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渐稀
乡音渐稀
浙江慈溪中学 孙文辉
《语文学习》2016年第04期
二十年前某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我拖着一小箱日用衣物，回到了大岐山脚下的母校，预备从事初中语文教学。母校的格局没什么大变，时有昔日的老师掠影其中，恍惚间竟有卡朋特所唱“昨日重现”之感。唯有教室里一张张稚嫩而又陌生的脸，暗暗地提醒着我光阴不容抗拒的挪转。我开始用一种不分平翘舌音、不辨前后鼻音的普通话授课，学生们也用这种类似的普通话与我对话。有时说到幽深微妙处，师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拈取当地的土词俚语来表达，并在会心一笑间明了彼此的意思。至于门卫阿爷那些连珠炮似的骂词，更是非借土语不能传其神解其恨。重新浸溺于在外人听来鸠舌啅噪的乡音里，我渐渐悟得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深层根由。
大概过了一年，上头说所有在编教师要考普通话了，语文教师还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因事关饭碗，老师们无论老少，都练得很用心，有时还向学生请教发音，努力让自己的舌尖时平时翘，并憋出一种本地方言中极少有的后鼻音来。课堂上自不必说，连私下里聊天的用语也在自愿不自愿间转换成了普通话。同事们的耳朵变得越来越敏感，谁的咬字稍稍带点本地口音，就会被奚落一番。在那段几近牙牙学语的日子里，我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口舌齿发生了位移，从中传出来的嗓音也陌生得吓人。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竞对自己的故土身份产生了隐隐的焦虑感：面对某种熟悉的事物情理，我常常陷入不知如何言说的困境。待普通话考级过去，大家才渐次卸去舌尖的盔甲，陆续回归到方言的便衣世界里。于是，一切话语又有了根，日常生活也重新明朗亲切起来。
几年后，我被调到县城一中教高中语文。新的教学环境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或硬或软的乡音。虽然同为慈溪方言，但各乡镇的口音皆有差异，正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课堂外，我说师桥话，学生中有说龙山话、掌起话的，也有说周巷话、庵东话的，尽管每地话语的发音和用词各有所异，但这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深度交流，很多时候反而更能窥见说话方独异的性情和思致。可惜好景不长，等我带出一届高三，重返高一课堂时，学生已由“80后”跨入“90后”了，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会说几句完整的本地话了。课外闲谈，我继续使用师桥方言，有些学生试着用他们父辈的方言与我对话，却不时卡壳，真是活活急煞听话之人，仿佛本地话己蛀蚀成一袭破衫，需用普通话不停地打补丁了。当“00后”的学生开始读高中，无论讲课还是闲聊，我不得已全部改用普通话了，因为此后的许多学生就连听悝当地的方言都有点困难了。
记得有一回教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读到“在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息列索落地下起雨来了”，便有细心的学生问句中的“息列索落”是什么意思。我讶异地瞟了她一眼，说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他所用的“息列索落”不过是吴方言中最常见的拟声词啊！言罢我又用当地方言念了一遍，那学生竞以更加讶异的目光看着我，似乎在听一种奇怪的发音。
遗憾的是，语文课本中更多的方言乡音在不断地转化为一种古怪而又僵硬的知识。早些年我给学生讲“为伊消得人憔悴”或者“问渠那得消如许”，从不解释其中的“伊”或“渠”，因为大家平时就是用这样的方言语词指代他者的；而如今我须将“伊””渠”释作“他“后，学生方能读通诗句的意思，有好事者甚至会据此出一道字词解释题，考考学生。至于古诗词中的押韵和平仄处，丧失了方言之根的学生更难有切身体会了。有学生问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句，末字为何读来不押韵。我用本地方言念了一遍，却押韵了，原来“斜”在方言中读作xia或qia，自然与“家(jia)”押韵。很多人感到神秘莫测的古音，实际上就活在你我的方言乡音里。偶尔提及古汉语语调中的入声，我用释真空“入声短促急收藏”的歌诀来解释，众人皆无反应；我转而举方言中吃(qi)”的发音为例，有本地方言印象的个别学生才略有反应，似乎有一种神秘而久远的声音，穿越重重的时空障碍在课堂上复活了。然而，大部分从普通话里浸泡过来的学生，却只能将此视作一种抽象的概念来识记，极难有贴切的感性体验。原本，再讲“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中“白”读入声为仄音字，跟下句平声字“闻”相对的问题，该水到渠成了；但是对于谙熟方言远不如谙熟英语的学生来说，这些无异于艰深难辨的冷知识。
与学生交流如此，与同事日常对话也渐趋如此。一辈子浸润于方言中的老教师陆续退休了，从小就被普通话规训的新教师不断涌入，兼之外地教师广泛加盟，我周边的言语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操当地方言的教师正逐渐沦为言语交流场中的“少数民族”。很明显，以前我以说本地话为主，间以个别普通话语词；而今被迫以说普通话为主，间以个别本地话语词。在学校的语言交流空间里，我越来越难以意识到自己特定的言语身份和乡籍了，其他人恐怕也莫不如是。大家不由自主地用同一种与各自生命几无瓜葛的工具传递信息，抒发喜怒哀乐，时日一长也就慢慢地模糊了彼此的面目，原先方言世界里鲜活独特的生命状态被高度同质化了，就像现代城市文明催生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快餐和商品房。百无聊赖时，我总思忖着找个人用乡语聊聊天，不为别的，只为乡音里那独有的生活之诗和生命之思。然而，即便如此微渺的愿求，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了。世间孤独千万种，可有谁体验过这种方言的孤独吗？维特根斯坦说得没错：“语言的界限就是一个人世界的界限。”在乡音越来越稀薄的父母之乡，我会不会鼓终沦落为无处皈依的流浪儿呢？
与吾辈同出浙东乡党的“四明狂客”贺知章，千余年前尝慨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如今看来，他不过失去了每个人都必然流逝的音春而已，终究拥有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乡音和乡音世界。倘使贺知章转世投胎于眼下日益标准化的语言生态中，那么他该用谁也听不懂的越州话怅吟“鬓毛已衰乡音改”了吧？或许上帝阻止入类建造通往天堂的巴别塔，是另有深意的，你说对吧？