，是达尔文的进化历经无数世代都无法做到的。（像是火流星造成白垩纪灭种的天然灾难，虽可在地质学定义的瞬间消灭许多种类，但是自然进化的任何过程，速度和程度，都不及人类文化的改变。最壮大、最迅速的寒武纪大爆炸，历时就达 500 万年之久。）
自然进化和文化变异最明显的对比，深藏于人类历史的主要事件之中。我们找不到过去 10 万年来人类体型和大脑变化的证据。这是进化成功、子孙繁盛的种类共有的标准停滞现象，不是（一般所误认的）持续进步过程的例外。从最直接、最深刻的角度而言，15000 年前在洞穴里面作画的克洛曼农人，就是我们。毕加索的心智练达程度，并不高于这些跟我们有着同样大脑的祖先。但是 15000 年前的人类，没有创造出符合今日所谓“文明”定义的东西。当时没有农业，没有城市。在过去 10000 年地质学上的微瞬期间中，人类的成就——从最原始的农业到芝加哥的席尔斯大楼，也就是人类展现的全部文明——不管好坏，全部依赖这个没有改变的大脑。文化变异大大超越了达尔文自然进化的最高速度。
自然进化和文化变异的基本原则之间，差异不少。其中两点，明显地成为文化变异之速度和方向性的推动力：
1. 拓扑学：在“种”层次以上的达尔文进化，是继续不断、无可反转的扩散故事。一旦“种”（种与种之间，无法交配生育）从祖先的系谱中独立而出，它就永远定型，不再变动。异种之间无法混合，但可能以变化多端的生态方式，交互影响，只是无法结合而进行生殖。可见自然进化是个不断分离、区分的过程。
在另一方面，文化变异则从不同传统的交流混合而获得极大的推动力量。聪明的旅行者看到异乡的轮子，就可能把这个新发明引进到自己的家乡，从而根本而且永久地改变了家乡的文化。几支枪、一些战车，连同技术人员和贸易商来维持它们的正常运作，就可以变成征服的工具。不同传统的交流形成丰硕（或毁灭性）的影响，促进人类文化的变异，这是达尔文的缓慢进化无法想像的。
2. 遗传的机制：达尔文式的进化，靠的是天择过程中间接而效率不高的机制。随机的差异先需提供变化的素材，然后天择过程——无法只凭自身创造后果的消极力量，消除绝大多数的差异，保留区域性调适较佳的种类。优势的种类经过几个世代的累积，造成了进化的变异。区域性的调适，必须付出无数的屠杀和死亡为代价；要到达较好的地位，靠的是清除调适不良的种类，而不是靠主动设计的较佳生命剧本。
直接而有效率的机制，明显可见：为什么有机体不能想出有利的方式，藉由努力，在有生之年发展出调适的特质，然后以改变后的遗传性质传给后代？这种想像的机制，就称为”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或是“后天性质的遗传”。可是万一遗传真的能够这样传承的话，自然进化将成为扫黑专家了。不幸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遗传是孟德尔式的，不是拉马克式的。有机体可能终生都在努力改进，如长颈鹿的脖子更向上伸，但是这些“后天性质”，虽然有利，却不能遗传给后代。它们没有改变基因物质，而后代是由基因决定的。情况虽然不甚理想，却也只好接受。达尔文式的进化虽然缓慢间接，成果却不错。
与这种情形极端相反的是文化变异。在基本机制方面，它是拉马克式的。某一世代获得的文化知识，可以直接以我们所谓最高贵的“教育”方式，传给下一代。如果我发明了轮子，这个发明不会因为无法遗传而遭遗忘（身体方面的进步，则大都如此）。我只要将制造方法教会儿女、学徒或是亲朋好友，就足以保存这个发明。这点看似简单，其实非常深奥。阅读、写作、摄影、教育、练习、当学徒——一切人类独有的薪火相传的活动，都在文化变异中，扮演拉马克式的火车头角色。这种拉马克式、独一无二的人类文化传承模式，使我们的科技史有了方向性和累积性的特质。达尔文式的自然进化，则无此功能。
自然进化和文化变异的这两点差异-拉马克式的遗传和异种之间的接触混合，对于文化模式所造成的庞大推动力量，也为本书主题提供了主要的区分。自然进化中没有可以预测结果的原则，也没有更趋复杂的运动，但是文化天生就具有进步潜力和更趋复杂的性质。因为拉马克式的遗传，将特质直接传给后代，可以逐渐累积有利的革新，而且不同传统之间的混合，也提供了机会，可以从不同社会选择有用的新发明。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天生的进步潜力，并不能保证一定成为事实。所有历史都具有的偶发性质，能够阻碍无数的可能发展。科技方面的累积能力，一样不能保证，所有的文化都能充分利用这种混合的恩赐。事实上有不少社会，刻意不去追逐这种科技的进步，以免最后终将破坏原有的旧秩序。在人类史上的关键时刻，中华帝国决定闭关自守，禁绝海洋贸易。此举如果成功，西洋各国东进的历史，恐怕得完全改写，变成东方各国西进新大陆的历史了。17 世纪 40 年代初期，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开放政策——接受西方的发明，尤其是有助于巩固政权的枪械之后，日本的幕府将军德川禁止大部分的进口，因而切断一切可能的累积成果。这个禁令突然而又彻底，甚至连居住于海外的日本商人，也不许返国。日本跟西方的贸易萎缩到几乎停顿的地步，每年只准两艘荷兰船只进港，而且只准停泊长崎。所有的荷兰商人只能居住于附近一个人造小岛，靠一条容易防守的小堤来往。
不仅如此，累积的科技进步，也不一定导致文化的改善，还可能因破坏而终止，纵然结果不一定如一些影片所描绘的：整个地球将毁于核武器或环境污染。我一直对一个可能的答案深感兴趣。这是个古怪的说法，但我认为值得深思。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宇宙中的其他太阳系的高等文明和我们接触呢？拥有进行行星间——纵然还不是星云间旅行的科技社会，一定已经经历过可能毁灭的危机。因为科技能力超越社会道德的拘束力量。很少有，甚至没有社会能够度过这种危机而安然无恙。
科技进步和通俗所谓的进步或人类福祉之间的差异，虽然存有这样重大的警讯，我还是要重申文化变异和自然进化之间的重大差异对本书主题的影响：引发文化变异的机制能够证实科技进步中的一般受驱趋势，因而绝对不同于达尔文式的自然进化中所有的细小消极的趋势。普遍的受驱趋势一旦发生作用，移动方向不但随心所欲，而且非常快速。这种方向性的动作，一定朝右墙前进。因此，文化史和生命进化史的重大差异，就在于人类的制度，不但形状受制于右墙，还经常受其困扰（请参阅棒球命中率的例子）。然而生命进化由于庞大和持久的细菌模式以及细弱的右尾，不易出现“一对三同”的现象。兹就文化变异中，三个容易受到相关右墙重大影响的要点，进一步讨论。
1. 科学
愿上帝慈悲对待无知！人类如果更加聪明、用功更久，可能会真的快要接近完整知识的右墙，那么就再也没有什么趣事可供科学家研究了。在接下来几代，我们仍不会有遭遇这些限制的危险。换言之，目前的知识宝库，离开我们可能触及的知识右墙太远，所以科学永远不必担忧过时或是落伍。这么说并不意味所有的科学部门永远开放；也不是说我们永远不能获得自然界某些范围之内的完整知识。我的意思只是：任何和封闭区域毗连的地方，都还留有开放的空间，聪明才智之士不用担忧不能有所增益。如果你志在研究鸟类的新种，可能会遭遇右墙作梗；因为地球上八千多种的鸟类，几乎都已被发现，记录过了。但是如果转而研究甲虫，你就不必担忧已经发现几十万种了。说不定还有几百万种，等着你去发现或记录呢！
达尔文发现了重建自然史的进化总钥匙，这是智力方面至高无上的荣耀，也是他独享的特权；我们已经无缘享受。但是该做的工作还很多；需要了解的也还很多；没有解答的难题也一样很多。我们何必为了右墙而忧虑呢？
2. 表演艺术
在这方面，我们的最佳从业人员，恐怕是最接近人类极限的右墙了-尤其是长期涉及体力和技巧的活动，这种行业酬劳都相当可观（因而吸引了最优秀的人员）。我怀疑从前的一些最佳演出者，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上，的确已经接近了人类极限的右墙。看看一些音乐家的表现，就能了解。他们使用的乐器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认为斯特恩（Isaac Sterm）的表现，不比帕格尼尼（Paganini）好；赫勒维兹（Vadimir Horowitz）不比李斯特（Liszt）好；比格斯（E.Power Biges）不比巴赫好。某些方面，尤其是失传的技巧和随时变化的感性，令人可能不如古人。今天有人唱得跟法拉内利（Farinelli）一样好吗？还有人吹奏天然号角而能够免于错误吗？
正如本书第三部所讨论的，有些运动纪录出现明显的进步，尤其是新近才获得鼓励或重视的，例如女性的田径项目。但是别的项目缓慢进步或是接近停滞的情况，却都显示已经接近右墙的极限位置。
虽说许多表演活动，成绩已经接近右墙，它所暗示的极限，却不令人烦恼。原因有二，也都是表演者和观众对于这个行业所抱持的观念：
第一，我们对于表演艺术，并不要求超绝。最佳情况的一再重复出现，我们都能容忍接受。任何人都不该期望帕瓦罗蒂每次演唱都胜过前一次；也不能盼望奎恩每季的命中率都有提升。当我们因为史特恩对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做了精彩的诠释而兴奋不已时，不会因为帕格尼尼在一世纪前演奏得同样精彩而烦心。换言之，我们采取绝对标准，而不是相对标准。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士毕竟不多，所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碰触到人类极限——右墙的神圣领域，就值得尊敬。表演者只要到达这个领域，不必每次超越过去的表现，也不一定要胜过别人的杰出成就。
第二，人类按照各种行业的特性，增减期望的调节能力非常突出。当最佳表现离右墙约一个足球场大小时，进步必须以英尺为单位，才能感人。但如果只离开几毫米时，一微米的进步，都能使迷哥迷姊如醉如痴。
这种进步的驱动力、这种内心对一微米进步的渴望，对于表演者的影响，大过观众。这种进步，除了别具意眼的观众能够觉察之外，一般观众茫然不觉。可是表演者为了细微的超越机会，宁可以命相搏。如果这样不算神圣的狂热，那么崇高的理想也就毫无意义了。只要最佳演员仍愿为巅峰成就而努力、视妥协为不可思议，人类就有希望。
最足以说明这点、也是我最喜欢的例子，就是已在接近肉体和生化极限处表演，却仍然不放弃追求卓越的马戏演员。丢到空中耍的球，一次就只能有这么几个；身在空中，在同伴接住以前，一次就只能转这么几圈。可是他们仍然无穷尽地追求改进。
李欧塔德（Julés Leotard）在 1859 年发明了空中飞人的把戏。1897 年以前，在空中翻 3 个筋斗后，再由同伴接住的表演，根本没人能够做到；之前有人尝试，但都死于非命。（狂热鲁莽的演员，都拒绝使用拦网；何况有了拦网，照样可能摔死。）20 世纪 30 年代，伟大的空中飞人科多那（Alfredo Codona），总算完成了三滚翻，作为标准动作。（10 次之中，他大概可以成功 9 次；从高处冲向同伴时，身体以 60 英里的时速飞行。）他如此写出他的追求：
连翻 3 个筋斗的历史，是个死亡史；自有马戏团开始，不少男女演员的惟一志愿，就是能在空中连翻 3 个筋斗。这个奋斗过程，历时一个世纪。开始时，是由几位著名的跳跃者利用弹板表演。为这个动作而死的演员，超过因马戏团其他危险动作而死的总和。
接着向附近的右墙继续推进的历史，真是可歌可泣。1982 年，瓦士开（Mingel Vasquez）以 75 英里的时速，飞向接他的伙伴。他的哥哥璜（Juan）首次在公开表演中，成功地连翻了 4 个筋斗。此后成功做到的空中飞人不多，但是从没有人能够连翻 4 个（我曾目睹 5 个尝试，但都失败；有几次是瓦士开兄弟表演的）。但是追求卓越的努力，不曾中断。1990 年 3 月 30 日的《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长文，专论一个苏俄马戏团从事五连翻但是没有成功的尝试。
走高空钢索而能维持平衡的人数，应该可以依物理定律决定，可是伟大的演员们仍然继续追求不可能的成就（结果不是光荣地达到右墙，就是丧失生命）。瓦连达（Karl Wallenda）是史上最伟大的高空钢索表演家，训练全家学习这项高超技艺，还不停地追求不可能的新成就。一位崇拜者这么描写：
有人认为伟大的瓦连达疯狂，我却认为他真是了不起。他完成了高空钢索的 7 人金字塔表演，可是一夜在芝加哥演出时，带头的人摔下，表演失败，2 人死亡，3 人瘫痪。他本人以 73 岁高龄，于 1978 年 3 月 22 日死于波多黎各。一阵疾风把他从张挂在两家饭店十楼之间的钢索上吹落。
3. 创造艺术
纵然科学还离右墙太远，所以没有优虑极限的必要；纵然伟大的演员接触到了右墙，却没有为了潜在的改善空间受到限制而气馁。然而，创造性艺术却干真万确地面临了痛苦的两难境地。原因在于我们对革新所采取的伦理观：只有新的风格才可能伟大（西方社会从前并不采用这个标准，但目前却是非常流行）。假定有 100 位跑者以不到 4 分钟的时间跑完 1 英里，于是这个距离的赛程就立刻被取消。假定对于创作风格的不断创新给予极高的评价，那么古典音乐（还有其他艺术）也有可能陷入这种模式之内。一位作曲家可能终生大部分时间都浸淫于一种基本的风格，可是后继者也许不肯忠实地追随遗风，或者遵循老师风格的时间并不长。只要真的还有无限的潜在风格等待发现、等待探讨，这些不停追求创新的情况，也许真能为我们带来永久的欢乐。遗憾的是，这个世界并非这样慷慨。何况我们可能已经到达高级听众认为人力所能及的大部分地方了。换句话说，也许我们已经到达了某种风格的右墙。体谅、睿智的听众，还勉强有希望了解并且接受这种风格。
艺术家对于这种超越听众理解能力，以至于无法欣赏的指控，典型的反驳是——把质疑者贬损为无可救药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这种指控只有可怜、干瘪的卫道老学究才说得出口。他们对于贝多芬、梵高的评价也一样。未来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今天的靡靡之音，明天将被视为伟大的改革。”当一位保守的音乐家质疑贝多芬的《拉兹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算不算是音乐时，贝多芬说：这不是为你写的，这是写给后代听的。
不错。但只是有时“不错”而已。这种说法是不是都经得起考验？它的尊贵地位是不是不容批评？右墙的说法应该是个严肃的选择：从人类神经的功能以及理解力的限制而言，可以了解的风格，其范围可能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也许未来的流行程度可以到达右墙，那时我们继续谨守革新的伦理教条，将有效地阻挡一切新来者——不论他们的才智多高，成为未来 1000 年间的莫扎特。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我所谓的“德国病毒问题”。1685 年（巴赫和亨德尔出生的年代）到 1828 年（舒伯特死亡的年代）之间，德语民族这个小小的世界里，产生了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等几位大音乐家。今天和他们相当的音乐家何在？在今天领域这么大、音乐训练随时可得的整个世界中，找得到跟他们不分轩轻的音乐家吗？
我当然不会相信，当时的音乐病毒弥漫于德国。我们也不能否认，今天活跃于世上，与他们才智相当，甚或高过他们的人，数目一定多过他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呢？难道是他们的风格过分晦涩，只有极少数的前卫人士才能体会欣赏？他们都在写作爵士乐、摇滚乐，或是什么种类的音乐？我怀疑是否还有这种人存在；他们都成了右墙以及不可原谅的革新伦理的祭品了。
我无法建议什么解决方法。我只是认为我们不该去挖掘这些人，让他们熟练老旧的方法，然后凭以创作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或是莫扎特的《李尔王》歌剧。我知道这个行动索然无味。可是我相信应该面对这个问题，重新针对新奇和未来事物的可理解性，思考一些震撼性的观念。
我们从“一对三同”的一般模式——差异将视为最后的事实，把平均数和极端贬到柏拉图的抽象领域去（有时有效，但效用通常少于整体），得到什么重要教训？我自认是意志坚强的知识分子，也是从外来的引诱直到历代的衰退之间所有模糊暧昧状况的敌人。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为当代最大的暧昧作诈赌的帮凶——把所谓“政治上的正确性”当作教条，珍视一切“固有文化”，因而扼杀了所有的区分、判断和分析，这是我最厌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